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道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体例

江湖医侠

《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体例
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之时，早已料到后来学者可能的疑惑，故对于著作内容的编排煞费苦心。我们现在阅读《伤寒杂病论》，依读者的学识水平可以读出不同的效果，原因即在于中医是一门集科学性与哲学性高度统一的学问，读者可以从科学解读，也可以从哲学解读，是行为艺术，更是科学技能。
《伤寒杂病论》读本当以宋•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为善本。
张仲景自序中说“《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但经晋•王叔和撰次编辑后却一分为二， 一为《伤寒论》，一为《金匮要略》，原貌已不可见。现从王叔和编著的《脉经》中某些章节互勘对比发现，《伤寒杂病论》在他手中之时可能比较完整的。
王叔和在其《脉经》序言结尾说：“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略，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症候，靡不赅定。其王、阮、付、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比踪古贤，代无夭横矣。”

宋•林亿等校正时，只见《伤寒论》十卷，《金匮要略》三卷。 《金匮要略方论序》林亿云：“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
林亿在另本《伤寒论》序中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
从王叔和《脉经》中部分章节同时兼夹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内容，与《脉经》王叔和序言中“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这一句中可据，王叔和之所以坼分《伤寒杂病论》，在于他仅仅凭个人学识与爱好，认为《伤寒论》重辨伤寒，《金匮要略》重论杂病，写作体例略有不同，而对《伤寒杂病论》作了取舍，极有可能仅仅编次了《伤寒论》。林亿等校定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是否由王叔和重新编辑，已无从考究，但此三卷经林亿校定后肯定已非张仲景撰述的著作原貌。有林亿序言为证：
“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症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所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
林亿等如此编排《伤寒杂病论》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见《金匮要略方论序》），认定《伤寒论》“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见《伤寒论序》）。后来学者从此中推论《伤寒杂病论》的条文特点，即“无方曰证，有方曰法。”
早于林亿数百年的唐•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指出：“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促已知。”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种种版本的编排体例均为“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提纲挈领，子目相从，以子目为核心而分辨何者为证、何者为法，纲举目张，确实方便学者对比学习、检索应用。
从“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编排体例，再细心会意《伤寒论》以“辨ＸＸＸ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以“ＸＸＸ病脉证病治”的篇目，依稀可辨张仲景著作此书“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思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的一片苦心，即在于张仲景把病、脉、证、治四方面相互对应，一如现代辞典的编排，兼具指导与鉴别作用，抓主证，辨病机，主证主方，兼证兼方，主次有别，以病、脉为纲，以证、治为目，强调悟道通变、举一反三，具有圆机活法、思路灵活、方法多样的特点。
然而，在病、脉，证、治四者之中，我以为张仲景更强调了脉诊的应用，这点可以从他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的批评可见，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所以从张仲景之意，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十卷，继又编著《脉经》十卷，只是为了一个“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的目的，更或许遗失了的《伤寒杂病论》的三卷且有夹杂在《脉经》中的可能，他以《脉经》辅读《伤寒论》，强调脉法应用，当是为了迎合张仲景原意；而孙思邈、林亿等编排《伤寒论》、《金匮要略》，只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目的是简单化，却给后人解读《伤寒杂病论》留下了无限的空间，甚至致使学者淡化或漠视对脉法的学习应用，与张仲景著述的目的已了然有异，是后世伤寒学派杂说纷纭的主要原因。

ajiegu

最主要的基石是《伤寒论自序》出自仲景之手，而这恰恰又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