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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先生（1919年10月—2002年6月6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六年了，社会上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了，他渐渐淹没在人们的健忘里。即使还记住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个革命者，教育家，基层单位党的领导，最多只是说他当过右派。“他的一生闪耀着传奇色彩，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岁月”。如果只用以上三十个文字概括他的一生固然很正确，然而会遗漏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那就是他的25年不愉快的生涯。人们也许会想知道在这漫长的25年中，他的大脑都在思考什么问题？
在他右派生涯的最后5年，我有幸认识了他，和他近距离接触，了解到那一段时间他的部分思想痕迹以及他的追求和思考。
张丰先生比我大24岁，论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但我们都称呼他“老张”。这是因为当时他是“右派分子”，没有什么称呼比这更合适。我认识张丰先生后，向他求教日语知识，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并就针药结合使用，腹诊在方证辩证中的地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得到帮助。
张丰先生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娴熟日语，了解日本汉方医学的研究路径，又能从临床角度引进日本的体质学说。他从不隐讳和保守自己的心得，愿意和别人分享。我在状元桥期间，和他交往5年，在他的指点与启发下，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才逐渐触摸到了日本汉方医学的轮廓。
一、 初识张丰(略)
二． 汉方世界--体质方证(略)
二、 汉方世界----.（炙甘草汤证和柴胡加龙牡汤证）(略)
四、汉方世界---外感发热和葛根汤证
1975年暑假，和往年一样，我没有回永强青山老家度假，而是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状元横街小学里。横街小学和渔业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放假后的校园空荡荡的，又没人管束，这样就可以整日与来诊的病人在一起了。平时上课期间，只能在中午与傍晚时为患者看病，由于看病是尽义务的，不收门诊费。所以学校领导与同事也十分支持。从1972年2月开始，我到状元横街小学教书，每个暑假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当暑假来临时，我临床的机会就明显地增多，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好机会。再加上受诊者全是左邻右舍、周围群众、两个学校的师生，所以有效无效随时可知。
暑假中三种病最多，一是小儿发热，二是中暑，三是肠胃炎。我运用经方的方证辩证和针灸、刺血、疗效很好。记得一位10岁男孩,是隔壁渔业小学的学生，发热腹痛三天三夜，在医院诊断为“急性胃炎”，治疗后缓解，但药物一停，又发作如前，家人将其背来受诊。小孩发热、头痛、口苦、欲呕、心下压痛、烦躁、尿黄，是典型的柴陷汤证。我先行针刺“内关”，两针下去，患儿喷吐出大量黄涎秽物，疲倦睡去，一会儿醒后，诸症悉除，仅心下稍有压痛，给他轻量的柴陷汤一剂，随后大安。如此诊治，渐渐地在群众中获得了好名声。
我诊治外感发热，不管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初期表证，全都是辛温解表。葛根汤首当其冲，加以大椎、耳尖、少商放血，疗效斐然。当我兴奋地把这些案例一五一十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说：“你要小心，你要记住，你在和中医界流行的传统观念分庭抗礼。大热天你用辛温的方药治疗发热，医院中药房里会给你抓药吗？”我说: “医院里中药房的老邱医生开始有些踌躇，后来询问患者的疗效，也就不为难了。但他的心中是不认同的的。有一次他以责怪的口吻对我说：‘我一辈子没有又见过这样用药的’。老邱医生他一脸猜度、疑惑的神色使我久久难忘”。
张丰先生听后一声叹息说：“正如陆渊雷所说的，麻黄、桂枝、附子在仲景时代是党国要人，而现在门庭冷落了。然而，日本各派汉方家，如大冢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藤平健、龙野一雄等都认为葛根汤、桂枝汤既是普通感冒初期的首选方，也是所有急性传染病如肠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破伤风、猩红热等病前躯期的首选方。一般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发热使用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更是家常便饭了。那有象我们现在中医界，将麻黄、桂枝、附子视为狼虎药。”
我问：“临床上疗效肯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推广？”
“人们的判断系统是在某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工作的，观念错了，即使客观事实摆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所以，中医学归于一统是很危险的，它会使人鸦雀无声。任何学术讨论只讲立场，事实就变成奴仆。某种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张丰先生把我的问题引向纵深。和张丰先生的谈话，使我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中医事业的前景。
