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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甘草之“炙”及其他
1、 甘草之“炙”
在西汉初入土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甘草出现5次；两汉之交的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中甘草出现3次，都没有提到甘草要“炙”。 《五十二病方》中一些药材是提到“炙”法的，如“炙蚕卵，令篓篓黄，冶之，……”、“炙（木虖？）”（松节？）、“灸（炙）梓叶，温之”、“炙牛肉，以久（炙）脂涂其上”、“产痂∶先善以水洒，而炙蛇膏令消，敷。”、“毒乌（喙）者：炙□□（药材缺文），饮小童弱（溺）（用小童尿送服），若产齐赤（此物不明），而以水饮……”。这最后一个解乌头中毒的“炙□□”，有可能是甘草，可惜药材缺文，只是可能。如果缺文真是甘草，《证类本草 甘草》引《孙真人食忌》有一方与之相似，但功效却是“主一切伤寒”。按古典所论，食物中毒，服用甘草汁、溺都能解毒（参见《肘后》[卷七 治卒中诸药毒救解方第六十八]）。
在这两部出土文献中，没有见“枳实”，有“厚朴”，但也未提到“厚朴”要炙。
传世的宋代版本《伤寒论》（不含《金匮要略方论》）方剂中，注明“炙”的药材有三：甘草、厚朴、枳实。最多的是甘草，甘草多注明是“炙”的，并有“炙甘草汤”。《金匮要略方论》的防己黄芪汤方中甘草是“炒”的（怀疑后世所改）；宋本《金匮玉函经》的“附遗”中有“小儿羸瘦∶甘草三两,炙焦为末,蜜丸绿豆大。每温水下五丸,日二服。（此名甘草丸）”由于历代的传抄修改校正，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汉代经方当然不会是本来的面目了，汉代经方中的甘草或许有用“炙”者，但我还是有些怀疑汉代经方是否真如今天看到的那么普遍使用了“炙”的甘草。比如我比对了宋本《伤寒论》和宋本《金匮玉函经》，后者有17方用生甘草，而这17方，宋本《伤寒论》只有3方用生甘草，14方用炙甘草。（注：《金匮玉函经》用生甘草的17方，包过一些很常用的方剂，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葛根汤、小青龙、小柴胡、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枙子甘草豉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
《列仙传》中提到黄帝时的马医马师皇用“甘草汤”为龙治口腔病，《列仙传》旧提刘向作，余嘉锡认为是东汉明帝（28—75年）以后顺帝（115年—144年）以前人作，盛行东汉。所以其中提到的“甘草汤”大概反映的是东汉的医方情况。此方或就是《伤寒论》中治少阴咽痛的一味“甘草汤”。
《本草经集注 .序录上》提到有“仙方甘草丸”。不知与《金匮要略方论 附遗》中的甘草丸同否？
日本1985年发现尊经阁文库《小品方》第一卷残卷，其中[述旧方合药法]有甘草“去赤皮炙之令不吐”的记载。小曾户洋研究认为《小品方》的成书时代在公元454年—473年间。而《小品方》第一卷残卷是镰仓（1185年—1333年）末期钞本，推测《小品方》是七世纪前半叶（唐初）已传入日本。我注意到此残卷上的方剂，甘草之后极少注明“炙”。《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之《〈千金方〉中葛洪医药学内容辑轶》中的方剂也是如此。在经方的甘草后普遍注明“炙”字可能是宋代政府医官统一所为。
