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辉：新冠肺炎中医之争与经方辨证诊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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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辉：新冠肺炎中医之争与经方辨证诊治建议

来源：中医家

引言：2月3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印发，其中中医诊疗方案做了调整和补充。方案强调各有关医疗机构要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国家卫健委和中医局也强调了要抓住中医的证候特点和演变规律，同时要摸索中医更好的切入点、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我们也惊喜地看到，武汉金银潭医院20位患者经中医药治疗后集体出院！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同时出院人数最多一次。此前，首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组建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抵达武汉后迅速展开工作，与金银潭医院完成对接。在这次治疗当中，中医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医药的身份变了！那么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一次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呢？这次我们邀请到三晋中医明师马文辉老师来谈谈。

咱们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实际上就是与流行性传染病抗争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咱们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许多篇章，如热论、疟论、风论等都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更是一部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专著。在其后的1000多年的医疗实践中，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完善和丰富发展，就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这种理法方药体系。

所以，中医不应该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种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中袖手旁观，而是必须要参与其中，否则历史长河中对于流行性传染病治疗积累的丰富经验，就无用武之地了，就使中医不断地沦落，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中医只能治慢病，治不了急性病、传染病。实际上，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整个流行性传染病都是中医来救治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中医要积极介入。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提倡中西并重，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咱们中医也都介入进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有幸应中医家邀请，我就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新冠肺炎的病性之争

1、寒温之争

我参与过好几次省市中医方案的制订，发现从非典到禽流感，似乎每次都有这样一个情况，在专家们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寒温之争和正邪之争，大家意见不统一。针对当前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也一样存在争议，有的人说的是“伤寒”，有的说是“温病”，有的说是“寒疫”，有的说是“温疫”，也有的说是“寒湿疫”，也有的说是“湿温”。那么这种不同的争论，我认为都是纸上谈兵，究其原因，上述种种争论的焦点，实际上都是病名之争，就是纠结要给这个病起个什么名字。实际上在清代的时候，有位叫钱潢的医家有句名言：“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意思就是说人体感受了外邪，其性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确知的，病邪侵犯人体以后，机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那么通过病人的临床表现，就可以分辨这种疾病的性质，其寒热虚实都必须通过临床表现确知。

病邪无怪乎是风、寒、暑、湿、燥、火，毒等。实际上中医处方用药都不是针对病因治疗，《黄帝内经》把风、寒、暑、湿、燥、火从病因学的概念转变为病机的概念了。所以咱们在大学考试时，经常要考病机19条即风、寒、暑、湿、燥、火，但我们后世医家，特别明代以后又提出“六淫学说”“ 外感六淫”，把风、寒、暑、湿、燥、火看作病因，这是一种倒退，辨证论治针对的是病机治疗，可不是针对病因治疗。如张仲景所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他是根据四诊合参，收集病人的脉证即体征、症状以确定病位、病性治疗，不是针对病因治疗，所以我们经常说的风、寒、暑、湿、燥、火，实际上指病机，而非病因。2000年前《黄帝内经》就已经明确了，我们中医的特点就是异病同治，就是不考虑引起疾病的各种原因，但我们采取的相同的方法治疗症候群，即异病同治，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所以正确地把握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机理，才是中医的灵魂和中医的优势。如果我们丢掉这个去讨论风、寒、暑、湿、燥、火那种说不清的病因，那是一个没必要的争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另外，流行性传染病是个急性病，在人体会有急性反应，其传染的速度快，进展的程度凶险。所以病人的临床表现往往变化多端，不可能一直固定在某种状态。你说这个病是寒疫，那么这种寒疫从头到尾一直是寒，他就不会热化了？如果你说是温疫，那他就从头到尾是温病，不转向虚寒了？因此讨论病名没意义，我们研究《伤寒论》也好，《内经》也好，这些古代医家都不重视病名，主要重视疾病发展的状态。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明确地告诫我们：“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还有 “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说的是伤寒是一种雅称，而老百姓称为时疫，《小品方》里面也说：“伤寒，雅士之辞”，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张子和也说：“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之曰伤寒”，所以这种流行性传染病，古人都称为伤寒，因此我们就不要再争是伤寒、温病、寒疫还是温疫了。再加上我们后世医家，特别是温病学派对传染病以一年中六气来命名，如春温、夏暑、秋燥等，说传染病和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相关，所以称之为时疫、时病，但它这种命名主要是与疾病的临床表现相关。

