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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言《青出于兰,不同于兰 ——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阅 某君《青出于兰,不同于兰 ——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一文。其言: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火神派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的学术特色,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的巢臼,自然也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派。
天虚子认为中医没有一个学派能超出张仲景的伤寒论,无论是寒凉派,温补派,滋阴派,攻下派,还是姑且称为一个派的火神派,亦或古传中医玄象派。也无论你是古中医还是古传中医亦或汉传中医。无论你是王叔和李东垣、张景岳还是张子和、叶天士、郑钦安,亦或我等研医众生,在医圣张仲景面前,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面前,都只有心怀十二万分的虔诚,匐地拜之。唯药王孙思邈尚能坐于仲景圣人之下位。
对于圣人,你只有听见他心内所言,你才能真正从内心升腾起无限的膜拜。往几年天虚子曾大言,吾思之奇可与仲景坐而论医道也。然当虚子悟于仲景言伤寒婉婉数千言,当吾能领会仲景淡淡之心言后,于医圣面前天虚子只有震如筛糠,匐拜于地,不能仰视的份。
认为超出伤寒,超过仲景的人,天虚子唯有一笑尔。也只有只看到伤寒论的皮,而无悟性听仲景心言者,才会觉得某门某派超过伤寒论。汝等著述再多,医名再盛,于天虚子观之,亦不外井底之蛙也
@火神门: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火神派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的学术特色,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的巢臼,自然也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火神派到底和伤寒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自成一派?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青出于兰,不同于兰
——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作者:张存悌)
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火神派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的学术特色,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的巢臼,自然也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火神派到底和伤寒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自成一派?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由于已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富于独创性,可以说青出于兰,而不同于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
一、火神派源于伤寒
郑钦安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晚年著有《伤寒恒论》,善用经方,由此,被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认定为与恽铁憔、曹颖甫并列的近代著名伤寒学家,并予专文介绍(《任应秋论医集》)。这一点首先应予肯定。
从《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两书来看,郑钦安对《伤寒论》十分推崇,称颂仲景“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医理真传卷一》),“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基本未见异议,虽说“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用经方,称其源于伤寒当无疑义。
二、火神派不同于伤寒
另一方面,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发展,富于独创性,可以说青出于兰,而不同于兰,对比一下,其区别主要在于:
1、从六经为纲到阴阳两纲
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元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奢谈阴阳,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
2、倡导扶阳理念
郑钦安著《伤寒恒论》时,火神派思想已经成熟,因此在该书中处处彰显扶阳理念是很自然的,可补仲景所不逮。这是其超脱伤寒,有所创新的表现。
如评析“阴阳易病”条文:“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气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郑按:“阴阳易病,皆由新病初愈,余邪尚未大尽,男与女交则女病,女与男交则男病,以致一線之余毒,勢必隨气鼓蕩,从精窍而发洩也。治之不外扶正为主,……余于此等症在大剂扶阳,取童便为引,服之屡屡获效。”唐步祺阐释本节时也称:“大剂扶阳”,“誠不易之治法矣。”
原文:“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郑按:“厥而心下悸者,寒水凌于心下也,此以茯苓甘草汤,与理頗是,但其力薄,恐不勝任,莫若用苓桂朮甘汤,重加附子為妥。”
