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方医学的落日余辉——江户考证派的学术与社会[转帖]

城里娃脑

    
    廖育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自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新政诞生，是史家称之为“近世”或“江户时代”的日本封建社会晚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幕府以朱子学为官学，从而使得儒学脱离此前依附于禅宗的从属地位而独立发展。继而又出现了与其争相斗艳的古学、折衷等儒学流派，兼之当时虽已有以“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存在，但所涉内容尚不及政治、哲学等领域，所以构成了儒学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就技艺之学而言，由于医学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点——既是“仁术”与“格物穷理”之一端，又是官吏之外的文化人体面谋生的最佳选择，且与所有人的生活需求都具直接关系，因而尽管医学不如儒学高贵，但也同样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与青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自然科学”，几乎就是医学。而在当时日本的“西学”中，医学也是主体。
    同时，“儒”与“医”之间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以儒谋生者，视“医”为“学”，故乐于研究；志在行医济世或无奈只能业医者，或因视儒学为基本素养，或为满足“儒志医业”的心理需求，通常也都有投于名儒门下学习的经历。从而构成了儒者与医者、儒学与医学间的密切关联。
    自16世纪以来，日本在不断吸收中国医学最新成果并加以改造，逐渐形成同源而异流之汉方医学体系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四个主要的流派。首先是以曲直濑道三（1507-1594）师徒为代表、以宋明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为主体的所谓“後世派”；其后则是独崇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认为只需根据病症选择药物，全面摒弃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脉诊等中医基础理论的“古方派”；以及折衷“古方”与“后世”或“汉法”与“兰方”（荷兰医学）的折衷派。在此基础上，最后又出现了注重文献研究的“考证派”。
    一般认为上述后三个流派的产生，分别受到儒学复古、折衷与考证之风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仅仅是与儒学折衷、考证之学既有密切关系，又非一语即可说清的医学考证派。迄今医史学家对于这一学术流派的论说与评价，或是将其并入“折衷派”而一语带过；或是盛赞其为“高度学问性业绩”，是 “可以在全世界引以为荣的文化遗产。”[ 小曾户洋：“目黑道琢”，第13页。作为“解说”，载于收录考证派医家目黑道琢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东京：名著出版，1983年）。]或谓因考证之兴，前世“臆造之说胜，而订诂之义微”的“粗梗武断之风始除”[ 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多纪桂山》。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东京：名著出版，1983年），第541页。]；或在认可这一说法的同时，又感叹“可惜此前因古方家而将勃兴的日本医道，至此再度退到蒙昧之中。”[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东京：日新书院，1941年，第438页。]或褒其治学、育人之功；但又斥其把持教育方向、导致“学”与“术”分离之过等等。史家所以会有仁智不同的种种评价，除各自视角、价值取向不同外，还在于产生与活跃于江户时代中后期、构成明治維新取缔汉方医学之前最后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医学考证派，不仅自身的学术构成十分复杂，而且是由诸多有血有肉有情之躯构成的、与社会具有种种联系的一个共同群体。  
一、从儒学到医学的考证
    利用各种方法，揭示文字记载之历史的本貌，或文字语言所要表达的本义，即是考证。因而对于历时千载之文化积淀的儒学与医学，无论是立足史学解释还是现世应用，都离不开考证。所以在所谓考证学派出现之前，“考证”实际上已然客观存在于儒学的“古学派”与医学的“古方派”之中。但这与继折衷派之后出现的“考证派”，毕竟在目的与价值取向上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形成于江户后期，构成一个医学流派的考证派，石原明是这样描述的：
    “考证派之源发于折衷派，是受清代儒学中之新学风影响而形成的学派。……日本亦有以井上金峨、吉田篁墩等为核心的考证学兴起，试图融合古方派与后世派长处之折衷派的一部分人受其影响，通过多纪元惪、目黑道琢二人，形成了以文献学为中心论证古典之整合性的医学中的考证派。狩谷掖斋以‘实事求是’为口号的书志学性研究，通过一手掌握幕府医事行政的多纪氏家族得到扩充，考证派最终压倒其它传统医学各派，成为幕末的医学主流。而且不断有灿烂的巨著面世，表面上似乎体系完备，但作为医学的内容，在临床方面并没有脱离单纯根据经验的折衷派之藩篱，学与术完全分离。至多纪氏三代之元简及其子元胤、元坚的时代，出自目黑道琢之门的伊泽兰轩及享誉‘兰门五哲’的高足——涩江抽斋、森立之、冈西玄亭、清川玄道、山田广业等的共同研究的古医书的书志学性研究，通过后来由森立之编纂成的《经籍访古志》八卷与《留真谱》十卷而流传，作为宋元版与旧钞古医书的研究，堪称空前绝后的文献。”[ 石原明：《日本の医学》第二版，东京：至文堂，1963年，第172页。]
在这段简短炼达的文字中，不仅概述了考证派形成与发展的源流，还给出了儒、医两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与成就，以及他们的地位与学术特征。首先是如何从儒学折衷派中产生出考证派的问题。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在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相继兴起后，又出现了力图超越各学派的对立抗争，以求融会贯通地阐说“圣人之教”，从而引领18世纪后期学术风潮的折衷学派。其代表人物为生活在江户的片山兼山（1730-1782）和井上金峨（1732-1784）等人。兼山一方面批评朱子学和阳明学都是“阳儒阴佛”，同时又承认他们有“一洗汉唐诸儒鄙陋之见”的功绩；一方面认为古学派能够“窥见先王礼乐之宫墙，其功至大”，但又责备他们“难免自以为是之过。”总之，兼山的主张是提倡到中国秦汉以前的古书中去寻找“古道”。而他所说的古书，既包括儒家，也包括其它诸子百家；甚至佛教思想也并非完全不足取[ 以上有关片山兼山的介绍，均引自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另一位更具影响，且与江户医家具有直接联系的名儒井上金峨的祖、父均为医家。至金峨辞其禄，改业为儒。从井上兰台学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1666-1728），先治朱子学，40岁后因受中国明代学者李攀龙（1514-1570）和王世贞（1526-1590）的影响而脱离朱子学成为古学者，开始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50岁后将李、王的文学主张移植到儒学方面，认为古今语言不同，故“以识古文辞、识古言为先”，因而被称为“古文辞学”。在学术上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定了作为“治心”与“修身”的儒学。]之说，后悟其非，遂著书数篇以斥其非，于是名始显。金峨之学，训诂取舍于汉唐注疏，义理折衷宋明之诸家，故谓之折衷学。由是以降，唱其说者接踵而起，江户学风为之一变，徂徕之学渐衰。明和二年（1765）多纪元孝创建私立医学教育机构跻寿馆时，亲将子元惪就其家迎金峨至馆中，一任经营万事，又委托总理学政，于是其名大彰[ 详见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京都：思文阁出版，1985年），第119-122页。其中录有多纪元惪为井上金峨所撰《墓志铭》的全文。]。
    正是由于折衷派不可能离开古书去自由地抒发自己的见解、构建学说体系，因此便成了孕育所谓“考证派”的温床。一些秉承折衷立场的学者（无论是儒者、医家，还是在其它学术领域中），或因个人素养与兴趣所在，或因价值理念更加倾向务实求是，或因受中国清代考证学的影响，在学术上表现出更加注重古典的实证研究，甚至唯考证是务，于是便有了所谓的考证派。井上金峨的弟子吉田篁墩（1745-1798）[ 吉田篁墩：名坦，字资坦；后名汉官，字学生、学儒。通称坦蔵。其家世为水户侯医官，宝历八年（1758）父丧，篁墩袭其医职。后因故夺禄，易名佐佐木坦蔵，至江户为儒。后复吉田之姓。]就是这样一位藏书颇丰，一生“不惜重金购买古书、字画，辨其文字异同，以博洽而闻名”；“专奉汉唐疏传，首倡考证学，近世称宋版、明版等，尊旧椠古钞之事由其而起”[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125页。]的学者。富士川游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考证派从折衷派析出之原因的：“嗣之而起的考证派，倡导折衷，却至其极，遂为训诂笺注之事。”[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第370页。]
    而前引石原明文中提到的狩谷棭斋（1775-1835）[ 狩谷掖斋：名望之，字卿云，通称三右卫门。少时志于律令之学，穷搜唐典而不得其源，乃上溯汉籍、修“六经”，而恍然有悟。终身尊崇汉学，藏“汉镜”等汉代五物而自称“六汉老人”，问其另外一物为何？答曰：“汉学”。]，则是不仅插架亦极富，且因精于鉴别，故被视为书志学嚆矢的人物。可以说，当某些学者的研究重点、价值取向从理论的折衷移至文字与版本的考证后，便派生出只可谓之“考证”，无法再将其统摄于“折衷”之下，近乎独立专门的分支性学科——“校勘学”与“书志学”。这才是“考证”得以自立门户的决定性要素，也就是石原明所说“学”与“术”分离的含义所在——这种研究已然与作为治疗疾病之技艺的“医学”毫无关系。
    “考证”之所以得称一派，首先是因为有可资比较的“折衷”存在。而在此之前汉唐疏注，虽然也是考证，但却无学派可言，因为那就是当时的经学。“折衷”与“考证”两个学派，在学理层面上呈现出的图像是：后者源于前者，但又有千丝万缕无法确分的关系。于是才会有或着眼于“同”，而将其并入折衷派；或着眼于“异”，而将其另作一派的不同观点。可以说日本医学史著作，基本上都是站在上述“以儒为本”的立场，或详或略地论说医学考证派的产生与源流。一言以蔽之，即在吉田篁墩、狩谷掖斋两位最主要的儒学考证派人物影响下，医学领域也随之出现了考证派。例如森润三郎据海保渔村[ 海保渔村（1798-1866）：名元备，字纯卿，通称章之助。大田锦城之弟子。安政四年（1792）以元坚之荐为医学馆儒学教授。]为森立之等编撰的《经籍访古志》所写序言，将考证学从儒到医的扩展过程，描述为[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6页。]：
    1、吉田篁墩的“旁系”→多纪元简
    2、狩谷掖斋的“直系”（从游、受教）→涩江抽斋、森立之
    “旁系”→市野迷庵、多纪元坚、伊泽兰轩、小岛宝素
    3、涩江抽斋、森立之2人的“旁系”→多纪元昕、伊泽信道、小岛尚真、堀川济、海保渔村
    
    然而在海保渔村撰写于1856年的序文中，只不过是说：“篁墩同时有若桂山丹波君（多纪元简）”；“卿云（狩谷掖斋）所友则又有若迷庵市野光彦，有若宝素小岛君学古及伊泽兰轩，相与上下其议论，而藏书亦皆颇富”；“而茝庭丹波君亦柔（多纪元坚）亦尝与卿云交最亲” [ 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东京：名著出版，1981年），第270页。]云云——不过是同时代或密友而已。