临别时，张丰先生说；“送你一句话。日本汉方家奥田谦藏把仲景的话‘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转注为‘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这句话转注得好，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和张丰先生分别后第二天，我用辛温解表的葛根汤治愈了一例疑似乙脑病儿，又一次用事实坚定了我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发热表证的信心。诊治过程如下：
一个三岁女孩陈小茵，住离校20多里外的状元公社徐岙大队，四天来由于持续高热，神昏嗜睡，颈项强直等症状，送院治疗，西医认为有“乙脑”可疑。因其家人拒绝抽验脊髓液等检查，故未确诊。仅予以中西药物对症治疗，但病状不减，1975年8月10日特来邀诊。当时病儿处于嗜睡状态，体温高达41 C°，头额极烫，而两足冰凉，脉浮数130次/分，家人见其高温不退，整日以冷面巾敷额，大扇搧风，以求降温，而病儿却毛孔悚立呈恶风寒状，查其苔白而滑，项部强直，克匿格氏征明显，无汗，时有喷射状呕吐。当时我以其项背强直，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数，苔白滑为主证，并顾及呕吐等症状，断定应予葛根汤加半夏汤以求解肌发汗，升津舒络，止呕降逆。并将‘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的治疗原则用通俗的言语告其家人：“外感表证高热为机体抗病的征象，无须进行任何外力强求降温。”服后2小时，汗出，体温降至38 C°，呕吐止，口渴求饮。再试以大扇搧风，再也不见畏风寒之状，而精神却极度疲乏，恶衣被，小便变黄，大便未解，脉象转为洪大，我知病情已转向阳明阶段，表明险期已过。这是我学习清代名医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后得来的临床经验。陆九芝有句名言：“阳明无死症”，他认为严重的表寒证经正确的辛温解表后，其残余寒邪化热传变入阳明是佳兆，他认为病到阳明就象罪犯逃进了死胡同，虽然气焰嚣张，但已无路可逃，只要治疗及时、方药正确，就可痊愈，。于是即予以白虎加人参汤二剂，随后热退身凉，诸症消失，无任何后遗证。
一周后，当我把这次治疗经过经过兴奋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一脸虔诚，眼睛里闪烁着拘谨的喜悦，非常仔细地将各个诊治环节询问一番，沉思了几分钟，沉重地吐出两个字：“好险。” 张丰先生口中的“好险”两字，与其说是赞许，还不如说是责备，我感到一头雾水。看见我一脸的迷惑，他就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接着他沉重的语调慢慢地转为轻快，认为我的诊治处理是得当的，是临床水平的一次考核，并以日本汉方家和田正系的医案---用葛根汤两剂治愈一个8岁男孩的夏季脑炎---来佐证我的诊治的合理性，接着系统地讲叙了病因学说的负面作用，他说：“这个病例，用温病学说来辩证，它的病因病名是暑温夹湿，病位是卫分，一般治疗方法是辛凉解表辅以芳香化湿，和你的诊治方案南辕北辙，你的辩证方法肯定受到大家的非议，但临床实践证明你是对的，所以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理论就有问题。我认为温病学过于强调了病因的作用，错误地强调传染性与感染性疾病就是温病，温病的病因就是温热邪气。这样一来，无形中将“审症求因”的“发病学”上的病因，变成为“原始”病因。温病学在外因决定论的指导下，把气候因素这一个引起机体生病的条件，转变成判断病证性质的病因。这一错误观点会在医者的思维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的讲话有很强的逻辑性，在富有哲理的思辨中将中医病因学说的消极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听他说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启示。
又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他的目光凝重了起来，盯着我的双眼，语气沉重地说：“象这种持续高热的病例，严格地说应该住院治疗，即使服中药，我认为也要同时给予输液。当时你限于条件，没有给予输液，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研究了《伤寒论》里有关死亡的条文，它们所论叙的病况，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好多死亡的病例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所以持续高热的病人，特别是儿童，纠正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是必要的”。在他的这段话中，我才掂量出起先他说的“好险”两个字的分量。
五、汉方世界—方证、体质和腹证图
