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方的产生（2）

芭窗夜雨

相传商代伊尹创制汤液，究竟汤液是否伊尹首创呢？这个问题难于考证，不妨先放一边，探讨一下汤液煎煮的客观条件是什么。

汤液煎煮的客观条件
1、溶媒：水，这一条件无疑具备。
2、器皿：从西汉出土的墓葬来看，厨房烹饪器皿普遍是陶器。陶器的制作工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掌握。考古发现无论陕西西安东郊的半坡人，还是浙江余姚河姆渡人，皆已普遍使用陶器，所以，器皿也不成问题。
3、煎煮：这一思维在新石器时代也不成问题。半坡人种植粟，河姆渡人种植水稻，这两种粮食都是需要煮熟才好吃，而把肉、野菜、水稻、粟等食物放在陶罐中混合煮食，也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片段。
4、火：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使用天然火，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火的利用技术日趋成熟，没有火，陶器是制作不出来的，所以，火也不是问题。
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已经具备汤液煎煮的客观条件。

药物的煎煮行为
前面谈到，药物起源于采集行为，古人生食瓜果蚌蛤，对药物同样是生食其鲜品。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时期可能仍然是这种服药模式。但当部落的厨子生病，出于职业思维习惯使然，他可能会尝试煎煮药物，第一次的煎煮或许是药物无意中落入陶罐的沸水中被人饮用，或许是厨子天真的游戏，此外，一些药物如生姜、红枣等在古代也是食物、调味剂，如姜能祛鱼腥、增加肉的鲜味，经常加入食物中一起烹饪。这种由厨子发明煎煮药物的推断与伊尹创汤液不谋而合，伊尹的身份本为厨师。

药物的煎煮为单味药发展到复方治病创造了条件，同时使采集的多余鲜品能够以干品的形式贮存，以备不时之需。药物在煎煮以后更易下咽，而似乎仅仅饮用药物煎煮出的药液也能治病，这些都可以在新石器时代被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厨子烹饪时，在陶罐中放入多种食物同时煮熟是日常工作。那么，如何想到把二种药物同时加入陶罐中煎煮呢？

仍然以感冒为例来探讨。

麻黄这个药物是治疗风寒感冒的良药，但药虽好，如服不对证会出现心慌冷汗出等副作用。神农疾医在麻黄的应用中一定反复碰到这种情况，他们思考如何善后，如何解决这个副作用。在他们的经验库中，桂枝是和心慌冷汗出相对应的。于是，当病人服用麻黄后出现心慌，他们会试着让病人服用桂枝。病人服下桂枝后，居然感觉好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桂枝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出现心慌这样的反应总会让人有种恐慌感和身体的不舒服。能否提前服用以预防呢？于是，古人在煎煮麻黄的同时也煎煮桂枝，药物煎好，服用麻黄液后片刻即服用桂枝液，最终发展为麻黄、桂枝同煎，因为这样煎服更方便，也不影响疗效，最重要的是减轻了麻黄的副作用。

复方理念由此产生。

以上探讨的是药物合用避免副作用，更多的复方则是为了合用增强解决单味药物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一一阐述。

所以，复方的产生是在单味药物的治疗实践中形成，为解决单味药物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药物应用形式。复方扩展了单味药物的应用范围。解决了一些从前用单味药物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通过复方，用2种甚至是3种药物能够得到解决，而且药物的作用也显得温和许多。复方的概念一旦形成，必将延续药证的产生规律发展而形成方证，从此，方证成为上古经方的核心内容，整个上古时代的药物治疗成就最终凝聚为一张张反复试验终行之有效的经验方，直至流传到夏商代。因部落融合，国家统一，这些散落在不同部落的经验方最终汇聚得到系统整理，《汤液经》古本初具雏形，而这些成果在东汉末年被张仲景所继承整理，才有了《伤寒杂病论》问世。

根据以上探讨，汤液的产生当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经方的孕育、产生、发展、磨合、成熟，穿越了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之间的五千年时空，并非是在商代被伊尹一夜之间天才般悉数发明出来，伊尹的角色和张仲景一样，都是古方的整理者、传承者，在五千年的长河中更有许多无名的氏族英雄在做这项工作，谱写出一部崎岖艰险的复方历史——古方医学。

