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与药证

何锋斌

经方，是中国古老文化与悠久历史相互融合的产物，是先人们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疾病的不断斗争而反复探索、反复试验、反复总结的产物，是古代有识之士不满足于当时徒有医理而乏有效方药另辟蹊径、竟成一宗的产物。经方，与其说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不如说是医家无意有意而为的结果。经方，萌芽于远古的蛮荒时代，开花于数千年前的周秦大汉，结果于张仲景的《伤寒论》。经方好，众人皆知，经方神奇，疗效神速，重点在于有方证与药证。方证，用方的证据，药证，用药的证据，这个病为什么用这个方，为什么用这些药，为什么合并加减某些方药，都要讲出道理，拿出证据，这些证据在哪里？就在《伤寒论》原文中。《伤寒论》原文由于历史种种原因，己非原貌，这些方证与药证或隐藏或显著，需要医者从中挖掘与探索。伤寒原文是仲景以高度凝练的文字与极简概括的语句而书写，方证与药证则是总结当时其他医家的秘诀而加以合理巧妙的穿插安排，与原文合为一体，天衣无缝。方证与药证就是射敌之弓箭，方为弓，药为箭，在外力(即人力，也即条文)的作用下，一射中的。方证，即含辨证(非症状)，方是经方，证是医者以经方的思维为指导，来判断眼前具体病人的具体症状，包括医者的四诊，即患者的体形体貌、肤色毛发、表情、眼神、精神、语言、肢体、动作、情绪与心理的外在反映与流露，以及目前痛苦的描述和舌质舌苔、脉象的整体状态和结合触诊(含腹诊)，并与患者述说的痛苦不舒、部位、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而得出的正确结论，证就是辩证的过程和得出的结果，绝对不等于"症”，症单一证复杂，症表面证深刻，证是全部而症只是单位，因此，某些认为方证对应就是方症对应者，是需要深入研究证的内涵的。方与证，环相扣，缺一不可，就如同经典物理定律两点成一线一样，方与证就是经方的两个点，方的主治与证的判断结果相吻合，必然产生疗效，因此，中医界有人质疑《内经》的内容是否正确，但没有人怀疑经方的高效，就是因为方证。比如桂枝汤证的发热、汗出、脉缓者用桂枝汤，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者用小柴胡汤，呕痞利用半夏泻心汤，口苦口干、胸胁胀满、便溏(或便秘)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口大干喜饮汗大出脉洪大(或数)用白虎汤，心动悸脉结代而消瘦无力者用炙甘草汤等都是仲景在条文中有明确的结论，而有些方证则是后世医家在仲景隐晦的条文描述中进行对比归纳而出，如五苓散的口渴而不欲饮、大便稀溏、小便不利丶舌胖大水滑，桂枝茯苓丸的面舌腿证，当归芍药散的面色萎黄、浮肿、小腹疼痛(按之或自觉)舌淡脉虚，泻心汤的舌红苔黄脉数烦躁面红，半夏厚朴汤的咽中有物、痰多、异物感、舌腻苔厚、心烦等由于条文极简，都需要后世医家不断总结。药证，紧扣方证，两者如影随形，仲景原文及其后注加减即为药证，如咳者必加干姜五味子，便溏者减白芍，胸满去白芍，腹痛加白芍，腹满痛便干加大黄，便秘加白术，腹胀满加厚朴，咽痛加桔梗等，均是临证加减用药的标准，经方药味不多，疗效神奇，与药证的准确使用关系极大，与后世时方乱加乱减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可惜的是，方证与药证的发现和明确记载均出于日本古方派宗师吉益东洞，他的巨著《类聚方》与《药征》代表了经方方证与药证当时研究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当时却处于“一人一仲景，一家一伤寒"的时代，治学风格与学术氛围的不同，导致了伤寒研究与经方推动的滞后与发展截然不同。现当代，我国经方研究热情高涨，出现了大批经方家和专著，经方大师黄煌教授的专著《張仲景五十味药证》、《黄煌经方使用手册》就是方证与药证的巨作，羽翼仲景与东洞，学者自宜深究(此并非虚夸，请勿误解)。方证相应是对《伤寒论》的一次革命性的释义，它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理性规划的能力，而方证药证与条文的三方结合，恰似几何图形中的三角关系，牢不可破，在经方思维的提炼下，推动《伤寒论》的研究与发展，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