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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辨证论治”和“辨证施治”说开
胡希恕先生有个很鲜明的观点,中医的诊治方式是辨证施治,而不是传统认为的辨证论治。他很强调这点。我后来体会到,这两种说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决不是只是用词习惯上的出入,也不是文字表面上的意义迥异,而是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主张。我甚至认为,辨证施治四个字应该代表了胡老乃至方证派的学术思想的精髓。体会如下:
显然,两种说法的区别在第三个字上,先说辨证论治,“论”的意思,我认为是指在辨证明确之后,还要思考探讨怎样确立治法方药,这个思考衡量的过程就是“论”。即是先以某种理论辨证,得到病机,审视病机,紧扣病机,思考治法方药,比如对四诊所得进行思量后,辨证为风寒束表,得到病机,然后思考风寒束表应该要用辛温解药,然后再进一步在辛温解表剂中找合适的方剂,这就是在“论治”。 所以“辨证论治”体现的是传统的理、法、方、药的诊治方式。
而辨证施治,这个“施”是实施,施行,付诸行动的意思,它显然跳过了“论”的过程,直接从辨证进入到治疗阶段,为什么不“论”治了呢?我认为,这正是方证派独特之处,因为方证派辨证的主攻方向不是抓病机,重点是辨方证、药证,所以传统方式的选方用药过程,已包括在方证派的辨证中了,所以辨证一明了,方药便呼之而出,何须再“论”呢?比如一恶寒自汗脉浮的患者,在传统理法派看来,是风寒束表的病机,然后再议论治法方药,而方证从脉证已直接得出桂枝汤的结论,在方证派的眼中,脉证(舌脉症状体征体质等表现)与方药已融为一体,脉证和方药直接对应,方证派所辨的脉证就不是病机的脉证,而是方的脉证,药的脉证,在这样的方式下,辨证与方药已紧密无间,不需要中间“论”的环节,所以方证派在用方上尤其精准,也正因如此,方证派的重点及难点就在于如何确立脉证与方药特异性的对应关系。
治学严谨著称的胡老,明确提出辨证施治,而否定辨证论治,决不是凭空而发,只不过好象大家对这点都忽略了,并未深入去想。其实辨证施治,虽是简单的改换一字,却体现了方证派务实而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所谓“一语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但这样说,决非否定“论”治,不但不能否定(当然,不切实际,脱离临床的空谈、玄谈不在此例),还应认识到是必要的,必须的。以我最近的一例败案说明之。
某女,56岁,发热自汗,汗出甚,汗出身冷,背尤甚,口苦,舌色正(既不淡,也不是很明显的红),隐约有朱砂点(有点淡淡的红点),苔腻不厚,脉轻按缓,重按偏滑,浮沉均有力。因为汗出,患者长期处于反复感冒的状态。
(看到这里,各位心里可以自拟方药,看是否与最后结果吻合。)
我几乎很少考虑,就用了桂枝汤,之后用了桂柴胡汤,五苓散,然后用了青蒿鳖甲汤(服后加重),用了三仁汤,青蒿鳖甲与三仁汤合方(孔伯华的经验),血府逐瘀汤,最后还是回到桂枝汤和桂枝柴胡汤上,反复治疗近三个月(患者对我较信任,现在想来仍既羞且愧),没效。后来病人有近一月未来,前两天又来开药,告知在某医处服某药两剂便见显效,十余剂后,汗出十去八九。各位可知所服方药为何?便是当归六黄汤。我反复思考其中原故,我用桂枝汤,桂枝柴胡汤,其方式是从方证对应来的,当然,服之无效,不是方证对应这种方式有问题,而是我辨证水平不高,其实我后来反复总结其中的教训,发现桂枝汤的脉象,可以不浮,可以不缓,但一定要按之少力,因为这是桂枝汤证的机理中一定存在正气不足的一面,而按之无力的脉是最直接的反映,回忆我曾用桂枝汤治自汗的成功案例,确实如此。但本案的脉象自始至终都是有力的,表明正气不虚,且见滑象,表明有气火内郁,舌有朱砂点,表明病机属热,所以治法应在清降气火的方中寻。
当然,这是我事后诸葛,以方测证得来的,从头再来过,我也没本事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无非是通过此案,表达一个观点, “论”治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或缺的,法证派(传统的辨证论治)固不必说,事实上,方证派在骨子里也是经过“论”治的过程,只是在现阶段的方证派的运用中是隐藏在背后的。比如方证派从自汗恶风脉浮直接看到桂枝汤,但之所以用桂枝汤的机理和原因,即使仲景没有明言,难道它就不存在吗?仲景在确立用桂枝汤时难道没有考量过吗?除非仲景是生而知之的真圣人,否则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在千百处方中找到与之的对的桂枝汤。《伤寒论》中“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这样的字句俯拾皆是,不就是“论”治吗?如今的方证派不用“论”治,是因为仲景已经替后人“论”过了,且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然后传下来,所以后人只是在拣仲景的现成便宜,才能省略了“论”治,从脉证直接切入到方药,但却应认识到并不是没有“论”治的过程。