原文:“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郑按:“下後,至心煩腹满,起臥不安,总緣下伤中宮之阳,遂至浊阴上壅而为腹满,脾胃之精气不能上輸于心,故心煩,此病理应温中扶阳,何得更行清热破滞之品?殊觉不合。若果系热邪,下後而仍旧弥漫有热象可凭,则原文定不可少,学者須知。”
原文:“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郑按:“若心下痞,而見恶寒汗出者,则又阳虚之证因误下所致,原文以附子泻心汤主之,附子可用,而芩連必不可用,何也?恶寒者阳衰之验,汗出者亡阳之机,心下痞者阴邪上逆之据,法宜大剂扶阳宣散为是,学者宜细察之。”
3、论阴证阴火,全面深刻
《伤寒论》详于三阳,略于三阴。一般研究《伤寒论》者,亦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证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4、擅用附子,超出经方
郑钦安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任应秋先生评价,“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专门提到“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予以肯定。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但又不同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有了伤寒基础,再掌握火神派,可以说如虎添翼。
郑钦安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及影响,成为火神派开山宗师的。某些“冷思考者”竟然说,“张仲景应该是火神派第一人”,“张仲景善于应用附子干姜治疗外感热病三阴阶段的危重症,但是张仲景不说自己是火神派,更不说自己是火神,或者说是火神的传人。”言外之意,是仲景开创了火神派,只是“不说自己是火神派”。抛开上述火神派与伤寒派之不同不说,按此逻辑,仲景之师是张伯祖,这样张伯祖才是伤寒派的创始人,而非仲景矣。再看历史上,温病派宗师叶天士曾先后拜师十七位,莫非这十七位也都成了温病派宗师不成?未免混乱到家了。同样,有人说刘止唐是“火神之祖”,也犯了一样的错误。郑钦安确曾师从刘止唐,但后者可以称得上儒学大师,却并不是火神派宗师,细审其书,他的学术关乎扶阳之说并不突出,今人硬要往火神派上扯,未免牵强。宗师只有一个,《邛崃县志》记载其为“火神派首领”,郑钦安作为开山宗师当之无愧。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是认错了祖宗。
三、郑钦安对伤寒的质疑辨误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由于火神派思想的成熟,郑钦安在对仲景学说肯定的同时,开始有所质疑,在其晚年所著《伤寒恒论》中,体现得尤为充分,郑氏自序:“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不泥前人之说,提出若干独立见解,“高出手眼”。确如任应秋先生所说,“不因袭陈说,能独抒己见,对原文疑似之处,加以纠正。”显示了一个医学大家善于思考、绝不盲从的独立精神。下面仅就两点分析:
1、不为方囿,质疑“方证对应”
在有关伤寒的研究中,有一派主张“方证对应”论,有是证用是方,对有证有方的条文拿来就用。如经文说:“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凡见脉结代,心动悸之证,无问其它,即可投之,称之为“方证辨证”,典型如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辨证的尖端”,其他伤寒名家亦有持此观点者。
作者也曾认同这个观点,但实践中发现,有效有不效者。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一条文,用过经常无效。用阴阳辨诀衡量,发现这里有问题。条文系指阴血虚少导致心悸、脉结代之证,从炙甘草汤的组成以滋补阴血为主亦可看出这一点。但是临床上,心阳不足,无力推动血脉亦可以造成心动悸、脉结代之证,而且比例不小,这里有阴阳之异。近代辽宁名医刘冕堂即指出:“按他经亦有此症(脉结代,心动悸),是阳分大虚,虚极生寒,非姜附辛热不为功,若用此药(炙甘草汤),是速其死也”(《刘冕堂医学精粹》),所言确实精辟。
郑钦安对此早有议论,他强调,第一、“切不可死守原文”:“学者不可专凭原文一二语,以论药论方。”“不必执原文为不可易之法也”。第二、“切勿死守陈方”:“切勿死守陈言,为方所囿。”“不得統以某某方,当辨明为是。”“不得一例论之,統以某某方”(《伤寒恒论》)。概括的说,就是不“死守原文”,不“死守陈方”, “当辨别为是”, 辨别的标准就是阴阳辨诀。下面举例证之:
原文:“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汤。”
郑按:“按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汤,此语皆非确论,其間有因下而引邪深入,其脈尚浮,病机尚欲外出,仍當以桂枝汤,因其势而导之,方为合法,何得拘泥?至‘汗出而喘,无大热’句,更要仔细推求,果見脈浮紧,有热象可征,而麻杏甘膏汤方是的對之方。若汗出,脈浮空,面舌俱青、白、黑色者,回阳犹恐不及,尚得以原文方治之乎?学者务要留心,探究阴阳消息,切勿死守陈言,为方所囿,则得矣。”
原文:“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郑按:“呕而发热,但呕有寒呕、热呕之不同;发热有外入、内出之各別,不得統以小柴胡汤论,当辨明为是。”
按:如用柴胡汤,必兼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等证,病属少阳,方为合法。否则如因寒呕,发热由内而出,证属太阴,当用附子理中汤,这里有阴阳之别,标准就是阴阳辨诀。
原文:“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結胸,心中懊憹,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枝子豉汤主之。”
