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疗能论-----选自《医界之铁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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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疗能论


昔扁鹊治虢太子之尸厥也，天下皆叹扁鹊能生死人肉白骨，扁鹊不受曰：“自生者，我起之。”希波克拉底于其著《流行病论》第六卷曰：“自然疗能为第一流医家。”中西医圣俱尊崇自然力，救人之病以不背自然力为主旨。其时所谓自然疗能，与余辈之所谓自然疗能，虽所说全无些少至差异，然或以病因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或以病理为血液黏液黄胆液黑胆液四液之变化，其所论皆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耳。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大医菲尔歇（Virchow）氏（一作威氏）创细胞病理学以来，自然疗能之现象始能具体的说明之。盖人体中之细胞个个能为独立之生活，诸细胞支配于全身统一力之下，乃为一大活物。凡有效于生活者取之，有害者弃之，遂成营养繁殖活动等玄妙之作用。若有侵害之者，随时起反应作用以抵抗之。此反应作用，即发热咳痰呕吐下利脓溃下血等，是即所谓疾病也。
夫人生无病，是为最上幸福。然凡人不能免外界之复杂之刺激触冒，即不能保疾病之发生。而病原入侵体内后，自然由其自然疗能之力以驱逐疾病，此为最可喜之天然作用。
故孔哈乙麻（Gohnheim）氏曰：急性传染病之体温上升者，天然化微菌为无能力之机会也。
梅启尼氏曰：白血球内皮细胞吞食血中之微菌，为防御传染不令蔓延之自然作用。
列倍儿氏曰：细胞产出抗毒素，有使微菌无毒病症轻少之作用。遇炎性刺激产生白血球，有使刺激从健康组织逐去分离之作用。
从上三氏所说，乃知疾病为对于病毒之自然疗能之反应作用，非为病而病，实为愈而病也。又病变发生后所起之自然代偿调节作用，亦身体中行之无间断者，罗爱培氏分之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病的脏器之代偿调节机能。例如心脏瓣膜病，则心脏肥大；胃幽门或肠狭窄，则胃壁筋肥大；贫血患者之黄色骨髓，为赤血球新生机而赤变是也。
第二类一部之机能亢进则他部减退以代偿之。例如皮肤发汗加多，则肾脏尿减少；胃内有害物（毒物），则肠下痢以速其排除；脾脏除去，则淋巴腺肥大（白血球制造力增加之所致也）是也。
第三类腺脏器之作用亢进为排除病毒之用。例如肾肠皮肤唾液腺等官能亢进，使体中之毒素（自家中毒）或渗出液，由发汗利尿唾液分泌等排除于体外是也。
中医病位转换说（见后）自然之妙用，其活动无已时，善防遏外来之侵袭物，排除体内之病毒。《汉书·艺文志》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即有病不治专赖自然疗能之作用，其结果与中等程度中医之治愈相同之谓也。
然自然疗能有一定之界限，此自然力若得胜，外界之变化，病毒之侵犯，则难放任之。而不顾病能自愈，若外界之变化、病毒之侵犯过剧，自然疗能不能抵制之，则细胞破坏活力消灭，遂不得免于死，而细胞对于病毒之攻战，初次虽必失败，而至第二次第三次时，若自然力逐渐加增，能抵御病毒则治，否则死。故发病时所起之发汗呕吐下痢等，即细胞或分泌物与病毒化合者之出于体外也，其时发热之大小，即此攻战作用剧烈与否之徵也。当此时若能以人力减去病毒或增进细胞之抵抗力，则发热轻微，排泄物渐少，而治疗之目的达矣。若徒禁止发热，防遏分泌排泄等物，为姑息之治法，则病毒蓄积内，一部虽觉轻减，而他部反加剧烈。甚者自然疗能阻止之后，陷为昏睡虚脱不幸丧命者有之。