仲景 “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这可是《伤寒杂病论》(包括《金匮》)的序言,可见还有一半是在仲景之外的。我不知胡老除经方外是否还用其他方,是否认为一部《伤寒论》真能赅尽百病,但在他的观点中其实是透露出了这是不可能的。在学习他关于“八纲与六经”关系的论述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八纲是各种辨证法的总纲,八纲可以赅括百病,六经是八纲的进一步细化,从这个角度讲六经辨证等同于八纲辨证,所六经辨证可以赅百病,但很显然,《伤寒论》中的六经病只是具有特异性表现的八纲病,而《伤寒论》所提供的也只是这一部分的辨治,非特异性的六经病,便是《伤寒论》力所未及的真空地带,所以《伤寒论》不能赅尽百病。二是,即使与六经病在八纲性质上完全一样的病证,也不完全隶属于六经病范畴。比如,胡老认为太阳病属表阳证,太阳伤寒进一步可说是表阳实热证,但并非所有表阳实热证都是太阳病,比如皮疹,所以太阳病是具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特异性表现的表阳实热证,但因病位都在表,病性相同,所以皮疹的治疗可以参照太阳病,所以六经不能能赅尽百病,但六经为百病立法,这种说法却是千真万确。所以我的体会是,胡老学说的精华是在辨特异性上,识证上的特异性表现在,除厘清病证基本的八纲性质外,更重要的是掌握其特异性表现,两者要结合,重点在后者。在施治上,便是体现在方证的把握,辨方证也就是在辨相对某方特异性的适应证。
《伤寒论》不能赅尽百病可能会伤有些人的心,其实《伤寒论》本身就有表现出对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病证的无可奈何。如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须知“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大家都知《伤寒论》中“而”字之后是重点强调的关键,所以“恶寒”一症是太阳病必有之症,更不用说尚“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的条文进一步强化恶寒一症对太阳病身份确认的重要性,但竟然有一条文先冠“太阳病”,后说“不恶寒”,岂不是矛盾?于是有人说这是误治,又有人说这是太阳温病,然后温病便自然而然地归入《伤寒论》范畴。其实我认为对这条尚无合理解释。在下斗胆,认为这条矛盾的条文恰好反映了仲景的无奈,因为不恶寒的太阳病是不存在的,所以论理不能归为太阳病,但因其病位在表,和太阳病同一病位,所以不得已只好叫太阳病。按八纲的观点看,此病属表阳证,但又决不是太阳病,在《伤寒论》中找不到治法方药,而在温病学“辛凉解法”中却能。因为《伤寒论》中是没有辛凉解表的治法。顺带说明下,很多人认为辛凉解表始于《伤寒论》的大青龙汤为证,我认为不对,不能因为有辛温解表的麻桂配合寒凉的石膏,就叫辛凉解表,而且方中仅有一味寒凉之性的石膏,是辛寒还是甘寒尚有争议,所以大青龙汤只能叫外散风寒,内清里热,仍是以辛温药解表寒,而真正的辛凉解表是药味一身兼具辛味和寒凉两种性质,比如薄荷、牛蒡子等。这其实是很简单很明显的道理,但大家都不愿说,总是在为温病隶属伤寒曲为辩护,却不敢想想为什么仲景此条没出方药,没列出大家认为的辛凉解表大青龙汤,反而列出了辛温误汗后的坏证。不可否认,温病固然源于伤寒,但却在伤寒之外大有发展,在某些地方已超出伤寒范畴,尤其是在表证期(当然入里之后白虎三黄等用法,伤寒温病其实是相通的),辛凉解表便是明证。所以我认为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诊治方式,确是可以羽翼伤寒。陆九芝会拿《临证指南医案》席姓案说事,但《王孟英医案》中,误用辛温岂不也是触目惊心?所以后人最好以中正平和的态度对待各家学说。有人更会以姜春华先生的“截断扭转”学说质疑卫气营血辨证。但据我的理解和体会,凡在卫分证使用气分药,或气分证使用营血分药,都是因为所治之证已然不是单纯的卫分证或气分证,已经病及下一层了,而这种卫气同病,气营同病的情况比单纯的证候更多,所以卫气同治,气营同治的情况很多,但不能因为这种情况多而否定叶氏之说,因为这实际上仍在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的规范之内。其实所谓“截断扭转”的案例,均属此类。如若不信,各位可在单纯的白虎汤证时用犀地黄汤试试,便知错得厉害。最近读了《温病临证破解》一书,作者观点也是如此,可见早有贤明洞察到“截断扭转”论偷梁换柱般无稽,其实哪种辨治不是为了“截断”传病,“扭转”病情呢,有必要标新立异吗?叶天士关于卫气营血的论治,就象《伤寒论》中太阳病可用汗法,阳明可清可下,而少阳病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换成相类叶氏的话即是,“太阳汗之可也,到阳明才可清下,少阳尚可表里和之,三阴阳虚重证,恐阴盛阳衰,阳气欲竭,直须破阴回阳,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矣。”然而,这只是一种原则和规范,临证中当参照规则而灵活权变,但变化是来自规范的,就象哲学上,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一样,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决不能因为有大青龙汤证,便谓太阳病即可清之,以截断阳明之传路,难怪赵绍琴先生不点名地说“这位老先生没上过临床”(见赵绍琴温讲座)。而赵氏温病的精髓,宣展气机,透热转气的论治,恐更为某先生难望硕背。