郑按:“既云下之,其邪热必由下而解,自然脉靜身凉,方可全瘳。茲称其外有热,手足尚温,必然肌肉之間而邪未尽解,虽未結胸,是邪热未伏于隔間耳。其人心中懊憹,是里气虽因下而稍舒,但表分之邪气拂郁未暢,畅则旷怡,不畅则心煩不安,此懊憹之所由來也;饥不欲食者,是脾气已虚而胃气不运;兼之头汗出者,阳气发泄于上,有从上解之机也。但枝豉汤虽曰交通水火,似觉未恰。余意当于脉息处探其盛衰,热之微盛,審其真假,心之懊憹,究其虚实,汗之解病与不解病,详其底蘊,又于口之飲热飲冷,二便之利与不利处搜求,自然得其要也。此以枝豉汤,是为有热者言之,而非为虚寒者言之也。学者不可专凭原文一二语,以论药论方,则得一貫之旨矣。”
按:郑氏对此条之论释,与历代注家不同,着重阳虚一面,故说:“此以枝豉汤,是为有热者言之,而非为虚寒者言之也。”若脉息不足,目瞑蜷臥,声低息短,少气懶言,喜飲热汤,二便自利等情,此下伤脾胃,心中懊憹,饥不能食,头汗出者,乃阳虚也,枝豉汤不可用。法当扶阳,交通水火,白通汤为适当之方;或理脾开胃,兼以扶阳,附子理中汤可用。
因此,临床上有些条文可以遵从方证对应论,有是证用是方。有些条文则不可以,需要有辨证的观点。否则容易陷入简单僵化的“為方所囿”的俗境。掌握这一点,再用起经方来,处理病症会考虑得更全面些,选方用药更精准些。
2、质疑若干阳证条文
郑钦安制定了阴阳辨诀,精通真假寒热之辨,对《伤寒论》中若干阳证条文及其用药提出诸多质疑,约有20条之多,主要是警惕条文中所谓阳证有可能是假热(阴火),“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应该说,这是其伸张阴阳辨诀的体现。下面选议若干:
原文:“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郑按:“按三阳同病,阳邪盛已。关上浮大,胃邪炽也;欲眠睡者,热甚神昏也;閉目汗出,內热之验也。虽然,不可不详辨之,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窺測。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此则专为三阳说法,若系由内出外之热,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
按:三阳病均属热证,三阳合病则邪热尤盛。但是也有貌似三阳合病者,乃由内出外之热,似此三阳者,其实是假热,只要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郑氏示人辨证宜从“舌无苔而润,口不渴”中求之,分清内外阴阳,还是力主阴阳辨诀。
原文:“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側,口不仁,面垢,谵语遺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郑按:“按三阳合病,必有三阳实据可凭,此则所現,純阴居十八,仅有腹满谵语似阳明,余故细辨之者,何也?阳主身輕,阴主沉重,阳主开而阴主合;口之不仁,阴也;身重难以转側,阴也;面垢、遗尿,肾气不納,阴也。果系三阳表邪,汗之则解,何至腹满谵语;果系三阳里实,下之则解,何至額汗出,而手足逆冷?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飲之喜冷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原文所论之病象,大有可疑,故详辨之。”强调按阴阳辨诀衡量为是。
原文:“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郑按:“按少阴病而至四逆,阳微阴盛也。其中或咳或悸者,水气上干也;小便不利者,阳不化阴也;腹痛下重,阴寒之极也。法宜大剂回阳为是,而此以四逆散主之,吾甚不解。”
唐步祺支持郑说:“历代诸家注解本条,皆谓本证四逆是由于肝气郁結,阳郁于里,不能通达四肢,所以逆冷。对治以四逆散亦为之曲解,使其符合条文。郑氏则认为此条乃少阴虚寒证,法宜大剂回阳。根据原文之义,当以郑说为是,笔者从之。”
原文:“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郑按:“按少阴病,而用至大承气汤者,以少阴为水脏,宜乎口咽润泽,今見口燥咽干,是少阴挟火而旺之的候。火盛则阴亏,恐真阴为火灼尽而命不永,故宜急下之以存阴。但此证只凭口燥咽干而定为急下,余每常見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長,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飲冷,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唐步祺支持郑说:“少阴挟火之证,口燥咽干外,必有阳明胃实诸症兼見,如喜冷恶热,气粗蒸手,小便短赤而痛,脉健有力,方可主以急下。若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長,不能急下,治之不外扶阳。急下与扶阳兩法,不可混淆,若見症是少阴挾火之症,复转阳明,方可用大承气汤急下之。口燥咽干而不見阳明胃实诸证兼見,笔者治此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桔梗治之,如服後无不良反映,则继用附子理中汤以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
原文:“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郑按:“按滑脉主痰,滑而厥,誠湿痰閉束气机,不能达于四肢也。此以为里有热而用白虎汤,果何所見也?当其时,口燥舌干与?气粗口渴飲冷与?不然,何所見而必用此方,学者不可執一,总要四面搜求里热实据,庶不致误。”
原文:“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郑按:“按伤寒发热,有风伤卫之发热,寒伤营之发热。出汗,有风伤卫之出汗,有阳明热甚之出汗,有少阴亡阳症之出汗。而此只云:发热汗出不解,是用桂枝解表之剂而出汗不解乎?是用麻黃解表而发热汗出不解乎?此中全无实据。言阳越于外发热也可,言汗出亡阳也可。又云:心中痞硬,呕吐下利,全是太阴病情,则于太阳症不合,至于大柴胡汤,则更属不合也,学者盍察之。”
唐步祺支持郑说:“此条郑氏提出种种疑问,以及心中痞硬,呕吐下利,正属太阴,皆值得学者辨证时深思,大柴胡汤为和表清里之剂,与病症不合,不可用矣。”舒驰远更说:“大柴胡汤不可用,仲景必无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