《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陶氏提到“藜芦、枳壳、甘草皆炙”。但他在此前的《本经集注》（公元500年左右）中，不论在《序录》中还是在“甘草”条下都没有交代甘草要“炙”，只是说“二月、八月除日采根，曝干，十日成。”虽然也提到“亦有火炙干者，理多虚疏。”但这里的“炙干”应该是指一种干燥药材的方法，即《本经集注 序录》中所说“值阴雨，亦以微火烘之，既燥……”之类，不是炮制法。不知陶氏是忘了交代，还是常识性省略。另外，枳实在《本经集注 枳实 》中提到“用之除中核，微炙令香”，而厚朴（浓朴）在《本经集注》中却没有提到要“炙”。陶氏《肘后》的序中厚朴也没说要“炙”，所以很怀疑汉代经方中的厚朴之“炙”是后世加的。
《唐本草》中关于甘草、浓朴的记载基本同《本经集注》，也没有交代要“炙”。
今本《备急千金要方》[ 卷一 论合和第七]说：“ 凡用甘草、浓朴、枳实、石南、茵芋、藜芦、皂荚之类皆炙之。而枳实去穣，藜芦去头，皂荚去皮子，凡用椒实，微熬令汗出，则有势力。”清末发现的未经宋改本《孙真人千金方》（２０卷残卷本）[卷第一 用药第六] 的说法稍有差异：“凡枳实、厚朴、甘草及用诸毛羽齿牙蹄甲龟鳖鲮鲤等甲皮肉骨角筋鹿茸等，皆炙之，蛇蜕皮微炙。皂荚炙，去皮子。”和气嗣成氏根据唐本抄录的《真本千金方》（仅存一卷） [卷第一 用药第六]的此部分内容基本同未经宋改本《孙真人千金方》。
《雷公炮炙论》中“浓朴”的内容或是出自唐前，云：“夫或丸散，便去粗皮，用酥炙过。每修一斤，用酥四两炙了，细锉用。 若汤饮中使，用自然姜汁八两炙一升为度。”《证类本草 浓朴》：“入药去粗皮，姜汁炙，或姜汁炒用。又名烈朴”。《本草衍义》：“（浓朴）不以姜制，则棘人喉舌。”《妇人良方大全》：“惟杜仲、浓朴，每一斤用生姜一斤研取自然汁，罨一宿，次日炒令黄色。”
2、 何谓“炙”？
“炙”的本义就是肉在火上烤，字型上也可看出来。《说文》曰：“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古语有 “火灼曰炙”、“抗（举义）火曰炙”、“炙，貫之火上也”。简单说就是干式高温加热而已。灼、烤、烧、焙等都可叫炙。后世将甘草之“炙”改为“炒”是得其本义。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炙”字的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主要有两类，一类就是对药材的“炙”，见前所述。另一类就是对欲治疗部位的“炙”，即是以火靠近患处热烤。如“令病者北（背）火炙之”、“炙手以靡（磨）”、“先以酒洒，燔朴炙之，乃敷”、“封而炙之，虫环出”、“布炙以熨，卷（倦）而休”、“节（即）炙裹乐（药），以靡（磨）其骚（瘙）、“以傅疥而炙之”等。第一类是靠近火烤，第二类多是以火靠近烤（有的“炙”与“灸”通），两者都符合“炙”的本义。
《五十二病方》中有些药材的“炙”黄，也可用别的高温加热法实现，如对蚕卵的烤黄，可以“炙蚕卵，令篓篓黄，冶之，……”；也可以“以冥蚕种方尺（蚕卵粘在布上）……熬蚕种令黄”，《说文》：“熬，干煎也”，即干炒而已，所以后世所谓药材的“炙”，未必都是直火炙烤，不过是表明干式高温加热使之黄而已，是可以使用其他一些工具的。
秦汉时代，从一般日用器具角度来说，药材的“炙”，除直接拿或夹大块药材在火上烤之外，还有可能是在陶器中小段干炒或在石板、瓦片上翻烤——此类方法在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都有反映。另外，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预处理可以参照，如傣族的“烤茶”（鲜茶枝叶先在火上烘烤）、佤族的“烧茶”（茶叶先在瓦片上烤）、拉祜族的“陶罐烤茶”等。
