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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99%的居民都通过注册的形式和一位全科医生挂钩。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使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病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也使病人和医生之间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医患矛盾。
两次就医经验：个性化服务
在英国的医疗体制里，基础医疗是中流砥柱。这个基础医疗由全科医师为骨干构成，全国99%的居民都通过注册的形式和一位全科医生挂钩。全科医生关注病人全方位的健康，不是只专注某个有病的器官。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使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病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也使病人和医生之间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医患矛盾。
去英国留学时，一入学就收到一封信，让我去注册一位全科医生。英国全民享受免费的医疗福利，外国人也沾了光。我注册的全科医生的诊所里有四五个医生，离我的宿舍很近，走十分钟就可以到。这是个牛津城里的普通诊所，普通居民也在那里看病，不是专为学生服务的“校医院”。去那里非常方便，一般早晨打电话挂号预约，下午就可以去。相当准时，预约3点，一般3点10分前可以就诊。
我在英国上学五年，其间有过十多次就诊经验，感觉都很好，远胜于美国，尤其是其中的两次令我难忘。
一次是冬天感冒，我有些头痛和低烧，当时学习很忙，一直没去看病。忽然一天夜里收到学校发的紧急电邮，说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得了脑膜炎， 让有头痛发烧症状的人提高警惕。我立刻紧张起来，当时已是深夜，诊所关门了，有急诊室的医院又很远。幸亏诊所有24小时值班的医生，可以电话联系。于是我打了电话。值班医生不是我的全科医生，但他调出了我的病历，了解了我全面的健康状况，又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他说，我的情况不像是脑膜炎，因为我没有呕吐、颈部疼痛等症状，而且已感冒一个多星期，头痛发烧等症状没有越来越加重的现象，脑膜炎的症状一般是会很快加重。他让我采取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方法，如多喝热柠檬水等。他的话使我安心入睡，第二天症状减轻了不少。
另一次，连续几个星期我常常出现胃气胀的症状，以前虽然也有过类似情况，但没有连续发生过，我生怕胃里会长出恶性的东西来，就去看我的全科医生。他检查后说，几年来我都有过类似症状，如果是恶性的，会发展得很严重，不仅次数会增加，而且疼痛程度也会加重。他不断引导我回想，近几个星期以来有哪些因素会引起胃气胀，从饮食、天气、环境到生活习惯。后来我想到，两个多月前换了宿舍，新宿舍离学院的饭堂较远，我就少去饭堂吃饭了，自己在宿舍里煮些东西，吃的时候喜欢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那种坐姿会窝曲着胃部。他让我不要再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再观察情况是否会有好转，不行就再来诊所做进一步检查。我后来不再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情况果然好转。
这些就诊不仅使我的病症好转，同时增加了我的保健知识，而且是很个性化、很有针对性的知识，以后我都有意无意地用这些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
英国对美国，哪个更好？
回到美国后，把我的英国经验讲给美国朋友听，有时却会惹出美国人对英国医疗制度的非议。美国和英国的医疗制度完全不同，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念。英国是福利化的医疗制度，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支付医疗费用，绝大多数医院是公立的，基础医疗的全科医生以合同形式受雇于政府；美国是市场化的医疗制度，自己（或者通过雇主）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绝大多数医院是私立的，医生的诊所也都是私立的。基于不同的理念，美国人的非议主要有三。
第一：“英国制度缺少‘选择的自由’，病人只能从政府给出的全科医生名单中选医生（我当时只能从四五个医生中选一位），在美国的医疗市场上，病人能有选择的自由。”
其实，市场上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只是理论上的完美假想，现实中极难实现，有太多障碍。首先是金钱的障碍，要想参加选择度大的医保，就得交很高的保费，自由度越高， 保费也越高，富人能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一般人的选择自由并不大。
另一大障碍来自保险公司的医生名单，私人的保险公司很多，医生并不是和每个保险公司都挂钩，各个保险公司旗下的医生也是有限的，病人若想在自己的保险公司中找到离家很近的医生，能选择的名单就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信息的复杂，各个保险公司对各项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都不相同，这些项目成千上百，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信息量太庞大，病人要想事先搞清所有项目的含义，并且比较各个保险公司的价格，再来做自由的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非议是：“政府办的医疗福利制度一定低效。”
这种非议是基于“市场效率高，政府效率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教条出发的想当然推论，而不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结论。实践检验的数据显示，以2007年为例，从费用成本来看，英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8.4%，美国的占14.9%；从健康效果来看，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9岁，美国人的是78岁，英国的千名婴儿死亡率是5，美国的是7。这些数据说明，美国的医疗制度是花钱多、成效少，这怎么能说市场化的医疗制度比福利化的医疗制度效率高呢？
第三个非议是：“福利医疗病人看病不花钱，会导致病人滥用医疗服务，浪费资源。”有人特别针对我的例子说：“感冒、胃胀这样的小病去看医生是浪费。”
这种非议起码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小病看医生有预防为主的效果，在美国许多人因为怕花钱，小病不看结果酿成大病，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疗，这是造成美国医疗成本高的一个原因；在英国，由于医生在看小病的时候能向病人传播保健知识，使病人可以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培养判断细微症状的能力，最终能增加国民防病抗病的素质。
第二，批评看小病浪费的人，往往不批评其它物质消费的浪费现象。譬如，买一件新衣服穿一次就不再穿了、不需要开汽车也赶时髦买汽车，对于这些现象，很少被批评为“浪费”，很多时候还被誉为“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拉动经济”。究竟哪种行为更浪费了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更妨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呢？制造汽车服装需要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而看病基本不涉及不可再生的资源。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固然能增加就业，医疗服务也能增加就业，而且是素质更高的就业。因此，能够扩大医疗保健消费的制度应该是更有可持续性的。要扩大医疗消费，就需要使医疗服务的价格低廉。英国的廉价医疗是用税收支付的，税负在这里扮演了“引导医疗消费”的角色，美国人交税少，虽然口袋里的钱多了，但这些钱往往是用去买衣服汽车等东西，而不是去“看小病”，无法拉动经济向重健康、低能耗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医疗制度走过了一段“市场化”的弯路，在进行新的体制改革时，英国的医疗制度，尤其是以全科医生为骨干的基础医疗，可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
（作者为牛津大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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