想一想，难道冬天就没有温病？夏天就没有伤寒？秋天就没有暑湿？这种概念就是针对表现出来的临床证候来命名，病名已经变成一种证候，这是《伤寒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时病论》的作者清朝的雷丰开篇明义就说，这本《时病论》专为时病而写，就是流行性传染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不是讲在春天这个病叫春温，在夏天他的病叫暑湿，并非这个时间得的病，说的是这种证是春温就叫春温，是秋燥就叫秋燥，非时疫之时也，意思是这个病不是时疫之时，是时疫之证。现阶段，病名就直接使用西医的病名更简单明了。

2、正邪之争

中医对这种流行性传染病有个说法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认为只要体质强，正气足，然后流行性传染病来了以后就不得病。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后世医家对《黄帝内经》的误解。

（1）外邪

其实我们中医面对传染病，《黄帝内经》里面就明确说：引起传染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外邪，《黄帝内经》将其称为虚邪贼风，这种虚邪贼风的风不是风、寒、暑、湿、燥、火里的风，所谓“风者，虫也”，风是一种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致病因素即致病微生物，并且提出“风为百病之长”，意思是造成所有疾病的外因。

（2）内邪

第二个原因是就是内邪，《黄帝内经》叫正邪，提出了：“卫为百病之母”，营卫的卫是人体的保卫系统，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内邪是和正气密切相关的一种内生之邪，咱们现在的中医或老百姓以为正气虚，邪气才来侵犯人体。实际上我们的《黄帝内经》古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正气虚弱，最后造成人体的伤害，而是因为正气强，即正气处于一种防御性亢进，机体出现应激性的过度反应，《伤寒论》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卫强营弱，西医称之为免疫过度，咱们现在的这种传染病，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非典也好，拍X光片时可见病人出现的大白肺的影像，就是因为机体免疫过度反应，使自身的免疫细胞杀伤了自体肺细胞形成的一种病理反应。

所以我们必须要正确理解“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个“其气必虚”的“虚”绝对不能理解成正气虚了。《黄帝内经》说“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意思是两种虚，一个叫虚邪，一个叫正邪，两种虚邪相互作用以后才能导致病变，所以说只有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最后形成病症。

所以，这种流行性传染病我们不能光考虑到外在的邪气，还要考虑到正气，正气绝对不是说免疫力强就不得病，免疫力强照样得病。非典的时候，大多数是年轻人、体质强的人得病，而且死亡率非常高，这是免疫过度的反应，也就是当人体免疫处于一种抑制状态的时候，这种病邪对机体造成的伤害反而更轻微。

咱们中医讲病因和病体，是从正邪两个方面，最终的着眼点是双方共同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症候群。这种症候群包括体征和症状，还有舌脉，这才是区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风、寒、暑、湿、燥、火；气滞、血瘀、痰饮等等的证据，从历代医家的临床经验中，寻找恰当的治疗方法，这是经方辨证的意义所在，有一部分经方家讲“方证对应”，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在面对这种传染病的时候，我们经方（包括温病）又重新提到一个高度，因为我们要以史为鉴，经方是有大量的临床经验的，我们不能把这种古人留下的宝贵经验淹没在浩瀚的文献里面，要让它为今天的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所用。