历代方书，对于甘草的“炙”交代得比较具体、统一规范的还是宋代的官修方书。典型的如《太平圣惠方》，凡“甘草”后基本都详细注明炮炙法，搜索最多见的是“炙微赤 锉”，说明了“炙”的程度。此书对于其他骨甲角蛇皂荚等药材的“炙”一般也都注明“炙令黄”。甘草后其他注明的炮炙法还有“生用”、“ 生锉”、“炮微赤锉”、“炙炒出汗”（存疑）、“生姜汁炙令香”、“一半生用一半微炙”、“涂酥炙令黄”、“涂酥炙微赤锉”、“煨黄”、“涂蜜炙微赤锉”等。此书方剂中药材的炮炙法是很详细的，例如：“浓朴（二两去粗皮涂生姜汁炙令香熟）”、“枳壳（一两麸炒微黄去瓤）”、“杏仁（汤浸去皮尖双仁麸炒微黄）”、“半夏（一两汤洗七遍去滑）”、“附子（一两炮裂去皮脐）”、“阿胶（一两捣碎炒令黄燥）”等。可见甘草后注明的“炙微赤”就是净炙，否则会象甘草“姜汁炙”、“酥炙”、“涂蜜炙”那样交代清楚。
《太平圣惠方》中的甘草主要就是炙用和生用两种，大抵也是生泻炙补，生甘草主要用于疮痈发背、咽喉痛、口疮、舌肿、发斑、散发、解毒等，侧重于外科和中毒，不过此书中《伤寒论》的“甘草桔梗汤”使用的甘草也是“炙微赤 锉”，大概是统一规范过了头；由此书推测宋初医书局所见的宋代前的《伤寒论》中，甘草也应该是生、炙两用的。
关于对甘草“炙”的说明最详细的应该是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其所附的[指南总论\卷上.论炮炙 三品药石类例]中说：“甘草用大者。凡使∶先破开，火上微炙，黄赤色，方入药用。如稍（尾部？），只炒亦得，或生用，亦依本方。”注意此处“炙”或“炒”并没有说加任何东西，即指净炙，非净炙的特殊者必有说明。实际上《局方》中的甘草后注明的炮炙法很丰富，其中以“炙”、“炒”、“微炙赤”最常见，尤其是“炒”法已见大行其道，其他还有“生”、“不炙”、“用白砂炒及八分黄熟”、“用砂炒”、“蜜炒”、“半生、半炙”、“炙赤”“半盐汤炙，半生”、“浸汁，熬膏”等。大概是宋代之前的《雷公炮炙论 甘草》有“先炮令内外赤黄用良”的说法，此“炮”应该也是“炙”义。
所以，从《圣惠》、《局方》来看，宋代官修方书的“炙”甘草，除少数特别注明外，都是清炙甘草，宋本《伤寒论》中的“炙”甘草当然也是这个意思；唐代的情况估计也如此。李时珍大概是专门研究过古方书中甘草之“炙”的，他说∶“方书炙甘草皆用长流水蘸湿炙之，至熟刮去赤皮，或用浆水炙熟，未有酥炙、酒蒸者。大抵补中宜炙用；泻火宜生用。”尽管说得有些绝对，古书甘草之“炙”并不蘸水，蘸水大概是“炒”法兴起后为适应炒法而发展出来的；甘草也不是没有酥炙，但李时珍的总结大抵还近似正确的。
古代方书中一些“炙”法交代举例：
《肘后备急方 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蒜一片（去皮，中破之，刀割），合容巴豆一枚（去心皮，纳蒜中，令合）。以竹挟以火炙之，……”
《肘后备急方 卷一.治卒心腹烦满方第十一》：“……浓朴火上炙令干，又蘸姜汁炙，直待焦黑为度。”
《备急千金要方 卷七风毒脚气方\酒醴第四.虎骨酒》：“……虎骨一具，炭火炙令黄色，槌刮取净捣研，……”
《备急千金要方 卷六上七窍病上\目病第一.补肝散》：“青羊肝一具（去上膜薄切之，以新瓦瓶子未用者净拭之，纳肝于中，炭火上炙之，令极干，汁尽末之）……”
《局方》附[指南总论\卷上.论炮炙 三品药石类例]：“浓朴凡使∶先刮去粗皮，令见赤心，以生姜汁炙三次，取令香熟为度。或只锉碎使，姜汁炒亦得。”（注意“炙”是整块药材，“炒”是锉碎后才炒）。
3、 为何“炙”？
