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贴：《黄煌经方沙龙》4、5期读后

江边日月

《黄煌经方沙龙》4、5期读后

     一口气拜读完黄煌先生亲笔题赠的《黄煌经方沙龙》4、5期，初步感想如下，匆匆成文，以作为我的学习汇报，亦权当喜迎2013年向论坛交出的一份礼物。
        
            1.中医学科学思想必须旌扬
      黄煌先生在沙龙中语重心长地反复提到：“我希望年轻的中医们要学好中医药应用技术，但更希望后来的中医人会思考，有思想。”“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靠勤奋，主要靠思路正确。”（4期P4）
“吉益东洞擅用古方，绝不是临床用方技巧或经验的摆弄，而是一场思想的解放。”（4期P10）
“只有对经方医学的思想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正确地运用经方。”（4期P59）
“徐灵胎的书，思想性极强，他不是教一方一药的，而是教人们如何认识中医，如何学习中医，如何治病，如何研究医学。”（5期P10）
      不过究竟什么是中医学思想先生未予点明。然而，只要通览先生的系列著述应该不难找到答案。
      个人理解，所谓中医学思想就是指中医学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解读生命，如何诊治疾病等范畴。概言之，中医学认为：世界和事物不是“存在”着，而是“演化” （气化）着，是“生成着并消逝着”（马克思）。过去那种“既定”世界的思想观点必须彻底打破。依据现代“大爆炸”理论，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从“真空能”状态的原始宇宙经过数以百亿年的逐渐演化而来。 依据中医学气化学说和现代宇宙演化理论，医学必须承认，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人是一种分化系统，人是一种“元整体”（整体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原子的机械堆砌，不是一种“合整体”。（祝世訥•《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活动与疾病的变化过程不能够分解还原为最低层次的分子、原子加以说明。西医学以解剖形态学、病理解剖学、生理生化学等方面的指标来表征和界定生命、健康与疾病，存在着巨大的局限，应按照气化的、动态的、时间的、联系的观点，对生命、健康和疾病重新给予定义。
      今天，医学为什么须求助于中医学思想？因为人们在经历了现代科学主义“征服自然”的惨痛教训之后，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发现我们已处于一场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触及到了健康、生态、环境、经济、技术、政治、社会关系以及智力、道德、精神许多方面。这场危机使我们人类面临彻底灭绝的威胁，……这场危机也是认识的危机、文化的危机。说到底，是我们传统的认识模式与思维方式面临着危机。” （林德宏, 张相轮•《东方的智慧——东方自然观与科学的发展》）而基于中国古代元气论的中医学或许正是应对这场危机的一种思想方法（系统思想）。
      中医学思想为什么是系统论的？中医战略研究专家、中医系统论学科创始人、医学哲学家祝世訥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他指出，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从古代的整体论到近代的还原论再到现代的系统论，西方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沿着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发展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西方一样是整体论的，但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近代社会，没有发展还原论思维，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发展了朴素的系统论思维。元气论是中国产生系统思维的思想基础。“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认为元气是产生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而生物。”《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下篇》曰：“建之以常无有，立之以太一。”显而易见，中国的先哲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探求方式，本来就采取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整体观和分化观。这种思想与现代科学关于宇宙和物质形态的演化从“无”到“有”的认识可谓如出一辙；其“（人）无为而（道）无不为”的“道法自然”与“阴阳自和”的自然无为思想，与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却十分一致。

        首先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思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1980年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曾多次反复论述与强调：“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科学已从分析时代进入系统时代，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西医的思维方式也要走到系统论的道路上来。”