二、从经方辨证谈新冠肺炎

因为还没有机会亲临一线诊治新冠肺炎病例，下面我根据各地弟子接诊的相关患者和在网上收集了解的一些资料，从经方辨证的角度，对新冠肺炎的中医诊治提一些个人观点和建议。

当病邪侵犯人体，邪正交争相互作用以后，我们机体会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体征，中医就称之为证，这是我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依据，中医说辨证论治，这个证也可以叫做证据，就是我们做为处方用药的一个依据、证据。人体在感病后的反应有其规律性，病邪和人体相争后会产生两种反应：阳性反应和阴性反应。

《伤寒论》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因此张仲景就把这种流行性传染病侵犯人体以后的两种表现，一个发于阴，一个发于阳，一个是阴性反应，一个是阳性反应，这样的基本规律总结出来。而且他还观察到流行性传染病是有周期的6-7天，我们经常说这种流行性传染病是一个礼拜。今天我们面对新冠肺炎，也是6-14天，我们现在的隔离观察也是6-14天，就是两周时间。6-7天在《伤寒论》里就是一个传染病的周期，叫一经。如果超过六七天，张仲景就称为过经或者是再经，那么就是说八九天、十来天，那么超过一个六七天了，一经是六七天，那么两经就是13-14天。所以今天《伤寒论》在指导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张仲景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和演化规律是按三阴三阳的规律发生、发展、转归的，是对外感病的高度概括，也是基础理论。阳性反应病情重，病程长，阴性反应反而病情轻，病程短。

1. 初期

从我在网上收集的病例来看，本次新冠肺炎病人的初期临床表现是：低热或不发热，怕冷、恶寒不著，或无恶寒，轻微干咳，疲乏，舌质淡或红，苔白厚腻或黄厚腻，脉滑，有的还有肢体疼痛，头疼，纳差、目赤、咽痛，我们根据临床表现来定病位，而且它的传播途径是接触性的，可通过口鼻和黏膜传播，所以病位在表。而肺主皮毛，属于肺卫的所辖范围，中医辩证为表热证，大部分病人无汗，有人稍出汗，但汗出不畅，脉滑或紧，是表实证。如果乏力，纳差，稍动则喘或气紧，是表虚证，如果头疼、肢体疼痛，舌质淡，苔白，是表寒证。所以整个脉症是寒热错杂，虚实互杂的这样一个表证，是湿热证，湿属阴邪，热属阳邪，湿热是非阴非阳的。因此在治疗上要清热化湿。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用麻杏薏甘汤，或者咱们后世医家的藿香正气散、三仁汤之类，所以国家中医局出台的方案里面都提到了这些方剂。

我是在做的一个经方临床工作，如果从《伤寒论》里面来找方剂，看《伤寒论》第31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是由桂枝汤加葛根和麻黄组成的方剂，葛根辛凉解肌止痛，治表热证；麻黄发汗平喘止咳，治表实证，桂枝汤治疗表虚寒证。因此葛根汤可治疗表部的寒热错杂、虚实互杂的湿热证。三部六病学术把这种非寒非热、非虚非实、矛盾双方共存一个统一体的病症称作部证。所以我们在《伤寒论》中会选葛根汤。现在我们的经方理论家也好，临床家也好，将葛根汤作为藿香正气的类方，而且比藿香正气临床的效果更好，就是一种表湿热证。如果有一部分的患者有胃肠症状，有轻微的腹泻或纳差恶心，《伤寒论》就把这类的病称为太阳阳明合病，用葛根汤主之。 如果出现呕吐，看《伤寒论》第33条：“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汤主之。”无论从文献还是从临床，看全国用葛根汤治疗一些在家隔离的疑似患者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作为预防性治疗，没有偏性，比较平和。所以针对在表证里面没有明显的寒热虚实、处于矛盾双方共同统一体的中间状态，用葛根汤很安全，没有副作用。

