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功用之辨证观

黎小裕

                                              作者：朱步先，此文发表于中医杂志

关于中药五味的功用，明代医家李时珍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理固是，但“一定”之辞，往往束缚人的思想，以为五味功用尽在于斯。其实天下之理未有一成而不变者，五味的应用历代均有发展。笔者采前贤和今人之说，略参己见，试论可变、可易之理，以冀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云尔。
1、“气味离合”与相反相成
言药之味不能舍弃其“气”，气与味亦具阴阳离合之义。“气为阳，味为阴”，是相互对待。但万物赖气以生，赖味以成，气味相合，乃成其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离。假使谈五味之功用遗其“气”，就不能窥见其“用”之全貌。
《素问•藏气法时论》将五味之功用约之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但衡之于“气”，则其用又有相对待的另一面。《白虎通》：“水味咸，是其性也，北方藏万物，咸所以坚之也；木味酸，东方万物之生，酸所以达之也；火味苦，南方长养万物，苦所以长养之也；金味辛，西方杀伤万物，辛所以杀伤之也；土味甘，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咸味乃水之所化，禀寒冱之气而能坚；酸味则具升发之性，可作条达之用；苦味乃火之所化，并非一味泄降，毫无生机，还有生长、发育之功；辛味则禀刚劲之气，亦犹万物之凋敝，具收敛之义；唯独甘味不偏不倚，无所不和。从若干自然界的现象，进行归纳。升华，进而推究五味的功用，其义与《内经》似属相悖，其实并无二致，以“软”与“坚”、“收”与“达”、“散”与“敛”对待而统一，世间万物尽可相反相成，实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气与味功用相反犹如阴阳相离，味中寓“气”恰似阴阳合一。故辛味性散，其用可敛；酸味的收，恰恰是“通”之机；苦味能坚，且可作“发泄”之用；咸味能软，亦可取其“坚”；甘味能和，和则诸气自平，虚者固可用以补，实者亦可赖以宣通。明乎此，则五味之用操之在我，临证方可应无穷之变。
2、关于辛味能敛
辛味能散，毋庸细说；辛能收敛，义见于前。举例证之，味辛如防风，不仅仅可用用发散风寒，还可用于敛汗、止血。《本草纲目》载一治“自汗不止”之验方，系用防风不味为丸，“每服二钱，浮麦煎服”。《张氏医通》之“防风丸”，迳取防风一味为末，醋和为丸，治妇人“崩漏下血，色清淡者”。升阳固下，其血自止，颇具深意。
川芎味辛性温，本草视为“血中之气药”，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活血祛瘀，祛风止痛。基其辛散香窜，旺盛血行，故妇人崩漏或经行量多当慎用，若用其收涩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千金方》用一味川芎，“治崩中昼夜十数行，众医所不能瘥者”。所谓“众医所不能瘥”，无非常法用之不应，补之固之无功。盖崩中漏下日久，宿血残留，瘀阻胞宫，新血不得归经，故见血止血，徒劳无益。于是法外求法，独取川芎一味先夺其实，可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欲求收敛，故先扩张，促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其义甚精，其理甚微。
