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关系角度考察“以方测证”法

知而守之

从逻辑关系角度考察“以方测证”法
“以方测证”是根据方剂之药物构成及其效用, 来推测其所主治对象的病机或症状的方法, 属于传统中医学研究方证关系及证候的重要方法[1]。其理论依据是“方证相应”“方证相对”[2-4]。仲景学说研究者之前主要运用此法研究仲景著作中方剂功能与所对应病证的关系[5], 而现代又将此法运用于中医实验研究中, 以方之效应, 来推测证型为何[6-8]。
对于这种扩大应用, 已经有学者从实验对照不合理、药效学指标选择过于简单等方面提出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 此方法从中医医理角度来看, 似行之有效;而从形式逻辑角度来看, 却未必可靠。下面就此作一探讨。
1 “以方测证”法的医理依据
从中医医理方面看, 临床诊治过程主要依据下列层次展开:收集症状、以理辨证、依证立法、以法选方、据方遣药。方与证之间虽然尚隔着“法”这一层, 但是隔而不隔, 因为理法方药层层推衍, 紧密无间, 一脉贯通, 法因证立, 方因法成, 法从而成为方、证之间的联系, 沟通了两者。通过治法, 方、证之间互为呼应, 且存在某种必然联系, 这种联系被中医学者概括为“方证相关”“方证相应”“方证相对”“寓证于方”等, 所以通过方可以逆向推导出证之为何。
然而以上过程是从纯医理角度而言, 近于理想化, 在实际辨治过程中能达到“理法方药一脉贯通”境界之医者, 并不太多。而仲景为医圣, 其书为经典, 理、法、方、药丝丝入扣, 法度森严, 许多方证确实达到了“方证相应”“方证相对”的一对一的“一一关系”境界。
仲景著作行文简略, 多出方不出证或略于证, 于此运用“以方测证”法, 既有依据, 又有所需。所以长期以来, “以方测证”之法主要应用于仲景著作研究。
由此可见, 此法之运用, 一是看理, 二是看人。
2 对“以方测证”法的逻辑考察
形式逻辑所揭示的思维形式及规律具有全人类性, 中医学的思维亦当遵从其规律。逻辑的关系命题与关系推理主要用于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1], 而方证关系是事物关系中的一种, 以逻辑关系考察方证关系, 进而探讨“以方测证”法, 或许能给我们以新的认识。
2.1 对称性
由“方证相关”“方证相应”“方证相对”看, 方与证有对称关系[9-10]。所谓对称关系, 是两事物之间同等地、对称地具有某种关系。如甲与乙为邻, 乙亦与甲为邻, 两者均同等地、对称地互相有邻里关系;甲与乙是亲戚, 乙与甲亦为亲戚, 两者均相互对称地有亲戚关系。某方与某证相关联、相对应, 反之某证与某方亦相关联、相对应, 方证两者是对称的。然而要“以方测证”, 方与证二者仅有对称性, 仅互为关联对应是不够的, 还要考虑这关联对应的含义, 考量其相关的程度, 尤其要考察有无排他性, 即考察两者之间是“一多关系”, 还是“一一关系”。
2.2 “一多关系”与“一一关系”
所谓“一一关系”, 是指某一事物, 与且只与另一事物有某种关系, 具有排他性。例如, 由于指纹重复率极低 (约六十亿分之一, 实际重复率可以基本视为零) , 故指纹与指纹所有者的关系可看作“一一关系”。再如汉字电脑输入法, 若某编码与且只与某一汉字对应, 没有重码, 可以排他, 此编码与该汉字两者之间为“一一关系” (如王码之“王”字与其编码gggg的关系) 。反之, 有重码的编码, 则不能排他, 如拼音输入wang这一编码, 所对应者不仅有王, 还有旺、汪、忘、往、妄、网、忘、亡等。编码wang与其所对应的汉字是全部wang的同音字 (忽略四声) , 而非一个字, 此为“一多关系”。所谓“一多关系”, 是指某一事物, 与大于二的事物有相同的关系[11]。
由上可知, 两事物之间为“一一关系”者, 可由此必然推出彼, 如司法界以指纹定人, 以指纹定罪;再如用王码输入法打字, 打gggg必然打出且仅打出“王”[12]。而若是“一多关系”, 则未必能够必然由此推彼, 以拼音输入法打wang, 则出现一串发wang音的同音字, 未必只打出“王”。