2. 中期

肺是介于表和枢之间，肺的一半在表，另一半在枢，属于半在表的一个过渡器官。因此病邪会通过肺的途径往里传，病人很容易形成半表半里证的状态。

如果病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将进一步加重恶化，病人就会出现高热恶寒，或寒热往来、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咳少量白痰或黄痰，烦燥，口干口渴，纳差，小便黄，舌苔黄厚腻，脉滑数，此时病邪入里化热，在半表半里，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表证了。那么这时候它就形成《伤寒论》中的大柴胡汤证。看从武汉、北京传过来的中医治疗方案中使用的是达原饮或甘露消毒饮，温病学派一般使用达原饮治疗在上焦膜原的湿热，即明代的吴又可在《温疫论》所说的邪伏膜原证，当时指的就是现在这种流行性传染病：“疫者感天地之疠气，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所以它治疗的就是半表半里的邪伏膜原证，方用达原饮。症状同样是怕冷、高热，发有定时，大便日2-4次，胸闷、呕恶、头疼、烦躁、脉弦数、舌边红、舌苔厚腻或苔白积粉。 

达原饮的组成：槟榔、厚朴、草果等化湿，知母、芍药、黄芩，清热止呕。看《伤寒论》第103条：“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表证不愈十余天，反复的误治、失治以后，就出现了大柴胡汤证。《伤寒论》第136条：“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大柴胡汤证在《伤寒论》里面就叫少阳阳明合病，病在半表半里，属膜原之所。所以大柴胡汤证与达原饮异曲同工，因为病人郁热闭肺的症状没有消除，所以我推荐大柴胡汤合麻杏石甘汤治疗。

3. 晚期

这种疾病进一步恶化以后，就出现了机体的衰竭性的重症、危症，我就不说了。后续咱们好多方案里面都有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温病有“三宝”——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这些曾经在流行性传染病的大爆发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却被束之高阁，实为可惜！而且这些急危重症咱们一般的医生也见不到，那么如果误治、失治，这种病邪按照三阴三阳的顺序传到三阴，形成太阴、少阴、厥阴的时候，那么《伤寒论》就用回阳救逆、通脉救逆的方子如四逆汤、真武汤等，如果出现寒热错杂证也可以选用麻黄升麻汤、乌梅丸治疗，当然后世医家的一些方子也可以使用。

另外，我发现有些临床医生提出使用大青龙汤、麻黄汤。但从目前临床来看，使用机会很少。因为大青龙汤里面麻黄要用到六两，这个病人是这种表部寒闭，麻黄汤证和大青龙汤证都是一开始起病就高热甚至39-41℃，但是可以看到病人病情初期发热都不高，不需要发汗。

三、新冠肺炎的三因论治

三因治病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能只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所有的病都能治了，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疾病是在快速地传变，由表入里，由寒化热，由热转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必须根据病人的情况，三因论治。因此我反对他们一方治百病，这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做一个中医人，要守住中医的灵魂，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体质来进行一个辨证论治。

武汉本身气候炎热潮湿，湿热是新冠肺炎发生的基本条件，适逢冬季三九就还要考虑寒湿因素。现在疾病传播已经不仅仅是在武汉了，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基本上可能是全国一片红了，每个省、市、自治区现在都有了。所以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感染者由于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就不能再按原先老思路去进行治疗，否则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东北是干燥之地，那就是寒燥了就不是寒湿了，如果你要是到了西北，西北燥而热，就变成热燥了，入冬后他喜欢吃羊肉，喜欢吃辣椒的地方，就化热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局限于武汉的经验。而且在武汉传播的第一波的病人里面，大部分是有基础病的肥胖的中老年，那么这种肥胖的病人本身痰湿就重，中老年的抵抗力就比较弱，因此出现这种湿热、寒湿的症状。

病情现在也发现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正在趋于年轻化，年轻的病人越来越多，年轻病人的抵抗力比较强，我们就说阳气旺，这时候这种病邪侵犯到人体以后，它的反应更强。那么它就不会出现这种表部的寒、热、虚、实分不清的情况，而是出现表热证、表实证，总之就是表阳证，即温病学派说的卫分证，由于热伤津液，用银翘散、桑菊饮这种清热解毒以外还需要加滋阴的药，如果要按《伤寒论》来治疗，就是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以治疗表热实证，竹叶石膏汤清热滋阴。如果出现头疼，就要合用葛根麻黄汤（三部六病的葛根加麻杏石甘汤）。如果这类病人到了中期、中后期，最终邪热入里，就会形成黄芩汤证、葛根黄芩黄连汤证，如果再往里发展进一步的就会形成阳明燥结，热入营血分，白虎汤证、犀角地黄汤证，热入营血、逆传心包，包括安宫牛黄丸。

