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存中西 唯效是尚----访中国中医研究院陈苏生研究员

黄力

医存中西  唯效是尚----访中国中医研究院陈苏生研究员

出处：(摘自《上海中医药杂志》1989年第10期8页)

摘要：1989年4月9日。周六，中午。

    顷接来电，说本周二陈苏生先生小中风猝发，现卧病在家。开始，我真有点不敢相信：怎么会呢?难道我听错了?!上周四，我刚拜访了他呢!陈老，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又为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那天，我们曾竟半日之谈，陈老谈锋甚健，毫无病在旦夕的迹象，难道陈老之病正因亢奋纵谈所引起?我坠入了回忆。

    “你要红的还是要绿的(茶)?”那天下午，我走进一所老式住宅，转弯抹角，攀上三楼，叩开陈家房门，来到一间兼作卧室的小书斋。一位老人正在相候：抹短髭，半白头发，墩实健壮，八十二啦，看上去却比实际年轻精神得多，他就是陈老先生。未落座先开言，陈老第一句就这样问我。继之，当我在书桌一旁坐下，他又取出一只黄柑，用纸片垫好，一切为四，移到我的面前。

    “以此代茶，吃了再说，吃!吃!”

    老人盛情殷殷，我唯有遵命而已。这才使陈老庄重的脸色露出满意慈爱的神情。

    陈老!说说你的思想，谈谈经验吧

    “所谓经验，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经过临床试用，经时间空间的检验，又受条件的影响，几十年乃至千百年后复演有效，才称得上成功的经验。”先生端庄而坐，凝重而语，语气中略带常州口音：“原始的经验往往是粗糙的，片面的，疗效可能是有反复的。因此，需要进行头脑加工，去伪存真，保留正确的成分，扬弃错误的成分。有的人凭一时之验就大事渲染，势必夸张而失实。大多数人失败就失在对经验不适当估计。许多记载，包括历代文献，都是‘隐恶扬善’，所以我们见到的大多是经验，而从来听不到‘经不验’。其实经验都是从‘经不验’开始的。古人曰：三折肱方为良医。良医的成功正是从碰钉子，吃牌头，‘三折肱’的失败中获得的。世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事。中医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研究对象，如果只讲成功，不谈失败，那种经验就不全面。”先生言下颇多感慨。

    憾然说经验，惨痛有教训：当年陈老的姨丈、表兄均先后罹染伤寒而亡，非人不尽力，非医不悉心，也非治不宗经，所憾者实“经”有所不验耳!陈老因此憬然而悟，燔然弃其旧日的教条主义，毅然改弦更张，转向了实用主义。他是如何更张新弦的呢?

    曰：天下未有不如己者，皆可师从之

    陈老说：“高明的中医应该中西(医)文史哲五学俱全，因为学问的精与博需有一个深度和广度。医道的发展还必须引进和开放，因为因循守旧只能阻碍中医事业的进步。”“‘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皆可师之，‘择其善而从之’，以开拓自己的境界和见识。”有鉴于此， 陈老自感天资有限、根基浅薄，因而锐意进取，除师事武进沈仲芳、海宁钟符卿、山阴祝味菊外，于行医之暇犹执经就教于当年中西医界周宗琦、余云岫、徐相任、陆渊雷诸前辈。陈老之自成一家而兼擅沈师之轻灵、钟师之和醇、祝师之刚健、周师之创新等，岂不正是由于他读书敏求，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陈老的见解自有胜人处。他说： “世人钦慕祝老师，因他善用附子而称之‘祝附子’，但我更佩服他的治学思想和思想方法。”陈老说着，便从背后书架上拣出一本书和一页复印件。复印件是1953年陈老发表在《同德医学院院刊》上的一篇短文《我对中医科学化的看法》，大意为：对于中医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无是非、不加褒贬地调和，而是应采取唯物辩证的扬弃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掉不合理的旧说，保存合理的部分，使之成为合乎科学的东西。陈老说： “这实际上出于祝老师的思想。我受祝师影响，至今仍持扬弃主义，主张一切以实用有效为标准，扬长弃短。尼采说：‘现在是重新估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时代。’因此，不论是工具，是方法，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估量其价值的大小，甄别其理论的曲直。任何治疗理论只要能对临床起指导作用的就是有实用价值；任何治疗工具(包括药物和针灸)凡能如实兑现其应用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嘛，用，就是关键所在。”

