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世界的本源就是“变”，不存在实体，火就是世界的本源。当赫拉克利特以此种说法终结古希腊世界本源学说时，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奉行此种思想，并贯彻到其它领域内，中医即是其中之一。然而，近现代西医却逐渐遗忘了这一点。
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由此成为了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以后人的视角看，水当然不能算是世界的本原，于是提出了气，气的概念又成了以太的前身。随着研究的深入，又认为分子是世间万物的基础。再后来又发现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才是世界的本原。逐渐地，我们发现原子又分为中子与电子。现在我们又认为夸克才是最基本的微粒。这个过程看上去体现了我们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没有取得丝毫进步。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就没有比夸克更小的物质了吗？当我们找到比夸克更小的物质A时，难道就没有比A更小的物质B吗？这样真的有尽头吗？我们这样寻找的感性的实体事物是无法作为第一因的，这样世界本原的学说就陷入了困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西方医学的情况。以糖尿病为例，我们首先发现了有一类生病的人有“多食、口渴、多尿、体重减少”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患者患了同一种病。后来发现出现这样的症状是因为血糖升高，血糖高是这种病的根本原因。紧接着，我们又发现血糖的升高并不是根本原因，胰岛B细胞的损伤才是根本原因。结果又被推翻，糖尿病应该分为两种，不仅有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情况，还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于是糖尿病的原因又分成了两种。最后，我们又认为糖尿病一型是基因问题，二型则是原因不明，基因、嗜糖等不良习惯都是原因之一，仍然没有定论，于是该疾病的研究陷入困境。西医中的内科杂病就是如此过程。再看感染类疾病，一些外感的传染病经过诸多研究，终于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某种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可事实确实如此吗？以新冠为例，目前都认为此病的根本病因便是新冠病毒感染。可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便会发现问题所在。不论新冠病毒传染力多么强大，总有人不会患病，或是症状极其轻微，仅是恶寒一阵，睡一觉便过去了。武汉有些家庭仅有一个活口，那一家人朝夕相处，为何他就可以不被感染呢？病毒总不会自主选择吧！再比如，现代西医认为脚气病是真菌感染，有传染性。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当有人患脚气时，他的妻子（丈夫）不一定患病，但是他们朝夕相处，他们接触这种真菌的概率应该是相近的，为何只有一人患病呢？再说支原体肺炎，虽一直存在支原体肺炎的患者，但是与这些患者同吃同住的家人却可能一辈子不患此病，这些人为何不被感染呢？我们可能要说，这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他们的抵抗力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们的抵抗力不一样呢？可能某天发现是因为某类细胞的特殊活化等情况。那为什么这类细胞会特殊活化呢？再找恐怕又推到基因问题和生活习惯问题了。那真的是根本原因吗？如此一看，西医对诸多疾病提出的所谓根本原因恐怕并不根本，反而是片面甚至是浅薄的。这就是当下西医的困境了，这也导致西医对它们所定义的诸多疾病根本没有治疗办法，都是缓解症状。西医希望以某种感性的事物作为某种疾病的根本原因，于是也同上述哲学问题一般陷入了困境。
在哲学上，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他的观点。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物体性、感性的物质的事物来充当世界的本原，但是这个事物本身也是感性的、特殊的，它也需要自己的原因，这样的追溯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本原并非来自一个感性的事物，世界的本原应当是火。火代表的是变化，在他的眼中变化才是世界的本原，一切的感性事物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然而这在这诸多变化中，亦有永恒的存在。