复方的艰难
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所搜集的经方来看，其方剂药味多为2~3味，3~4味，笔者具体统计资料如下：《伤寒论》《金匮要略》共搜集经方275首，有名有方者269首。
其中，1味方21首(7.80%)：
2味方40首(14.87%)：
3味方52首(19.33%)：
4味方41首(15.24%)：
5味方38首(14.13%)：
6味方25首(9.29%)：
7味方24首(8.92%)：
8味方8首(2.97% )：
9味方11首(4.09%)：
10味方2首(0.74%)：
12味方4首(1.49%)：
14味方2首(0.74%)：
21味方1首(0.37%)：

根据所占百分比从多到少的排列循序是：3味方(19.33%)＞4味方(15.24%)＞2味方(14.87%)＞5味方(14.13%)＞6味方(9.29%)＞7味方(8.92%)＞1味方(7.80%)＞9味方(4.09%)＞8味方(2.97% )＞12味方(1.49%)＞10味方(0.74%)、14味方(0.74%)＞21味方(0.37%)。其中以3味、4味、2味、5味最多，百分比超过10%；以10味、14味、21味最少，百分比不足1%。

而居于中间地位的6味方的方剂，很多都是从药味少的方剂如5味药物的桂枝汤发展而来，如小建中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当归建中汤、乌头桂枝汤、栝蒌桂枝汤、桂枝加黄芪汤共11首，占6味方总数的44%，其他如越婢加半夏汤、越婢加术汤是从5味药的越婢汤发展而来，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是从4味药的白头翁汤发展而来，橘皮竹茹汤、茯苓饮是从2味的橘皮汤发展而来，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是从4味的黄芩汤发展而来，茯苓泽泻汤、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当归芍药散是从4味的苓桂剂发展而来，甘草泻心汤是从4味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发展而来，九痛丸是从3味的四逆汤、4味的吴茱萸汤、1味的巴豆发展而来，麦门冬汤中的半夏-人参-甘草-大枣的药物结构从前面药味道少的方剂如5味方的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中可以找到根源，外台黄芩汤亦然，这样除了升麻鳖甲汤比较独特以外，25首6味方中的24首方都发展自前面药物单少的小方，占6味方比例的96%。这种情况也见于24首方剂的7味方，在7味方中出现大量的合方，如麻黄桂枝合方、桂枝柴胡合方。6味方和7味方合计49首方剂，占全部方剂的18.22%，紧追3味方的19.33%。后面的8、9、10、12味的方剂也是延续的前面这种发展规律。所以，上古复方的发展脉络是由少而多，定中求变，前后犬牙交错连绵为一个整体，其中最基本的2味、3味、4味、5味方，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3味方，是单味药物演变成复方的第一批成果，是复方的种子，复方的起源。

复方药味的单少，一方面是上古人类神农疾医求知的天真、严谨，加一味药对整个复方有那些影响，一定要搞清楚了才实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真实的医疗现实，重要的是解决医疗问题，而非群药杂堆。药物的增减，是根据临床的需求来决定并通过临床治疗反馈来检验是否有效。第三，在大量药物中选取2~3味创制方剂显然比选取5味以上的药物创制方剂，难度小得多。但即便如此，复方的制作过程也是艰难的。

要创制复方，首先必须有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根据新石器时代种植粟、水稻的农业技术掌握，可知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掌握丰富的植物学经验，那么在长期的药物实践中，对其中植物药的应用经验是有积累的。但植物药的种类丰富，即便是同一株药草，有果仁入药，根茎入药，如何从大量的原始药材中选取最有效的单味药物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此外，单味药物的药证本身就很难明确，何况2味药物同时应用的复杂指征，3味以上的我们就不谈了。还有，药物的选择明确了，药物的剂量又如何确定，桂枝与白芍的剂量，麻黄与石膏的剂量，其比例不同，方证不同，这些都是难题。

“1，2，3”规律
1味方是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2味方可组成简单的复方，如芍药甘草汤、桂枝甘草汤等，也可看作药物的结构，3味方是相对复杂的复方。

从药能的角度来看，单味药物的药能有别，但作用范围有限。通过2味药物的配伍，其整体药能得到扩展。3味方是相对复杂的复方。对于2味方的药物结构或简单复方，它随时可通过增加1味药物形成3味方，或者配伍到3味方中形成5味方，如经方中以黄芩-黄连为基本结构发展出的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连阿胶汤、泻心汤等。3味方也可作为复杂的药物结构，来创建更复杂的经方来满足临床的需要。于是，在有了单味药物的药证、2～3味味药物的药物结构证后，后面4味、5味、6味等等更多药物种类的复方都可以创制出来，因为4=3+1，5=3+2，6=3+3，6=3+2+1，其他类似推演。前面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经方的药味所分析的数据也表明，3味方所占百分比居首位，为19.33%，其中还不包括以3味方为基础发展的更多药味的经方。