        
          2.中医学学理不容悬置
     特立独行的中医思想者祝味菊先生说：“疾病之要素，不全在外来病原之刺激，而在于人生缺乏应付之能力。……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凶，体力实左右之。”（4期P65）
刘学勤先生说：“药证相应是黄煌教授经方思想的基础（不妨称之为中医学第一定律）。”（4期P125）
黄煌先生说：“《伤寒论》书名伤寒，但全书是讲人的应激反应，讲如何用经方来应对和处理各种不同的应激反应。”（5期序言）
        Loushaokun先生说：“《伤寒论》是援从诊治肠伤寒及类似肠伤寒的急性热病为例，研求患病机体的普遍反映规律，并在其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5期P43）
     上述诸位先生所言，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讲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也可以说成中医学学理。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医之间的“口水战”，可说完全是陷入了一场“盲人摸象”的无聊之争，何以致此？关键在于，他们根本未能弄清“我是谁”？“他是谁”？对中西医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医学的学理是什么，西医学的学理是什么，全然不知。此两期《沙龙》似乎略显“瘦身”，是否与理论“搁浅”有关呢？
      祝世訥先生总结出中医学六大原理：
     （1）元整体原理   中医学元整体观有两层含义：一是就人自身而言，人的整体性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整体内的各部分是由整体分化产生的，从来没有离开整体单独存在过，更没有作为整体的本原先于整体存在过。二是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是环境这一母系统分化出来的子系统，这种母子关系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人既没有先于环境而存在过，也不能离开母系统单独存在。西医学也有自己的整体观，并且越来越注意人的整体性，整体观日益成为整个医学的共同观点，不再是中医学专有的特色。这里有一个前提概念必须辩明，西医学虽然也逐步承认人的整体性，但它把整体理解为由先于整体分散存在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部分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它是一种“合整体观”。

        （2）非加和原理    非加和原理是在肯定人的元整体性的前提下，着重揭示和回答人的整体有哪些东西是不可分解的，即人的整体属性、功能、行为不能分解为各部分的属性、功能、行为或其相加和。非加和原理包括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各种情况。非加和原理在肯定“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着重揭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客观规律性，证明这是万物复杂性的重要特征，是事物的系统特性之一。该原理对人的整体性的更深层次本质进行了揭示，它指出人是典型的非加和系统，强调了人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非加和”关系，因而不能把整体的健康或疾病分解、归结为各部分来说明。经方为什么不宜随意加减，实际上是基于中医学“非加和”原理，有时随意加上一味或数味药可能反而使药效减弱。

       （3）有机性原理    非加和原理揭示了人的系统质的客观存在，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系统质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的系统质的病变？有机性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相互作用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真正终极原因，“和”为健，“失和”为病。

       （4）功能性原理    有机性原理从病因病机学的角度指出了关系失调比实体性病因更基本。功能性原理则明确提出：第一，人的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第二，西医学基本上不考虑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中医学则几乎相反，主要或重点反映了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并由此来解释器质性病变。第三，西医学不了解甚至不承认解剖结构之外还有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中医学则掌握了相当典型的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第四，西方传统和西医学强调结构对功能、器质性病变对功能性病变的决定作用，不重视甚至不考虑结构性、器质性病变的内在发生学过程。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医学，特别是现代科学，认为结构是由特定的功能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构就是过程流。第五，人的一切功能异常并非都是由器质性改变引起的，还存在不是由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或不能归结为器质性病变的“纯功能性”疾病。第六，西医学之“病”主要是器质性病变，中医学之“证”主要是功能性病变。

         （5）有序性原理    功能性原理揭示了系统（人）的功能对结构生成与保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与功能性病变对器质性病变的先导性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人体健康与疾病既有功能性内容，又有结构性内容，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不仅仅是量上的改变，而且有质上的改变。量上的改变可以从众多的理化指标来反映和描述，质上的改变怎样评价和描述？这样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命题：究竟应当怎样定义健康？医学家们曾经用“平衡”、“稳定”来定义，但发现都不准确。中医学用“阴平阳秘”来定义，“阴平阳秘”是中医学从阴阳学说的角度对有序稳定的概括。

      （6）自主性原理    有序性原理揭示了表征系统（人）的最佳（健康）是有序稳态，建立和维持有序稳态的机制是系统（人）的自组织作用与系统耗散过程的负熵化。那么，从这一概念的对立面思考，就必须追问，导致系统（人）有序稳态偏离（发病）的原理是什么？纠正和恢复这种偏离态（愈病）的原理又是什么？中西医学对此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别。西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和痊愈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则认为人是最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对于外来营养的、致病的、治疗的等各种作用，机体都自主地作出反应。用系统论的术语可表述为：发病和愈病都是系统（机体）的自主性反应过程。从理论上则概括为中医学自主性原理。该原理提出和回答了如下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自组织系统？人是不是自组织系统？第二，自组织系统（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病和愈病的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医学应如何对待它？第三，医学的防治手段与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顾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单纯地依靠防治手段来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还是在尊重、依靠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医学手段来推动、发挥机体自主调节机制的作用，以达防治疾病的目的？