辛味能燥,且又能润。辛润之义，《内经》释之为“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但若从辛味能敛来看，似多一层领悟。气味辛烈如苍术，其性甚燥，世人皆知其能燥温强脾，宜化湿浊，但宋代医家杨士瀛说它能“敛脾精”。脾精不致外泄，转而能润。朱丹溪深明苍术语能散能敛之特性，说它能“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敛涩”。宋代另一位医家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许氏本人夙患饮癖，“十数日必呕数升酸苦水，……遍访名医及海一方服之，少有验”，后用苍术为丸（苍术、生黑芝麻、大枣），三月而疾除。据其亲身体验，初服此丸觉微燥，以栀子沸汤点服解之，“久之不燥矣”。因饮去而燥，因脾精得敛而不燥，这一由燥转润的变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领悟苍术之性能。
3、关于酸味能通
味酸者能收能涩是其性,但其用可“通”。所谓“酸泄”、“条达”均寓“通”意，譬如说乌梅其味至酸，清代医家叶天士以其“得少阳生气，非酸敛之收药”，用它来“泄肝阳”，其与川楝子、黄连同用，具“酸苦泄热”之意，用于肝逆犯胃之症，为叶氏所常用。乌梅对胆囊的收缩作用，正是促进胆汁分泌所必须，故可用于胆石症的治疗，有利胆化石、排石之功。同理，生脉散用味酸之五味子，其意就不仅仅“敛肺止汗而生津，并收耗散之气”。亦因收敛而致宣通，对增强心力，改善心脏血液循环有所助益。
痢疾、腹泄用酸味药，其意并非“涩肠”一端。譬如酸石榴味酸且涩，为治痢之良药，孙思邈《千金方》用一味酸石榴，“治冷热不调或水或脓或五色血痢”。其弟子孟诜传其法，治“赤白痢腹痛”，用酸石榴“连子捣汁，顿用一枚”。痢兼腹痛，多系积滞蕴结肠间，若酸石榴仅具收敛涩肠之功，邪将安去？可知其亦可化食消积，惟涩中寓通，故止痢而无留邪之弊。又如橄榄一味，味酸且涩，有涩肠止泄之功。王孟英说它并能“开胃生津，化痰涤浊，除烦止渴，凉胆息惊”。王氏所制 “青龙白虎汤”，系由其与生莱菔二味组成，涌清泄肝热，化痰肃肺，消食解毒，诚预防咽喉肿痛之妙方。
益肾药如山茱萸，其味酸，《别录》说它能“强阴益精”并能“通九窍”。何以涩剂能通九窍？明代医家缪仲淳以“精益则五脏自安，九窍自利”作解，其理固通，终难豁然。近代医家张锡纯说：“山茱萸得木气最厚，酸收之中大具开通之力，以木性喜条达故也。”酸味得升发之气而成，其用可“通”，张氏此解甚确，他曾制 “曲直汤”一方，重用山茱萸(30g)，配合知母、乳香、投药、当归、丹参，治“肝虚腿疼，左部脉弱者”。因为肝虚则条达无力，益肝体方可助肝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没有收敛，哪来疏通？
    木具曲直之性，柔养肝木顺其“曲”，条达肝气利其“直”，倘一物具此二用，尝可舒缓筋脉之挛急，以肝主筋之故。木瓜味酸气香，寇宗  说它能“益筋与血”。《别录》称其主“湿痹邪气”，陶弘景说它“最疗转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立“木瓜煎”一方，以其配合乳香、没药，“治筋急项强不可转侧”。至于其治霍乱转筋，堪称不二良药。王孟英概括木瓜之功用为“调气，和胃，养肝，消胀，舒筋，息风，去湿”。于此可以默悟其能柔能达之性。清代温病学家，用其治疗肝脾、肝胃失调之验案甚多，在配伍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研索．