通过考察发现，复方的这种“1，2，3”演化规律，也广泛体现在同期的其他文化类别中。

语言的发展遵循“1，2，3”这一规律。先是单音节出现，这是1；然后是单音节组成复音节，音韵的变化，这是2；再是复音节的组合形成词组、句子，表达完整的意识，这是3。今天的小孩子在成长中耳濡目染无形之中就学会了语言，但对上古人类而言，语言的创造经历了漫长时期。

文字的发展遵循“1，2，3”这一规律。
数学的发展遵循“1，2，3”这一规律。
生物的进化遵循“1，2，3”这一规律。
......

由此可见，经验复方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件自然而必然的事情，它和许多其他由人类创造的文明一样都遵循着相同的产生规律——由简单逐步发展到高级。《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哲学的高度提炼出这一发展规律，但并不能说，古人是先天才发现了“1，2，3”这一规律，然后才发展出文明。哲学这个学科的产生也不例外，一样需要劳动，通过实践，被认知，才能逐步由低级思辨向高级思辨发展。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在劳动使猿人进化成人以后，劳动又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复方，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劳动人民数千年药物实践的劳动成果。

复方的加减及合方
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可以看到复方的演变规律：加减和合方。通过复方的加减演变最明确的莫过于桂枝汤演化出的方剂，如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小建中汤等；通过复方的合方演化出的方剂，如把麻黄汤、桂枝汤、越婢汤这样的小方进行合并，分别组成了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把桂枝汤与小柴胡汤合方组成的柴胡桂枝汤。这些依然是复方形成思维的继续延展。

神农疾医在复方的创制演变中把握住了几个基本点：①单味药物的药证；②2～3味药物的药物结构证或方证。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各样的复方，最终通过临床的长期检验，可能淘汰二十种、五十种组合，才能找到一张行之有效的经验方。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缓慢探索，五千年时间，最终被张仲景所淘选出的，也就二百多张方。

晓君

写的真好！

sunchao

好，真好，写的不错。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师兄的文学功底非常了得，而且还善于总结归类，从道家的思想来诠释复方的产生，其精神宗旨可见一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正平

合理的推论

汤一笑

这个难说

有证据表明在东汉之前，药很多是直接粉碎吃的，此时已经有复方的了，煎煮的方法并不常见（这方面倒是有医药史专业的论文的）。煎煮成为主要的服用方法目前所见似乎就是从《伤寒论》忽然开始的。这个转变是如何完成的，有何原因目前没有见到什么深入的研究，我曾收集资料想研究这个转变的过程，可惜资料太少，很难做出比较可信的考证和推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

中医老薛

20年前，有个维族人看中医，吃中药，药剂师没有交代明白，该回子把能咀嚼饮片的全部咀嚼掉了。只剩下大腹皮，实在是没办法吃掉，拿回医院找药师问怎么办。[s:180]

芭窗夜雨

水煮药，并不是都用来内服的，还有外洗、外敷、外熏之用，这些在《五十二病方》中明文记载。

现在的农村，还有以陈年艾叶水煮熏洗，以苇席外围，人坐盆中，苇席顶盖布巾，相当于桑拿的方法，来治疗感冒。

在《武威汉代医简》中也有水煮药内服的记载。这两本书都是东汉以前著作。

汤一笑

请注意我的用词：煎煮成为主要的服用方法。

并不是说此前没有煎煮的方法。而是主流服用方法并不是煎煮。

从煎煮不是服用的主流方法变成煎煮成为主流方法，这是中药运用史上的重大变革，其中必有深刻原因或理论依据，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在目前见不到类似《汤液经》之类典籍的情况下，很难推测其变化缘由。是突变还是渐变，目前资料都不足以说明。如果《金匮玉函经》的《证治总例》是张仲景写的，那就可以推测张的煎煮法很可能是受印度古典医学或哲学的影响，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证治总例》是南朝医师所写。所以也不成立。还需要追究原因。

汤一笑

千望祖的《张子和倡导汗吐下法考释》  批评孙思邈说：

“他（孙思邈）屡屡提及印度大名医耆婆，予以极高评价。甚至在《要方·序例·诊候第四》中闹出大笑话。当他写《要方》时还没有见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到写《翼方》之前，才读到张仲景著作。所以把自己想当然的概念流露在他的笔兴之下，鲁莽草率地写“张仲景曰：欲疗诸疾，当先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事实上医圣张仲景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一句话，而且其论调非但不是张氏的学术思想，恰恰还是相反的。这完完全全是印度吠陀医学的中心思想。”

