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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张存悌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将其概括为:“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姜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医学流派。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明显不全面并存在漏洞,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所以我们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了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现代有人将祝味菊归于火神派,就是源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和模糊。前面我们曾两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从薄辅周用附子及温法的规律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从姜春华用附子的经验再谈对火神派的思考》),分别从附子用量、配伍上做了分析,得出了其在用量、配伍上独具特色,但存在缺陷、尚不完善的结论。由于临床实践必受理论的指导,所以要找出导致其缺陷的的深层次原因,必从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入手,即重阳思想。
火神派自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故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阴阳关系----阳主阴从----核心思想----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了;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治法----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我们逐条分析之。
首看“重阳”思想。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如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但其间亦有失手外,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分别出版了《伤寒解毒疗法》,《伤寒标准效法》,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类似的还有冉雪峰之用《千金方》中生地汗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见《八法效方举隅》)。说明了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杨志一其子患肠伤寒,既是徐小圃用温阳法治愈,但杨氏习其法而不泥,发现两种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称为肠伤寒大黄证,肠伤寒附子证,用于临床疗效更著(《杨志一医论医采集》),亦验证了这种观点。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在《伤寒质难。退行期及恢复期篇第七》中,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又如徐小圃受祝味菊影响转为温补派、由重阳而重阴后,亦非尽愈治病;与徐氏同时代的奚晓兰一直坚持寒凉,刘弼臣先生介绍两人不应之患转到对方处就诊,多能获效。可见其间的互补性很强,各有不同适应征,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邢斌的分析更深入全面(文繁不引,详见《祝味南医学五书评案》):“阴阳哪个重要,无法量化考证;病理上的易损耗,与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并无因果关系,大多医家的重阳思想都是基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此论极其尖锐,直指根结所在,是客观公正之论。
所以,重阳观同其他观点如李东垣重脾阳、叶天士重胃阴一样可以做为一种学术观点保留下来,也符合学术界争鸣的态度。但据此则“万病皆由阳虚,扶阳可愈万病”的结论是唯心的,绝不可取。仲景一部《伤寒》无非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即重阳又不轻视阴,是辨证论治的精髓,也是学习重阳思想的前提。
其次看“阳主阴从”。此观点由卢崇汉先生具体提出,做为一种动态平衡观,打破了传统呆板的“阴阳绝对平衡,偏则为病”的思想,是对阴阳观的极大发展和贡献。
第三,“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前句言生理,不过是历代重阳思想的翻版,如景岳“阳之为用大矣”,“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一息真阳”等,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阴论,纠正了自己偏颇。后句言治疗思路,显然只能用于阴证及状似阳证的阴证(真寒假热)。若据此而用治实热及真阴虚则谬。
第四,“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前句是常规,不存在问题,后句不能说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火神派认为“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等,并据此而用大剂姜桂附治之,颇值得商榷。中医常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医理,如喻阳气为太阳,我们就沿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分析。太阳是阳气,则水为阴精,在阴天无日之时,由于水分没有太阳的蒸腾气化,所以水虽足而禾苗也不能生长,这在人体即是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现象,治疗上需要用阳化阴。但如果烈日炎炎、数月无雨、大地龟裂、禾苗枯萎,这时禾苗是需要一场及时雨呢,还是继续增加高温呢?答案不言而喻。这在人体就是真正的阴虚,如果仍拘泥于用阳化阴,继续用姜桂附焚津耗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也并非阳的不足,用阳化阴是治疗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方法,用治真阴虚则谬。另有些医家用滋阴法治疗阴虚不效时,往往伍入少量桂附,是阴阳互生之法,亦并非是单用阳药的用阳化阴之意。
综上所述,结合我们以前的两次思考可知,火神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辨识阴证、独具真功,把汗多状似阴虚、实质阳虚的证状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极具实用价值,是辩证论治的高级阶段。其他医家虽亦有有此见识者,但均不及郑钦安之全面系统。郭子光称:“于阳虚辨识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一份珍贵宝藏”(《医理真传阐释.序》),确为至评。另一贡献在于提出了阳药运行反应并非毒副作用,为后人使用阳药提供了借鉴,打消了顾虑。而相较于此可称为“辉煌”的学术贡献,缺陷也两样明显,具体表现在过度推崇阳气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附子大剂量的功效而忽视(或者否定了)小剂量之功,在附子配伍上相对拘泥呆板等几个方面。
当然,任何一种流派、一种学说都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火神派亦如是。就连火神派推广的功臣张存悌也不得不指出:“火神派确实理法精妙,方药卓效,但我们不能为一家之说所 囿 ,固步自封,乃至崇阴虚者则凡病无不阴虚,宗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我们不揣鄙陋,三谈对火神派的思考,目的就在于客观总结,公正的评价,找出该学派优劣之所在。学术精华理应尽力发扬以尽其用,缺陷则尽可能弥补或避免。盲目崇拜和全盘否定均非治学正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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