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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辨证与民间单方、验方的内在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存在着血缘关系。有一些可能就是上古时代遗留在民间的,虽然《千金》《外台》也收集了一部分,但是一定还有一些散落在民间。这里不妨举一个黛蛤散的例子加以说明。
关于黛蛤散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相传宋徽宗年间,宫廷中有一名宠妃久咳不愈,口苦尿黄、痰黏不容易咳出,整夜不能安睡,非常痛苦。病人肝热犯肺的症候十分明显,然而负责诊治她的御医用了很多清肝利肺,降逆止咳药物都不见效,皇帝命令李御医在半月之内治好此病,否则就将他逐出京城。李御医惊慌失措地回到家中苦思,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忽听到门外有个老人叫卖:“咳嗽良药,久咳不愈一文钱一包,其效如神。”江湖游医的偏方难道能有效吗?但是李御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派仆人买了十贴回来,这是一种浅绿色的药粉,用碎葱姜蒜泡成的淡齑水,再滴上几滴麻油后服用。李御医担心药性太强,于是把服用剂量减少了一些,分为两次让嫔妃吃下,结果嫔妃当晚就不咳嗽了。皇上也龙颜大悦,重赏了李御医。后来御医用重金向卖药的老人索要药方,卖药老人全盘托出:原来只是用蛤粉在新瓦上炒红,拌入少许青黛制成而已。卖药老人还如实告诉李御医黛蛤散治咳的确切范围,——“久咳不愈,咳引胁痛,口苦尿黄、痰黏不容易咳出”, 这就是黛蛤散的方证。
不要对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不屑一顾,这个故事寓意深刻,从中可以分辨清楚什么是单方?什么是方证?单方和方证之间的演变关系。方证的发现就是单方与病症的互相寻找的结果。这个故事还原中医方证本源给人以回味与思考。黛蛤散来源于民间的验方,疗效在于方证相对应,后来医家在方证相对产生疗效的事实目前,加以理法的总结与解释,于是才有了肝热犯肺的证候与清肝利肺,降逆止咳的治法。
然而初学者在“方以法立,法以方传”的理论的教导下误认为清肝利肺,止咳化痰的“法”是关键,黛蛤散这个“方”却是一个次要的工具而已。这样的理解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如果使用这一种认识来解释临床疗效就是本末倒置,因为它违背了临床事实。一个出现黛蛤散方证的病人,如果使用其他同样具有清肝利肺,止咳化痰的方剂不一定就也有同样的效果,不然的话故事中的御医们就不会屡治不愈了。在目前中医界大部分业内人士的 “方证”观念还没有走出病因病机、理法方药的概念迷雾,总是事后诸葛式地以《内经》的理念来解读《伤寒论》,认为方证辨证是辨证论治的初级阶段,而不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诊治方法。这一套中医理论在目前还是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医学界的观点。众所周知,黛蛤散这个方药并不是在“方以法立”“依法立方”的程序中产生的,而是它和“久咳不愈,咳引胁痛,口苦尿黄、痰黏不容易咳出”的病症形成难舍难分的方证相对应的关系。如果没有卖药农民一代一代的承传,黛蛤散的价值也难以彰明而会流失于民间,使用的目标也会与所有的单方一样趋于对症治疗。其实说得直白一点,这个病案中“清肝利肺,止咳化痰”的理论只是一种事后的解释而已,并不能在诊治过程中起指导的作用。也就是说理法与方药以及疗效不在存在连动的关系,然而方药与疗效真的是唇齿相依。
我认为这是方证治法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故事之中隐含着深刻的道理。它明白地告诉人们: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临床对于黛蛤散的运用其实只要抓住“咳嗽,久咳不愈,痰黏不容易咳出;头晕耳鸣,口渴心烦”等主症就可以了,这就是方证辨证的临床核心。
卡尔•马克思说:“人类的认识总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因此,阴阳六经理论对方证的发展与补充也不可轻视。然而,方证系统的发展却是步履艰难,令人感叹不已。
实事求是的说,对黛蛤散的病机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医家认为黛蛤散的病机是“木火刑金”,治法是清肝宁肺,根据如此的理法,的确扩大了它的方证内容与方剂的治疗范围,如诊治眼红、耳鸣等等。
一个耳鸣的中年妇女,心烦口苦,鼻子呼出的气烫热。一乡医投四逆散多剂无效,后来经一个道士用黛蛤散把她治愈,问其机制,曰:“木火刑金”。
然而这些临床事实不能够得出贬低方证的结论。因为方证的中医学的源头,轻视了方证,中医学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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