 其实孙思邈并没有想当然的胡说，他是看到《金匮玉函经》的《证治总例》的，当然他认为这就是张仲景说的。胡说的反而是千先生，博览群书的千先生居然没有看过《金匮玉函经》。

汤一笑

煎煮法是受印度古典医学或哲学的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证治总例》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是南朝医师所写，但南朝医师说“张仲景曰：欲疗诸疾，当先荡涤五脏六腑……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可能是空穴来风，也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张仲景不仅仅是一部《伤寒》的，他还有别的著作，在别的著作中说过这种话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今天目前看不到这些著作而已，但南朝的医师是有可能看到的。

芭窗夜雨

我并无刻意论述煎药就是服药的主流模式，散剂、丸剂一直在临床上很常用，《伤寒论》中也记载了大量的丸、散剂，与《武威汉代医简》中的丸、散剂同出一宗。

如果当年《伤寒杂病论》中的内容，关于煎剂的简牍全部被销毁，仅仅遗留下丸散部分的简牍，那么，我们今天的考证能否认为古人从未煎煮过药物呢？拿最平常的桂枝类方、麻黄类方来说，这些当然不是张仲景发明出来的，那么，那些明文记载这些方剂的西汉原始简牍，它们现在掩埋地下何处呢？

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的小陶釜，说明史前期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

“此次考古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口径11．3厘米、高8．8厘米，外底有烟火熏焦痕，器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长度约5—8厘米，单根直径一般在 0．3—0．8厘米间，共20余根，纹理结节清晰，出土时头尾整齐地曲缩在釜底。 从现象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无疑。标本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枝类。传说中商初重臣尹伊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考古证据是笔者本文推论的基点之一。

再看《伤寒论》中关于石膏的剂量描述，大青龙汤中记载“如鸡子大”，木防己汤中记载“石膏十二枚鸡子大”，白虎汤中石膏则记录为“一斤”。从计量学的发展来看，在剂量单位没有发明以前，古人只能估算，如“三指撮”，所以就把石膏比喻为驯养的野鸡卵的大小。张仲景没有换算大青龙汤中石膏的准确剂量，也许东汉时期的石膏基本都是粉碎为“鸡子大”，所以他没必要换算，也许是疏忽，也许是他刻意要保留一些古方原貌。总之，石膏“如鸡子大”透露出，这首方剂是一首古方。再结合当代大青龙汤的临床应用，适合于体质强壮者的流行性感冒。所以，笔者认为这首方剂的发明是针对古代氏族部落中的猎人这样一个群体，是古代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一张方，但无论是《武威汉代医简》还是《五十二病方》，都没有记载这首方剂，导致无法横向比较。

比较汤剂与丸散剂的区别，汤剂提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通过饮用后能迅速被人体所吸收，以解决例如外感发热等这类急性病。但对于某些方剂需要服用散剂，仍然是为了保留有效成分，因为部分有效的治疗成分在水中的溶解度不高，如当归芍药散方，所以需要采取散剂，而且酒送服。《武威汉代医简》《五十二病方》中都记载了治疗金疮等外伤疾病需要服散的，这也是活血化瘀药的应用特点，如水蛭打粉，如抵当丸，大黄蜇虫丸。此外，丸、散剂携带、服用也方便，适合于行军打仗。《武威汉代医简》《五十二病方》中同样记载了煎煮剂。

《华廷芳医案》记载华廷芳先生当年在农村行医，就采取麻黄汤制散的办法，直接给村民用沸水冲服的办法来治疗风寒感冒。笔者用防风通圣丸治疗感冒，服用1袋，也能发汗。麻黄的煎剂就不用说了。对柴胡剂来说，四逆散需要服散，但是否煎剂就无效，也不是，笔者单用芍药、甘草的提纯免煎颗粒，效果也很好，仅仅是一小袋冲服，也能缓解紧张的神经性头痛，同时居然伴随大汗出。但宋代朱肱的一则医案记录，本当用小柴胡汤，结果仆人用小柴胡散，不仅病不愈，反而有胸满，后采取煎煮而病愈的故事。这些说明，药物剂型的选择还不是简单的服用方便问题或者主流问题，最终是由临床疗效来决定。有些方剂能煎煮，也能做丸散，有些方剂就有限制。