    “你听说过周宗琦吗?”陈老边介绍周宗琦：“他是西医界的前辈，曾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边又翻开那本与祝师的合著《伤寒质难》卷首。 “这就是周老撰写的序。”我看了一篇，其意谓：整个科学的发展是一部工具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史，每一种工具和方法都有它技穷的时候，如果竟有历万世而不变的工具与方法，这不是工具与方法的绝后空前，而是研究技能的自封故步。多么睿智!站在科技史的高度，以革旧图新、大彻大悟的哲理启人心扉。看来近四十年来，陈老的创新超前意识正是受其启迪而长明不昧。他是如何明而不昧呢?

    曰：辨病，辨证，更要辨人(正气盛衰)

    “有资料介绍，现在临床上辨病的约86.8%，辨证的约6.12%，辨病占绝对优势。姜春华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我也赞成。”当讲起临床经验，陈老毫不掩饰自己的偏颇。陈老说至情浓越抖擞，遂起而脱去外衣。坐下后他继续说： “有病就有证，证是病的外部表现，正邪斗争的产物。研究致病因子而不去研究适应致病因子的人，那就不能认识病与证的来源。证不能脱离人而独立；辨病，辨证，更应辨人----辨人的正气盛衰。证由损害因子所产生，既然有损害因子，必然也有抗损害的正气存在。只讲病，不讲证；只讲证，不讲人，都不是整体观。人与病并不对立，病与证也不矛盾。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虚衰，才会生病；有何病，就有何证。对此古代经典著作早有记载----《伤寒论》实开辨证论治之先河，《金匮要略》乃讲究整体效应之滥觞。《金匮》22条，条条都包含病脉证治四个方面。”确然，辨证又辨人，治病并治人，见微而知著，这是中医整体观。这一观点，对于陈老临证取效，犹如月黑之用犀烛。他是如何临证遣方用药的呢?

    曰：中西不要分，优劣最要紧，唯效是尚

    “方药的组合配伍，其作用绝不等于单味作用的相加。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陈老遣方用药不泥古，不媚俗，尚实效。他穷研古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根据中医药基本理论和药物性味功能，灵活组方，充分发挥了药物性味功能的特长。他对于哮喘、肝胆病变、心脑血管病变、神经衰弱诸病症，均创有达药验方。如柴牡十味汤(香附、乌药、郁金、菖蒲、苍术、川厚朴、夜交藤、合欢皮等)调节食、眠、泄三大生活环节；二麻四仁汤(麻黄及其根、杏仁、桃仁、郁李仁、白果仁)开合相济以平喘；柴牡三角汤(山羊角、水牛角、生鹿角等)宣畅血络以改善脑血流；舒肝和络饮以通为用治肝病，等等。

    陈老善用药对。既表现了他的融古通今，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表现了他遣方用药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创新性。陈老最有新意的常用药对是柴胡与牡蛎。他根据柴牡的品种、炮制、性味、功能，将其协同作用归纳为清邪解热、宣畅气血、推陈致新三大方面。并将其与相应药物配伍，通过互补、制约和增效作用，扩大了适应范围。在第一方面形成了十二组配伍：配防风，适于肠胃型流感；配桂枝，适于太少阳双解；配葛根，适于风热；配白薇，适于外感内伤、骨蒸劳热、寒热往来；配黄芩，适于感染性发热；配豆豉，适于表里双解；配大豆黄卷，适于清解湿热；配知母，适于阴虚劳热；配石膏，适于清解实热；配地骨皮，适于益精气，退邪热；配人参，适于补虚劳，却邪热；配附子，适于解表邪热。在第二方面，佐乌药、香附、郁金、菖蒲、苍术、川厚朴、瓜蒌、合欢皮、酸枣仁、赤芍，在第三方面，加大黄、生地、玄参、炮山甲、葶苈子、白芥子、槟榔、桃仁、秦艽，各形成十组配伍，均扩大了适应症。

    ……三个钟头，一席长谈，陈老以其丰赡的学识、多智的才辩、严谨的学风令我折服。记得1986年为上海著名老中医拍摄纪录片《杏仁春色》，在为陈老留影时陈老曾有亲笔题句： “学无古今，唯善是从；医无中西，唯效是尚；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我想，这不正是陈老对一生经验的总结吗?