4、关于苦味能发
    苦味不仅能坚，且能燥、能泄。泄之义甚广，泄之用甚宏，《内经》有“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之明训，“十剂”有“泄可去闭”之治则，刘完素有“泄者下也”之说，后世有“苦泄”“开泄”等治法，今人则有“降泄、通泄、清泄”之分。今仅就苦味能发以申其义。
苦味乃火之所化，前人曾谓“炎上作苦”，可见苦味寓有“发”的功用。寒能胜热，苦则主发，苦与寒义不可混．发散退热药味苦者居多，柴胡味苦性平，杨士瀛云：“柴胡之退热，乃苦以发之，散火之标也”。因“发”而致“散”，故柴胡有退热作用。柴胡不兼辛，所以发散之力弱，若苦与辛合，则发散之功胜，此义清代医家周岩知之，他在《本草思辨录》中云：“辛若兼苦，发汗斯 峻”。如麻黄、羌活皆味辛且苦，为发表出汗峻药。一般说来，苦辛温可以发散风寒，苦辛寒则可发散风热。
祛风湿药革薜、秦艽均味苦性平，周岩云：“革藓味苦则发，气平则降，力能外拓而性复下趋，故驱风寒湿而解之于至卑”。以其既能逐邪外达，又能导湿浊下行，故祛风湿之功著。《本经》称秦艽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从周氏之言演绎，秦艽亦有“外拓”、逐风湿之邪外达之功。
由于脏腑之性各异，五味人口，益于此往往损于彼，更有益之反而损之，损之反而益之者。黄连、龙胆草可谓大苦大寒，一味沉降，能祛火之有余，但《别录》说黄连能“益胆”，说龙胆草能“益肝胆气”，言其有补益的一面。推其所以然，正如王冰所云：“增其味而益其气”。凡湿热毒火蕴结肝胆，用龙胆草之属损邪之有余，益胆之不足，往往邪去正复，浊降而清升。味苦性寒而能升，看似荒谬，其实升降相因，循环往复，降已复升，亦自然之理。近代名医张锡纯说龙胆草能“益胆汁，降肝胆之热””’。又说“凡胃热气逆，胃汁短少，不能食者，服之可以开胃进食”。习俗以为苦寒伤胃，但苟有斯症，苦寒又可健胃，以热去则津回，益胆可助化物之故。
5、关于咸味能坚
咸味既可软坚，复能坚软。“软”示其能润，“坚”示其可燥，是以能润能燥。譬如说盐，清代医家王秉衡称其为“体润而用燥之物”。并谓“燥物遇咸则润，…… 湿物遇咸则燥，故盐能干液而坚软也”。咸味的这些性能，使其应用极富变化。试看牡蛎一味，既可软坚散结，用于治疗瘰疬、瘿瘤、痞块诸症，又能收敛固涩，用于治疗遗精、带下、盗汗、久泻诸症。可谓能通能塞、能散能收。清代医家曹仁伯云：“牡蛎其性最妙，收湿不伤阴，敛阴不碍湿”。临证用药，敛阴与收湿往往互相掣肘，然而牡蛎一物，却调和了这一矛盾。所以然之故，与其味咸、性微寒不无关系。
肉苁蓉味甘咸、性温，《别录》称其味“酸、咸”。《本经》称其主“妇人症瘕”，似可软坚；《别录》称其可“止痢”，似又可坚肠。此物功擅益精血、温肾阳，并有润肠通便之功，常用于肠液不足、老人虚秘。用于止痢，似不可解。明代医家缪仲淳因而质疑：“若曰治痢，岂滑以导滞之意乎？此亦必不能之说也”。然而物性往往呈现多样性，苁蓉止痢正在法中。《临证指南医案•痢》邵新甫按：痢疾有“因脾肾之阳素虚，阴邪从中而下者，先伤太阴，继伤少阴，关闸大开，痛泄无度，……与邪多积热之候相比，绝然不同。……吾乡姚颐真先生，化出捷径良法，以大剂苁蓉，配人参、归、姜、附、桂制白芍之类治之，靡不应手而愈。