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源流 傅延龄 宋佳 张林

胡必江

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源流 傅延龄 宋佳 张林

所谓经方本原剂量，指的是张仲景在撰写《伤 寒杂病论》时，为书中的各个方剂给出的原始剂 量。经方本原剂量不是指后世医家为经方新给出 的剂量，也不是后世医家在临床上应用经方时所 使用的剂量。经方本原剂量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 的医学史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学方方面面的重 大问题。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系 列与之相关的问题都不会获得完整的结论。这个 问题的解决对于当前中医界关于临床用药量大小 的讨论，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那么，在确定 经方本原剂量的同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 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溯源 1.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始于唐 经方本原剂量是多少? 在 1 000 多年前的唐 代，医药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就有些不太清楚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唐代苏敬一句话即可看出。苏 敬在《新修本草》 ［2］ 里说，“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 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 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 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 复秤，悉用今者尔。”从苏敬说的这一段话的语气可 以看出，他虽然倾向于认为张仲景方计量用的是 “今者”，而不是“复秤”，但他对此也不是十分肯定。 他不过是根据张仲景方在煮药时用水量的多少，做 了一种推测。苏敬的这句话似乎还透露出这样一条 信息，即经方本原剂量是多少的问题在当时并不仅 仅只有他苏敬一人关注; 而是一个受到较多人普遍 关注的问题。因为苏敬的这句话既是在回答他自己 的问题，也好似在回答人们关于经方本原剂量的 疑问。 苏敬《新修本草》中的这段话是对梁代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中的一段“古秤”论述的按语。陶弘 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例》 ［3］ 中说: “古秤唯有铢、 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 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 均之已久，正尔依次用之。”陶弘景是梁代很有成就 的养生家，对医药很有研究，曾为晋代葛洪《肘后备 急方》增补了不少内容。陶弘景提出“古秤”的问 题，这似乎显示出他已经注意到当时医家对古方药 物计量标准已有疑惑。 苏敬是唐代著名的药物学家，他主持编撰了我 国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又称 为《唐本草》。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药学专家，而是 一位药学界的权威。可是，他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 量单位的斤、两，它们的量值是多少，他也不是十分 的肯定。由此而论，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最迟在唐代 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因此，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始 于唐代。 1． 2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延续于宋 到了宋代，医药学家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量单 位的量值就更加不敢肯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 宋代林亿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林亿是宋代的医药大 家。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政府设立“校正医书 局”，组织一批学者校正古代医籍。林亿与掌禹锡、 苏颂等人校定多种医药古籍。林亿是一位治学十分 严谨的学者。他在《备急千金要方》 ［4］ “新校备急千 金要方例”中说: “凡和剂之法，有斤、两、升、合、尺、 寸之数，合汤药者不可不知。按吴有复秤、单秤，隋 有大升、小升。此制虽复纷纭，正惟求之太深，不知 其要耳。陶隐居撰本草序录，一用累黍之法，神农旧 秤为定。孙思邈从而用之。孙氏生于隋末，终于唐 永淳中，盖见隋志唐令之法矣。则今之此书( 指《备 急千金要方》) 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 林亿的这段话反映出这样几方面的意思: 首先， 三国、晋、隋时期的权衡制度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 有些混乱。“吴有复秤、单秤; 隋有大升、小升”。林 亿只提到吴、隋，没有提到汉代，没有提到张仲景的 权衡，这是因为汉代的权衡制度是明确而统一的。 这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权衡之乱不是出现在张仲 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是出现在此后的三国 魏晋年间。其次，宋代有一些人注意到古方剂量是 不很明白的，他们开展对古方( 主要是经方) 药物剂 量的研究，探求古方药物剂量的大小。