陈老，愿您早日康复啊!这是我接电话后的唯一心愿。

肖红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惜乎当年无缘当面领教。
今欲就教已不可得。

肖红

原来1989年《伤寒质难》就有新版，竟至去年才知道有此书。
真是孤陋寡闻了。

罗本逊

是的，陈苏生老师的见解非常不凡。关于病、证、人的见解与黄煌老师的非常类似。不过一用自制方，一用经方。而陈先生创方往往冶寒热、升降等为一炉，如麻黄发汗、麻黄根敛汗，充分利用中药的双向调节。真得仲师心传。

陈先生师承祝味菊先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据祝先生的学术思想而阐扬之，更得其真。真学术人，当有此心肺。书此自勉。

小土豆

这段时间看完了《伤寒质难》，反复与黄老师的学术思想相印证，终于豁然开朗。西医治人的病，中医治病的人，此语出自祝味菊口中。其核心思想是辨体质。这一思想也是中医治疗理念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名中医的经验，关键是临证辨体、辨证，以及相对应的体质用药和对症用药，包括一些高效药。

肖红

不禁使我想起陈老先生的认识过程，请看！

跋



苏生家境清寒，幼年就丧了父母。嫁给朱家的姨母把我带在身旁，攻书上学。自从学医成业之后，机会还不差，偶然看好几个病，自己以为了不起，因为人缘还好，口碑也还好，因此我很自负。
那年姨丈朱季安罹了伤寒病，我照例先与辛散宣解，汗出热不减。照我的经验，知道此病不易速痊，为了审慎起见，就延聘了某名医来诊治。他认为姨丈是阴虚朋友，汗多伤阴，邪热反炽，所以主张滋清。大家因为他是个名家，据说他有断生断死的本领，方案相当漂亮，所以我也很赞同他的措施。可是一天一天的诊治，病况一天一天的恶化，从烦躁到谵语到昏迷，他说这是一个历程，他还预测以后应当恶化到如何程度，然后可以逆转为安。大家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因为他的方案越来越美丽了。在病的第十天，病态不大妙，神志晦涩，呼吸浅表，时时有发厥之象，我打电话问他，他说这是“转”，一转就有希望的。我们邀他拔号出诊，他晌午才来。这时姨丈已经奄奄一息，他匆匆一看，对我说，这是“转”，叫他们不要慌张，他匆匆地去了。他还没出大门，里面已经哭声号啕，素称强健无病的老人家，就此与世长逝了。
这次的经验使我对于名医有了深切的认识。
不幸的事情真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姨丈亡故的第二个星期，承继父业的大表兄朱仰荪又病倒了。病倒却在南汇故里，乡间无名医，当然又是我挡了一个头阵。两帖药不灵，样子又是伤寒，而且症状和姨丈是一个路子。他们慌了，和我商议，我当时主张不宜再请那些赫赫有名的时医，我们应当找寻一个素有学识的医家比较妥善些。他们同意我的主张，但是茫茫医界，究竟谁是学者呢？在那时××报的顾问某先生，常常有著作在报端发表，问病答方，说来头头是道，我与他素昧生平，然而心仪已久，于是决定推荐了他。病家也很满意，因为“行交行”，总比较靠得住的，他们就重金敦请这位先生专车下乡。他主张下夺，说非此不足以肃清陈莝。三帖药之后，病情照样变了。我自作主张来给他一帖滋阴开窍，乡下的医生又加上一付清宫牛黄，病情没转机，格外地糟了。他们怪到墙门的风水不好，延了和尚道士，七敲八敲，把病人敲上了西天！
在亲戚悲愤抱怨的气氛中，我自觉没趣，悄悄地溜回了上海。这一次的教训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空虚，激发了学习的热潮。这时我个人的机会却很好，盐务总局请我担任了医官，同时又担任了两个大学的校医。病人的文化水准很高，逼得我加紧学习，努力模仿，在短短两年中，把生理、病理、诊断等西医书，看懂了粗枝大叶，再加上了词藻思辩的伪装，居然面目一新。人家对我印象很好，业务竟然不差，因为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很安定，因此我又沾沾然自负起来。
一九四一年冬天，第二个表兄朱仰山又病了，病了又是伤寒。开始就是伤寒专家看的，七八天不见效，烦躁得很厉害，又找我去看。我根据过去经验，自以为很有把握，足能控制病情，所以不再对一般名家、专家有所依赖，这番很经意地负起治疗的全权。为了特别审慎，同时又会同一位西医老搭档，实行中西会诊，针药并进，从谵语昏糊许多不利条件下，居然把病人拖上了四五个星期，虽然神志还是不甚了了，可是热度总算退了。我很自得，以为这番立了大功，足以拉回前两次扫去的面子。哪里知道病人口腔起了白糜，蔓延到喉头，病情显然又起了恶化。他们背地里又请许多专家，许多第一流，他们对我的治法很有指摘。我那时也是方法用尽，只得见机而退。经过他们几次的清火败毒，到一九四二年旧历元旦，终于撇下了成群的儿女，与世长辞了。