2.3 方与证的关系
那么方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既然“以方测证”法主要运用于仲景学说, 那么就先由仲景学说入手考察[13]。虽然仲景著作是“以方测证”法的理想研究对象, 适合用“以方测证”的方法研究, 但也不乏力例外者, 如《伤寒论》第338条言:“伤寒脉微而厥, 至七八日肤冷, 其人躁, 无暂安时者, 此为脏厥, 非蛔厥也。蛔厥者, 其人当吐蛔。令病者静, 而复时烦者, 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 故烦, 须臾复止, 得食而呕, 又烦者, 蛔闻食臭出, 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 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由此条可知, 乌梅丸一方, 既主“蛔厥”, 又主“久利”。《伤寒论》第318条云:“少阴病, 四逆, 其人或颏或悸, 或小便不利, 或腹中痛, 或泄利下重者, 四逆散主之。”由此条可见, 四逆散既治阳郁厥逆证, 又疗肝脾不和证。《伤寒论》第101条云:“伤寒中风, 有柴胡证, 但见一证便是, 不必悉具。”由此可见, 小柴胡汤所对之证更多。
综上可知, 确有一些经方是多功效的, 与证未必均是“一一关系”, 而更可能是“一多关系”。
同时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使经方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 所治疗之病证不断增多, 更加证明经方具有多效应性, 方与证是“一多关系”。
2.4 “以方测证”法的可靠性
既然方与证是“一多关系”而非“一一关系”, 那么“以方测证”就未必十分可靠。因为同一方子可治疗多种病证, 所以并不能由某方必然推出所治是此证或是彼证, 是一个证抑或某一些证[14]。故而以此法研究仲景著作的作用亦应当反思。传统津津乐道的“以方测证”“从无字句处悟出”文字, 以方推论, 填补证之空白, 推测文献应当是何的方法,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是不严谨的, 缺乏必然性的, 故其结论也是未必可靠的。
同理, 在实验研究中, 亦不能因某方能治某证, 如脾虚证, 就以此效为标准, 将此方定为治脾虚方, 然后推而广之, 以效推证, 以方定证, 将此方所治获效之证全部视为脾虚证。因为此方或许不仅能治脾虚证, 还能治肝郁、肾虚、血虚等证。
如现代公认一贯煎有滋阴疏肝之功, 以方测证, 其所治疗之证当为肝肾阴虚、血燥气郁, 而有实验研究表明, 其能纠正利血平动物模型的脾虚属性[15]。这就不免使我们反思, 此前曾以利血平造模, 据四君子汤治之有效之结果, 而以方测证, 将此定为脾虚模型[16]。而现在非健脾之一贯煎治此脾虚模型亦有此效, 若以方测证, 此证当属何证?是脾虚?还是肝郁?二方之功能又当如何确定?
所以“以方测证”之法亦不能简单地移用于实验研究, 运用此法还应当设置类似方的对照组, 重视观测指标的多样性以及各项指标的关联性, 避免单一指标的片面性, 同时注意增加排他性, 增加可靠性。

医海一粟

以方测证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根据药证找出该方潜在的适应症，扩大运用范围；一个方子的最基本适应症应该是该方所具有的的针对证候病机的高度的功能概括。比如麻黄汤针对的是伤寒病的风寒表实证，根据对药证的不断认识又可以发现新的适应症，比如还魂汤就是麻黄汤的新的适应症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