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

何锋斌

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历来是中医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的两个话题。凡是学医者，莫不是在这两条路上苦苦徘徊，它们就好像物理学上的两条曲线，时而相交、时而分离，貌似在一条轨迹上不断延伸，却永远没有合并为一的可能。中医学起源于远古，这是无疑的事实，但是由于渊源久远，历史断流，再加上文字书写、保存、流传、继承极其困难，经方的出现是早于还是迟于《黄帝内经》，己尚未可知。科学的探索需要证据与事实，也需要多重思维与丰富的想象力，谁能想到，远古医家在面对疾病时采用的是方证相对这一简朴的治病方法还是复杂程序的辨证论治？因此，谁高谁低在医家思想里尚不能成为统一，毕竟疗效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言归正传，方证相对起源于《伤寒论》，正式提出并发扬光大的是日本古方派宗师吉益东洞，后传入中国，至民国经方大家陆渊雷论述并推崇，但曲高和寡，几至断绝。到了当代，经过有识之士的发掘与推广，俨然与辨证论治形成鼎立之势，成为经方派之“九阳真经"。辨证论治发仞于《黄帝内经》，被历代医家奉为医林经典，阐发与演论者不知凡几，并且门派众多，香火鼎盛，显然己经成为医经派之"九阴真经"。那么，辨证论治果真是中国医学唯一可从可学可推的治病思维方式吗？事实是，也未必！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在起源上应该不分伯仲，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原因不在本文论说范围，并且方证与辨证的起源、演化、解释、内涵、延伸均不在本文写作之内，明白人一看便知)，一个成了阳关大道，一个成了林荫小径，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非常具有概括性"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医学何尝不是如此。《内经》学之者众，故而辨证论治成为主流，《伤寒》研之者少，因此方证相对变为小众，究其原因，《内经》是汇集诸经典而成经典，言辞古奥，蕴含无穷，附合了国人研究学问喜欢追本溯源的一贯情结，而《伤寒论》则是一碗清汤小面，只有追求实际的人才会去细细品尝。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其出发点与思维方式虽然迥然不同，但其诊断过程与结果则殊途同归，都归结于同一个字上:“证"。方证相对采用的是野性思维与直觉思维，辨证论治采用的是多重思维与逻揖思维，一个简朴、直白，一个复杂、繁琐，一个是只有一个杀手锏:经方，即伤寒论方或者说仲景方;一个是有多种武器可选:或经方、或后世方或偏方验方。但是两种学说的实践者都产生了大师，方证派有诸如胡希恕，辨证派有诸如蒲辅周。有人说方证辨证是低层次辨证，那是一种误解，打个比方，为什么医生的诊籍叫医案，那就是说，医生诊治疾病的过程与刑官判案是一个道理，都是透过现象见本质，最后落实到人或病这一具体物体上。方证相对也是运用四诊结合经方独特思维，绕过了辨的繁杂程序，快速、准确地诊断，最终选定一张方:经方！就好像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所演一样，在抓捕罪犯之时，先抓住罪犯，再当面分析其犯罪之起因、经过以及证据，让其无力辨驳，当场伏法，这与方证何其相似。先问是什么，再问为什么，方证不是没有理，理在于医者的学识与思维中！方证是张仲景通过《伤寒论》带给后人的丰盛晚宴，需要大家去共同料理、品尝;它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需要大家共同拾柴加火，而不是在斥责与唾弃中灰飞烟灭，不复存在！注: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是极其复杂的话题，故本文谨作为个人的看法与理解，只谈点不谈面，如有论述错误，实属能力问题，尚希谅解。

东周

写得好！

高山

方证相对与辨证论治，本就是一回事，好事者强行分别而争论。

方证相对，必须先辨证，有了辨证才能选方。病人来了，他不会直接告诉你我是什么证，你需要去辨。
方证的证，有人仅仅理解成六经的证，这是教条主义。不同的疾病，适用不同的辨证方法。不管什么病，都套六经，是最笨的，其疗效不会太好。

辨证论治，是在论治原则指导下进行选方或拟方。不管是选方还是拟方，都必须与证相对，这是毫无疑问的。选方，可以选仲景方，也可以选后世方，以对证为准。如果不对证，选了仲景方也不会有效。

仅仅是，由于个人体会不同，有人擅长用仲景方，有人擅长用后世方，也有人擅长自行拟方，但都不是绝对的。每个中医，凭良心问自己，你会不会照搬原方，还是适当加减？加减多了，不就是自己拟方？病证无限，成方有时也不够用的。

只要是辨证论治，有理有据，都是经方。只有单方验方，不属于经方。青蒿治疟疾，就不是经方。按西医思路乱开一堆中药，也不是经方。

minglao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