还有儿童，原先说小儿不传播，现在儿科也发现了感染者，小儿中有一大部分人群表现为脾胃虚寒，小孩体质就弱，平时就容易感冒的这种表虚寒证，这样的孩子感受到新型冠状病毒以后，他的反应不强，表现出来还是这种外感的表虚寒证，出现桂枝汤证：头疼、发热、汗出、恶风、干呕，是太阳中风的表现，此时不能使用清热药，应用辛温药，桂枝汤以辛温解表，调和营卫这类的汤剂，如果误治，进一步的恶化，就会传到半表半里、里部，就会出现桂枝人参汤证，四逆汤证，理中汤证。

我有一个从武汉传过来的一个例子，有个弟子网诊一个疑似病人，当时病人出现的是呼吸系统的症状，因为他对伤寒论学的不是太好，当时他就是照搬调肺汤治疗，不料三天后症状都缓解，现在病情平稳。还有弟子给儿童或疑似病例用清喉汤，也很快三天缓解症状。还有一部分是新疆、西安的弟子们使用葛根汤来治疗病人，他们还有一部分干脆就把咱们的葛根汤一熬熬出几十、几百副来，作为预防用药，这个也可以，因为提前调理病人的体质，最起码不易感染，就是感染了症状也轻一点，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还能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病人服药后，觉得有了这种保护，不恐慌害怕。但这只是相对预防，主要的预防还是不吃野味、戴口罩等避免接触感染人群。现在临床上流感特别多，很多疑似病人可能就是感冒，用《伤寒论》里面的葛根汤、麻杏石甘汤痊愈了，那么心里面就安稳了，作为疑似病人不管是不是新冠肺炎中医对症治疗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以后一家子都喝，所以现在他们都做得非常不错。

作为一个经方临床工作者、一个中医临床工作者，在国家面临这种重大疫情的情况下，应该义不容辞的站出来，让中医真正的进入到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里面。而且中医越早介入，病人就越早受益。希望通过咱们中医家的平台，让大家把这种很成熟的东西共享，将我们祖国医学里面的治疗流行性传染病宝贵的经验，在今天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同道们来指正，谢谢！

作 者 简 介

马文辉，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三部六病”医学流派学科带头人。

现任北京三部六病中医研究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特聘专家，世界中医药联合委员会古代经典名方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三部六病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医生分会副会长，山西省专家学者协会中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西省老年医学会社区卫生分会会长、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曾获第二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首届名医”、山西省优秀青年科学技术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之星”等荣誉。

担任山西省卫生厅高级职称评审专家中医组成员。承担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2项，山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项，山西省卫生厅科技攻关项目2项。主编学术著作11部，参编著作3部，发表论文40余篇，研制开发了六类制剂品。

无量山人

这个三因论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梦回杏林

　　马文辉老师紧扣实际来分析，非泛泛而谈，讲得真好，学习了！

　　马师的几个观点很精辟，非常赞同：

　　一、这次新冠肺疫最大的危害在于：“新感引动伏邪”，是“现代生活方式病”的“爆炸引信”

　　而且在武汉传播的第一波的病人里面，大部分是有基础病的肥胖的中老年，那么这种肥胖的病人本身痰湿就重，中老年的抵抗力就比较弱，因此出现这种湿热、寒湿的症状。

　　二、“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原则”是中医辨治疾病的“灵魂”