想苁蓉之性，温能达下，咸可利胃，质之柔润，以补阳中之阴，较地黄、阿胶尤胜，与之肠膏竭尽，络脉结涩而痛者，堪称神品”。其实，肉苁蓉能润能燥，味咸可以坚肠，味甘可缓下痢之急迫，故具止痢之妙用。大抵适用于痢久及肾、邪少虚多之候。叶天士也许受到姚氏的启发，治痢亦有用肉苁蓉者，如李某，“白痢五六年”，“周身痛痹”，用肉苁蓉配合冬白术、熟附子治之。亦有用肉苁蓉配合补脾益肾之品治“久痢”者，不再列举。叶氏成为一代名家，与他善集诸家之长不无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6、关于甘昧能“和”
甘味居中能“和”，可以甘草为例证。元代医家王好古说它：“有升降浮沉，可上可下，可外可内，有和有缓，有补有泄，居中之道尽矣。”可谓“无处不到，无邪不祛”(邹润安语)。应用广泛，无出其右。能调脏腑之偏颇，适药性之寒温，得攻补之宜，收持平之效。
甘草能补能和，人所共知。何以理解其能泄能下？以中焦痞满为例，一般中满忌用甘，以其有壅气满中之弊，但王好古云：“凡不满而用炙甘草为之补，若中满而用生甘草为之泻，能引诸药直至满所。……经云，以甘补之，以甘泻之，以甘缓之，是矣。”兼此补泻二义，方得“中和”之道。颇堪注意的是，除满之甘草系生用。近人张锡纯谓甘草“方书谓胀满证忌之，若轧末生服，转能通利二便，消胀除满”。此可证王好古所言之不谬。《全幼心鉴》治小儿“初生便闭”I，用甘草、枳壳二味煎服，殆取甘草引领枳壳，共奏泻热通便之效。近贤章次公称甘草可作“缓下药”，并云：“时贤高思潜谓调胃承气汤之甘草，非硝黄之监制药，正所以协助硝黄下利者”。高氏见解独特，颇具新意。
白术味甘且苦，为补脾之要药。《别录》称其味“甘”，并可“除心下急满”，是其用亦可“通”。为何补益药能除满消胀？清代医家汪  庵认为乃“塞因塞用” 法，谓：“俗医泥于作饱，而不敢用参、术，不知少用反滋壅，多服则宣通，补之正所以导之也”。“多服”则气返，由“滋壅”转而“宣通”，颇具“物极必反” 之意。其实汪氏此解发自王冰。以大剂生白术能通大便为例，此法源于当代已故名医魏龙骧。便秘一般选用润肠通便药，魏氏独辟蹊径，“余治便秘，概以生白术为主力，少则一二两，重则四五两，便干结加生地以滋之，时或少佐升麻，乃升清降浊之意……阴结便约，又当增加肉桂、附子、厚朴、干姜等温化之味，不必通便而便自爽”。笔者遵而用之，历验有效。一般用至60～90g，其效始彰。
《内经》有“味厚则泄”之说，甘味虽不足以言“厚”， 但“甘犹五味”，能泄、能下，亦题中应有之义。若大剂浓煎，说它味厚亦无不可，是以转而有“宣通”之力。但甘味毕竟以“和”为主，甘草也罢，白术也罢，即使作通便之用，依然不失和之、缓之之意。味甘如饴之熟地黄，当代已故名医陈继明，用于肝硬化腹水晚期，真阴涸竭，舌色光赤无苔，二便艰涩不通之危候，其用量竟达120g之多，配合枸杞子、山茱萸、肉苁蓉、何首乌、山药、龟甲等，竟可通利二便，消退腹水。盖斯时标实未去，本虚益甚，取大剂厚味滋填，补亦在斯，通亦在斯，“多服”能够“宜通”之义在此。然而用量之多寡毕竟要适度，无太过，无不及，同样具“中和”之义。
7、结语
    综上所述，药物的气与味似离实合，五味的功用相互对待，于是就有以散为敛、以收为通、以补为泻的种种用法。此固物性使然，亦体现了古今医家精湛的智慧。须知世间万事万物皆变通不居，即如证候之寒热、虚实、燥湿乃对待言之，且相互转化。善用药者，须明损益、升降、开阖、通塞互相倚伏之理，谨察机先，知常达变，则成竹在胸，胜券在握。探索中药的性能，固可用分析的手段研究有效成分，亦当归于浑沌看其全体，把二者结合起来，方能逐渐解开药性的奥秘。