短短的一个时期中，我亲历了三次教训，眼看那责大任重的三位当家人，在医生与病魔的合作下，半推半送的一总结束了辉煌的前程，因此把殷实的朱家垮了下来。新年里，照例要向姨母拜年，虽然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常常负疚在心，可是又不能不去，去了听那两代孤寡的悲恸，真使我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从此以后，我对于伤寒的疗法，不自禁地感到空虚彷徨起来。时髦名医不大靠得住，就是连我自己也不敢信任。我对于古典的医学，心里大大的起了动摇，就是对于西医的伤寒疗法，也发生了怀疑。我为了要追求真理，只是在书本上钻寻答案，可是中西疗法的联系始终难能吻合无间。我为了访贤求能，着实费了些工夫。
听得人家说，徐小圃先生治小儿病有特长，其用药有独到之处，我和徐守五同志凭符铁年先生的介绍，前去学习临证。去了几次，终是莫名其底蕴之所在。后来探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要想澈底了解这一个谜，我就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访这位老先生。在数度长谈之下，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不得不拜倒门下。
这部《伤寒质难》就是我入门后质疑问难的记录。老师说我悟性很好，不惜将他数十年的经验结晶全盘吐露出来。我承受了这份宝贵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价值。因此我批判地扬弃了旧有的作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新生的路线。几年来临床应诊，成绩优异，证实了“祝味菊思想”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这部书完成于一九四四年正当日伪嚣张之时，本记述的字里行间多少有些反妥协的意味。在治疗上，我们一贯地主张强调抗战，反对因循和苟安。因为环境不许可，一直没有出版。抗战胜利了，一番劫收，令人心灰意冷，又把这件事延搁下来。
上海解放后，老师很兴奋，草拟了一个“创办实验医院”的建议，希望有机会来表现一下。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发表“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指示，老师认为时机到了，以为我们可毫无顾忌地来讨论学术了。他取得了几位朋友的资助，决心把这部书付印问世。
原因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迷惑旧包袱的旧中医，死死地保守着古典的教条主义。在这部书上，正好是运用旧理论旧笔调，反复辩难地把正反两面的理论无情地加以批评，说出他们心里所要说的话，因此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或许可能因此而诱发他们的求知欲望，搞通他们的顽固思想。
同时有不少有志向学的同道，已经有了新医的知识，但是因为没有新的汇通示范，常常为了实用上的联系而发生中西脱节的苦闷，这里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个新的帮助。
照一般讲，学术思想是随时代而进展的。五年来，老师的思想的确有显著的发展，这部《伤寒质难》，五年前的“老账簿”，当然只能代表五年前的思想。书中有不少地方仍是难免于错误，现在匆匆付印，不克详细修正，而且因为体裁关系，凭空抽去了一节，就会影响到整个的联系，所以索性原封不动的刊布出来。希望读者能够随时指出错误或不当的地方，我们将来可以续出一册“质难之正误”，或“质难之质难”，务使学术愈磨炼愈正确，这是我们十分盼祷的。
老师不弃愚昧，嘱我做一个后跋。我于老师的医道不敢妄赞一词，谨将记述的动机与事实，列举以告本篇读者，请各界明哲多多指教是幸！




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灯下  门人陈苏生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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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当重读《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