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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在猿人进化为人以后，劳动继续创造着人的生活，对中医而言，劳动创造了上古医学的经验方。
考古学把使用打制石器的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的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很明显，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是脑力的增强，思维的进步。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氏族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对粟和水稻的栽培，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植物（包括植物药）的认识已经相当丰富并能有意识加以利用，已经从纯粹的采集阶段进入到栽培阶段（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进化）。
《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裸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文字描叙了上古人类的日常生活图景片段，在这种日常的采集劳作同时，上古人类逐步获得了单味药物的应用经验。古人类尝试生食各种植物瓜果。我们今天所用的中药里面，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如红枣、生姜、甘草。
最初对药物的认识，是一些奇特的效应。如甘草的根茎是甜的，而黄连的根茎是苦的，苦与甜是两种截然相反对比强烈的味道，甜让人感觉舒适惬意，而苦让人苦涩恶心。古人偶然吃到黄连，第一反应是马上把它从口中吐出来，而古人偶然吃到甘草，必然是刨取更多，并给予同伴品尝。当他们的脑力思维能力发展到足够的程度能够辨别植物的形态，他们会在脑中建立一个植物的特征库，一个食物特征库，然后是一个药物的特征库。对于甘草这种植物，可能会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香糖，大家都喜欢吃，因为，吃了甘草后，感觉精神愉悦，于是，男女老少没事的时候，围在火塘边或蹲在土埂上，人手一根在嘴里嚼着。这就是初次获得药物的应用经验。但如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嚼口香糖，甘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起来很舒服，有一些人服用甘草后会出现腹胀，于是，古人有了“甘能令人中满”的认识。其他的类似药物经验也是如此被偶尔发现的。如部分便秘的病人偶尔吃到大黄，居然大便通了；部分腹泻的病人吃到葛根这个食物，居然腹泻消除了，等等许多不一而足，关于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遨游在“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
对于我们来说，想象是浪漫无比的，但对古人来说，从自然界杀机四伏的植物群落中寻找食物、药物，却要付出生命代价。上古人类从出生的时候就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没有食物，没有药物，直接的后果就是消亡。在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面前，在危机四伏的原生态自然界，人类的力量并不强大。但他们最终发掘了自己大脑中的能量，用智慧战胜了周围强大的对手，也用智慧不断进化完善着自己的生活。医、食、住、行，是人在地球上生存的基本内容。没有医，人种的繁衍必将面临中断的危机。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背后，蕴涵的更是一个氏族的期望与重负，所以，这些部落的疾医才能不顾个人安危，日尝百草而中七十余毒。
“医史学家研究，猿人和最早的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明的也是植物药。文物考古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钟鼎文中，已有“药”字出现。《说文解字》将其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明确指出了“药”即治病之物，并以“草”（植物）类居多的客观事实。在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以后，人类才有可能接触较多的动物及其肉类、甲壳、骨骼、血液、脂肪及内脏等，并逐渐掌握了某些动物类药物的医疗作用。直至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在这一时期，人们从野果与谷物自然发酵的启示中，还逐步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中药学》雷载权）
单味药物应用经验的首次获得，是毫无意识毫无动机，是通过身体的反复尝试才猛然意识到的，其单纯一如双手探入溪水中而感到的冰洌。这种思维支配是极其简单的一一对应，没有转折。而由无意识的经验获得上升到有意识的探索认知，这是思维的发展。从单味药物的经验把握，到复方的偶然发生然后有意识去试验掌握，再开始新一轮复方的探索，这是思维的高级化。
上古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处在“症状”的层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感到痛苦。药物治疗的初步经验是根据症状寻找药物，但在采集药物的过程中无形想到这些药物能治疗什么症状。部落的疾医师傅在传授经验时也必然是把徒弟带到山中的某株药草前面，刨出根来，或者从药仓中拿出贮备的草药，告诉他这种草药所治疗的症状，务必牢记。《神农本草经》体现出这种思路。这样，从思维上，在症状与药物之间就有了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由症状映射药物，或由药物映射症状。随着药物应用的经验积累，这种一一对应，发展为一对多，或多对一。即一种药物居然可以治疗多个症状，或同样的症状多种药物都可治疗，这种一多对应的关系在《神农本草经》中也有体现。
