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日本经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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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益东洞（1702-1773）讳为则，字公言，东洞是其号。年少时究心于武艺兵学，后改入医门，他博览群书，从《素问》、《灵枢》、《病源》、《千金》到后世金元四大家，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无不涉猎。1738年，东洞移居京都，得到宫廷侍医山胁东洋的赞赏与推荐，遂句蜚朝野。1762年，他选编《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名《类聚方》，出版后大受欢迎。1764年，他又精选《伤寒论》方，对其适应证作了简要的说明，书名《方极》，以后又陆续编著了《药徵》、《医事或问》、《古书医言》等书，以及东洞门人集其旧论治验而成的《医断》、《东洞遗稿》、《建殊录》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东洞力倡仲景古方，反对后世派医学，为古方派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理论。
　　东洞著名的“万病一毒”论，是在后藤艮山“一气留滞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他说：“万病一毒也”“其毒动，则成病生焉。”其毒之来，东洞认为是“毒乃水谷之浊气所成”。故“饮食留滞则为毒，百病系焉，诸病出焉，在心下为痞，在腹为胀，在胸为冒，在头为痛，在目为翳，在耳为聋，在背为拘急，在腰为痿（），在胫为强直，在足为脚气，千变万怪，不可名状矣。——邪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气，间有不病者，天非私，人亦非不居气中，是无毒也”。他否认《伤寒论》六经为六条经络之说，认为：《伤寒论》六经，非谓病在六经也，假以为纪而已，及其施治，皆从证而不拘焉，如后世谓某证在某经，某经传某经及误下越经传之说，。皆非矣，不可从也。
　　东洞治病推崇《伤寒论》，擅用汗吐下三法。他说：“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矣（《古医书言》）。而《伤寒论》“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他认为，凡病皆毒，治病是以毒攻毒，所谓：“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则疾病尽去而已矣”（同上）。因此他认为医术无补一法，反对后世派医家补元气之说。他说：“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药者一手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内经》曰：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这与后世派医家长于调补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东洞的医学几乎排拆了后世派所有的理论，他的万病一毒论是一个带有浓厚古代医学色彩的朴素的疾病观。
　　东洞在诊断上重视腹诊。他说：“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要于此焉，是以诊病必侯其腹，外证次之。”（《医断》）这在日本医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
2.汤本求真（1876～？）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擎，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使汤本求真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汤氏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为了分庭抗礼，改变当局者对中医的陈见，中医界必须论证中医之科学性。此书问世不久，国内即有多种译本。译者周子叙云：“凡汤本之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中医垂绝之绪，庶几可以复振矣。”曹颖甫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处此中西激争之际，是为吾人增色不少，是与国医前途有极大关系也。” 而竭力反对和扼杀中医的余岩则谓：“此书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长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医学革命军之利器……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而复其复古思想之返魂香。”可见本书对我国民国时期遭受摧残的中医界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促作用。
　　自吉益东洞提出“先证而不先脉，先腹不先证”的主张后，许多医家视脉诊为臆，或置而不用，腹诊高于其他诊法的观念在古方派的认识上已经形成。这种对腹诊重要性的过分前调，引起了古方派中智者的怀疑。如汤本求真即认为轻视脉诊是吉益东洞的陋习。还认为中医之腹诊及诊腹法，创造于东汉时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晋唐以降，医道渐衰，神仙阴阳五行等玄谈往往掺入，而诊腹之法几被遗忘。中医以数千年之经验，不惟熟知此法，且有治疗此证之方剂，故名此曰腹证，其诊此之法，曰诊腹法，以之为诊治之基本，再参以脉应、舌证、外证，即可决定其治法，而确定其方剂，即腹证与方剂恰如影之随形，不能离矣。
　　在前人“万病一毒论”、“气血水说”等病因学说的基础上，汤本氏提出了食毒、水毒、瘀血的病因说。“妇人之多瘀血……然无月经妊娠等生理之男子，而有瘀血者何也？答曰其原因恐多端，就余所知者有三：其第一，不得不举遗传……以余之经验，诊其父有大黄牡丹皮汤之腹证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汤之腹证。母有当归芍药散腹诊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散之腹证。其父母有桃核承气汤或桂枝茯苓丸证者亦同然也。然此事实若仅得自少数之试验则父母与儿女之腹证不得不谓之偶然一致解之。今经几次反复试验，无不皆然，则不可谓偶然暗合矣。此余所以主张瘀血遗传说也……”说明日本汉方家已经注意到了方证的规律性，此说真是发人深省。
　　汤本氏对《伤寒论》的价值所在认识得十分透彻。他说，“余所信奉为医圣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仲景作伤寒之真意有如下说：
永富独啸奄氏曰：世医动谓伤寒论治外邪，天下无加，至于杂病则未必然。呜呼卑哉！夫伤寒中有万病，万病中有伤寒，迴互参究，始可治伤寒，况于古医方中，若能彻底了解其内容，则千金、外台、宋元辽明等众多之说，亦皆为我使用矣。
　　能了解伤寒之诊断疗法，悟其真髓，则万病之治如示诸掌。学者不可泥于章句之末，宜开眼透视以探其精神也。”
　　汤本氏曰：“本书立论多本余之经验事实为基础，益以理论说明之。理论中或不免谬误，而事实则断不虚伪，若以理论之错误而并没其事实大不可也。”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人体活动而至变，非单纯之理论得而解决”，强调“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而“中医自数千年前就亿万人体研究缩的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完成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皇汉医学》洋洋57万字，主要参考文献有120部，其中除12部（占10％）为中国医家的著作外，其余（90％）均为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而古方派的尤多。因此，该书可谓是日本古方家的经验集，而且这些经验多是医家实证亲试得来的，极有益于后学悟入医道，开阔眼界，诚是医学之传薪！