（待续）

李小荣

好！
期待继续~

87381467

我在前几天贴的，《请教黄煌老师》我看你的留言板。发现你的处方。大多都是直奔少阳和中阳是不是这句内容的体现。（3）有机性原理    非加和原理揭示了人的系统质的客观存在，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系统质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的系统质的病变？有机性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相互作用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真正终极原因，“和”为健，“失和”为病。如果是。那说明黄煌老师的治疗核心是已“和”为健。作为处方大法。李可前辈的大法是阴平阳秘。，“阴平阳秘”是中医学从阴阳学说的角度对有序稳定的概括。不稳定就有生命的危险是吗。他们2人的区别1个是调。1个是救。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不知对不对。我不是医生。

黄煌

经方医学的理论佳作！

雍乾

医学之研究，有“人”内之研究（包括生理病理气机），有“人”外之研究（天人合一），即医学与哲学。先生论述虽比较冗长，然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和思考。此句“人既没有先于环境而存在过，也不能离开母系统单独存在。”非常有动态性和系统性。敬盼！

江边日月

3. 中西医病证概念亟待厘清
黄煌先生指出：“方证相应与辨证论治的最大区别是在证的理解上。辨证论治强调的是病机，……导致学生学到的仅仅是笼统的脏腑病机概念和不完整的零碎处方。”（5期P4）“在经方家看来，……这是一种病，叫黄连阿胶汤证，或叫黄连阿胶汤病。”（4期P39）可见，在黄师的心目中，中医的“病证”二字就是一个同义复词。
十世遗风先生说：“中医的病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形成的症候群，由医生判断出证，也就是说证包含了体质（人）和病。……黄师很聪明，提出了方病，他的病是西医的病，不是中医的病，他的专方应该是既对人又对证，当然对病，……黄师创造性地提出了方病，其实质是方证。”（5期P85）“温病是通俗化的伤寒，如风热就是少阳病或麻杏石甘汤证。”
黄师与十世遗风先生同出朱（莘农）门，他们都是我由衷的崇拜者。他们对西医之病与中医之证的界定和把握十分准确，尤其黄师所创“方证三角（方―人―病）”学说，极具理论意义与临床实用价值。
然而，自西医登陆中国以后，学界在“病”与“证”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上始终纠缠不清，众说纷纭，一是难衷。祝世訥先生的研究生郭蕾、张俊二君所撰《关 于 证 候 定 义 的 三 点 商 榷》一文，对此作出了有理论深度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故摘录之：
     辨证论治已有2000年历史，迄今尚未就“证候”的定义形成一个严格统一的意见。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分别为“证候”给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定义，仔细推敲，这些定义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些理论混乱，甚至还有一些错误，迫切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澄清理论是非，推动证候学研究的发展。
（1）“证”是病理学概念，不是诊断学概念。目前大多研究把“证候”理解为诊断学概念，从诊断学为其下定义。如称：“证候，是一个独立的诊断学概念。” “证候不仅是中医的疾病模型，也是中医学特有的诊断概念。”“证候概念属于中医诊断学的范畴。” 诊断学的性质和任务是根据对病情的了解和各种医学检查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判断病人所患为何病，以及所患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和功能损害程度。简言之，是判定病人患有何病及病情程度。而病理学的性质和任务是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发病机理、疾病过程中所发生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改变及其规律。也就是说，病理学着重于揭示发病的原因、机理、病变内容、病变规律，为临床诊断提供理论根据；而诊断学着重于诊察患者的临床表现，据以判定患者所患为（病理学所揭示的）何病及病变程度。
        “辨证论治”是一个综合性体系，集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于一体。揭示“证候”的病变本质和特征是病理学内容；临床“辨证”是诊断学内容；“论治”是治疗学内容。在“辨证论治”的发展中，这三方面内容在理论上还没有充分地分化开来，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但决不能因为有交叉而混淆其界限，更不能抽掉“辨证论治”关于“证候”的病理学内容，把“证候”扭曲为单纯的诊断学概念。
    （2）“证”发生在病人身上，并非由诊断“概括”出来。  所谓“证候”，是指客观地发生在病人身上的病理改变，是寒是热，是虚是实，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等，都发生在病人身上，不管医生们是否来诊断，怎样诊断，它都客观地存在着，临床诊断就是要来认识它。当说患者患有“肾阳虚证”时，是说患者身上发生了“肾脏阳气虚衰”这样的病理改变，“辨证”所作的“概括”不过是根据这种“证候”的临床表现，判断患者所患是“肾阳虚证”而不是别的“证候”。
    作为“辨证”结论的“概括”，是归结了疾病的临床表现的共同特点，反映着“证候”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把握了病变的本质。但是，它只是诊断认识的产物，是对于发生在病人身上的“证候”的“复写、摄影、反映”，并不是病人身上的“证候”本身。“概括”得是否正确，要看它与病人身上的“证候”是否相符，因而就有“确诊”、“误诊”、“错诊”的差异。
（3）把“藏于内”的病理改变（证）与“现于外”临床表现（证候）区分开来。前者是发生于患者体内的病理改变，是病变的本质，包括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等病变内容，难用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但可以用实验方法和检测手段来查验，应该用“证”概念来表征。后者是外在的疾病征象，是“告也”、“伺望”的具体现象，包括症状、脉象、舌象、主诉等，可由人的感觉器官通过望、闻、问、切直接感知，应该用“证候”概念来表征。
     应将“证候规范化”研究正名为“辨证规范化”研究。至于因为“证”的名称多样、错杂而需要统一和规范，应当称为“证候名称规范化”研究，更不应当误称为“证候规范化”。（医学与哲学  2005.1）
无论对证或证候作何理解，而对中医以辨证论治为圭臬而抛弃辨病论治一说应该没有异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医领军人物仝小林先生提出的“症―证―病结合的临床诊疗模式”（4期P59-60）就使笔者感到有些费解，这里的“病”无论是指西医之病还是指中医之病，都与“方证相应”、“辨证论治”的理念背道而驰，不知先生的确切含义为何？需要采取特异性方法治疗，这时的辨证论治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愚见，“辨证当不昧于病（西医）而又不惑于病”，病与证有时交叉有时又不交叉，是病就按病治，是证就按证治。兹引数案以为证。