    如果注意一下医学考证派代表人物的生年——例如前引石原明文中所言及的多纪元惪、目黑道琢均大大早于吉田篁墩和狩谷掖斋，以及这些医家之间的血缘、师承关系，则会想到实际情况也许未必如此简单。

城里娃脑

二、内驱力的作用
    “内驱力”通常是指存在于某一门学问或学科内部，从而促使其发展的要素；并相应地将社会需求等要素称为“外部动力”。而在此借用“内驱力”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从医学考证派自身的方方面面，去分析促使其发展的要素。换言之，是在将上述“儒学的影响”定义为外部动力的意义上使用的。
    首先，来看一看日本医学史著作中公认的考证派重要人物的生年。按照生年顺序排列，包括：多纪元惪（1732-1801）、目黑道琢（1739-1798）、山田正珍（1749—1787）、多纪元简（1755-1810）、多纪元胤（1789-1827）、多纪元坚（1796-1857）、喜多村直宽（1804-1876）、涩江抽斋（1805-1856）、森立之（1807-1885）、山田业广（1808-1881）等。其中，前两位的生年均早于吉田篁墩，比狩谷掖斋更是早了四十年左右。而他们恰恰又是医学考证派的开创者。即便是元惪之子，被现代汉方医学史家称为“立于考证学派顶峰”的多纪元简也要年长于狩谷掖斋二十岁。此后，较晚的一些考证派医家虽有投在儒学考证名家门下学习的经历，但在承认源自儒学考证家之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医学范畴内的师承关系。上述医学考证派代表人物中，多纪家族祖孙三代就占据了四席之位。既然多纪家族“自改姓金保后，连绵十一代皆以考证之学著称”[ 矢数道明：“立于考证学派顶峰的多纪元简（桂山）之伟业”，第5页。作为“解说”，载于收录多紀元簡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1卷（东京：名著出版，1980年）。多纪元惪的七世祖以先祖之名“兼康”为家号，江户幕府德川家康掌权后，为避其讳而改姓“金保”。传五代后始改姓“多纪”。]，自然无庸赘述其间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在学术道路上所起重要作用。又如前面所提到的、因编撰《经籍访古志》而跻身考证名家的涩江抽斋与森立之，原本乃是出自学、术兼优的福山侯侍医伊泽兰轩（1777-1829）之门。而伊泽兰轩这位“幕末屈指可数的考证学家”[ 大冢恭男：“森立之”，第17页。作为“解说”，载于收录森立之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又是出自医家目黑道琢门下。从森立之在兰轩门下若干年后，获兰轩许可才开始学医；后又师事考证学家狩谷棭斋这一学习过程看，在医家系统内，同样存在着儒学或考证学传授的渠道。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书志学研究的两重性。站在书志学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之学问的立场上观察“考证”者认为：
    “考证学为经学之一派，其趣意在于，读经籍时尽可能搜讨古版本、古抄本，得到与其原本相近者后，进行对比校勘。这一学派之源发于水户的吉田篁墩，由狩谷棭斋假以发展，棭斋与市野迷庵[ 市野迷庵（1765-1826）：名光彦，字俊卿、子邦；初号篔窗，后迷庵。通称三右卫门。迷庵与棭斋，年龄以迷庵为长；以考证学之学统言，棭斋为前辈。二人皆通称三右卫门。]等共同研究的结果，后又进一步完善而成为涩江抽斋、森立之共同编辑的《经籍访古志》。”[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5页。]
这可以说是从书志学的角度来论说考证学派的定义，以及从儒家到医家的发展源流。但这个定义显然太肤浅、片面，观海保渔村为《经籍访古志》所写序言，可知在其心中确实还有更深一层的追求：
    “读书必先剖析其书之渊源，择其最古且善者而从之，然后六艺经传以至百氏，始可得而诵习焉。不然则书之流传既久，彼此乖异之不定，而何由能求古人之意？于言语文字之间而莫所失乎？此汉儒校雠之学所以涉万世而不可废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第270页。]
    “择最古且善者”的目的，在于据此才能知“古人之意”。知本意，才能进而知其演变。因而可以说，尽管书志之学已成专门，尽管在书志研究者头脑中已然只有“书志”[ 感谢本文的匿名审稿者就“书志”一词的使用给予了如下指教：“当时江户时代根本没有‘书志’的词汇，也没有其他类似的词汇。日本明治时代首先用‘书史学’，又考虑欧洲bibiography大正时代开始用‘书志学’的。”文中使用“书志”，旨在表明其已客观地成为一门学问与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取向。]，但如果一旦被问到其意义与目的时，恐怕还得从这样的角度去解释其价值所在。
      其三，在江户，被后人纳入考证派的代表性医家，基本上都身兼江户医学馆教师与幕府医官双重身份。作为教学者，在授业、传道、解惑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对古代医学经典做出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江户医学馆校勘、刻印了大量医学著作，这也使得考证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要过程，由此促进了考证学的应用与发展。从后面有关代表性人物的具体介绍亦可看出，许多医家实际上是在进入江户医学馆任教后，才开始致力于考证的。相比之下，在京都虽然也有皆川淇园（1734-1807）、太田锦城（1765-1825）等儒学考证派和一些医家考证派人物存在，形成于江户之考证派遥相呼应之势，但从总体上讲，其规模、影响及业绩都远远逊色于江户。
    一些研究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著作，基本上都是聚焦于朱子学、阳明学[ 例如市川太郎著《日本儒教史》（四）近世篇（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即是由“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两部分构成；衣笠安喜著《近世儒学思想史の研究》（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6年）也是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又如和岛芳男著《日本宋学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1988年）、源了圆编《江户の儒学——〈大学〉受容の历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86年），顾名思义即知是以朱子学为核心内容。]，或古学派[ 例如田原嗣郎著《德川思想史研究》（东京：未来社，1992年）是以“山鹿素行”、“荻生徂徕”、“伊藤仁斋”三章构成。] 。只是偶见提及考证派“确实弥补了初期儒学的粗杂性，在广泛搜集文献和校勘方面留下了较大业绩。”[ 衣笠安喜：《近世儒学思想史の研究》，第165页。]中国的日本儒学研究者对于考证派的评价也不高，认为他们与中国清代考证学者的不同在于：更为尊信古典，而缺乏中国清代考证学派那种疑古辨伪精神；考证不彻底，较之词语更为重视“文辞”（即文字表现能力）的研究；中国的考证学派是清代学界的主流，而日本考证学派的影响力并不深远。[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第145页。]这就使得我们更应注意医学领域考证派发展的内驱力。换言之，从儒学与医学分别经历了宋儒之学与后世派，古学派与古方派，各归折衷之学——这三个内容虽然不同，但在性质上完全可以类比的阶段观之：两方面均出现“考证派”，也可说是自然或必然规律。
    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儒学与医学、儒者与医者，尽管在职业与身份上尚较易区分，但就知识占有而言，恐怕就没有类似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那么明确的界限了。例如前面提到的京都儒学考证派名家皆川淇园曾应弟子之要求，指导他们将“上自经传，下涉百家”之著作中与医学有关的内容，“立门分类，类聚成语，国字译之，编成命曰《医案类语》。盖为初学习业者撰也。”[ 皆川淇园译定：《医案类语》“中山玄亨序”，京都：皇都书林，安永三年（1774）刻本。 ]儒者知医，医者通儒，相互之间更像朋友。江户医学馆创立伊始，多纪元孝携子元惪亲赴金峨府邸，迎其入馆任教，故元简得以从金峨受经书；京都考证派儒者太田锦城的弟子海保渔村，于安政四年（1857）以元坚之荐成为医学馆的儒学教授。如果站在儒学本位的立场上看，是医家受教于儒者、学其考证之法；但细想其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考证派的医家手中——是他们给了这些儒者执教的机会，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好恶与需要选择了适宜的儒家学问，并规定了传统医学的方向。这就是前引石原明文中所说“考证派最终压倒其它传统医学各派，成为幕末的医学主流”的含义。然而石原明在充分肯定其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后，又将传统医学的没落归咎于考证派的主导地位与控制权：
    “考证派在日本医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其性格与业绩。而是在于：幕末新旧医学对决时，代表传统医学向西洋医学挑战，试图借助政治方面的压力来压制西洋医学而失败，进入明治后最终导致汉方的没落。”[ 石原明《日本の医学》第二版，第173页。]

城里娃脑

三、考证派的视野
    医学考证派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其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从总体上讲，不外医学著作本身，以及这些著作内容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
    就医学著作而言，考证派医家的目光，几乎都首先是聚焦在中国医学典籍中成书于东汉末年，最早载有大量可供临床实际应用之方剂，并明示其使用方法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演化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独立著作）上。在这点上，虽透露着当时的医家与儒家都有“尊古溯源”、注重古典考证的共性，但却不能因此而说这些医家乃是以“古”为尊——他们并没有将目光首先投向早于此书的《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也不是以“考证”为目的——普同一等地对针灸、经脉、药物等与“医学”有关的问题加以考证。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所谓医学考证派的人物，毕竟是出身于尊崇与使用药物疗法的医家，因而自然要以“方剂”为本；兼之思想上毕竟存在着基于史学理念的源、流价值判断，所以才会对享誉“众方之祖”的《伤寒杂病论》格外青睐。并在考证的过程中，注重研究《伤寒杂病论》中“六经”概念的本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概念。