按后世医书的说法，甘草生用泻火，熟用（炙用）是散表寒、除邪热、养阴血，补中。不过原本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不好说了。药材中需要用“炙”的，有的大概是为了容易碎化、更出味，如一些骨、甲、虫之类；有的是为了出味更香，如枳实“微炙令香”，枇杷叶“去毛，尽涂姜汁，炙令香熟为度”。甘草之“炙”是何种情况？尊经阁文库《小品方》第一卷残卷中说甘草“去赤皮炙之，令不吐”。《医心方》[卷第一.药斤两升合法第七]引《录验方》之说法与之相同，也是“令不吐”。《 肘后备急方》[ 卷七.治中蛊毒方第六十三]中有：“凡畏已中蛊，欲服甘草汁。宜生煮服之，当吐，疾出。若平生，预服防蛊毒者，宜熟炙煮服。即内消不令吐，神验。”说明服生甘草汁会吐，服炙甘草汁不会吐，后世认为甘草生泻炙补还是带有一点此意思的。（注：《证类本草》引《（肘后）百一方》是：“中蛊者，煮甘草服之，当痰出，若平生预服防蛊者，宜熟炙甘草煮服之。凡中蛊毒即内消，不令吐痰，神验。”）
关于服用甘草吐与不吐的问题，从《肘后》和《证类本草》来看，确实有说中毒服甘草而吐的，一是用于检验食物是否有毒——欲食先食炙甘草，食物有毒则吐，无毒不吐（解毒另有都藤、黄藤），二是说小儿中蛊服用甘草汁会吐。但大多数用甘草汁解毒方都没有说会吐。有的书说服用甘草会吐，有的则说是会吐痰涎或吐胸中恶汁。此仅为方书资料引用。这些说法是否确实有待检验。
而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则说“入药须微炙；不尔，亦微凉。生则味不佳。”认为甘草之“炙”是去其凉性，使其气味更佳。这种观点后世进一步成为主流，《汤液本草 甘草》引《象》云∶“生用大泻热火，炙之则温”，《本草蒙筌 甘草》：“生寒炙温”。其实很多后世药材之“炙”、“炒”，确多是去其寒凉性的意思，如枳实之“炙”，又如赤芍的净炒、酒炒、麸炒。
4、 清炙与蜜炙
甘草的“蜜炙”是何时出现的？药材“蜜炙”法大概是隋唐时期才出现的。仲景方书未见。《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争论难定，但基本上是宋代之前的。宋代的苏颂《本草图经》认为雷敩是隋朝人，一般认为此书今本有很多内容是唐宋时代加入的。《雷公炮炙论》中出现了药材“蜜炙”法：
《雷公炮炙论 柏木（黄柏）》：“雷公云∶凡使，用刀削上粗皮了，用生蜜水浸半日，漉出，晒干，用蜜涂，文武火炙令蜜尽为度。修事五两，用蜜三两。”
《雷公炮炙论 杜仲》：“雷公云∶凡使，先须削去粗皮，用酥、蜜和作一处，炙之尽为度；炙干了，细锉用。凡修事一斤，酥二两，蜜三两，二味相和，令一处用也。”
《备急千金要方》[ 卷三妇人方中\下痢第十五.龙骨散]中有“黄柏根皮（蜜炙令焦）”。
《备急千金要方》 [卷六上七窍病上\喉病第七.乌膏]中有：“又方附子一枚，剖作大片，蜜涂，炙令黄，含咽汁，甘尽更涂，炙如前法。”此喉痹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都有收录。此法大概是受《金匮要略方论》中乌头汤蜜煎乌头的启发，目的是减毒。
《外台秘要》[卷第四十.蜂螫方一十首]中有：“又方取蛇皮以蜜涂之，炙令热以贴螫处效”。
唐宋方书中，药材“蜜炙”法并不多见：
《千金翼方》“蜜涂”炙一见（附子）“蜜炒”、“蜜炙”无。
《备急千金要方》“蜜炙”一见（黄柏根皮）；“蜜涂”炙一见（附子）；“蜜炒”无。
《外台秘要》“蜜炙”4见（枇杷叶、乌头）；“蜜涂”炙3见（附子、甲香、蛇皮）；“蜜炒”无。
《医心方》“蜜炙”无；“蜜涂”炙无；“蜜炒”无。
《太平圣惠方》“蜜炙”5见（黄柏、甘草、臭樗根白皮、附子）；“蜜涂”炙的有刀豆壳、黄柏；“蜜炒”无。
《证类本草》“蜜炙”3见（樗皮、黄柏、杜仲）；“蜜涂”炙的有附子、黄柏；“蜜炒”无。