从医学史的角度阐述，单味药，最初肯定是鲜品服食，然后是干品服食，再后是鲜品或干品的煎煮。从单味药到复方的煎煮，或者说从单味药到复方药的制成丸、散，都遵循“1,2,3”规律，这是笔者阐述的重点。如果要究底，是煎煮的复方先发明，还是丸散的复方先发明，笔者也无法回答。方剂的剂型选择是煎煮还是丸散，同复方的产生原理一样，也是在漫长的临床实践中检验总结出来，是由疗效决定，两者在技术上都不成问题。至于谁为主，谁为次，或者发明的先后顺序，只有考据学家会关心，这不是临床问题。

再回到大青龙汤的服用方法上来，我认为在高热的情况下，还是服用煎煮剂更现实！但若干年以后，刘完素先生又弄出了防风通圣丸来，也是治疗感冒的，效果也不错。这倒真是给煎煮先发明，还是丸散先发明，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汤一笑

主要是不同意复方产生于煎煮法的论点。复方产生可能与此无关.

跨湖桥小陶釜在我的《桂枝二》中已经论述过，根据考古现场综合出土物品考虑，为“古茶”类更可信些。中药发展也与古茶有关。

芭窗夜雨

我不管印度哲学把水思辨的如何神秘，我所认识的水是平常的，人不吃饭可以，但不能不喝水，人不喝水会渴死，没有水就不能煮饭。哲学和艺术，都是吃饱了饭，不生病，才有时间思考的东西。

如果古人连饭都没学会煮，我怀疑他们的脑力能思考并制作行之有效的复方来。

SFDfsakfdc

写的很有深度，希望汤一笑和芭蕉夜雨两位先生进行更深入刻骨的辨论，两位哥哥的辨论才是真正的不辨不明之辨论，我非常痛恨前几天【把肤浅的死抬杠当做真辨论】的某些人

兔宝

楼主很用心,生活从医中也应是个细心之人~

爱山

“复方的发展脉络是由少而多，定中求变，前后犬牙交错连绵为一个整体，其中最基本的2味、3味、4味、5味方，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3味方，是单味药物演变成复方的第一批成果，是复方的种子，复方的起 源。”  方知道1、2、3味药的方剂多么值得去学习研究。

汤一笑

动物都会吃“药”（未必是一种），从猿到会使用陶器，期间有多少万年？智力发展到能发明陶器时已经很高级了，就算远古时期一种“药”对一种症状，当身体有几种不舒服的症状未必就不懂得同时吃几种“药”。

芭窗夜雨

“当身体有几种不舒服的症状未必就不懂得同时吃几种“药”，不是经方的临床套路。

汤一笑

当然不是经方的套路，我估计经方大概是它N千年或N万年之后的事。同时吃几种药物的复方方法大概要实验至少N千年之后才能提纯存真成经方。

芭窗夜雨

您认为不是经方的复方，有临床意义吗？

试验品能代替成品？前期实验能取代后期成果？

如果能，那药茶也是汤液。

汤一笑

如果经方的复方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有意义。

“复合”创造的思维方式人类很早就使用了，不需要等到发明陶器才会。大猩猩都会寻找两块能很好配合的砸果石头以及群体严密分工配合伏击猎杀猴子的合作方式。上古“复合思维”创造的考古成果不需要我多费笔墨，上古时期的药学知识和各种创造行为基本都掌握在部落中同一群人手中。

上古的“汤液”一词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东西，就是类似“古茶”的东西。可参考廖育群的有关论述。“汤药源于古茶说”我感觉也比你的说法更可信些。当然这和复方起源是两个问题，也可能有交叉。

就说到这里吧，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结论，都是些推测而已。以后如果有时间、精力、比较充足的考古资料，倒是可以写篇东西的。

兰洪喜1

赞楼上汤先生

芭窗夜雨

“复合思维”指导下的多味药简单组合，只是空有复方的形式，不具备复方的内核。

要称之为复方，至少需要具备1、针对具体疾病的有效性，得到重复检验，淘汰多种组合2、可重复性，如麻黄-桂枝，桂枝-芍药、芍药-枳实的结构反复应用于多首复方。

复方的产生不同于单味药的发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主观意识积极推动下的开发。

汤先生的考据学功底和做学问的态度我很佩服，与您的碰撞也很愉快！谢谢您参与这个话题的探讨。

1234567a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缓慢探索，五千年时间，最终被张仲景所淘选出的，也就二百多张方。
這句話，大家動動腦子．
實實在在的笑話．

1234567a

復方的產生，是醫療活動的結果．

goboy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