    然而尽管考证派人物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古方派奉为圭臬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极为重视，甚至可以说是“考证”的主要对象之一，但对于其后的中国医学著作也绝不排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考证过程中，广泛参考与引用后世注本以为依据。例如多纪元简所编撰的《伤寒论辑义》和《金匮要略辑义》[ 分别收入《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1、42卷（东京：名著出版，1980年）；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6、7册。]，均是在先广泛研究中国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再试图加以融合折衷。而其子多纪元坚所著《伤寒广要》[ 收入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第5册。]，更是广引百余家的批注，直至清代吴大烈汇集江南名流讨论时疫、温病之病理特点与治疗方法而成的《吴医汇讲》。其次，在治疗方剂的采撷方面，考证派的态度也是如此。例如多纪元简删订老父元惪所辑《观聚方》（八十卷）而成的《观聚方要补》（十卷）[ 收入《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5-47卷（东京：名著出版，1980年）。]，其“采摭书目”上自汉代《伤寒论》，下迄清代董西园《医级》，共计212种。
    可以说考证派在理论方面既然能够接受汉以后医家对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解说，在治疗方法上能够博采后世方剂，也就标志者他们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等中医基础理论的认同。当然，也可以反之说正是由于考证派认同这些基本理论，才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后世的理论解说与治疗方法。正因如此，一些医史著作才会将其并入“折衷派”体系之中。如藤井尚久所做“医家诸系谱”之七的标题为：“汉医方折衷派（考证派）”[ 藤井尚久：《医学文化年表》第二版，东京：日新书院，1942年，第361页。]；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第368、433页。]、稻田龙吉《明治前日本医学史·序论》[ 收入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一卷。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第27、32页。]在有关江户时代中期和后期的论说中，亦都是以“折衷派（考证学派）”为标题。在他们看来，既然在学术上表现出兼收并蓄的态度，也就与“折衷派”没有什么区别了。
    被视为考证与校勘对象的其它医学典籍，包括《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这些医学著作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是教学的需要，例如目黑道琢在医学馆中担任《素问》、《灵枢》的授课，三十四年中讲解此书三百遍，自然需要对其文字进行考证研究。其次则是刊行的需要，作为考证派大本营的江户医学馆，先后刊印了许多医学著作，自然需要校勘、注释。其三则是因为传世的早期医籍有限，故唐代著作亦值得注意。但同时也应看到，虽说注重古典，但在他们的言论中，较少像中国医家那样言必引《黄帝内经》为据。表现在校刊方面，则是宁愿选择《千金方》、《外台秘要》之类的唐代方书，但却不太注重《黄帝内经》。
    就书中内容的具体考证而言，基于史学的价值取向和教学的需要，考证派医家对医学著作中的名词术语等多有所考证，例如见于《史记·仓公传》中的“火齐汤”究为何意；“神农尝百草”是关系食物，还是药物；《伤寒论》的作者，哪些文字属于后人窜入，药物的煎煮方法和剂量；以及字义读音、轶事趣闻等，也都属于考证的对象。多纪元简遭贬时，集平日笔记而成的《医賸》就是这种文字与典故考证的代表。此外还有专门性的书志研究。从而展现出与折衷派不同的一面。
    着眼于考证派视野中这些与折衷派不同之处者，认为可从价值观的角度对二者加以区别。例如安西安周将对待《伤寒论》之“法”与“方”，以及对待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之“法”和后世之“方”的态度，作为辨析其不同的依据：
“考证派者，总和四种而取其法与方者也。此派的特点尤在于无价值性差别地对待四种的法与方，以及认为作为其自然的归纳，可以《内经》与《伤寒论》之两法使其相贯通这一点上。
    折衷派者，于法以《伤寒论》为主，以《内经》为辅；于方以古方为主，以新方为辅者也。即折衷派在采四种之法与方这一点上虽然与考证派相同，但与考证派不承认其价值差异相反，赋予这些法与方以优劣性，此派主张以《伤寒论》和古方为主体，不足之处以《内经》和新方补之。”[ 安西安周：《日本儒医研究》，东京：龙吟社，1943年，第29、32页。]
    正因如此，安西安周又将考证派称为“平等派”，将折衷派称为“差别派”，以示两者在“采四种之法与方”这一点上虽有共同之表象，但就其价值观之深层而言，则有所区别。而岡西为人谓考证派“以严肃之科学性史眼，批判检讨所有的医籍”[ 引自松田邦夫：“山田正珍”第10页。载于《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第74卷（東京：名著出版，1983年）。]，显然也是同样的意思。

图一 多纪元坚的刀圭
    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虽然从表面上看，考证派视野中的一些事情大多与临床治疗无关，仅仅是史学性的考证研究。但又不可一概而论。例如许多考证派医家都对古代剂量有所研究[ 例如小岛学古著《古方权量考》，山田正珍著《权量揆乱》，喜多村直宽所著《伤寒杂病类方》中有古今计量论说等。]，多纪元坚甚至还在他人的帮助下，在参考度量衡考证专家狩谷掖斋所藏货布、刀钱的基础上复原了“古制刀圭”（图一）。但其目的却不是基于“史学”性价值取向，而是着眼于如何准确量取古代所谓“一刀圭”的药量[ 矢数道明：“江户医学馆的巨峰 茝庭多纪元坚”，第23-24页。作为“解说”，载于收录多纪元坚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8卷（东京：名著出版，1981年）。 ]，以使用《伤寒杂病论》的古方。
    当思考“考证派的视野”这一问题时，尤当注意的另一点是在他们心目中，教育的重要在于“医医”。黑川维孝在为既是医学馆教师，又是考证派名家之喜多村直宽所著《金匮要略疏义》写的跋文中说：
    “愚尝谓上医医医，其次医疾，……栲窗喜多村先生夙负良医之誉，擢为医学教谕。……其所指导名工国手林林辈出……若惟孝亦几得明其精妙，施诸治术矣。由此观之，先生之意盖在医天下后世之医使不谬于治术邪。以论其功，亦迥然在上医之上矣。” [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1卷（东京：名著出版，1981年），第603页。]
另外，喜多村直宽每年岁首还要为学生讲解《千金方》的“大医习业”这一堪称医德教育的名作[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18页。作为“解说”，载于收录喜多村直宽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东京：名著出版，1981年）。]。视“医医”——人才培养为自身历史责任与学术研究之目的，医学馆教师们为此而致力于医学著作的考证研究，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应该说具有超乎一般文字学家之上的地方吧。
    总之，将考证派并入折衷派而一语带过的，大多是撰写时代较早的医学史著作。这多少与当时的研究者大多是将“医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关注其学术思想、治疗技艺以及对疾病的认知等问题有关。因而才会批评考证派医家在学术上缺少独创见解、“学”与“术”分离等等。随着社会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专门性分支学科得以独立存在时，专门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自然会从史学角度对其前辈重新予以评价。例如前引盛赞其为“高度学问性业绩”，是“可以在全世界引以为荣之文化遗产”的小曾户洋，就是这样一位专门从事古代医学文献版本研究的著名学者。

城里娃脑

四、重要的考证派医家
1、目黑道琢——医学考证派的始祖[ 以下有关目黑道琢的介绍，主要参考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目黑道琢》（《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534-535页），以及《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前所载小曾户洋以“目黑道琢”为题撰写的“解说”。其中附有多纪元简所撰《墓志铭》，是了解其生平最主要的资料。]
    目黑道琢（1739—1798）名尚忠，字恕公、道琢，号饭溪。三岁习文，尝取麻子以演“九章算术”为戏，故人称神童。稍长则言：“吾乌能同野众村民秉锄耰力作乎陇畒，而老死于下邑僻壤之间哉！？”遂履草鞋、挑书担而至江户。师事典药头今大路西冈公，又游学各地，返回江户后以医为业。明和二年（1765），多纪元孝建医学馆时，广募学生于诸方，并迎请博学通医者任教。道琢“以学富术精，亦与在请中矣。”宽政三年（1791），幕府命多纪元惪负责教授官医子弟。此后医学馆的教授，以从官医中选拔学识优秀者为原则。而唯目黑一人以市井之医的身份晋升教授之职，且岁末蒙赏赐白银，皆为破格之事。宽政十年（1798），奉将军家齐之命，每月一日，入高官之列望诣殿廷。是年病逝。
    杏雨书屋藏《骊家医言抄书》后有其三子吉田昌言所撰“骊先生著述目录小引”[《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第643-646页。]，计16种：《灵枢义》、《伤寒论集解》、《金匮标注》、《难经笔记》、《神农本经释》、《伤寒论会纂》、《挨穴编》、《雪庵随笔》、《骊家医言》、《骊家医言续编》、《雪庵文章》、《雪庵诗章》、《医事百问》、《雪庵试效方》、《药议》、《医语录》。此外，在京大富士川文库、杏雨书屋，以及大冢恭男等人手中均藏有虽不见于上述“著述目录”，但却题为“目黑道琢著”的《餐英馆疗治杂话》[ 大冢恭男所藏抄本收入《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该卷还收录了富士川文库、鹗轩文库、杏雨书屋所藏《骊家医言》的三种抄本。]。“餐英馆”是目黑道琢的医馆之名，取意于《楚辞·离骚》中的名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在学术方面，由于道琢的老师乃后世派鼻祖曲直濑道三的第八代衣钵继承者西冈玄佐，因而在学术上强调“不固执方书所举几种主治而已，活用为肝腰也”。这就是《餐英馆疗治杂话》的开篇之语，其后或以典型方剂为题，述其活用之法；或以病名为目，阐说辨证论治之法。例如所举第一个方剂“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出自古方派所尊崇的《伤寒论杂病论》。主治病在半表半里之“少阳”，故症见往来寒热等。]之诀”条下，即首先指出“此方非唯伤寒半表半里之证而已，其用极广”。在长达九页的论说中，列举了诸如头痛、痢病、月经不调、蛔虫等多种可用之证及加减化裁之法[《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第9-18页。]。然而尽管道琢对于《伤寒论》方剂的使用，早已超越了该书的规矩；尽管他使用的方剂不分古今，但从《餐英馆疗治杂话》所列方剂的来源与排列顺序看，还是明显有偏重《伤寒杂病论》的倾向。若仅从这方面观察，则难免将其并入折衷派。但道琢之所以得享医学考证鼻祖之誉，在于他“究典籍之奥义，尤以校勘学为卓越。”《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自不待言，就连临床治疗用书也都满布注释，“行间上下莫有白处。”（《墓志铭》）就目黑道琢这样一位多年从事实际治疗、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家而言，之所以会转而成为医学领域中的考证名家，应该与其长年从事教学具有密切关系。中日两国讲授医学经典者，无论是从自身知识修养需要讲，还是从工作过程看，都更接近于语文老师，而且是必须更接近于语文老师。换言之，医学经典的教授与一般语文（或文学、历史）老师相较，无非是在语言的解释上，将典故、词藻换成了医学术语；将思想性、社会秩序之“礼”换成了生命之“理”而已。从这个角度考虑，医学考证派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这个“运”，无非就是传统医学特有的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兴起，是经典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需要与产物。道琢“以《素问》、《灵枢》为家业，讲诵三百遍，常谙诵此二书。”[ 喜多村直宽：《五月雨草纸》。收于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东京：龙吟社，1942年，第219-220页。]