在学习胡老的学术过程中,我经历了从不理解,到迷惑,到思考,到接受,确有醍醐灌顶,如梦方醒的蜕变,比如少阴属表观点,我最近才领悟到,距我接触胡老思想已有三年,资质可谓愚钝,但理解之后,却对一系列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如恶寒的概念,如脉象与病位的关系等等,但我并不是全盘不加思考地接受,我在胡老的启发中时常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些与胡老不一致,但我以为对前人学术最尊重的做法不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接受,而是让他触发自己的思路。我常认为传统的中医在思维方式有所偏颇,重思辩轻逻辑,重直观轻实证,而胡老的观点最初触动我的是,辨证用药一定要落在实处,弃绝空谈。比如对病位的认识,胡老的观点是,表里半表半里是固定的病位反应。就这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当头一棒,因为我以前总认为,表里是是个相对的概念,如皮肤为表,则腑为里,腑为表,则脏为里,以相对的观点看,这无可厚非,但这对临床用药没多大批导意义,而病位一旦落在固定的具体的部位上,则选方用药就有了方向。其实传统理法也指出这点,只是并不强调,真正确立这个观点是看过胡老的书,以及《皇汉医学》。但胡老对表的认识尚不细化,因为表之中还可再分,而这个再分并不是空谈,而是具有选方用药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条文中进行逻辑推理,即是从已知的推导出未知的,而这个已知的必定是事实证明过正确的,否则就没有推理的前提。在分析条文时,我赞同李克绍先生的“以论解论”,用仲景自己的话为自己作注,这就是最客观的,因为无论谁作注都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仲景自己的话则无此弊。
以葛根一味的用法为例。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从这几条条文可知,太阳病头项强痛不会用葛根,但项背强几几就要加葛根,如果只是象有些说的那样,项背强几几是头项强痛的加重,那么大可以加重麻桂的量,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程度的加重,而是病位已发生改变,两者病位看起来都在头项,但却在深浅的不同,单纯的太阳病,病位在表之表,即体表的上层,皮肤层,所以寒凝之后,只会有些强痛,而葛根汤证的病位已在肌肉层,皮肤层相对疏松,而肌肉层结构相对致密,寒凝之后是强几几,所以从中可以推测出葛根入背部肌肉,只是推理出这样的结论尚未可足,再看以下几条。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又“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这两条可推出:不论有没有下利,只要是太阳与阳明合病都应用葛根汤,那么很显然,葛根汤里只有葛根是治阳明的,所以结合上面的结论,可得出,葛根入肌肉,葛根治阳明,那么阳明就主肌肉,或者说肌肉层是阳明的外层。然后再接下来看下面几条: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 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因为有“表未解”三字,这一条的解释,大家都认为是太阳病不解,并病阳明。而认为这种解释不对,参见人参桂枝汤一条可得到很多信息,“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其一,表未解大可用太阳病解表药,为什么用葛根,上面已论葛根是阳明药。其二,言“太阳病,外证未除”,言下之意太阳病尚有里证,否则何来外证一说,所以传统脏腑辨证中的经腑之说虽不足信,但三阳病皆有表里二证却是可以合理推导的,象这种“外证”的说法决非此一处。结合这几个问题思考以及以上的结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葛根芩连汤”证的表未解不是太阳之表,而且阳明之表。表证并非独指太阳病,顺解下来,阳明病也有表证,表部可分太阳层和阳明层(少阳表证的部位可以推导)。根据胡老的观点,阳明病的部位既是胃肠消化系,那么胃与肌肉的关系就很密切,葛根芩连汤之下利,就是胃肠火热逼迫水湿下注,这个湿热从何而来?既有表未解,则表示在肌肉层气机郁闭,本该从此处宣散的气津反注入里,这个里就是胃肠了,所以用葛根就是通过升解肌肉层的郁闭而缓解胃肠中下迫的水液,这个道理和葛根汤治利一样,只是葛根汤除了肌肉层郁闭外,还有皮肤表层的郁结,所以要用麻桂,可见病在表,也会因具体部位的不同而用不同的药,至于麻黄和桂枝的药入部位的区别,可以参看唐容川解麻黄汤,我读书不多,好象只看到过只有他一个把麻黄汤分几层来认识(另要说明一下关于归经的问题,很多人学了伤寒论,否定归经理论,但我认为金元时的归经理论固然有其拘泥胶执之处,但其核心思想是研究药物的作用部位,这是最基本最起码的医学常识,西医也讲受体理论,中医也讲用药精准,如果不明其作用部位,何来精准呢?再说后世归经理论尚有很大的临床价值。仲景不说归经,其意思也不言而喻,难道麻黄就不是作用于体表,黄连不是作用于胃肠吗?反对归经者,无非是反对脏腑辨证时的顺带灭之。),很有启发。所以我们可这样来认识葛根的用法,入肌肉,入胃,升举津气。我用葛根基本是按这种思路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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