下面以感冒为例说明这种对应性。
感冒是上古人类的易患病，上古人类生活条件艰苦，食不果腹，多食生冷，淋雨涉水感寒，感冒发烧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遇上流行性感冒，对群居生活的部落就是很严重的问题。除了流感对生命的直接危险以外，猎手病了，整个部落的食物来源、饮水都成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处在流行性感冒阴影中的部落场景：很多人都在发烧，小孩子脸烧的通红，老人捂着草席，肌肤滚烫，出着冷汗，年轻力壮的猎人寒战又烦躁不已，不停地喝冷水，部落首领侥幸没有患病，却是满脸忧愁，满怀担忧，在一旁照顾自己的族人。毫无疑问，这种悲哀的情绪曾持续过相当长时期。蒙昧的上古人类冥冥中以为是鬼神降临部落才使很多族人同时患病，于是让巫念咒跳舞祭祀祈祷，但没有效果，开始有族人死掉了，整个部落笼罩在沉闷悲哀的咳嗽喘息声中。但他们最终找到了药物——麻黄。于是，有一部分人服用后，身体出了一阵汗，烧退了。有一部分人服用后心慌冷汗淋漓卒死，再有一部分人服用毫无效果。退烧的那部分人活了下来，其余的人或者死去或者依靠自身生命的抵抗力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样，下一次再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懂得用麻黄，有些人的病也就马上好了。对于那些服药无效的情况，他们会继续寻找新的药物，最终又找到了药物——桂枝。于是发热汗出心慌怕风的这群人服用找到的这个新药后，心慌减轻，出汗减少，烧也退了，慢慢的病居然也好了。而那些烦躁不安寒战口渴的病人服用桂枝后，居然更加烦躁。这样，他们又得考虑新的解决办法。在此之后，虽然每次感冒流行都不免有人死去，但部落的医生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应用麻黄或桂枝，很多人的病好转而逐渐痊愈了。这样，当时的医生就积累了两种经验，而能根据不同症状分别用药，这体现了症状与药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在草药治病的初期阶段，对症状的认识很局限，基本上是一个症状对应一个药物，遇到呕吐，用药物A，遇到腹泻，用药物B。但有时候，因呕吐服用药物A ，居然同时也缓解了身体的其他疾患，这无疑是一种提示。对感冒这样的疾病，发病时出现的就不是单纯的一个症状，而是一个症候群：如恶寒发热、无汗、身痛、咳嗽，或者恶风发热汗出，或者恶寒发热无汗、身痛、烦躁这样的多个症状组成的症状群。在药物的治疗实践中，疾医们观察到，恶寒无汗身痛咳嗽这种情况服用药物麻黄后，居然一汗而解决了所有的症状，对于恶风发热汗出咳嗽，用桂枝后，居然情况也慢慢好转。这样，多个相关症状对应一个药物的治疗模式产生了。在以后的药物治疗实践中，他们用麻黄缓解了水肿、皮肤瘙痒、咳喘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麻黄这个药物的应用范围，积累了丰富的药物治疗经验。于是，当疾医们再碰到这类情况，他们就会说，这要吃麻黄，吃麻黄能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对单个药物所能治疗症状的经验积累越来越多，这种药物→症状群的模式上升为药物→证，从而最终演化成药证。检索《伤寒论》《金匮要略》条文，其中多处可见“证”（47处）“桂枝证”（2处）“柴胡证”（5处）“其证备”“证不见者”“但见一证便是”“表里证”“阳证”“无热证者”“结胸证”“太阳证”“阳明证”等这样的术语。形之于文的概念必经口头传诵日久，疾医们在一起探讨病情时，也一定是在用麻黄还是用桂枝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面红耳赤。有坚持用麻黄的，有坚持用桂枝的，双方纷纷讲出事实摆出道理，而真理就在这种争论及实践中产生，药证思维得以形成。对于以本草治病的神农疾医，药物是他们的工具，药证是他们的指导思想。
神农疾医的医疗工作及思维自始至终皆是围绕着药物展开，以药物为本，这是把握神农疾医思维本质的一个基本点。此后随着复方的出现，以药物名方，如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是这一宗旨的延续。我们说神农派，就是指的这种身处临床第一线的古代医生。他们有着丰富的药物学、药证学知识，在他们眼中，治病就是用药，某病用某药，某病用某方，或者说有是证则用是药，有是证则用是方，他们的临床活动以解决医疗问题治愈疾病为最终目的，虽然他们对疾病的内在本质存有巨大困惑并有兴趣进行探索，但当时所处历史时期使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这一思考，而恶劣的生存环境神农疾医所处的位置，也时时鞭策驱使他们把治愈疾病寻找最有效的药物明确药证作为他们医疗思维的主体。是的，病治好了，就是工作合格，就是对部落的贡献。对他们而言，不可能说神农疾医搞出一个什么医学理论出来，去得个什么科研奖，而部落里面的族人生病后成批死亡而不得救治。所以，特殊的历史阶段，特殊的医疗时期，在纯粹依赖临床实践观察的活动中，产生了“药证”“方证”这些特殊的中医学思维。所以，“药证”“方证”是劳动的结果，而并非什么先验理论，并非圣人先知所创造。
到这里，我们探寻了症状→药物，药物→症状，药物→药证的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神农疾医对药物实践、认知、思辨、再实践、再认知的结果。
神农疾医在挖掘到第一桶金后，接下来就是复方方剂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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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6 2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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