《圣济总录》中出现“蜜炙”54处（黄柏、石决明、皂荚、浓朴、杜仲、附子、臭椿根、白僵蚕、桑黄、黄耆，其中以黄柏最多）；“蜜涂”炙的有蛤蚧、青木香、甘草、露蜂房；“蜜炒”的有杏仁。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出现“蜜炙”9处（罂粟壳、黄耆）；“蜜涂”炙的有黄柏、罂粟壳、黄耆；“蜜炒”的有桑白皮、菖蒲、黄柏、罂粟壳、甘草。
可见，从已知材料来看，甘草“蜜炙”最早见于北宋初的《太平圣惠方》中（992年成书）。但在宋代甘草“蜜炙”还是很罕见的，《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剂局方》各一见。
甘草“蜜炙”可能是“酥炙”的变异。《雷公炮炙论 甘草》：“雷公云∶凡使，须去头、尾尖处。其头、尾吐人。凡修事，每斤皆长三寸锉，劈破作六、七片，使瓷器中盛，用酒浸蒸，从巳至午，出，曝干，细锉。使一斤，用酥七两涂上，炙酥尽为度。又，先炮令内外赤黄用良。”其中涉及三种炮炙法：酒蒸、酥炙、清炙（炮）。酥（或醍醐）、蜜性味相近，所以常酥、蜜并称，《唐本草》“石蜜”条下就说“今京下白蜜，如凝酥，甘美耐久”；药材炮炙中酥、蜜也常同用，《雷公炮炙论 杜仲》就是酥、蜜同用。皂荚原本也是“酥炙”的（见《外台》、《千金要方》），宋代有些就变成了“蜜炙”。《外台》、两《千金》中大概只有皂荚提到“酥炙”，罕见。《金匮要略方论》皂荚丸方中皂荚用“酥炙”，我怀疑是汉后所加，或此方非汉方。《雷公炮炙论》中“酥炙”药材多见，有根黄、甘草、石斛、肉苁蓉、杜仲、浓朴、鬼箭、枇杷叶、皂荚、卖子木、虾蟆、乌蛇；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甘草、杜仲、浓朴、枇杷叶、皂荚后来都出现了“蜜炙”。
“酥炙”一词在北宋初年的《太平圣惠方》中忽然大量涌现，多达几百处（我搜索是418处，实际会更多）。但甘草的“酥炙”法在《太平圣惠方》中罕见，大约只出现了三处。“酥”是胡食，《本经集注 酪酥》说“酥出外国”，应是由西北游牧民族传入，隋唐时代中外交流繁盛，居住中土的胡人众多，这类胡食也在中土流行。所以《雷公炮炙论》、《太平圣惠方》中“酥炙”始涌现，是外来文化的深入影响所致。“酥炙”法宋元之后就基本消失了，毕竟“酥”这种东西不是中土农耕民族的日常之物。必须指出的是，明清方书中一些贵重的动物性药材、皂荚等还是注明“酥炙”的，但是我发现当时的医家多已不明本义，已渐把它理解成“熟炙使之酥”的意思了。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药有些东西逐渐变得后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了。
“酥”的本义是酪类，又称“酥油”，是从牛、羊等奶中提出来的脂肪。《唐本草》说“然酥有牛酥羊酥，而牛酥胜于羊酥，其(音茅)牛复优于家牛也。”不过唐 孟显《食疗本草》却认为“羊酥真者胜牛酥。”
蜜炙甘草虽然在宋初已经出现，但从历代方书来看，蜜炙甘草还是很少见的，其大范围的普遍使用应该是清代才形成的。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刊于1590年），甘草随后的黄耆“修治”下提到了“蜜炙”：“今人但捶扁，以蜜水涂炙数次，以熟为度。”但甘草“修治”条下却没有提及“蜜炙”，只说：“方书炙甘草皆用长流水蘸湿炙之，至熟刮去赤皮，或用浆水炙熟，未有酥炙、酒蒸者。大抵补中宜炙用；泻火宜生用。”可见在李时珍时代，蜜炙甘草还是很少见的。不过在李时珍所见张仲景《伤寒论》中，少阴咽痛的“甘草汤”所用甘草却是“蜜水炙”的。《本草纲目》[ 主治第四卷 百病主治药 咽喉]还提到：“甘草（缓火，去咽痛，蜜炙煎服；肺热，同枯梗煎。）”