　　日本古方派医家在实证亲试与临床试验的思想指引下，研究张仲景著作，灵活运用经方，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经方的运用范围，较之国人偏重于理论上的解释、争执实用奏效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国人对经方得研究水平。故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道日本医家已得仲景真谛。本着澄清理论事实，弘扬仲景学说，推广和扩大经方运用得宗旨，很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这些古方派的经验。
3.大塚敬节（1900～1980），出生于日本高知县一个汉方医世家，祖父大塚恭斋、父亲大塚惠迪均业医。于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成为西医界一分子，从而获得了政府认可的行医执照。 1927年，他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和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和启示，对汉方医学的科学价值和实际疗效有了最初的认识，立志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1928年，因用甘麦大枣汤治愈了每天反复抽搐十几次的十岁少女的半身不遂症，使他更坚定了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的决心。1930年2月，为学习汉方医学，他毅然离家到东京拜汤本求真为师，在“汤本医院”学习汉方医学。1933年，与史数道明相识并成为挚交。1972年6月，就任“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同年九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塚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日本医师会首次为汉方医家颁奖。
　　其主要临床学研究著作有：《类证鉴别皇汉医学要诀》（1932年）、《汉方诊疗的实际》（1941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汉方医学》（1956年）、《诊断与处方?汉方疗法》（1957年）、《汉方医典》（1957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汉方诊疗三十年》（1959年）、《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1966年）、《汉方诊疗医典》（1969年与史数道明等合著）、《金匮要略讲话》（1979年）等。此外，还有综合性著作《大塚敬节著作全集》（1980年）。
　　先生认为，在《伤寒论》中之论脉，不提脉名直接记述脉状，故简而适宜。但至后世渐又设有种种脉名，其数竟达六十余种，此乃侧重形式的思想之不良现象，在临床上多主张为无用论，吾等必须去虚饰重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今后之中医学。
　　大塚敬节投身汉方医学事业五十几年，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的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如用三黄泻心汤治疗动脉硬化症、脑充血等，症状急剧者加知母、石膏、甘草；加辰砂治疗子痫、白内障；还用本方治疗月经过多、肺结核咯血、沙眼、慢性结膜炎、晕船病、癫痫、癔病、失眠、丹毒等；用葛根汤治疗结肠炎、赤痢；眼、耳、鼻之炎症；肩部发酸、肩胛部神经痛、化脓性炎初期等；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神经衰弱症、癔病、神经性心悸亢进症、阴痿症、癫痫、动脉硬化症、脑溢血、慢性肾炎、心脏瓣膜病、小儿夜啼症、老人慢性关节风湿病、火伤后发热；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各种热性病、肺炎、肺结核、胸膜炎、腹膜炎、疟疾或疟疾样疾病、神经衰弱、经血病、失眠症、神经性心悸亢进症、脚气等；用桃核承气汤治疗疑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引起的剧烈头痛；八味地黄丸治疗尿闭（产褥热）；用温经汤治疗鼻塞、头痛、手掌角化症；茯苓杏仁甘草汤治疗浮肿、呼吸困难之肾炎；大承气汤治疗月经延长、耳朵骚痒症；半夏厚朴汤治疗胃下垂、上半身浮肿、神经症；小柴胡汤治疗圆形脱发症、神经性食欲缺乏症等等。
4.矢数道明，1905年出生于日本茨城县，籍名四郎。1931年，业师森道伯去世后，他立号为“道明”。先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汉方医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这一时期运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经方派和时方派结合者的典型。1926年是日本汉方医学最低落的时期，其家兄矢数格的重病通过汉医治疗而转危为安，按照其家兄的期望，他立志于研究汉医。1930年从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师事于东京“汉方一贯堂医学”创始人森道伯和家兄矢数格，学习汉方医学。毕业后和大塚敬节先生共同致力于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运动。1980年就任“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1986年就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研究协作中心主任。
　　先生精通东、西两种医学，他出于对汉方医学的深邃信念和弘扬汉医学术的坚定立场，始终坚持在汉方医疗、科研及教育的第一线。除与大塚敬节等的合著外，个人临床学术专著有《汉方处方解说》（1940年）《临床汉方治疗百话》1～7集（1960～1990年）《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1966年）等等，还与矢数圭堂共同编著了《汉方辨证治疗学》（1983年）。
　　他是一位善用经方又巧妙摄取后世方之长；用古方不泥于古，用后世方又不违背经方真义的临床家。如他用葛根汤催乳及治疗夜尿症，合小青龙汤治疗重症肌无力；用桂枝茯苓丸治疗雀斑，合黄连解毒汤治疗精神分裂症；用五苓散治疗偏正头痛、头重、肩凝、三叉神经痛、关节痛、阴囊水肿、尿频、夜尿、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用柴胡桂枝汤改变小儿性格；用白虎加人参汤合八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用防己黄芪汤治疗狐臭、腋窝多汗症；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治疗四肢痿弱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葛根汤加减治疗秃头症；三物黄芩汤治疗重症脚气；麻杏苡甘汤治疗扁平疣和夜尿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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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了眼界，好东西，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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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经方在日本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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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