    作为授业、解惑的老师，在“讲诵三百遍”的过程中，在对有关名词、术语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专业化”——即仅仅是为了弄清其本意，并以此作为价值取向、追求的目标与衡量学识高下的标准，而不是着眼于“有用”与否。例如在《史记·仓公传》[ 即西汉医家淳于意的传记。]中有作为药物使用的“火齐（剂）”或“火齐粥”之名，由于时隔久远，后人已不知其意为何，道琢对此考证曰：“火齐汤非方名矣，泛指汤液而言也。观曰‘液汤火齐、米汁、阴阳、水火之齐、火齐粥’，可见也。火齐者，盖煎煮之谓也。明刘宗厚以火齐汤直为黄连解毒汤，可谓无稽矣。全出乎刘氏臆断，决不可从矣。”[ 目黑道琢：《骊家医言·火齐汤》。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107卷，第491-492页。]
    更有意思的是，一件实属无碍大局的小事，竟令考证家们大感得意与骄傲，并被后人常常引用来赞誉他们的学识：荻野元凯自京师被召来江户，于医学馆讲授其得意的《温疫论》时，因将书中的“膜原”读作“募原”（ぼげん）），而受到道琢等医学馆中考证派人物的当场严厉批评，以至“荻野遂论败，逃归京师”[ 喜多村直宽：《五月雨草纸》。收于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第219-220页。]。这是因为“膜”、“募”两字在古代本通用，但必须读作“ばくげん”（即“幕原”）才能表示其义——即“膜”之形状如“幕”，而如果读如“募”字的发音，就与人体无关了。
    对于被誉为医学考证派始祖的目黑道琢，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首先，其生活时代较早，当道琢以学富术精而进入多纪元孝创立的跻寿馆任教十年后，狩谷棭斋才刚刚出生。其二，就师承关系而言，仅知其师事后世派医家曲直濑家族的传人，而未见师事某位考证派名儒的记载。其三，目黑道琢在江户医学馆讲经34年；讲授《素问》、《灵枢》三百遍，一方面说明其“能讲经”——这或许为当时通常都是从官医中选拔医学馆教授的情况下，唯有道琢能以“市井医”的身份晋升教授之职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是这种“工作需要”，使其成为考证学家。其四，在其弟子伊泽兰轩的门下，又造就出号称“兰门五哲”的涩江抽斋、森立之、冈西玄亭、清川玄道和山田业广。凡此种种，都提示着在医学考证派产生的过程中，存在着所谓“内驱力”的作用。
2、山田正珍——在惟忠与元简之间[ 以下有关山田正珍的介绍，主要参考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山田图南》（《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503-506页），以及收录山田正珍著作之《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4卷（东京：名著出版，1983年）前所载松田邦夫以“山田正珍”为题撰写的“解说”。]
    山田正珍（1749—1787）字玄同，号宗俊、图南。其书斋名杏花园。正珍家族世代为幕府医官，祖上留下的万卷之书，成为正珍学有所成的必要基础。据太田锦城所撰《墓志铭》[ 有关《墓志铭》的文字，皆系引自《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4卷，松田邦夫所撰写的“解说”。]记载，山田正珍“为人魁伟清秀，聪敏英持。踰年齿时，日诵书数百言，崭然见头角，众谓菅氏代代不乏神童。稍长，赋诗属文下笔不休，俄倾千言。议论泉沸，踔厉风发，无人能当此。”宝历十四年（即明和元年，1764），年仅十六岁的山田正珍在鸿胪馆接待作为韩国使者的医师李慕庵，并与其随行人员应对诗文。其友人稻垣长章在当时的笔谈记录——《桑韩笔语》的序文中说：
    “韩人每见图南，赞其颖脱敏捷，称以神童。良医（指李慕庵）亦惊其少年才学优长，特达轩岐之道，兼明本草之学，数数云后世可畏。”[ 引自松田邦夫：“山田正珍”，第11页。 ]
    正珍的儒学受业于折衷派儒者山本北山（1752-1812）。在其教诲下，正珍“淹通经史，贯宗子传，涉猎小说杂记，泛滥停蓄，蕴积宏博，深远如无涯涘。”（《墓志铭》）另外，与正珍同门的太田锦城，亦是以广泛研究和汉诸儒之说，集折衷派之大成而闻名的儒学考证派人物。由此可见，儒门的师诲友染与训练素养，对于正珍后来在医学领域的学风所向，具有直接的影响。
    正珍在医学方面，除承家训外，还受教于医学馆：
    “初受《素》、《难》于加藤俊丈，受本草于田村蓝水，阴阳运气之说、延年轻身之谈，无不穷研其蕴。后渐悟其非，自用力于《伤寒》、《金匮》诸书，而于《伤寒》殊极其精。凡读千岁之注家，且无不通。辑凑正义，削条空理，稽信于本论，验效于今病。其未尽之处，参考群籍；百方搜索，以得为期。一语关涉，相互引征；一句近似，就相匡正。扳援该博，证据精确，不苟一字，纤悉具备，沉潜钻研，积二十年始至其间奥。”（《墓志铭》）
身为幕府医官的山田正珍，后来在医学馆担任的教学科目，亦是其着力研究的《伤寒论》。
    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评论山田正珍的学问时说：
    “伤寒之学，京师有中西惟忠，江户有正珍。二子之功力正相敌，均前所未有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505页。]
    中西惟忠（1724-1803）号深斋，是古方派吉益东洞的弟子。他认为“东洞之道达则达矣。虽然，榛莽未悉除，后进者不能识正路而进，所以徒长纷纭也。”于是“杜门谢客，一意攻读，殆三十年”。著成《伤寒论辨正》，其书“判裁正伪，考据详明；末义小训，不必缕晰。务在推甄大旨，以立治疗之通规焉。”[ 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中西惟忠》。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499-500页。另外，惟忠后又因同门鹤元逸编集师说为《医断》，未竟而亡，乃继其事，并在最后增加了“攻补”、“虚实”两节自己的著述。]
    而松田邦夫则在中西惟忠《伤寒论辨证》[ 收入《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35卷（东京：名著出版，1980年）。]、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的基础上，并入江户后期最著名的考证医家多纪元简所著《伤寒论辑义》[ 收入《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1-42卷，及《皇汉医学丛书》第6册。]一起比较，称：“若从《集成》、《辑义》、《辨正》三书观察对于《伤寒论》的解释，则《辨正》（惟忠）为代表古方派之作；《辑义》（元简）系代表考证派之作；《集成》（正珍）乃代表折衷派之作。”[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4卷，“解说”第36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位介于惟忠与元简之间者的学术思想。
    十六岁的山田正珍会见韩国使节李慕庵时，曾面呈自著《骨度辨误》一篇，并希望身为医家的李慕庵能为其作序，这或许是他最早的考证之作。后来又因“曾用物茂卿[ 物茂卿，即名儒荻生徂徕。著有《素问评》、《鉴定伤寒论》（又名《伤寒论摘古》）等医学著作。]所考汉量煎《伤寒》之汤药，药凝非汤”，于是“研修算法累年，始悟其非。考确历代之沿革，著《权量揆乱》一卷”；“书成之际，喀血数度，犹孜孜不已。足以见其好学精勤，然亦以此不能终其天年也。”（《墓志铭》）这也是充分显示其作为考证派学者的代表事例与著作。
    山田正珍热衷于考证，与存于内心的“尊古心态”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新论·古医术论》中，阐述为医者何以必须研究《伤寒论》的道理时说：“孔子亦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医也虽小技，，术系死生，其任非轻。若不征之于古昔圣哲之训，而妄取诸臆，则其不戕贼人命者，几希矣。”然而上古圣贤的医学著作早已不传，“传于今者，悉出于后人伪托”，所以只有《伤寒论》“可窥古医疗病之术”[ 阿部焕辑：《图南新论》，文化四年（1807）松井延年写本，狩野文库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与古方派的观点完全一致。
    据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所言，山田正珍的著作计有十一种[ 即：《骨度辨误》、《伤寒考》、《伤寒论集成》、《伤寒捡证》、《金匮捡证》、《天明辨》、《新论》、《备用方》、《权量拨乱》、《败鼓录》、《桑韩笔语》。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506页。]。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既能展现其考证之功，又明确表达了著者理论主张的《伤寒论集成》与《伤寒考》[ 两书均收录于《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4、75卷（东京：名著出版，1983年）中，又《皇汉医学丛书》第6册收有《伤寒论集成》。]太田锦城在为《伤寒论集成》一书所作的序中，有如下赞誉之词：
“凡其所论，本于字句，而不局卑近；辨于义理，而不鹜高妙。有伤寒注释之书以来，未有如此书之精博也。”[ 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第6册。]
    山田正珍对于《伤寒论》的推崇，屡现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如《伤寒考》的开篇之语即为：
“余尝读仲景氏书，观其立法之意，循循然莫不有规矩。说补不偏乎补，说泻不偏乎泻。曲尽机变之妙，以极其源。其文简而达，其法约而中。苟能熟之，则不眩于疾病之多，无憾于法方之少。”[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5卷，第455页。]
然据此又可知其与古方派对《伤寒论》的看法有所不同——承认药物的“补”、“泻”作用。并对中西惟忠秉承其师东洞之观点，以为病无虚实、药无补泻；只能用食物补“虚”予以批驳：
    “中西惟忠不知虚实之有常变，妄谓实者邪气之盛也，攻之以草木虫石；虚者精气之夺也，养之以谷肉果菜。证以《素问》语，痛斥补虚之说。殊不知《素问》所谓养精以谷肉果菜者，则所以养常，而非处变之术矣。……惟忠乃欲以养常之法，以应于变，不亦愚乎？！”[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5卷，第502-503页。]
所谓“变”，即病态；而“处变之术”，自然就是医家的治疗方法了。接着，正珍又以《伤寒论》谈到“发汗后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值此之际，皆是使用干姜、附子加以治疗等条文为据，进一步论证攻邪、补虚不可偏执偏废才是《伤寒论》的治疗方法。
    又如他在比较同样是以“六经”（三阳、三阴）为名、为纲，来区划病程或病性的《伤寒论》与《素问·热论》后，指出：
    “仲景氏设三阴三阳以统表里脉证者，盖拠于《素问·热论》也。然所论大不同矣。”[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5卷，第459页。]