明末1622年缪希雍《炮炙大法 草部.甘草》：“截作三寸长，劈破作六七片，以瓷器盛之，用酒浸蒸，从巳至午，出曝干，或用清水蘸炙，或切片用蜜水拌炒，如泻火生用。”最后提到了甘草蜜炙。
明末的《仁术便览》（1585年）、《万病回春》（1587年）、《丹台玉案》（1636年）、《古今医鉴》都偶见“蜜炙”甘草。
清代医门大宗黄元御1753年。《长沙药解》 [卷一 甘草]：“上行用头，下行用稍，熟用甘温培土而补虚，生用甘凉泻火而消满。凡咽喉疼痛，及一切疮疡热肿，并宜生甘草泻其郁火。熟用，去皮，蜜炙。”
清 严西亭1761年《得配本草》：“中补脾胃，粳米拌炒，或蜜炙用。”
清代《医宗己任编》（1725年）、《疡医大全》（1760年）、《金匮翼》（1768年）、《医学实在易》（1808年）等都提到“蜜炙”甘草。成书年代不详，1817年曾以《竹林女科》之名刊行的《竹林女科证治》中，“蜜炙”甘草较多见。
由此可见，蜜炙甘草的大范围的普遍使用应该是在清代才形成的。甘草之所以在清代流行“蜜炙”，大概跟明清黄芪流行蜜炙有关，而甘草常与黄芪相提并论，如《汤液本草》就说“（甘草）消疮与黄芪同功”、“黄芪修治之法与甘草同”。
药材的“炙”法有很多种，医书中的药材“炙”法一般会具体交代用什么炙、怎样炙、炙成怎样的。“蜜炙”只是“炙”法中的一种。“炙”、“蜜炙”、“酥炙”“酒炙”、“盐汤炙”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今本《伤寒论》中的“炙”甘草不是今天的“蜜炙”甘草，古方书中“炙”如无特别说明，一般都是指不加料的“清炙”。甘草饮片近代本来主要有三种：生切片、蜜炙、单炒（净炒）；其中净炒甘草最接近古方书中的“炙甘草”，但如今净炒甘草在药店也基本不见了，主流供应的甘草饮片只有生切片和蜜炙甘草。“炙”法大概在宋后就逐渐被“炒”法所取代，尤其是明代饮片成为流通药材主流后。现代大饮片厂生产的“炙甘草”饮片其实已多用机器烘法代替了手工炒法。
5、 早期甘草之用
陶弘景称甘草为“国老”，且“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不用者”。但在目前所见出土秦汉医简中，甘草似乎并不如后世那么常用。在两汉之交的《武威汉简 治百病方》36方中，甘草只出现3次：治婦人膏藥方（外用）、治久泄腸辟 血□□裹□□□□醫不能治皆謝去方（“腸中〔痛〕，加甘草二分” 内服）、治金瘡止痛方（内服 酢漿飲散）；汉初入土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283方中，甘草只出现5次：诸伤（外洗 内服）各一；令金伤毋痛方（内服）一；伤痉（外敷）一；睢（疽）（内服）一。马王堆《杂疗方》和《养生方》中不见甘草。甘草自古主产于我国西北部荒漠、沙漠地区，《本经集注》说甘草“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河西”应是今河西走廊一带，此物西来，早期中土医方此药不常用也不奇怪。但武威就在河西地区，武威医简中也不多见甘草倒有些意外。
从这些涉及甘草的方剂分析，当时甘草的效用似乎更多的跟止痛、愈合伤口有关。西汉《淮南子 览冥训》言“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神农本草经》言甘草“长肌肉、倍力、金疮肿”。其实甘草用于外科后世并不少见，《肘后》治疗男子阴疮损烂，有“姚方蜜煎甘草，末，涂之。”（姚僧垣499-583年）。《千金翼方》“治阴头生疮方”与之同；《伤寒论》以一味甘草汤治少阴咽痛推测是属于同一路数的方法，大抵是“咽痛”类于“疮”的思维。此外还有用甘草治疗口疮、舌肿、疮痈发背、发斑、散发、汤火灼疮、蠼尿疮、小儿蠼疮、代指等（一味生甘草或捣末敷之，或蜜煎涂之，或煎汤饮之），古代治疮痈，多用甘草汤先清洗伤口再贴、涂药物，也有伤口愈合性发痒用甘草汤浸洗的（参见《太平圣惠方》）。如今还有医者以炒甘草为主治疗重症银屑病的。