他们的研究 很深入，但是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经方本原剂量 问题也是林亿等人在校对古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林亿等人认为，对于古方药物计量单位的量值 不可“求之太深”; 倘若“求之太深”，那反而有可能 “不知其要”。其三，林亿等人虽然对古方剂量的大 小不是十分清楚，但他们还是倾向性地认为，陶弘 景、孙思邈对方药的计量，使用的都是“三两为一 两、三升为一升之制”。唐代权衡制度是大小制并 存，小制是大制的 1/3，大制是小制的 3 倍。如大秤 的 1 斤约合今 660 g，小秤的 1 斤约合今 220 g。 宋代医家对于经方本原剂量不是很清楚，关于 这一点，我们从宋代陈无择的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出。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5］ 中说: “汉方汤液， 大剂三十余两，小剂十有余两，用水六升或七升，多 煎取二升三升，并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 之三十两，未淹得过; 况散末药只服方寸刀圭匕，丸 子如梧桐子大，极至三十粒，汤液岂得如此悬绝。又 如风引汤，一剂计五十五两，每两只用三指撮，水三 升，煮三沸，去滓，温服一升。观其煮制，每两只三指 撮，未应料剂如此之多，此又可疑也。今以臆说，汉 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 陈无择对张仲景方的药物计量感到十分迷惑: 汤液 的用量很大，丸、散的用量很小，丸、散与“汤液岂得 如此悬绝”? 陈无择猜想经方的药物计量使用的不 是官制权衡，而是以一种“半两钱”为一两的标准。 1． 3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到了明代，经方本原剂量到底是多少的问题就 更加不清楚了。回顾明清有关文献，我们可以说人 们对于经方药物计量的权衡标准问题，进入到了一 个众说纷纭的时期。尤其是在明代李时珍提出“古 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以后，由于李时珍《本草纲 目》影响深远，所以接受他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对经 方本原剂量问题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观点 也越来越多。如张介宾提出“古一两为六钱”，王朴 庄提出“古一两，今七分六厘”，陈修园提出“古一两 折今三钱”，汪昂提出“古用一两，今用一钱”，徐灵 胎“仲景一两合今二钱”，不一而足。人们提出的观 点越多，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越深。 1． 4 经方本原剂量迷惑于当代 纵观历史，在唐宋医家苏敬、林亿、陈无择以后， 众多的医药学家、文史专家、度量衡史专家对经方的 权衡度量进行了深入而仔细的考证。当时正好应了 林亿等人的话: “求之太深”，反而“不知其要”，令人 莫衷一是。到了当代，人们对经方本原剂量的考证 结果，有一些不仅重复了前人的提法，更是增加了一 些新的观点。如《伤寒论语译》提出东汉“药秤”为 “普通秤”的 1/2，1979 年高等医学院中医教材的 《方剂学》提出“汉一两约合现在 9 g”，彭怀仁主编 的《中医方剂大辞典》则提出经方“一两折合 16． 13 g”，柯雪帆提出东汉“1 两 = 15． 625 g”，各家观点五 花八门。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家掌握的文献和文物 不同，思考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所以考证出来的 结果各不相同。如此多的不同观点，令人感到前所 未有的迷惑。 归纳古今学者和医药学家的各种考证结果，经 方 1 两的量值，从最小的 1 两 = 1 g，到最大 1 两 = 16． 875 g，不同的考证结论可达有 15 种之多，最小 数值与最大数值之差将近 16 g。这种状况，我们可 以用 3 个字加以概括: 迷、乱、惑。所谓“迷”，即经 方计量单位“两”的量值是不明确的; 因此经方的本 原剂量也是不清楚的，是迷失的。所谓“乱”，即古 往今来各家考证的观点和结论是不一致的，是混乱 的，差别很大。所谓“惑”，即迷惑，人们在关于经方 本原剂量的问题上，面对着混乱的各家观点，感到十 分的困惑。 目前，似乎有较之以往更多的人们倾向于接受 经方 1 两的量值为 15． 6 g 或 13． 8 g 的结论。不过，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经方 1 两的量值为 15． 6 g 或 13． 8 g 这种结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不接受的 人还是很多。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包括那些接受 这种结论的人和不接受这种结论的人，包括习惯用 经方的医家和较多使用时方的医家，他们在临床上 并不按照这种结论的剂量去使用经方，并不按照这 种结论的剂量去使用药物。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一 种现象。 2 为何人们不认可经方计量采用东汉官秤 如上所述，为何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经方 1 两 为 13． 8 g 的结论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3 个方 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经方药物计量单位的 1 两为 13． 8 g 或 15． 6 g，那么经方的剂量与宋代以来的医家在临 床上使用的药物剂量将会有巨大差别，这是宋代以 来的医生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在仲景著作中， 约 80% 的药物的用量在 1 两 ～ 4 两之间，也就是 13． 8 g ～ 65． 2 g 之间; 而在宋代以后至今的 1 000 多 年中，它们的用量只不过是几克到十几克，相差数倍 甚至十几倍。举麻黄、桂枝二味药物为例，在仲景著 作中，麻黄、桂枝的日服量范围分别为 13． 8 ～ 82． 8 g、13． 8 ～ 69 g; 而在宋代医家的临床应用中，麻黄、 桂枝的每服量范围分别只有 0． 08 ～ 40 g、2． 06 ～ 40 g ［6］ 。如果按 1 两约相当于 13． 8 g 计算经方本原剂 量，那么在后世医家看来，经方剂量将是人们无法接 受的“超大”剂量。自宋代以来，在大约六、七百年 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医家的临床处方平均用量，若以 单味药物的平均用量计，大概只相当于上述“经方 本原剂量”的 1/5 ～1/4，甚至仅仅只有其 1/10。