　　新冠肺炎的三因论治
　　三因治病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能只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所有的病都能治了，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疾病是在快速地传变，由表入里，由寒化热，由热转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必须根据病人的情况，三因论治。因此我反对他们一方治百病，这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做一个中医人，要守住中医的灵魂，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体质来进行一个辨证论治。

　　三、毒有阴毒阳毒、病有阴证阳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绝对不是说免疫力强就不得病，过度的免疫反应也会导致重病和死亡

　　中医对这种流行性传染病有个说法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认为只要体质强，正气足，然后流行性传染病来了以后就不得病。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后世医家对《黄帝内经》的误解。
　　实际上我们的《黄帝内经》古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正气虚弱，最后造成人体的伤害，而是因为正气强，即正气处于一种防御性亢进，机体出现应激性的过度反应，《伤寒论》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卫强营弱，西医称之为免疫过度，咱们现在的这种传染病，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非典也好，拍X光片时可见病人出现的大白肺的影像，就是因为机体免疫过度反应，使自身的免疫细胞杀伤了自体肺细胞形成的一种病理反应。
　　所以，这种流行性传染病我们不能光考虑到外在的邪气，还要考虑到正气，正气绝对不是说免疫力强就不得病，免疫力强照样得病。非典的时候，大多数是年轻人、体质强的人得病，而且死亡率非常高，这是免疫过度的反应，也就是当人体免疫处于一种抑制状态的时候，这种病邪对机体造成的伤害反而更轻微。

　　这次新冠肺炎是“寒湿阴毒”，毒力比非典弱，前期病程进展慢，发热低甚至不发热，所以正气强者能够抑制和清除病毒、而正气虚者病毒载量会逐渐增加最后暴发导致危重死亡。
　　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正好相反，主要死亡年龄段为25至34岁的年轻人，有的人早上出门还是好好的，中午发病，晚上就离世了，可见阳强者遇到阳毒，免疫系统应激反应过于猛烈，产生了细胞因子风暴，把自己“堵死”了，尸体解剖发现死者肺部充满了积液，形容说：淹死的人的肺也不过如此。
　　当时中医辨为“风温”，布告民众使用[银翘散]。

　　凡病“阴阳和者”才能自愈，过与不及都会造成更大的损伤，从而使预后变差。
　　中医治病当“补不足而损有余”才能“调和阴阳”。
　　当疫毒为阳性，激发的免疫反应过于强烈，患者表现为阳热证时，非但不能益气扶阳，还要用“清热泻火凉血”的药来“打压过亢的阳气”，抑制过强的免疫反应，同时用“透邪解毒、补津排浊”的药来帮助人体清除免疫过程中产生的炎性复合物（湿热痰浊）。

　　武汉138例新冠肺炎临床报告：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6岁，需进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的患者明显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在66岁左右，他们往往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主要攻击的是健康有活力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儿童和老人几乎像有了免疫一般。死亡年龄高峰段为25-34岁，美国人当时的平均寿命因此被拉低了12岁：

liangxiong

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去现场治一番就知道。必须从所谓轻证到危重都治一遍，就知道理论体系的正误了。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比西医的无效好很多，这是第一要肯定的。但片面的理论就会有片面的疗效，而得不到全面的疗效。所以我一直主张不要搞指导方，不要搞专家主义，专家也没什么经验。各显神通，用疗效说话

xuxiang0521

透彻

黄和中西医结合

楼上诸同仁高见。
寒温之概，不可不知；寒温之争，大可不必。概言之，概知之即可。理由：
1、西医谓之病原体，并不研究确定其寒热属性。
2、中医谓其“疫戾之气”，而未入人体以致病证之前，不能确定其寒热属性。
3、其“疫戾之气”既入人体而致病，所体现之证候，则与病人体质、病程早晚、病情急缓、病位深浅、所受“疫戾气”之多少、伤何脏腑等以及天时地域等相关。所以，属寒属热，大体可知，避其“摸象”，此亦足矣。
4、寒本为寒，热本为热；而寒中有热，热中有寒；寒热有轻重之偏，亦有先后之异。障目之叶，拨之而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