简单说，即由于《素问·热论》所说的“六经”之病都是热证，所以相应的治疗方法为：病在三阳（表），用汗法；病在三阴（里），用下法。然而在《伤寒论》中，却是“三阳”为热证，“三阴”为虚寒之证，所以治疗原则也有所不同：病在“三阳”，或汗或下；病在“三阴”，主以温热之药、所谓“回阳救逆”也。因而正珍认为《素问·热论》的“六经”之病，虽有“表”（三阳、汗法）、“里”（三阴、下法）之不同，但都是“发于实热，故仲景约而统之三阳。而于三阴则别论发于虚寒之病。以从阴阳正名。若不如斯，则发于虚寒之病，无所统属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5卷，第460页。]
    从以上所举两个例子，似乎已可看清山田正珍的学术思想特点。首先，在承认虚实、阴阳概念的合理性、必要性上，已然与古方派不同。其二，正珍论说这些概念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方法，不是引用后世注家之说为据，而是以考证《伤寒论》内容本身为依据。在这点上，他又与所谓折衷派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考证派。其三，他的考证固然包括诸如“神农尝百草”、“承气汤”之名称等，所谓一般史学性考证的内容，但不容忽视的乃是他运用考证之法对理论加以阐释的特点。这，又是他与那些爬梳文字、罗列诸说，而缺乏自我之见的考证家的区别所在。
    然而话虽如此，但山田正珍又确有不排斥后世之说的一面。所谓；“《千金》、《外台》、宋元辽明之琐言家说，皆为我使用。”例如他在解释“夫邪者一而已矣。人受之而生病，或为发热恶寒之阳证，或为无热恶寒之阴证者何也？”的问题时说：
    “以人之藏府形体素有寒热虚实之异。所受之邪，每从其寒热虚实而化尔。”
此乃对《伤寒论》原文“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所做的解释。其中实际含有逻辑思辨的内容与过程。首先，外邪是一样的，那么何以病证不同，自然是受邪之体不同，由此导出“人之藏府形体素有寒热虚实之异”的结论。然这一认识的来源却是因为他在清代的医学著作中看到了如下之语：
    “《医宗金鉴》曰：六气之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有异，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理固然也。”[ 以上引文分见于《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75卷，第456-458页。]
既然人体有这样的区别，治疗自然也就需要有针对性对策，于是也就回到了中国传统医学“辨证论治”的轨迹上了。
    尽管在小曾户洋的“医家考证学派系统图”[ 小曾户洋：“目黑道琢”第15页。]根本没有山田正珍的名字，但许多医史著作却称其为考证派中的知名者[ 藤井尚久：《明治前本邦内科史》，见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三卷（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第57页。稻田龙吉：《明治前日本医学史 序论》，见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一卷，第27页。中泉行正：《明治前日本眼科史》，见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四卷（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第410页。]；对其进行全面析说的松田邦夫，在承认留下了《伤寒论》研究者必读之名著《伤寒论集成》而英年早逝的这位人杰是“考证之名家”的同时，又说他“属主张在广涉古今诸说加以考证之基础上，确定治方的折衷派。”其原因在于：“山田正珍汲取他所谓正中之正的后藤艮山之思想，故与多纪一派不可同日而语。”[ 松田邦夫：“山田正珍”，第7页。]因而可以说在山田正珍身上所展现的，正是那种难以分辨究属折衷派，还是考证派的色彩。
3、山田业广——辨析性考证与考证性辨析[日本医学史中对于山田业广向少记载。以下所述，主要依据收录其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2卷（东京：名著出版，1982年）所载寺师睦宗以“椿庭 山田业广”为题撰写的解说。其中附有森立之于明治十六年所撰写的《墓志铭》。]
    山田业广（1808-1881），字士勤，通称昌荣，号椿庭。祖、父均为高崎藩侯侍医。椿庭17岁因父病而袭其职。19岁就考证派儒者朝川善庵学儒，又学医于伊泽兰轩。兰轩殁后则随多纪元坚，并受痘科秘诀于池田京水[ 山田业广：《经方辨·自序》，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东京：名著出版，1982年），第325页。]。
    30岁时开始在江户开业行医。在完成了《经方辨》、《伤寒论释词》、《皇朝诸家治验集要》，及长达三千余页的《伤寒杂病论类纂》后，于50岁时才以这些业绩学识成为江户医学馆的讲师。庆应元年（1865），58岁的山田业广致仕。明治元年61岁时移居高崎，被高崎藩侯任命为一等侍医兼政务参谋周旋局总裁。翌年又担任高崎藩的医学校督学。至65岁时完成了《九折堂读书记》，大冢敬节谓此书：“是足以观椿庭学力的好资料。”[ 引自寺师睦宗：“椿庭 山田业广”，第8页。 ] 明治七年，山田业广和家人再度回到东京居住；71岁（1878）时，与门人共创“济众病院”，被推举为院长。翌年，在近代医学取代汉方的大环境下，纠集同志，创立了以复兴汉方医学为宗旨的“温知社”，亲任第一代社首。汉医演说，由此开始。并创办月刊《温知医谈》。明治十三年（1880）73岁的老医荣幸地为皇太子明宫（大正天皇）诊病、处药长达月余。次年一月“发痱”，喘息不止而亡。
    兰轩之门长于医书校雠，椿庭亦有大量注疏。森立之所撰《墓志铭》谓其一生有及门弟子三百人；著书38部，计163卷。但现已不得其详。安西安周给出的山田业广著作目录[ 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第5-6页。]，计有19种：《素问次注集疏》、《难经本义集疏》、《批注伤寒论义疏》、《金匮要略集注》、《伤寒杂病论类纂》、《金匮类方》、《经方辨》、《医经训话》、《医经声类》、《本草序例笺注》、《九折堂读书记》、《伤寒考异》、《金匮考异》、《左传和缓医按解》、《扁鹊传集解》、《玉函经证治忩例笺注》、《温疫论札记》、《药性古义》、《修治古义》。
    山田业广在其所著《经方辨·自序》中讲，此书之作乃是源于当年在池田京水门下学习痘科时，先生为诱掖子弟，每于授课之余，取《伤寒论》中的方剂为题，令学生们分析研究。其正文起始的第一道问题即“辨青龙、白虎、竹叶之石膏”，山田业广从这三个适用病症不同，但都含有石膏的方剂中，首先推论出的是石膏的“功能”，进而言其所以然：
    “《伤寒论》中所用石膏有三义，曰发表，曰清热，曰滋阴。其方则青龙也，白虎也，竹叶也。大青龙之为证，邪深侵骨节，是麻黄汤证而重数等者。麻桂之味得石膏而发郁开闭之力更峻矣。……若石膏损其铢两，麻桂不并用，则达郁之功虽同，而开表之力大异，如麻杏甘石汤是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29页。]
这完全是一种类似“宋儒”、“义理”式的解释，显然与吉益东洞眼中的《伤寒论》完全不同。然异中亦有同：言石膏有三义，自然也是由“证”而来，只不过这里的“证”不是《伤寒论》中明确写在那里的，不是诸如临床所见头痛、腹痛那样具体的“症状”。例如紧接其后在比较“青龙”、“白虎”两个方剂适用证的区别时说：“表里之分，乃有霄壤之隔”。[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30页。]这表、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证”，只不过是经过综合、抽象化了的“证”。正因其是综合“症”的抽象，所以变成了具有一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所谓东洞与中国医家的区别，也就在此吧。再看下面一条“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A）、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B）、柴胡加龙骨牡蛎汤（C）辨”，似乎就更明确了。
    概括这三个方剂的异同点，要在：
    1、方剂A适用于“火逆之重者”；
    2、方剂B的适用证同A,但属“其轻者”；
    3、方剂C“烦惊之证同前二汤，而不特所由来异（误下所致），又有表里之分”；前二汤属“表虚”，后者属“里实”。[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30页。]
重、轻、表、里，如前所述，属于根据种种具体症状归纳、抽象而来的“证”。“由来异”，则是在“证”的区分中又引入了新的区分标准。在这种“辨析性的考证”或“考证性的辨析”中，为要说明其中的道理，自然就要从原始文字中发掘一切可以提取的信息。因而虽然主要是从“病证”进行分析，但药物的构成、剂量、加工方法、服法等等，也都被纳入了“考证”与“分析”的视野。例如在“五苓散、猪苓汤辨”条中云：
“二方虽其证候全同，而就其药而考之，彼则发表利水，此则滋阴利尿，更有大（太）阳、阳明之别。亦何患二方之不辨哉？”[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37页。]
又如在“辨大小陷胸十枣白散证”条中，可见根据“煮法”言说方剂之“立意”：
    “……十枣汤虽下蓄水，而以其煮法与消息见之，实非峻猛之药，乃补脾之剂也。夫先煮大枣，深顾脾胃之义可知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33页。]
    深入这些以“考证”为方法，以阐说“义理”为目标——具有双重性格的医家论说后，恐怕就不难理解何以在评价或概括“考证派”之特点时，会有种种仁智不同之见了。同时也要看到，即便是在山田业广一人身上，其“考证”的价值取向也是前后有所变化的。在以阐说“义理”为目标的作业中，“考证”仅仅是工具、是方法：
    “凡医家使用千百方法，要当先置流而探源，弃枝而索根。夫根源既究，枝流不劳而自得焉。”[ 山田业广：《经方辨·辨四逆、真武、麻黄之附子》，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331页。]
    但在山田业广晚年所著的《九折堂读书记》中，却显露出“为考而考”的纯文辞考证倾向。例如该书中有关《伤寒论》的考证，首先是“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的“上”字，而考证的结果无非是证明古书“以语多简策重，大分为上下，更无义也”；其后是“头项强痛”，结论不过是“谓头痛、项强”。[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2卷，第5页。]在寺师睦宗为刊行山田业广著作所撰写的“解说”中，以较长篇幅引用了其有关《伤寒论》“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中的“常”字，乃“当”字之误；“大陷胸丸”条文中“禁如药法”的意思是“谨如药法”的考证，以说明其深厚的考证功力。[ 寺师睦宗：“椿庭 山田业广”，第15-20页。]然而如果仔细想想：以“当”易“常”，于文意并无大影响；说明了“禁”与“谨”、“慎”相互通用，但意思也还是不明——关键的问题在于何谓“药法”？所以站在注重医学之实用价值的立场来评价这种文字考证，则必然会认为大可不必；只有当在内心中，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已然形成了“学”与“术”的分离，才会呕心沥血于这种文字的考证。因为这就是他们“求真”与“治学”的具体过程，是其兴趣所在、乐趣所在，也是其“自我实现”之所在。再者，这种考证对于教学来说也是需要和有价值的。例如“禁如药法”的意思，通常会被理解为是讲服药的“禁忌”；而“谨如药法”则会被理解为是强调煎药、服药的方法。
    《九折堂读书记》考证与解释的内容为汉代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和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中的难解之处、疑问之点，长达一千二百余页。对于何以要将唐代的两部大型医学著作作为考证的对象，山田业广在其中的《千金要方读书记·序》里说到：