他提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可见，这个世界虽然变化，但却是在一定的分寸上变化的。变化中存在不变，但这种不变的东西却并非实体，而是变化本身所遵循的法则，这种法则即为逻各斯（logos）。中国哲学在认识世界本原的方式上与赫拉克利特极为相似，也是认为世界的本原究其根本便是“浩转流变”，这些“浩转流变”又都在遵循“道”。佛学也有此类看法，在《金刚经》中便有明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虚妄”即不真实，这些所谓的实体“相”都是“无常”。其中三句义也谈“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故名世界”，它首先便否定了世界实体的存在，接着便提出世界的组成是“缘起”，缘会则生，离则灭。以此观念代入现代的西医便会发现，当下西医所面临的困境恰好是这个学科底层逻辑所导致的。只要西医一直是以“找到某种病的根本原因”为目标，那么就永远无法走出这种困境。西医遗忘了赫拉克利特的智慧，然而这类的思想并没有在医学领域消失，它在中医的身上被完美地呈现出来。
与西医不同，西医要求疾病的诊断要找到实体，具体到病毒或细菌等实体。中医则对此置之不理。它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一心只在追寻“人体的变”。不论实体如何，只要确定了“人体当下的变化”（即病机、证）就可以给出治疗方案。以《伤寒论》为例，它通篇皆是以诸多“方证”串联起来，甚至不需要一些极为基本的解剖概念便足以应对世界诸多疾病。有人称《伤寒论》为疾病的总论，它的核心便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对于疾病的治疗，不需深究其病因，甚至连患者所患何病也不必诊断，只需要知道患者当下所处的状态便可以处方。《伤寒论》将这些状态分为百十个基本方证，它们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多个一同出现。这世间的诸多疾病不论是已知还是未知，随证处方即可。这些基本方证又何以代表万病呢？从浅层来看，人的生理稳态系统并没有随时间的演变而改变，这是不变的。当外界诸多因素来作用于人体时，由于人体本身复杂的系统没有改变，所以疾病在人体身上的反应亦有规律可循。而从深层来看，它背后体现的便是哲学思想。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来看，世界的本原是变化，诸多实体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因此人体的疾病亦是千变万化的，这些疾病的“根本实体” （即诸多病原体等）并不根本，它既存在又不存在。人类数十万年的历史，有许多疾病已经消逝，也有许多疾病肆虐一时，这些疾病都在“变”。然而在诸多变化中，变化的规则是不变的。同样地，面对各种不断变化的病原体所导致的诸多不断变化的疾病，人体的应对机制是不变的。人体的抗病机制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故疾病在人体的表现—即诸多“证”是不变的。中医治病，究其本质是在治疗当下人体所呈现的疾病状态。胡希恕认为，“中医不过是在一般的规律上治疗一般的病”，“ 《伤寒论》讲究的是疾病的通治方法”；徐灵胎也提出，“盖方之治病有定，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当然，中医也有病因的说法，那些六淫、疫气等等好像是极其粗糙、充满想象的实体，其实不然。它们都是指代了一种“变化”。就好像赫拉克利特说“火就是世界的本源”，他并不是在说“火”作为一种实体，他是在说“火”的变化性质是世界的本源。中医亦是如此，风邪入侵人体并不是说实体的风是让人发病的根本原因，而是风邪背后所代表的人体的变化才是人体发病的根本。如此一来，病因也是病机了，也是“证”的延伸了。而在中医里，病因病机也确实往往互相混乱，难分彼此。
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是对传统的世界本原论学说一次根本的批判，同样地，充满赫拉克利特智慧的中医亦是对遗忘了赫拉克利特的智慧的西医一次根本的批判！西医认为针对众多感染性疾病的根本方法便是杀死病原体，这未必是对的。举个例子，甲与乙素来不和，于他在开车时故意撞坏了路边乙的自行车，当乙换用别的自行车时，甲仍然破坏。而乙恰好是一名去为丙做手术的医生，结果由于自行车的损坏未能及时赶到手术现场，于是丙不治身亡。可表示为甲撞乙自行车→乙处于不能及时为丙做手术的状态→丙不治身亡。现法官认定，甲是造成这一系列事件的罪魁祸首，故判甲二十年有期徒刑。这在我们看来不免觉得荒唐至极，按照常识甲最多赔偿乙损坏的自行车，其余的事与甲并无关系，甲不应当为丙的死亡负责。然而，目前西医在众多感染病的治疗中都犯了“判甲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荒唐错误。