后世以甘草治羸瘦，大概是从甘草合伤口、生肌肉引申而来的。尽管甘草味道甜美，但甘草在中医药的初始阶段更可能是一味重要的外科用药。当然出土的秦汉医学资料并不多，未必反映实况，仅做一种推测。
值得注意的是武威与马王堆虽相距遥远，但《五十二病方》的第一方（“诸伤”之一）与《武威汉简 治百病方》的“治金瘡止痛方”基本是一样的。武威“治金瘡止痛方”是石膏、姜、甘草及桂四物为散，酢浆饮之。而《五十二病方》的第一方是“诸伤 ：□□膏、甘草各二，桂、（姜）、椒□□□□□□□□□□□□□□□□□□□□□□□毁一垸（丸）酒中，饮之，日【壹】饮，以□其■”。推测第一个药物某膏应该就是“石膏”，有些学者认为是“彘膏”（猪脂），恐非。一方是直接酢浆服散，一方是药丸粉碎酒服。都是治疗外伤。《五十二病方》至少要比《治百病方》早150年，由此也可反映汉代医药知识的传播交流的复杂性。
前文提到黄帝时的马医马师皇用“甘草汤”为龙治病（《列仙传》），虽是传说，但有些信息值得注意。从考古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比较肯定的家马和马车是一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代晚期遗址中突然大量出现的。商代甲骨卜辞中也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对于中国商代晚期的家马是如何起源的，史学界尚无定论，有中亚草原“西来说”和“本土驯化说”，不过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西来说”更可靠些，证据更有力，毕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乌克兰草原无疑是最早发现驯马证据的地区，比商代晚期约早3000年。林巳奈夫认为商代晚期的家马，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从别的地区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胡厚宣先生解读甲骨文，认为殷墟的马是从西北地区输入的。(见其《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
黄帝时代中原应该是没有家马的，史书说黄帝始造车（“轩辕”即是车义），造的应该是牛车吧。传说中的马医马师皇自然不可能是黄帝时代的人，倒可能是商代晚期的人物，如果商代晚期的家马确实是西来的，作为当时这种珍贵动物的著名兽医，马师皇就很可能也是西来之人，如此，古籍中传说最早使用“甘草汤”的是西来马医，而甘草也是产于西北部的药材，这或许并非简单的历史巧合。
附：甘草两大原始核心功效及其发展演化
甘草的两大原始核心功效应该是治疗“金疮肿”和解毒。其他一些后来常见的功效可能是由这两大原始功效发展演化而来的。