宋 金元间盛行煮散，所以宋金元时期的临床方药用量 更小。如以桂枝汤为例，明清以来的日服量通常不 过 40 ～ 50 g。而如果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算， 《伤寒论》中桂枝汤的日服量一般约为 207 g，是宋 金元时期的 4 ～ 5 倍。再如《伤寒论》中麻黄汤，麻 黄的日服量为 3 两，若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重 41． 4 g。而自明清以来，麻黄的临床日服量通常仅 为 5 g 左右，较大量亦多为 9 ～10 g。又如《伤寒论》 中小柴胡汤，柴胡的用量为 8 两，若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重约 110． 4 g。而自明清以来，柴胡的临 床日服量通常仅为 6 ～ 15 g 左右，较大量亦不过 30 g 上下 ［7］ 。所以今天的人们在看待经方权衡时，认 为其量值若1 两相当于今13． 8 g，甚至15． 6 g 的话， 那么其用量实在太大，很难让人接受。那样大的用 量甚至可是说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其次，从汉唐时 期的医药文献看来，当时也有少数文献和文物提示 汉晋时期可能存在某种较小的医药权衡，某种不同 于官制的权衡。人们“觉得”张仲景方的药物计量 或许用的正是这种权衡，而不是当时的官制。魏晋 时期的较小权衡主要是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 注》中提到的“十黍为一铢”的“神农秤”。这种神农 秤，从现有的文字叙述看来，其量值仅为汉秤的 1 /10。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唐代药物学家苏敬在 《新修本草》中提到的“分一两为二两”的“晋秤”也 可能是汉魏时期的一种小秤，这种秤的量值似乎可 以理解为仅有“汉秤”的 1/2。如果经方计量用的是 “晋秤”，或者用的是“神农秤”，那么经方的剂量就 要小得多。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神农秤”的量 值太小，它不可能是经方药物计量采用的标准。而 苏敬所说的“晋秤”，其量值其实是东汉秤的 2 倍， 而不是东汉秤的 1/2。 最后，人们之所以不能，或者说不愿接受经方计 量单位“两”的量值相当于今 13． 8 g 或 15． 6 g 的观 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现在大多数 临床医生都认为，他们在临床上实际使用的剂量，虽 然与张仲景经方的“本原剂量”相比是“很小的”一 个剂量，但是这样“很小的”一个剂量却不是无效用 量。今天的临床医生长期使用这个“很小的”剂量， 事实上能够取得较好的甚至是很好的疗效。不仅如 此，今天的临床医生发现，有时他们把药物的剂量用 得大了一些，反倒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比如附子用 量大了，有可能引起心律失常; 大黄、芒硝用量大了， 有可能引起过度腹泻; 麻黄用量大了，有可能引起大 量出汗，或者烦躁、心悸、失眠。按照现在医生习惯 使用的“小剂量”用药，能够取得疗效; 超过这个量 常常可能出现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 不会接受经方的大剂量。 3 小结 综上可见，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始于唐，延续于 宋，加重于明清，迷惑于当代。人们对于经方本原剂 量到底是多少，千百年来一直是不明白的。人们对 这个问题研究不止，争论不休; 各种研究结果的出入 甚大，其核心还是围绕着经方本原剂量到底是多少 这个问题。通过梳理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源流可以看 出，造成该问题迷、惑、乱的重要原因是人们不能也 不愿接受经方本原剂量使用东汉官制衡量。而经方 本原剂量与东汉官制衡量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的 话，中医临床方药用量在历史上是否真的骤然大幅 下降? 如果是，那么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中医临床 方药用量下降到底是科学的进步，还是有效临床经 验的失落? 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傅延龄，宋佳，张林． 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的意义［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 4) : 221 －223． ［2］ 苏敬． 新修本草［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31． ［3］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上海: 群联出版社，1955: 33． ［4］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高文柱，沈澍农，校注． 北 京: 华夏出版社，2009: 12． ［5］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1957: 16 －17． ［6］丁毅． 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在宋朝用量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2． ［7］宋佳． 经方 50 味药物在明代 13 位医家中的用量规律研 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1

容以学

实话说，这些作者没什么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

黄煌

提出了一些问题，确实，还需要研究。研究经方的原剂量，不仅仅是考证，还要立足于现在临床。

孙敏

我用麻附细时，既用过1两=15.625克的大剂量，也用过1两=3克的小剂量，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实际效果，对于我自身的调理和治疗，我是倾向于小剂量，但也不是绝对的，就如同黄师所言，要立足于现代临床。

暖风

我倾向体重每公斤一次服一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