和张丰先生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就是同一个话题，在另一次的交谈中又会产生许多新的内容。譬如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讨论过方证、体质和腹证，但在1976年冬天一个周末下午，当我们偶然谈到稻叶文礼的《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时，张丰先生又围绕着这一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开始他提出一个问题：“腹证在《伤寒论》中比比皆是，它是方证辩证中一个重要指证，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发现古代中国有一幅腹证图，这是为什么？”张丰先生就是这样时时能爆出一个我们率以为常，但孰能无睹的问题，我知道这肯定会涉及一个重要区域的内容，就不答话，准备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他见我不做声，就把这个话题向前展开：“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礼教森严，阻碍了腹诊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礼教森严为什么能容许春宫画，医学上的腹证图难道比春宫画更不符合礼教。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儒家道统“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对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古代名医以‘儒医’而自许，所以内心都自觉地尊奉儒家道统。儒家道统认为，医学虽然是小道，也应该以阴阳为纲去穷究天人之秘，把握疾病的本质。任何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都是“奇技淫巧”，都是君子所不为的‘器’。儒家公开宣扬：‘君子不器’，这就从根本上宰割了中国古代医生研究医技的欲望，压制了科技创新的热情这就是古代中国没有发现一幅腹证图的根本原因。”这一些话，我闻所未闻，但句句在理，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却开启了我探索医理的欲望。
张丰先生意犹未尽，我颔首凝听。他洋洋洒洒地顺着自己思路尽情发挥：“日本汉方家吉益东洞倡导《伤寒论》中‘方可取，论不可取’的观点，使得日本汉方界‘重方轻论’蔚然成风，也就是说，一反儒家道统的‘重道轻器’而主张‘重器轻道’。所以日本汉方界普遍重视方证、腹证等可操作性指标的研究，大家都认为腹证就是和方剂相适应的特殊证型，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有了腹证图，加强了视觉记忆，每一个腹证的特点更加容易把握。”
接着他给我打开一本1964年日文版的日本汉方家矢数格著的《汉方一贯堂医学》，翻到‘防风通圣散腹证’一页，指着图对我说：“防风通圣散不是张仲景的方，原来是治疗外感热病的表里双解剂，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开拓了它的治疗新领域，认定它是改善“脏毒证体质”的最佳方剂。一些复杂的慢性病只要符合‘防风通圣散腹证’，再加上强壮的体格，大便秘结的倾向，投此方就有较好的疗效。此方的腹证很有特点，腹诊时腹部充实有力，以脐为中心鼓胀结实。”我看到这幅腹证图很形象地表现出腹脐部充实、鼓胀、结实的病态，肚脐周围画有从小到大的圆圈。它们以肚脐为中心，由近到远，有密到疏，有序地排列。腹证图比文字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张丰先生的手指指着他自己的腹部说：“我的腹证就是典型的‘防风通圣散证’。来，你用手用力地按一按，推一推，具体感受一下是有收获的。”他脱掉大衣，平躺在床上，闭上大眼作休息状。
暮色中，冬日里，望着他那坦然坦率、优雅从容地躺在床上的样子，我非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我用自己右手放在他宽大、鼓起、温热的腹脐部，使劲地按压，的确很结实。他轻轻地说：“你的手掌的大、小鱼际肌要用力均匀，以脐为中心慢慢地旋转按压，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肚脐周围的腹肌最紧张，象绷紧的鼓皮那样紧呢？”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他说：“现在，你的手掌离开肚脐，从距离肚脐较远的地方以旋转按压的动作渐渐地向脐靠拢，感觉和体会一下它‘向脐性紧张’的特征。”说到这里，他补充一句：“‘向脐性紧张’这个词语是我杜撰的。”我的手掌在感触着他身体的温暖，我的心在感触着他的心的温暖。这个他‘杜撰’的词语，形象地概括了‘防风通圣散腹证’的特征，同时精确地概括了腹证图上以肚脐为中心的从小到大、有密到疏的大小圆圈的有序排列的深刻内涵。‘向脐性紧张’这个标志性的词汇，已经把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张丰先生站起来以后继续说：“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把人的体质分为三大证，即淤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解毒证体质，其中脏毒证体质的人，体格健壮，中青年时比较健康，进入老年死亡率较高, 因为他们容易患上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肾萎缩等病。我就是脏毒证体质，现在已经有高血压病、高血脂、糖尿病了，能改善体质的方就是‘防风通圣散’，今后也要多多依靠它改善体质了”。
那天我亲身体会到了他诲人不倦、身体力行的言行。为了使我掌握‘防风通圣散证’的腹证，他从言语、文字到图形，一直到利用自己的躯体当做道具。我知道，他留在我心中的岂止是一点汉方知识，一个他‘杜撰’的词语而已。
冬天的傍晚，天暗得早，寒风凛冽，我却没有一丝寒意。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反复琢磨着张丰先生刚刚讲的每一句话的内容并回味着他讲话时的语气语调。他那徐缓、自信的论叙使我着迷，对，我从未听见他大声地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未在他身上见过与真善美不相容的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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