治疗“金疮、肿”（一为“尰”字）之类一直是甘草的主要功效，《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中有甘草的方剂，几乎都跟止痛、愈合伤口有关。一味甘草汤（或一味国老散或国老膏）后世几乎应用于“治一切痈疽诸发及丹石烟火药发”（王孟英语，《温热经纬》）。《本草纲目》中痈、疽的主治药排第一位的就是甘草，“行污浊之血，消五发之疽，消肿导毒。一切发背痈疽，用末和大麦粉，汤和热敷，未成者内消；已成者，即溃。”（见《本草纲目 百病主治药：痈、疽》）。《伤寒论》以一味甘草汤、桔梗汤治少阴咽痛推测就是属于同一路数的方法，大抵是“咽痛”类于“痈疽”的思维。这也是甘草由“外治”向“内治”发展的一个体现，再向内就是生姜甘草汤（治疗咳吐涎沫之肺痿）、排脓汤（肠痈）。古方中一味甘草还常用于治疗阴部生疮损烂、悬痈等（外用或内服）。甘草泻心汤在《金匮要略》中是狐（喉）惑（阴）病的专用方，近现代把它发展为全身粘膜修复剂——治疗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生殖系、眼结膜等粘膜的充血、溃疡等。由于癌肿、结核之类可视为体内的痈疽之类，所以现代也有不少医家大量使用甘草或其提取物来治疗此类疾病。如今还有医者以炒甘草为主治疗重症银屑病的
（注：“金疮、肿”之“肿”字有的版本为“尰”字，《病源》：“尰病者, 自膝以下至踝及趾，俱肿直是也。”有人认为本病证与现代医学之象皮肿病相当。）
后世以甘草治羸瘦，大概是从甘草合伤口、生肌肉、补体液引申而来的。
治疗“一身面目黄肿，小便不利”的甘草麻黄汤，也可能与甘草能治“肿”有关，也可能是克制麻黄的毒性。
甘草是传统中药中最重要的解毒药物，能解百药毒、食毒。《本草纲目 百病主治药 诸毒》中甘草也是排第一位。甘草治疗心动悸、妇人脏躁发癫狂之类，可能是甘草的解毒功效发展演化而来。为何这么说？因为中毒多会出现恶心吐泻、心腹痛、癫狂谵语、心率失常、痉挛等症状，可参见麻黄、乌头、大麻等中毒症状。甘草解毒即可以解这类症状，后来可能移用于治疗某些类中毒的病症，如炙甘草汤（心动悸）、桂枝甘草汤（心下悸）、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心烦、吐逆、痉挛，芍药据说也是疗食毒良药）、甘麦大枣汤（脏躁发癫狂）等，医家实践中有所加减变化，有效就留传下来了。
另外，按古人的思维，这一类也大略可归入心神不宁之类，原本也考虑古人用药是否与驱邪魅思维有关，但从本草看，以上相关药物除大枣外，基本与此无关。而以上使用了大枣的方剂恰是与心神不宁相关性最大的（枣可定惊），商代甲骨文中有咒枣治病的，古人也有用枣木、枣核辟邪的。从古典本草、方书看，甘草、大枣都可以去心腹邪气，甘麦大枣汤实可安心神、止腹痛，所以后世用于治疗小儿夜惊哭闹不眠自然常有效。如今也有用于戒毒瘾的。
治疗“伤寒心动悸，脉结代”的炙甘草汤药物较多，但也有用一味甘草汤治此症的，不知是否原始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有研究认为过量服用甘草能致心肌损伤。
甘草成为国老，大概与其解毒功效有很大关系，上古用药多毒，古人对药毒非常重视，本草书籍中，对某药有毒无毒大毒小毒基本都要先做交代。古方中使用乌头、附子、麻黄之类毒药多配用甘草，目的大概无非有所克制毒药而已。说到配药解药毒，汤剂好用甘草，而丸剂则常用蜂蜜、枣肉为赋形剂，都甘甜、解毒。
古方中，“地浆”也解诸毒，中医有凡毒遇土即化的观点。而甘草解百毒，号“九土之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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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1 08: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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