是故东洞先生曰：“发热呕吐下痢吐血下血乃至脓血等，皆身体之自然作用，可为治病之助者，余辈切不可阻遏之。若所用之药方与自然作用相反，则不惟病毒留于体内，贻误治期，重者致死。即幸而不毙命，亦不能复为本然之健康矣。”观是说，可以知医疗之目的，在于利用此自然疗能之天然妙用，以求病势迅速经过，早复于健全地位者。为医者，岂不可熟思之。
田中佑吉氏《医事断片》曰：“医疗之目的，在于去自然疗能之过度者，补其不足也。
何言乎去自然疗能之过度者？例如，热虽为自然之妙机，然在四十度以上，则心筋混浊胀肿或脑症状剧，甚或有流产早产之虞，是即自然疗能之过度者。当此时用药消退之，是即所谓医疗。余如用止泻剂，所以遏高度之下痢；用镇咳药，所以止剧烈之咳嗽，皆此类也。
何言乎补自然疗能之不足者？盖凡病虽有自然就愈之倾向，然自由放任之，则经过久，而续发诸种疾病易。必加医疗以去病因恢复抵抗力为要。彼按摩法，通全身之血液；利尿剂催渗出物之吸收；或创面加消毒药，杀灭化脓菌，催肉芽之新生；或用祛痰剂，去多量之臭痰；或用下剂泻内积之病毒，皆此类也。”
是说多未妥处，且隐没医术之大主眼不少，试辩论如下。
凡医疗但有补自然疗能之不足者，断无去其过度者。盖自然疗能决无过度者也。亚里斯多德曰：“天然是事物，无有不依目的而盲从者。”又曰：“天然之事物务求最善最美。”余辈观自然疗能之方针，正与此论相同。其过度者，因病毒猛烈如是不得不如是以应之，故过度之自然疗能，能足以阻遏猛烈之病毒。天然所行之目的如是美善。吾人惟恐其力之脆弱，正毋庸过虑其强烈也。氏之言，乃若发热分泌过多等均当抑压之者，何其言之不当也。
且即治疗之法则在于去过度，然现今医学之程度未必能行之如是，为此说者亦欺世之谈耳。若果如氏言，则热甚者，可忽使之冷；剧吐者，可忽使之止；爆泻者，可立使之停止；强咳者，可即时镇静。天下庸有是理乎？
原来与自然相反之疗法，最易增重病势，妨害治愈。在轻病，虽不觉，在重病，则常人亦能知之。不观乎霍乱赤痢等大下痢之际，治以止涩剂不旋踵而死；麻疹痘疮等大热之际，处以冷却法，则烦闷而死；急性肺炎实夫的里亚等，以麻醉剂抑其咳嗽，则有来急变者，医者于此每籍口于病毒之剧烈，岂知有大谬不然者在。
盖疗法反于自然，则塞于表者，实于里；闭于里者，陷于内。例如广大之湿疹，面施以涂搽药，则疹消失而起肾脏炎；高热、全身浮肿轻度之麻疹，用冷却法遏闭之，则疹虽消失，而病现于内，热炽盛，咳嗽频发，烦闷（是为麻疹后之肺炎），医者当此恒设辞曰：余病之并发。岂知即病位转换之致欤。
谓余不信，试更观湿疹内攻者，施以适当之药剂，内症消灭，而湿疹发现于外；麻疹之内陷者，施以适当之治术，则消失之麻疹复现于外。发麻疹之定型症状，是可知矣。而先贤遗书中所举之例，若是者亦甚多。下举一例乃其中之事迹最明晰而确实者。
一男儿，病疥疮，施以消散药，数日即愈。愈后，作浴起汤，浴身。某日，浴后为寒风所侵，寒热大发，毒气内攻。满身爆胀，呼吸不稳，大小便不通。乞治东医独啸庵。独啸庵曰：“此症非用峻剂不效，少缓则致命。”乃令服备急圆五分，大便三次。翌日，服东洋赤小豆汤三大盏，又到二次。翌日，更服备急圆，下利十余次，由是毒气渐衰，已没之疮痕复酿脓。计再服前方二十余日，全复其常。
余如颈部湿疹，已敷药治愈后而发耳漏眼炎脊椎炎者，盖余辈屡所见闻者也。
由此等实验徵之可知，医者不必患自然疗能之过度，而但患其不能攻胜病毒，不必谋去自然疗能之过度者，而惟以补自然疗能之不及为务。若能减病毒之根本，养自然之疗能，两者兼而有之，是之为真医疗。扁鹊与希波克拉底之术亦犹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