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问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问试答

坤载

31.在中国，精英思想和一般人思想有什么区别？西方的精英思想和普通人思想有什么区别？中国和西方的一般人思想有什么区别？中西方精英思想有何区别？
    答：中国的思想是由上而下的传递的。汉代以后精英思想多体现在经学领域，南北朝之后士族门阀的地位降低，南方次等士族及寒门士子开始上升，对于学问的理解、运用、垄断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一般人处于这种变化中，仍然以接受主流和上层文化思想为主。但是，普通人接受的是思想残余和一般性的结果，而不是自己有能力进行思辨分析的结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徒有其形，这就易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钳制思想的工具。一方面老百姓对于忠孝节义为代表的各种规范很认可，一方面又对统治阶级不满，其中的心理冲突就依靠通俗“文艺”来缓冲，比如清官、侠客、神怪、演义等等，而这些“文艺”性的东西形成一种“民间舆论”之后又对统治阶级产生一种影响。明朝后期商业促使民智初开，士大夫却难以解决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导致传统和世俗分裂，人心遂糜烂盲目，开始追逐利欲。医学亦然。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自上而下的展示其“统一中的分化”特性，但是和中央政权时常“失灵”一样，知识体系往往不如预料中的那样有效。这种国家经济政治建设中基础资源和技术不足以完成“系统化”整体治理和传统技术思想无法覆盖基层的情况有某种相似性。所以导致中国的学问只能是“少数人”的学问，就一般人而言，无法理解气化和阴阳，所以要么把概念实质化，要么把玄妙往鬼神上靠。不但无文化的普通老百姓如此，大部分的文人也是如此。所以名医如名将一样难求。因为之前我们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的精英思想不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认知，它是一种相当高妙超越而又可以回到现实的思想方法，在“山水相似不似之间”，一般人哪里晓得说些什么。同时，中国的思想一贯不离乎人伦，这是儒家的贡献，道释两家受其影响出世之态也并不过分，这就使得人世间的思想都可以影响到精英思想，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是可以流动流通的。但是和人间太近，因人废言、人亡政息也就是必然，思想和技艺都没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反观西方精英思想，首先是构筑了一个超越人世的体系，这个体系一般人同样理解不了，但是这个体系是和“神”相比拟的，具有“彼岸”的特性，是不能质疑的，其超越于现实的架构也是无法质疑的，它具有先天的“道德性”。但是，在其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不断介入其中，就使得西方的精英思想为了承担推广附加利益的目的，要不断的世俗化，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打破神权统治，突破封建社会，逐步世俗化的进程是一致的，那么精英思想和一般人的思想就是高度一致的，越和下层一致，影响力越大，越能唤起下层的利欲之心，越能获得支持。所以它又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其思想外化于世俗则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就是“人造物”、“人造世界”的胜利，这些都是符合“人性”、“人欲”的，简单、直观、有效、有利……伴随着开民智，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思想的“姿态”越来越低，直到产生了“文化革命”，打破了一切以前所谓的高端、高尚、深奥、思辨，质疑一切、嘲弄一切，从教育到娱乐，越来越同质化。这毫无疑问是“喜忧参半”的。西方人在制高点的“科学”的震慑下，在商业文明对人性的引诱下，对于一切不同质的东西理所应当的加以拒斥，也理所应当的对符合本性要求的“学问”加以欢迎。虽然时间一长难免有所“逆反”，但要彻底易辙还为时尚早。而中国人在作为人的认知和欲望层面和西方人毫无本质区别，不存在所谓的中西方的“文明对立”，只要生产关系一有变动，加之于其身的所谓“传统性”很快就会崩塌，因为那个传统太难理解了，西方的宣传攻势姿态那么低（16—20世纪以来的历史解释权都在这个时段的胜利者手中加以改头换面的书写，强盗披上了文明的外衣，但是国人延续着自古的“惯性”，不会对“上层”传来的思想加以拒绝），又那么好懂，看得见、摸得着、又有利可图，有什么理由不赶紧接受呢？从而，市场手段成就了西方思想的传播，深入中国百姓的人心，他们又再次用他们理解的“先进”反过来推动着精英世界，改造着中国的一切。所以中医在中国人心中扎不了根，老百姓不知医学为何，只知医学即如此，等有符合人性“审美”的东西一出现，自然趋之如骛（只有受西医之累，而获中医之救的人会在激烈的冲突下建立对中医的“信仰”，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中国的精英是首先抛弃中国的传统的，等到市场大潮中西方化的宣传攻势产生了“审美疲劳”，自然需要弄出的新花样，就又开始翻老底，但是对于中西方的特质与核心却不加以检讨。当然，此时的精英也难以保持“以上凌下”的姿态了，所以下层路线难以动摇，所以就摇摆不定的在西方和粉丝中间游走，不知何所住。而还有一部分“准精英”却是传统的继承者（包括中医人），当然专业人员最爱简单，不喜欢其它政治经济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对西方的鄙陋一概反对，对专业一心一意。只求个心安，好似隐逸之流。其实，专业人员固然是简单为好，但是对于不知道的东西还是需要学习，而学习是不能简单的，一味的隐逸就是慢性自杀，历史上不少见了，魏晋风度不就是这样亡了国吗？岂不知，在了解了现代之所以为现代后，西方思想包括西医脱离自然，脱离人，脱离整体联系的结构性问题还要得中国人来解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草根精英、边缘精英、西部精英正当其时。

32.中医发展过程当中，有过形成全行业统一认识，形成基本观念平台的时段吗？欠缺是什么？
    答：在宋代以前，大家是心照不宣，而《诸病源候论》等经典充当了一个平台，只是其中有传承的、有道家的、有术数的、有南北的、山林的、门阀的等多种杂合，当然也是活泼的。宋以后，尤其是朱丹溪以理学门第的医学见解，在其弟子戴思恭任太医院判后，并乘皇家定理学为宗，尊朱熹为圣之后，儒家，特别是理学对中医的改造，对医学解释的垄断，使得中医出现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时段，所以有明以来，影响力巨大的名医不是御医就是官僚医，其学术标准在出版业发达，从业者激增的情况下，推行全国，如今的“辨证分型”不过是其时的余绪而已。这一点作为中医自身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变，反而在之后的历史中，加入了更多的西化的内容，反而进一步使自身的问题掩盖、扭曲了。五六十年代的医者们，不论中西，道德热情不可谓不高，其时也正是一个医学突破、创造的好时期，但是中国士人缺乏学术独立性的特点，唯政治化的时代风潮加上对世界的不了解（这代表着对自己和他者的视角高度广度的问题）使得机会丧失，只留下来一些经历了新疾病、新条件、新刺激的“名医耆老”，他们正在体现一种“综合”，不论“寒温统一”，还是“经时并轨”，希望后辈不要辜负这些财富，不要以之争名利，不要以之束高阁，不要以之套框框，不要以之自满足。兴亡正在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