案1 ：20世纪40年代，王玉润先生的父亲、著名中医王超然先生为一老友治病，经“辨证”，从“风温”论治，先后投以银翘散、白虎汤，未能奏效，患者病情日益严重。无奈之中，老先生请教搞中西医结合的儿子。王老（玉润）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在患者血液中检得回归热螺旋体，由此确诊为“回归热”，但因为时已晚，病终不治。

案2 ：“文革”期间，王老随学生下乡开门办学，遇一患者，当地赤脚医生辨为“风温”，亦先后用银翘散和白虎汤均无效。王老“辨病”后，确诊为“流脑”，用氯霉素后治愈。（摘自《王玉润论医药》P299）

案3 ：女患田某，16岁，2007年11月2日诊，发热2天，住入西安交大附一院，入院后仍高热不退，经系统检查与全院会诊，确诊为利什曼原虫（Leishmania donovani）感染，但百药无效（因近10多年来国内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此类新病例，特效药几无储备）。高热持续达40天，遂向全国求救，结果四川省疾控中心存有7支葡萄糖酸锑钠，通过电视台联系，得悉一成都记者即将回西安探亲，便托其带药（火车速度较之邮寄要快，普通百姓雇专车送药可能不太现实），用药3天后，热渐退而病愈。（引自2007年12月20日中央10台《讲述》栏目——文明中国）。

上案充分说明一个问题：三病人都是特异性病原体导致的特异性病理改变，需要采取特异性方法治疗，这时的辨证论治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医必须要有自知之明！国家为什么三番五次明令禁止做诸如“癌症、类风湿、乙肝、糖尿病、红斑狼疮、高血压、肾衰竭”等等医疗广告，就是因为目前的科技水平对这些疑难病症基本无有根治方法，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或有那位神医再世！那些“红帽子胡万林”们该收敛收敛了！！！

87381467

江边日月:3. 中西医病证概念亟待厘清
黄煌先生指出：“方证相应与辨证论治的最大区别是在证的理解上。辨证论治强调的是病机，……导致学生学到的仅仅是笼统的脏腑病机概念和不完整的零碎处方。”（ .. (2013-01-01 17:29) 

就说感冒西医能根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