    “古医经之存于今者，落落如星辰。于是乎取孙氏《千金》、王氏《秘要》，以为古经之羽翼舟檝。”[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3卷（东京：名著出版，1982年），第9页。]
于此，又出现了折衷派的身影。就山田业广的临床治疗而言，也同样可以看到古方与后世方并用的特点。由其门人井出正安笔录而成的《椿庭先生夜话》，所述内容皆为临床治疗之法与方药，开篇第一方即是出自明代医家王肯堂《证治准绳》的“抑肝散”。山田业广依据五脏与五行配属的关系（即脾胃属“土”、肝属“木”）；和五行生克的理论（木克土，扶土可以抗木），释其方意云：“是方扶脾胃而缓肝之药也。”并以具体病例证明其确实有用，且为自己临床常用之方：
    “一男子，年十二三，外无些许病候，只朝夕发怒甚重。父母恐其长成后为狂乱之人，因乞治于余。余诊之，毫无外在病候，则用抑肝散，凡半岁许，其怒悉止，成平人。余积年用此方，奏如此之功，不稀也。”[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243、245页。]
    当社会变革危及到作为其“学”与“术”之载体的汉方医学的生存时，已是“衰年懒质厌喧哗”[ 椿庭移居高崎后，曾有诗曰：“衰年懒质厌喧哗，苔径柴门锁晚霞。若有旧友相问询，光风霁月是吾家。”引自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第2页。]的山田业广，在年逾七十后又重回红尘万丈的江户（东京）。创“济众病院”、“温知社”和《温知医谈》。可以说这在山田业广的人生中，又是一种新的价值追求——以一名社会活动家的姿态，追求社会对这门“学”与“术”的认可，以达延续、振兴汉方医学之目的。
4、森立之——不拘儒德的儒医[ 以下有关森立之的介绍，主要参考收录其著作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所载大冢恭男以“森立之”为题撰写的“解说”。]
    森立之（1807—1885），字立夫，初号伊织，后号养竹、枳园。祖上本为武士，因森宗纯（或作宗顺，？—1634）的父亲随其主一起被杀，故其母不愿让遗腹之子宗纯再承父业，遂将其培养成医生。延绵七代至立之。文化十四年（1817），十一岁的森立之拜仅年长其两岁的涩江抽斋为师。6年后经抽斋同意，森立之始直接师事涩江的老师伊泽兰轩。后得兰轩之许可，才开始学医；此后又拜考证学家狩谷棭斋为师。
    天保八年（1837），三十一岁的森立之“因故失禄”。据森鸥外言，造成立之“失禄”的原因，是由于被人看到他在外面与戏子同台演戏，从而使得颇好演戏的他受到如此惩罚。但川濑一马从其孙女处听说的解释却与此不同，谓森立之与某妓携手越墙夜逃时，却突然被该女从屋顶推落，随即被捉且身份暴露。遗憾的是，事后方知此女早有意中之人，不过是利用森立之帮她逃跑而已。
    失禄之后的森立之衣食不保，为躲债而携家人逃至相模（现神奈川县）。在其自撰的《枳园立之寿藏之碑》中谈到，这段长达十二年的落魄生活虽十分艰辛，但亦乐在其中。半儒半医，居则以教授幼童为业，目读奇籍，耳听异闻。出则手持刀圭，足涉山川。不仅内外二科，即或收生、整骨，乃至牛马鸡狗之疾，莫不施术。又入山采药，下溪钓鱼。著《桂川诗集》、《游相医话》；行乐中有裨益正名之学者，皆一一笔录，以备后考，竟至一百余卷。其它如《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扁鹊传》、《四时经》、《奇疾方》等，亦皆有考注。
    弘化五年（嘉永改元，1848），森立之在友人的帮助下，获准到幕府之医学馆协助多纪元坚校勘《宋版千金方》，始得重回江户。安政元年（1854）成为医学馆的本草学讲师，并受命参与《医心方》的校勘。同时还与涩江抽斋一起从事《经籍访古志》的编纂。在明治十八年（1885）为该书所撰写的跋文中，追忆当时情景谓：
“涩江全善、森立之、海保元备、伊泽信道、堀川済辈也，此辈每月一、二次预卜夜而会于绿汀。绿汀者，本所绿町多纪乐春院（元坚）之别庄也。诸子环座，披阅古本，为之论定会。会后开宴，各自乘醉而归。二州桥上踏月咏诗。此是三十年前之事。当时无逻卒之警、马车之轰，光景与今日大不同。”
    安政五年（1858）获准谒见将军家茂，入“御目见医师”之列。文久二年（1862）因出言不逊而被责令“闭门”，翌年春获免。明治改元（1868）年，医学馆停课闭馆。四年后其妻、子先后离世。此后森立之转职于医学校编书科、朝野新闻、工学寮等处。明治六年再婚，并开设私塾“正名学舍”，教授各种事情，学费为每月五十钱。同时还承接各种“代笔”业务：“发句”[ 即汉诗或和歌的第一句。]，一句五钱起；绝句一首，二十钱起；律一首，五十钱起；文章、序跋等等亦各有规定。此外，动植物鉴定、不识之字的辨认，每种、每字均至少收取三钱。明治十二年，森立之参与创立“温知社”和《温知医谈》之事，并于一、六两日开设讲座。是年再度丧妻，其后则分别与三名女佣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明治十四年（1881）中国学者杨守敬拜访森立之，长达十八个月的笔谈交流，固然是以切磋学问为主，但也有讨价还价的贵重书籍转让交易。1884年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大量珍贵的的日本汉籍，先后刊印了《日本访书志》等，成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风云人物。[ 详见郭秀梅“江户考证医学初考——森立之的生平和著作”，《新史学》十四卷，2003年第4期，第129-131页。]至明治十八年夏天患喉头癌，至十二月身亡，享年七十九岁。逝前月余，少见康复状，故于日本桥三文楼举办寿宴，并以抓阄的方式将自己的藏书“割爱”给来宾。远田澄庵“贺枳园先生病起开筵”诗的最后一句，描述了这一盛景：“如君豪举未曾有，万卷藏书掷一宵。”[ 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第9-11页。]
    森立之的著作甚多，据载有几十种。其中的刊本有七种：辑复本《神农本草经》、《游相医话》、《鹤虱考》、《伊吕波字原考》、《自作寿藏之纸碑》、《经籍访古志》《笺注和名抄训纂》。此外则是未刊之写本：《枳园漫录》、《枳园随笔》、《教训指南》、《本草和名训纂》、《尔雅正名录》、《说文温知录补遗》、《左传考注》、《十二青略记》、《三阳三阴辨》、《本草经药和名考》、《藏府和名考》、《苏唐徐三家脚气方论》、《病间漫录节抄附案》、《诸病奇方录附诸物神秘传》、《食品要方捷见》、《洋汉病名一览》、《中央泳鱼目》、《沉鱼目》、《藏书印谱》，以及近三十种见闻录、读书笔记、诗文集、日记等。
    对于“半儒半医”的森立之，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他的学问。首先，作为一个儒者，由于他的学习经历主要是师承考据学家，固有诸如《尔雅正名录》、《说文温知录补遗》、《左传考注》等一类纯属儒学方面的考据之作。同时，作为一名儒者，实际上他对社会问题也十分关注。例如安政七年（1860）井伊大老暗杀事件发生时[ 井伊直弼（1815-1860），1858就任大老，至次年处置反对其专治者百余人，史称“安政大狱”。翌年被暗杀于樱田门外。]，森立之对此表现出极度的关心，并广泛收集有关的记录、巷说等，著成《桃雪录》。其二，作为一名医者，在十二年落魄生涯中，森立之医不分内外，治不拘人畜，不愧是一位能够处理实际问题的临床医生，而且可以说是一位“全科医生”。然而这两种角色虽然同时出现在森立之一人身上，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与直接的联系。如果仅止于此，则只能说他是“半儒半医”、“或儒或医”而已。但事实上，在森立之身上、在他的学问中，还存在着“儒医”——儒之医的一面。
    （1）《神农本草经》的辑复：   
    森立之原本十分注意实用性的药物知识，所以他才能靠为人鉴定各种动植物而获利。另外，与他一起采过药的年轻学人曾有如是评价：“枳园先生的本草，非纸上学问，我等就草木之实物难诘之，每每应答如流。”然而从森立之所辑《神农本草经》的“自序”中，则不难看到他是如何在复古之风的影响下，一步步地从注意实用的药物知识，转到运用考据之法恢复古本草著作上的：
    “夫医之有本草，犹学者之有《说文》也。……余从幼注意于本草学，日夜研究，殆卅年矣。每叹近世以本草为家者，大抵奉李氏《纲目》以为圭臬，不知古本草之为何物。则其弊有不可胜道者焉。余尝窃欲复古本草之旧，乃取《证类本草》读之，而始知《纲目》之杜撰妄改不足据矣。再校以《新修本草》，而又知《证类》之已经宋人删改不足信也。更以真本《千金方》及皇国《医心方》、《太平御览》所引校之，而知苏敬时校改亦复不少也。于是反复校雠，而后白黑二文始得复陶氏之旧。白黑二文得复陶氏之旧，而后神农之经可因以窥其全豹焉。”[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第11-12页。]
    （2）《经籍访古志》的编撰：
    在森立之众多著作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除《神农本草经》的复原本外，则是和涩江抽斋等共同编撰的《经籍访古志》。此书非森立之一人所为，所考据与记述的古籍也并非仅是医书，可以说是有关古书的书志学著作。但参与此书编撰的又大多是医生，所以对医书有特别的关注：“从来著录家于医书多略，而是编比他家殊详者，我邦所传医籍最称繁富。”[ 森立之、涩江抽斋：《经籍访古志·附言》。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53卷，第272页。]

图 二  温知社成立三年祝词
    此外仅从书名观之，诸如《本草和名训纂》、《三阳三阴辨》、《本草经药和名考》、《藏府和名考》、《洋汉病名一览》、《中央泳鱼目》、《沉鱼目》等，似乎也都透露著作者将儒学考据功夫运用到医学知识方面的气息。
    （3）参与创建“温知社”等：
    由于明治维新后推行新医政，汉方医学面临衰亡之厄。森立之与山田业广等共同结成“温知社”、刊行《温知医谈》，以求汉方医学之延续。原田种成谓其在温知社中重被聘为讲师后，“日日以讲医书为业，只疗医者而不疗病人，不肯犯国法如此，实可叹也。”又据川濑一马《日本书志学之研究》云，森立之还组织了盲人会，常有二三十盲人听其讲授针术。[ 原田种成与川濑一马之说，均引自郭秀梅“江户考证医学初考——森立之的生平和著作”，《新史学》十四卷，2003年第4期，第129页。]关注教育与社会问题，可谓是所谓“儒医”的一大特点。
    然而森立之与一般具有儒学修养之医家、学者的最大不同在于“不拘儒德”：从上面的生平叙述中，已然可以看到森立之在生活中实属随心所欲、不拘小节。从而导致他“因故失禄”、被罚“闭门”、屡被“免职”，坎坷不断。在十二年落魄期间，这位风流才子经常回江户，寄宿于涩江家。其家中的女佣被森立之追得四处乱跑。或许正是由于有这些风流故事的流传，大冢恭男在撰写“解说”时，才会如此评论森立之的为人：“褒而言之天衣无缝，贬而言之则是背离一般道德规范的轻度分裂型。”总之，儒家学问对于森立之来说，没有像在其它人身上那样成为某种精神约束，而仅仅是影响了他的学问——构成了儒学与医学间的有机联系。
5、喜多村直宽——效颦宋儒的考证家[ 在收录喜多村直宽著作之《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所载长谷川弥人以“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为题撰写的“解说”中，基本训读了浅田宗伯撰写的《墓志铭》全文，并谓这是了解其生平的唯一资料，以下引用均系据此。并参考该“解说”的生平介绍。]
    喜多村直宽（1804-1876）字士栗，通称安斋，后袭用其父医官槐园[ 喜多村直（？—1838），号槐园。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215页）之医学馆校勘人员中见有“外班直房医官 喜多村直”的记载。]的“安正”之称。栲窗为其号，晚年号香城。直宽少年就朱子学派儒者安积艮斋学经义、古文。艮斋谓其“龄尚幼，沉靖（静）寡言笑，好读书，终日占毕[ 原指只知照本宣科读其原文，后泛指读书吟诵之事。]声不停”；遵其父“读书若不手抄，则如不读”之训，读书必手抄之。十六岁时已有集自撰文章三十篇而成的《栲窗文稿》，又长于写诗。艮斋评其所作“霜落千山橘柚香，孤鸿鸣尽引愁长；人间乐事云飞去，镜里剩看雪满头”之诗谓：诗非不佳，然不当为少壮所云之语[ 均见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8页。]。其医学于父亲槐园。《墓志铭》谓其：文政四年（1821）入医学馆，经考试后擢为“授读”（只念不讲）；“历阶进职”，天保十二年（1841）之秋，38岁时始被选拔为医学馆教谕。“由是海内医生（指学习医学者），仰慕先生之名，来谒者日众，咸虚往实归。其名一时噪然也。既入内班，任为侍医，叙法印。教谕如故，事务倥偬讲究不倦，以继开自任。”