以肺炎链球菌感染为例，它常常导致人们致死性的大叶性肺炎。这种病原体平时就寄生于人体内，一但常人淋雨受寒等抵抗力下降时便会侵犯人体。机体首先表现为寒战无汗高热，之后转变为高热汗出、咳喘而不恶寒，CT可见大叶性肺炎特征，最后患者以高热、咳嗽、胸痛就诊。西医认为肺炎链球菌感染是患者胸痛的根本原因，治疗手段就是用头孢类抗生素治疗感染。表现上看似乎合理，但仔细探寻便会发现问题。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肺炎链球菌侵犯人体，它的存在刺激了人体中的某些炎症因子，之后人体肺部产生炎症反应，于是人体出现高热、咳嗽、胸痛。即肺炎链球菌作用于人体→人体处于某种状态→患者出现症状。这与上方事例相同，西医把患者出现的症状都归根于肺炎链球菌，不正是犯了“判甲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荒唐错误吗？在上方事例中，丙死亡的本质原因为乙无法为丙做手术，只要我们把“乙无法为丙做手术的状态改变（比如把丙带到乙处或为乙提供一辆专车），问题自然解决。同样地，人体出现疾病的症状，本质是因为人体处于此种状态，解决疾病的直接手段是帮助人体脱离这种状态以回到正常状态。如果把针对病原体的杀灭作为治疗原则，那么人体恢复健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药物能够彻底杀灭病原体；2、机体由疾病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这种以“杀灭病原体以治愈疾病”的学说成立是以““杀灭病原体一定能使机体由疾病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这一命题成立为前提的。然而这一命题不成立的，临床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杀灭病原体并不能保证机体一定恢复正常状态，如：感冒或肺炎等感染性呼吸系统疾病经抗生素治疗后，机体仍然存在慢性炎症，它以哮喘、鼻炎、咽炎等等情况表现出来。这已经是在极为理想的条件的一种模拟，它仍然要求西医必须拥有在完全不影响人体状态的前提下杀死病原体的药物。而真实的临床环境中，西医并没有在确保不影响人体状态的情况下而杀灭病原体的产物。西医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毫无副作用的，这也就说明任何一种药物都会影响人体的状态，它们往往都是不利影响且不可控，这就更使得第2个条件难以成立。最后致命一点就是所有的抗生素类药物都不是针对一种病原体，因此它的使用必然会导致其余的某些细菌的减少或增多，这就必然导致人体的状态改变。
除正面推导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反推来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得知，对于正常的人来说，肺炎链球菌寄生于鼻咽部，一直被人体接触，但我们不能说此人患病，只有它入侵肺部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反应才能称此人患病。表面上看是肺炎链球菌进入人体内部才称为患病，实则是因为肺炎链球菌从一个不能影响人体的状态转变成可以影响人体的状态。如果肺炎链球菌永远无法影响人体，那么无论它在呼吸道，还是在肺部，甚至在心脏，与人体而言没有区别。以痢疾为例，机体患痢疾是因为肠道内感染痢疾杆菌，但与此同时肠道内也存在放线菌等益生菌，我们不能说机体感染了放线菌。由此可见，对于感染性疾病来说，机体内存在病原体，机体未必患病；机体内不存在病原体，机体也可能由它而产生疾病。所以，仅仅依靠药物等方式来杀夹病原体，疾病是不可能痊愈的。那为何西医在治疗众多感染性疾病中亦有显著疗效呢？
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西医不是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人体的系统会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点，从而使机体解除疾病。正如肺炎链球感染所产生的肺炎，抗生素只是杀灭病原体，但机体的炎症状态仍然存在，人体是在机体的炎症反应自我消散后才痊愈的。因此，西医在应对这类疾病的疗效来源于两点：1、病原体被杀灭；2、机体的自我调节使病态转为正常状态。然而西医却把人体自我调节这一作用给忽视了，草率地把疾病痊愈归功于病原体的消失。在临床中，一旦机体没有能力自我调节正常，那么机体就不可能有治愈希望，要么一直在感染状态，要么转为慢性炎症状态（如过敏性鼻炎）或自律神经紊乱（如失眠）。对于一直处在感染状态的人，西医提出了耐药性强的“超级细菌”的概念。这并不严谨，你如何能够确定患者服用的抗生素没有起到作用呢？有人回答，患者一直处于感染状态没有减轻，甚至出现了加重的趋势，药物当然没有起效。可是两者并不能够等同，我们只能够确定抗生素没能治愈疾病，并不能确定抗生素未能起到治疗作用，这种看法仍是忽略了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我们再次回到机体感染肺炎链球菌的过程可以发现，病原体入侵人体并不能作为起始原因，因为肺炎链球菌一直被人类所接触，它能够侵犯人体的前提为人体抵抗力下降，即人体从“病原体不能侵犯的状态（A）”变成了“病原体能够侵犯的状态（B）”，这才是疾病最初的变化。如果机体一直处于B状态，那么病原体就会源源不断地入侵，机体便会出现持续感染的状态。只有把感染持续状态的人体内的细菌离体培养后，发现给予的抗生素对其无任何杀灭作用，才可以确定病原体耐药。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确定当下患者是被“超级细菌”感染，并不能保证患者一开始就是被“超级细菌”感染。因为患者是在接受一段抗生素治疗后才发现自己当下处于感染耐药菌的状态，这完全可能是在这种忽略人体状态的治疗中，细菌出现了耐药性。也就是说，“超级细菌”的出现恰恰是错误治疗所致！尽管西医提出不要用一种抗生素连用，需要及时更换，但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人体状态的改变，只是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病原体对此种药物的不敏感。