黎小裕

《五味功用之辩证观》刊于《中医杂志》2003年12期，乃当代中医泰斗朱良春先生高徒朱步先所作。步先君承朱老之学，心思机巧、论药灵活、不囿常理，深的朱老用药秘验心法。《五》文虽言五味之功，实则重在辩证，此即所谓不拘常法，知常达变也，读后启人深思。我也总结了几则先贤之五味辩证用法，并结合自己的感悟撰此小文，虽有狗尾续貂之嫌，却是真实感悟，请步先君及各位前辈斧正。

《五》文中引《千金方》用川芎治崩。考其证为久崩夹瘀之候，是“旧血不去则新血难安”之意，近人亦有用此意治崩者，内蒙古医学院李凤祥教授治崩久不愈者，重用益母草四两（《重用益母草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见《中医杂志》2003年11期），可谓深得辛味能敛之意。   
苍术辛烈性燥，阴虚之侯皆云慎用，独宋代杨士瀛说其“敛脾精，脾精一收转而可润”。近贤施今墨先生最明此意，其治消渴专用苍术，屡有效验，后人多有习用。
叶天士说乌梅可泻肝阳，意虽奇而非专论。自号“知梅学究”的清代名医刘鸿恩说“乌梅性温，温能通行”。明确指出乌梅非单纯收涩之品。当代朱老良春深明其奥，以乌梅易白芍，用加减镇肝熄风汤治中风其效更彰。
它如乌梅治痢、木瓜宣通皆为一理，朱良春先生对此论之甚详。
至于白术治便秘之法，《脾胃论》有“白术可利腰脊脐间死血”之说，可证其有通利之功，我历年来习用魏龙骥之法，屡收价效，可见前辈之验诚不我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药物性味两面性的运用，离不开配伍和剂量的调整。辛可散可敛、酸可涩可通、苦可燥可发、咸能软能坚、甘可缓可和，医者临证之际欲取其看似对立的两种功效中的一种，必通过精当的配伍或剂量的调整才能达到。举木瓜为例，陈无铎制茱萸丸治脚气，药用吴茱萸配木瓜，即取吴茱萸之辛味以行之，取其通也；王孟英治时疫霍乱，立蚕矢汤，用其柔肝之功，取其涩也；朱良春治湿痹，用木瓜伍附子、苍术以通，治痹症日久肝阴受损则以木瓜伍白芍、地黄等柔肝，可谓配伍得法、各得其效。  再如苍术，施今墨先生以之治消渴必伍玄参，以制其短而展其长。 又如乌贼骨，味涩性温，今人多用其收涩之功，但我国第一张妇科专方“四乌贼骨一芦茹汤”，是治血枯经闭的方子，取其通泻之功，可见乌贼骨也是一味能通能涩的良药，或通或涩，全凭配伍。类似的还有陈皮，《脾胃论》说其“不去白以导气，又能益元气，得诸甘药则可。若独用泻脾胃”。 仙鹤草辛苦，辛则能行，苦则能止。      而白术或补或通的作用是随着剂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所谓量变质亦变，若用小剂量白术去通便必然无功。黄芪亦然，小剂量升压、大剂降压的作用已被药理证实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柴胡小量可升、大量则降。茜草小量止血、大量活血。凡此种种，临证均宜留意。
以上所论，看似奇巧，实则“屡用达药”之意也。众贤皆为临床大家，临证经验丰富，深谙药性，知常达变，辩而用之，故有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之妙。

其实临证之际，不只药物五味具有双重性，需要灵活运用，治疗大法亦然。如胃下垂用下行药枳壳，便秘用上行药升麻，乃“寓升于降，寓降于升”之意；人参莱菔子同用乃“攻补兼施”之意；热痹用热药乃“火郁发之”之意；腹水用桂枝乃“离照当空、阴霾自消”之意；久治不愈的镜面舌在大队滋阴药中少佐肉桂乃“阳中求阴”之意。这几种治法皆违背常理、反其道而行之，但验之临床均可明显提高疗效，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我辈后学师其法必宜深究其理，否则只知依样画葫芦，有失辨证论治之精髓，到头来仍不过一匠人罢了。

                          杏李园主人。2005.11.30.初稿。转自：http://www.tgzyw.net/read.php?tid=12340

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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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相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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