    又因感国家之恩，以武英殿聚珍版式，活字印刷《医方类聚》266卷、《太平御览》千卷，献之于官；且置之诸学庠，以广其传。直宽选择这两部巨著的原因在于：“盖《类聚》为医家丛书之冠，而《御览》则为考据之渊薮，在医家亦不可缺之典也。”（《墓志铭》）
    喜多村直宽是与多纪元坚、山田业广、涩江抽斋、森立之等同时代的医学考证派名家。浅田宗伯在《墓志铭》中称赞他说：“文政、天保间（1818-1843），以医学博通，负天下之重望者有三人，曰茝庭多纪先生，曰学古小岛先生，曰栲窗喜多村先生。”森立之亦谓：“天保学舍之举[ 不详其所指为何事。然有关医学馆的记载中见有：天保十四年（1843）十月，医学馆置讲师，许陪臣、町医随便来听。]，名师哲匠不乏其人，而茝庭（多纪元坚）、栲窗（喜多村直宽）、冬岭（辻元崧庵）[ 辻元崧庵（1777-1857）名昌道，字山松，号冬岭。少学儒于山本北山，贫时卖粪以自给。长学医于多纪元简，业成为建部侯医员。弘化四年为奥医师。安政元年升法印，称“为春院”。 ]之诸先生最为其巨臂。”
    《墓志铭》还说直宽因“不能展其所抱负”而“中道隐逸”；此后“恒与俳人、歌人弄风月，与桑门缁流论心性，怡然自乐”。史家推测其退职的时间与原因，或许与安政五年（1858），将军家定患病（7月5日殁）时任用伊东玄朴、户冢寿庵、远田澄庵、青木春岱等兰医为奥医师，作为幕府医官的汉医汤川安道亦是在七月辞职之汉医已渐失宠的环境有关[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12页。]。但直宽隐退后，笔耕仍然未止，先后撰写或刊行了《金匮要略疏义》、《老医巵言》、《医学典刊》、《医学启蒙》及《续编》等。明治七年中风，虽半身不遂，但仍以左手赋诗作文；九年（1876）卒，享年73。
    长谷川弥人据各图书馆藏书目录，搜得尚存于世的喜多村直宽著作（包括刊本与写本）计有37种，但诸如“狩野文库”的藏书中，还能见到直宽的多种其它著作。这些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伤寒杂病论》的考证研究之作。他在《伤寒论疏义·自序》中，述其学习此书的历史时说：“宽自受读涵濡此经殆二十年。”[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9页。]又在嘉永七年撰写的《伤寒论彚考·小引》中说：“宽自幼好读仲景书，尝翻诸家方论及明清注书，每有所得，辄剳记别纸，积久满册，题曰《伤寒论彚考》。”[ 嘉永七年（1854）写本，狩野文库藏，编号：9-22028-5。]足见其对仲景之书的格外重视，原因在于：“其书实三代之遗，为文简严而寓意深奥，义理判于毫毛”；“若业医而不由仲景之门，犹儒家之不宗孔子而好尚诸子百家也。”[ 喜多村直宽：《伤寒论疏义·卷首·伤寒论总评》。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25、42页。]故其研究方法，重在阐发义理。一言以蔽之，谓“效颦宋儒”：
     “医道与儒道通。医之《素》、《难》，则儒之六经；医之仲景，则儒之四子[ 当是指《四书》。]也。六经不研训诂，无由以得其解；四子不究义理，乃不能求其旨。然义理之与训诂非敢分镳异途者，唯各有所主而遂不以此易彼也。而世之攻汉学者，斥义理为支离学；宋儒者訾训诂为刍狗胥，均失之。此余平日所持论也。故愚于《素》、《灵》、《难经》端治训诂，而注仲景书，所以特效颦宋儒矣。”[ 喜多村直宽：《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疏义·自序》。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0卷（东京：名著出版，1981年），第9-10页。]
然话虽如此，但实际上他对于仲景之书的研究，还是不离训诂考证的。多纪元坚在为直宽所著《伤寒论疏义》撰写的序文中，有如下之描述：
     “每章先举音训，次解全章之义，次载诸家之言可以备考者，其意在使人蚤（早）知各条要趣之所在，故于异同之说不复胪列。此编抽绎诸家，一扫轇轕，加以历年质验，融会参酌，镕铸出之，约不失疏，详不失繁，深得注书之体。
    然君之所论，或有与鄙见不同，各尊其所闻，行其所知耳。”[《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5-7页。]
    至于说到“义理”的阐释，可以《伤寒论》之“六经”与经脉学说是否有关系为例。喜多村直宽认为：“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唯是不过假以标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所谓三阴三阳，所以标病位也。”[ 喜多村直宽：《伤寒论疏义·卷首·伤寒论总评》。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35页。] 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伤寒六经析义》[ 嘉永四年（1851），学训堂刻本。]一册。在此书序言中，他阐明撰写此书的目的：“意在使人知仲景书言言皆法，字字皆理，如盘走珠，如珠走盘。”其后之正文开宗明义地指出：
“按《伤寒》六经之目，原出于《素问·热论》。盖〈热论〉依经络以论病之常理，而张子乃全经不言经络，惟是就阴阳对待、虚实并峙之义，以标其病位。而从来诸家从无断定，今熟思慎考”，
乃得出其后〈阴阳统说〉一节中的结论：
“《经》曰：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为全经之纲领……其人阳盛，邪从阳化，此自太阳而受病也；其人阳虚，邪从阴化，此自少阴而受病也。窃尝论其略曰：
    太阳病，表里热证也；
    少阳病，半表半里热证也；
    阳明病，胃热证也；
    少阴病，表里寒证也；
    厥阴病，半表半里寒证也；
    太阴病，胃寒证也。
盖三阳为实，三阴为虚。而三阳三阴中亦各有寒热。”
概言之，直宽是从疾病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的角度去阐释《伤寒论》的“六经”概念，而不管其名称是否与经脉学说之“六经”相同。这就是所谓“宋儒之法”，即其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兹所撰述，就经说经，不相绕缴”的意思。故今人评价其学术特点在于：“致力于古医书的训诂与阐明义理，尊重有用之学。因而注释之书，于考证注解繁简得宜，没有博引傍征的衍学性内容，不拘泥于文句，无流于穿凿之弊。”[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17页。]
    另一方面，虽然喜多村直宽自称其对于《素问》、《灵枢》、《难经》则“专事训诂”，但实际上他在接受与运用这类经典的理论性内容方面，确较同类汉方医学家明显。他著有《黄帝内经素问讲义》十二卷[ 狩野文库藏自笔写本，编号：9-21940-12。 ]，在嘉永七年（1854）撰写的跋语中感言：“盖钻研日久，而益知圣经之所论，同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也。”并引用《黄帝内经》之语作为阐发《伤寒论》之“义理”的依据[ 如《伤寒论疏义》卷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中言：“〈平人气象论〉云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云云。”即是引《内经》之语，以证具有“脉浮”之证的“太阳病”的属性。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76页。]；所著《伤寒药议》在解释何以“药性之效功，以气味为主”时，亦是引用《黄帝内经》中的气味之说以为论据[ 喜多村直宽：《伤寒药议》嘉永五年自序，狩野文库藏写本，编号：9-22013-1。]。同时他还认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是恪守《黄帝内经》而成。即在他看来，疾病在“三阳三阴”间的传变次第应该是“阳则太阳、少阳、阳明；阴则少阴、厥阴、太阴”，但公认的实用医学著作《伤寒论》却沿袭《素问·热论》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之序，不敢改变。其原因在于“盖义不得不然”；“惟至论病之传变，则固不得拘编次之先后也”[ 喜多村直宽：《伤寒论疏义·卷首·伤寒论总评》。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88卷，第37-38页。]。
    喜多村直宽虽然著有《伤寒杂病类方》[ 嘉永五年（1852），学训堂刻本。]、《广伤寒论类方》，并认为“经者何？曰常也。古人处方，必有一定不易之常理，而不得彼此相更，是谓之经方。”[ 喜多村直宽：《广伤寒论类方·自序》。弘化四年（1847）自笔写本，狩野文库藏，编号：9-22068-17。]但实际上他对所谓古方与后世方，以至民间治疗经验都持肯定态度：
    “别于李朱之方，而谓之古方，盖昉于宋元以还，而今世因之。夫方岂有古今之殊哉？……唯读书究术之士，以古经为源流，以方法为舟楫……得于手，应于心，而后假方以疗疾。故刘张李朱之说，与夫里巷俗间之法，皆融会而贯通之。其方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违古圣之旨，方虽今犹古也。方之古，不古于袭古人之成方，而古于得古人之术术意意之不能得；不独取之仲景者非古方，即取之孙华亦非古方也。故曰国奕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 浅田宗伯：《伤寒辨术》喜多村直宽天保九年（1838）序。弘化二年（1845）江户须原屋刻本。]
    然而这位在理、法、方、药诸方面皆能不分古今、兼收并蓄的喜多村直宽，尽管其胞弟为“外国奉行”，出使法国；其师安积艮斋亦撰有介绍海外情况的《洋外纪略》，但他对于当时已然广泛流传于日本的西方医学，却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除前述其辞职隐退，大概与兰医得宠有关的推测外，在《伤寒六经析义》嘉永四年自序中，可见喜多村直宽对于洋学的明确排斥：
     “……是以异端之徒，嫌其道之迂远，诵蟹脚横行之文，述鴃舌[ 鴃指伯劳，鴃舌比喻语言难懂。]支离之言，悍然以为高出乎轩岐之上，逈驾走向于农桐之教。天下斐然趣之，沿波不返。此可以不痛乎？虽然，彼所谓究理者，皆事物之末歧；新奇者，概汉家之陈腐。彼称为高玅精绝，而实则未必高玅精绝也。昔者佛之入中国…濓洛之徒起而患之，具绝人之识，唱性理之学，天下翕然，知所趣向。此其救世之功亦不在圣人下也。今异端之教，与佛之入中国何异？而其为医道之蟊贼更甚焉。而人之笃信不已者何也？盖以汉家之学日就榛芜，医圣之教无门可入。”
呜呼！或许也正是因为对于汉学的这份情感与执着，才造就了这样一位儒医式的考证派人物。
6、多纪元简父子——江戶医学館的创建与职掌者[ 有关多纪一门的介绍，主要参考《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41卷和第48卷所载矢数道明有关元简、元坚父子的“解说”；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中多纪元惪、元简的传记（《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9卷，第535-541页）]
    多纪家族的祖先为汉灵帝的五世之孙阿智王，为避乱而于应神天皇[ 名誉田别命，日本史书称其为第十五代天皇，五世纪至六世纪初“五倭王”之一。]时携七姓之民归化日本。自二代志拏直开始居于丹波国，至其六代传人康赖（912—955）乃以丹波为姓。康赖修医术，位居医博士，并因编著《医心方》而名垂史册。此后其长男丹波重明继承了施药院的名号，三男雅忠继承了典药头的职位。世代相传，遂成两大医流之系谱，俱为日本医界的名门。三子雅忠的血脉传延25代之后，改姓金保；再传5代至元孝时，又改姓多纪。作为著名考证学家的多纪元简，乃是改姓多纪后的第三代传人。此间，延绵三十余代、上下近千年，丹波（多纪）家族在日本官医系统中一直占据要职。改姓多纪后，初代元孝即为将军吉宗的侍医御匙，位列法眼。此后的数代中亦不乏继任“御匙”之职而得以躬临将军榻侧、负责其诊治者；而其中又有四人得以晋升官医之僧阶的最高位“法印”，并蒙赐以院号。即二代多纪元惪（永寿院）、四代元坚（乐真院）、五代元琰（养春院）、六代元佶（永春院）。

图三  元简的书画