综上，疾病痊愈的“必经之路”为——机体从疾病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病原体的消失只使促使这种状态转变的一种方式，它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除了此种治疗方式以外还有其它的方法，即中医经方医学——直接针对状态用药！以诸多急性传染病为例，不论是鼠疫、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还是当下的新冠，亦或是以后不知名的传染病，在它们首次出现时西医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极量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依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与疾病对抗，这种代价便是一大批人死于该种传染病下，中医则不然。不论传染病的种类如何，它在人体的表现方式无非为“白虎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等诸多状态，只要识别出这些状态并给予对应的方剂，就能够治愈疾病。不管是未来新型传染病的出现，还是以往灭绝的传染病的死灰复燃，任其疾病千变万化，把握其规律的中医都能从容应对。因此，有人认为中医只在不明原因的慢性病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实则不然。对于众多患者而言，中医真正的优势在于各种无特效药的急性传染病。如果西医永远以“追求根本的致病因子”为目标，那么在这类疾病中，西医将永远落后于中医。
在当下有许多人常常借用西医的生理学来试图描绘这些“证”。如“交感类功能低下的麻黄汤泟”、“人体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小柴胡汤证”、“自身虚弱致使交感偏亢的桂枝汤证”等等。如果西医接纳“针对人体当下状态”的思维用药，将中医的方证尽数用西医生理学范畴表达，那是否意味中医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最终仍是被西医替代呢？答案是否定的。当下的西医的生理学语言仍是以理性为基础，但中医的方证却不是以理性为基础。中医的方证不是一些症状的组合，它代表着无数人的临床体悟。以桂枝汤证为例，桂枝汤证绝不是一些排列清楚的症状组合，它的本质只能在临床实践中被人们体会到，它是人类的实践创造。症状组合，生理学范畴都是理性对“桂枝汤证”这一创造的表达，它并不能替代“桂枝汤证”。理性实际上是对人类的生命创造的成果（感性认识）做了一个事后的再证实，把它confirm，然后universal assessment（例：半夏泻心汤作为消化系统的方剂却可以治疗皮肤病，西医近些年才发现肠一皮肤轴，但并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这是理性的妙处。但是理性不是一种创造的源泉，即使是一种复杂的、伟大的科学理论，它创造的源泉也在非理性那一边。用生理学范畴去解释“方证”，就是用理性对这种创造进行再证实。这便注定了以理性为主导的西医永远落后一步，因为中医的实践是不会停止的，实践不断只会使“创造”越来越多，有许多情况当下西医范畴无法解释，已经落后很多了（葛根汤作为以退热为主要作用的方剂可以治疗白癜风；桂枝茯苓丸作为活血化瘀的方剂可以治疗痤疮；五苓散作为典型的利尿剂可以治疗口腔干燥症；栀子豉汤被长时间看作解热抗炎剂却可以治疗哮喘等等）。只要中医不停止临床实践，西医就永远无法代替中医。相反，中医却会源源不断地为西医提供诸多前进的方向。
对于当下西医而言，中医的存在便是对其彻底的批判，也是一种革命。革命的本质是范式转换，而不是狭义的暴力与牺牲。当根号2出现时，曾经的自然数变成了有理数，它仍然存在，但是根基变了。当“证”的概念出现时，医学革命已经悄然发生；当“证”的概念替换了“病”的概念时，医学的革命也就完成了。当代西医学如果要更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重新拾起被遗忘许久的赫拉克利特的智慧，认真接纳中医学中“针对人体当下状态”而用药的医学思维。 |
上一篇：查玉明：异病同治——小柴胡汤的临床应用
|
窥视卡
发表于 2024-5-11 22:06:3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