    多纪元简（1755—1810），字廉夫，幼名金松，长称安清，通称安长。号桂山、栎窗。自幼思维敏捷，过目不忘。随父习医，又从井上金峨学经书。宽政二年（1790），松平越中守定信，召元简而问以医事。因元简扼要辨析医学问题三十余道，使得定信对其精博大加赞赏，故立即成为奥医师，拔擢为侍医，序法眼列。此时元简年当36岁。此后又在其父元惪主持的医学馆中任医学教谕，宽政六年（1794）为御匙见习。当其父因年老于1799年引退时，45岁的元简成为将军家齐的侍医御匙。元简在医学馆的讲座，考证该博，极为详细，对于弟子的教诲可谓孜孜不倦。声名日高，当时的大家纷纷竞执弟子之礼。治疗技艺亦甚优，故被世人称为“名人安长”。水户侯有疾，虽已臻康复之际，但元简诊之却谓“不出三日，当有急变”。后果如其言。
    元简为人典雅风流，好集书画，自写山水、气韵高古；不谄权势、淡泊财利。据松浦静山侯《甲子夜话》记载，某日大学头林衡[ 1690年汤岛圣堂（孔子庙）之大成殿建成后，五代将军纲吉任命朱子学者林罗山的孙子林信笃（凤冈，1644-1732）为总管幕府学问所一切事务的“大学头”。此后这一职务即由林家世袭。]问到药价问题，答曰：“不知”；并解释说这是因为恪守如此一条家训：“若知药价时，为不思疗治者。”同时元简还将这一原则灌输给自己的弟子，以免“心有药价，则难免会在配药时，萌生减其份量之念。” [ 引自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35页。]
    文化七年（1810）十二月，元简发急疾而逝。其墓碑上所刻文字为“督医学事法眼前侍医尚药桂山刘先生墓”。这是因为元简虽然学识、业绩均出类拔萃，但却因性格豪毅直情，于享和元年（1801）诠选医官时忤逆上旨而获罪，被罢免奥医师之职，降格为寄合医师，并被责令“屏居百日”。直到去世那年，才重被任用为奥医师，但却没有成为御匙。所以墓碑上只能刻“前侍医尚药”。而所谓刘先生，则因其祖上本是后汉之灵帝刘宏。也正因如此，他晚年自号栎窗。“栎”虽为高数丈的落叶乔木，但其木只能充薪炭。以此自喻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却情商低下，拙于世用。
    元简的著作有《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观聚方要补》、《脉学辑要》、《扁仓传汇考》、《医賸》、《栎窗类抄》、《素问解题》、《救急选方》、《聿修堂读书记》、《麻疹三书》、《本朝经验方》、《疑脚气辨惑论》、《病名沿革考》、《奇方汇编》、《病名纂》、《栀中镜》、《挨穴辑要》、《医方挈领》，以及《广惠済急方》（元惪著、元简校订）等。
    其中，《伤寒论辑义》（七卷十册）与《金匮要略辑义》（六卷十册）可谓其代表性著作。历经二十年的时间，采撷数十家之说，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讨论。因而偏于考证而少自己的见解。后人有谓该书没有“主体性”，但从另一方面讲，又可谓其少片面独断而以稳健为长。是日本伤寒论注释本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医賸》也是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一本著作。“賸”者，剩也，余也。乃随笔考证的集成书。其开篇论“神农尝药”，谓“世多引《淮南子》为证”，然细推其意，其尝百草的目的却是为了辨别哪些植物是可以食用的，“而非定医药也，乃神农之所以称农也。”至东汉之后，才演变为以此说药物知识的起源。呜呼！虽然多纪元简在二百年前已将这一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但至今中国的医史学家还是在沿着“神农尝百草”而知药性的路径著书立说。
    而《观聚方要补》的“采摭书目”，则始自《伤寒论》，终于清代董西园《医级》，计212种。这些都反映了元简在治学方面好读书、多考证、详注释、正谬误、戒独断、期完璧的特点。
    多纪元简的职位由三男元胤（1789-1827）继承。元胤号柳沜，擅画，著有《难经疏证》、《体雅》、《药雅》、《疾雅》、《名医公案》、《柳沜赘笔》和《医籍考》等。从书名即可知道大抵都属考证性著作，而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则是《医籍考》。此书长达八十卷，收录清代道光之前中国医学著作的书名三千多种。在每一种书名之下，都注明出处、卷数、存佚情况，且尽可能收集序言、跋语、作者传记，并加以考证。
    1936年民国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之际，热心国学之士、精究岐黄之辈，额手称庆、交口而颂，以为中医复兴之时运来临，故有广集日本汉方医家著作而成的《皇汉医学丛书》问世。多纪元胤的《医籍考》被收入《皇汉医学丛书》之中；此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又以《中国医籍考》为名，先后两次单版印行此书，成为中医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而因为兄长继承了家业而另立门户的元坚，幼年却专好斗犬，学业荒怠，众人皆谓在其身上丝毫看不见父兄之影。元坚闻之而发奋，从此专心学业，终成“江户医学馆的巨峰”。
    元坚（1795—1857），字亦柔，号茝庭，别号三松。幼名纲之进，长称安叔。天保二年（1831）37岁时，始受命在医学馆讲书；四年后成为奥诘医师，奉命每月一次拜诊将军家齐；翌年11月擢为奥医师。后受法眼位，升法印，称乐真院。天保十四年（1843），献百部医书于医学馆。弘化二年（1845）51岁时，成为将军家庆的御匙医师。嘉永六年（1853）改印号为乐春院。安政四年（1857）逝，年六十三。
    元坚的著作有：《伤寒广要》、《名医汇论》、《药治通义》、《诊病奇侅》、《伤寒论述义》、《素问绍识》、《千金要方》（校刊）、《金匮要略述义》、《医心方》（校刊）、《女科广要》、《杂病广要》、《时还读我书》、《时还读我书续录》、《伤寒综概》、《诊腹要诀》、《栎窗先生遗说》、《证治通义》等。
    元坚常谓“医者仁术也”。故乐为贫者疗病，不仅馈药，还夏送蚊帐、冬赠被褥，并给三至五两的金钱。一次，他照例去为将军家庆诊疗时，将军随口问道：“乐真院今天还要到哪出诊呢？”元坚回答说：“今天说好要去为俳优（戏子）八代目团十郎诊疗。”将军故意又问：“是去为讨饭吃的人看病吗？”元坚平静地回答说：“医为司命之职，仁术也，何论尊卑？”这一回答，使得将军大为感动。
    不知是由于多纪家族深怀自己为汉室后裔的情结，还是出于对中国医学的崇敬，他们在和（日本）、汉（中国）、兰（荷兰）这三种学问体系中，都独尊汉学。他们的著作多是以汉文撰写，研究与考证的对象都是中国的医学著作；虽然名曰《医籍考》，但所涉及的也仅限中国的医学著作。而身为江户医学馆督事的元坚，更是利用自身的权势对兰学进行抑压。由于他提出强硬的要求，故江户幕府曾于嘉永二年（1849）三月十五日，以阿部伊势守的名义发布“眼科、外科外的兰方医学禁止令”；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又发布了“兰书翻译禁止令”。凡医书的出版，都需得到医学馆的许可。还有一件传为笑谈的趣事：
    恰当上述“兰医禁止令”发布之前，只有一个独养女儿的幕府汉方医官松本良戴，决定让主宰兰方医学塾顺天堂的佐藤泰然之子佐藤良顺入赘作养子。但元坚却横加干涉，声称如此做有悖原则。后来有人出面调停：让良顺在两个月后到医学馆接受汉方医学的考试，如果合格则可入赘良戴家。“准岳父”良戴无奈，只得为毫无汉方医学知识的“准女婿”突击授课两个月，以使其能够通过考试。
    以考据之学著称的多纪家族，除考证医学经典、校刊珍本医籍外，还罄其私财创办医学校。故矢数道明称其为“江户时代执日本汉方医学之牛耳者”，并从“考证学派的业绩”、“跻寿馆的建立与医学教育”、“出版校刊事业”、“自身的医学著作”四个方面评价其家族的共同业绩。
    跻寿馆是江户幕府时代惟一的私立学校。初代多纪元孝于明和二年五月九日在从幕府租用的土地上，靠自家的私财建立。明和九年火灾后，元惪再度罄其私财重建。为了重建跻寿馆，元惪穷到如此地步：“虽为侍医法印，然家道甚穷。屋中漏雨，持伞而食乃常有之事。年末无钱付给轿夫，持其轿窗而归。”[ 安西安周：《明治先哲医话》，第211页。]此后靠江户的医师每年捐银一匁[ 日本衡名，即钱字的简写。]维持。宽政三年跻寿馆升格为官办，始获得经费保障，并改名医学馆。元惪为其主宰，元简参与管理，尔后多纪家代代被任命为医学馆督事，尽力于当时的医学教育。故矢数道明谓多纪氏与医学馆，完全是“异体同身”。其校刻事业因经费来源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多纪氏自家及医官集资所刻，二是幕府出资的官版。矢数道明还特别强调了正是因为其“学风稳健中正，朴实无华，体现了考证学派的特点，故受到中日两国医家的重视”；“这些医书复刻于中国，构成了‘逆传播’的状态——从日本引进汉方医学。”

城里娃脑

五、学术群体中的密切关系
    考证派医家们借助江户医学馆这个活动中心，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同或相似学术倾向的群体。除同馆授课、一起校书等工作上的同僚关系外，在学术传承与或亲或友的私人关系方面，这个群体的成员，以及和志趣相投的儒者之间，亦有如网如织的种种联系。以下略举几例，以示大概。
    1、同僚与密友：多纪元坚七岁受句读于喜多村槐园，后为医学馆同僚[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24页。 ]；而槐园之长子喜多村直宽于38岁嗣其家，任医学馆教谕时，又与年当46岁的元坚成为同僚。从喜多村直宽于明治六年（1873）为山田业广撰写的《九折堂读书记·千金方札记》之“序文”中，可以略窥这些同僚间亲密关系之一斑：
    “予尝与丹波茝庭、小岛学古友善，时伊泽朴甫[ 伊泽兰轩的长子，号榛轩，嗣父之职为阿部家医官，天保十四年（1843）任医学馆讲师。]、涩江子良（抽斋）、堀川未济诸辈，皆一世之英秀，来往相会，互为商榷，而今乃其人已故，无一存者，诚可惋惜矣。”[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第94卷，第6页。]
而“元坚又与抽斋最亲，往来频繁”；安政五年（1858）抽斋患霍乱，多纪家的元琰、元佶，以及兰轩的次子柏轩等人皆“侍之，极尽治疗之手段” [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146页。]。
    喜多村槐园、涩江抽斋与朱子学派的儒者安积艮斋（1791-1860）皆为至交；而槐园之子喜多村直宽和栗本锄云（1822-1897）又皆以艮斋为师；涩江抽斋晚年每月主办“说文会”，喜多村直宽、森立之等均参加[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24—29页。]。
    2、联姻、养子：幕府医官汤川宽房无子，以多纪元惪的次男为嗣，是为五代汤川忠房；而忠房又无子，复以元惪的三男元倓为嗣，称汤川安道[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第122页。但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29页）中的说法与此不同：谓汤川安道为多纪元倓之子。]。喜多村直宽之子直敬娶汤川安道的长女为妻；直敬死后，又收养汤川安道之子哲三的儿子直正嗣直敬家[ 长谷川弥人：“栲窗喜多村直宽先生”，第25页。]。是知多纪、汤川、喜多村三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与继嗣关系。
又如伊泽兰轩的次子柏轩，娶狩谷棭斋之女为妻；其女后嫁棭斋之孙三右卫门矩之[ 森润三郎：《多纪氏の事迹》第二版，145页。]。
    3、相互作序与墓志铭：例如目黑道琢之《墓志铭》的作者为多纪元简，山田正珍之《墓志铭》的作者为与其同门的儒者太田锦城，山田业广之《墓志铭》的作者为森立之；而喜多村直宽之《墓志铭》的作者，则是同样可以称之为考证派大家的浅田宗伯。至于相互间作序更是屡见不鲜，如多纪元坚序喜多村直宽的《伤寒论疏义》，喜多村直宽序山田业广的《九折堂读书记》，森立之序山田业广的《经方考》；而浅田宗伯与喜多村直宽之间，更是相互为对方的多种著作撰写序言。
      总之，这就是汉方医学在多纪家族、幕府官学、学术风尚、利禄之路、个人学识、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侧面与学术群体——以江户医学馆为核心舞台的考证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