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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窗夜雨
什么是经方?
笔者狭隘的理解为《伤寒论》中的部分方剂才是经方。如果宽泛来看,一切方剂皆可为经方,区别只在于效能不同。这么说的话,经方不妨定义为效能最优秀的那些方剂,事实上,它的主体依然只存在于《伤寒论》中。因为临床治疗依靠的是这些方剂,所以笔者称其为“东汉工具”。
什么是经方的理论?
即东汉版的《伤寒论》,它的方法论是什么?因为张仲景时代距离今天已经1800多年,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于考证其思想?所以笔者假设东汉方法论为X。
而目前中医存在两套方法论。一套是“金元方法论”,大家都很熟悉,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药物应用,笔者定义为A。另一套是被徐灵胎提出,但未引起共鸣,后同样被日本的吉益东洞提出,却引发异域狂飙突进之革新,这就是我们不再陌生的类方、类药思维的方证、药证理论,笔者称为“吉益方法论”,定义为B。当然徐灵胎医家是需要纪念的!
那么,X=A?还是X=B?
笔者曾经从中医药的起源,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进行理论上的推测,以为B接近X的真相,但此想法不免引人诟病,而且又有窃人之美的嫌疑。所以笔者就客观认识B,它是几百年前提出的新理论。
虽然中医是经验医学,但从近几百年的中医发展来看,它也遵循一个科学发展的规律:先有理论的突破,然后带来技术上的革新。
吉益东洞的类方、类药思维一方面离不开西方文化传入日本的时代大背景,新的哲学、逻辑思想转变了人们认识时代、认识事物的思维,不再拘泥于此前中国的阴阳五行文化思维;另一方面离不开日本原生态的纯朴岛国民风,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距离结束的战国时代并不久远,类方、类药思维其实也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
吉益方法论的产生,开启了东汉工具应用的新时代。今天的经方医学成就,其实就来自几百年前的那次思维突破。所以,中医的发展,一样不会脱离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对金元医学也是这个道理,没有张元素这个书生,那有后面的金元四大家。
在吉益方法论产生以后,矛盾就产生了。X=A?还是X=B?这个问题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争论“地心说”还是“日心说”一样,笔者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阐述B方法论指导下的中医学是一门开放体系的学科。
随着吉益时代在日本的发展,西医学也登陆中医学的故乡,中医学的噩梦随之来临。
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两个考古概念,“陶器”与“铁器”。中医中的药物离不开陶罐,而西医学的发展离不开解剖刀,所以笔者把中医称为医学的“陶器时代”,而西医称为医学的“铁器时代”。从“陶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代表着思维的革新,工具的革新,生产力的提高。“铁器时代”的繁荣,必然导致“陶器时代”的衰退,这也是如今我国医学的现状。但是否有了铁器,就不用陶器了呢?这也是如今我国医学的争论。
西医是顺应时代产生的,虽然它有种种弊端,但这个学科的优势、它的进步性是无需怀疑的。“陶器”生活在“铁器”时代,要想的问题不是打败“铁器”,而是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中发展自己生存下去,就像我们今天每天吃饭的“碗”一样啊,它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而这,需要一种开放的学科体系!也即使说,“陶器”要包容“铁器”。
遗憾的是,方法论A不具备,它在最基础的学科理论上有冲突,脏腑学说之于解剖学的矛盾,这也是近代中医论争的焦点,具体人物就不罗列了。所以,方法论A看西医总是不顺眼,恨不能要把它从我们的中医高校中赶出去。
方法论B就没有这个麻烦,因为方法论B中没有脏腑观念。方法论B谈论的是证。证构成的基本要素症状、体征等,西医学也要讨论。《伤寒论》上说“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也是西医学所认识到的人体感冒的症状,有区别的只是治疗方案,你用阿司匹林,我用桂枝汤罢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方法论B没有脏腑观念,显得没有根基,它干脆就寄生在西医学体系之上算了。拿温胆汤为例,温胆汤是一张壮胆的方剂,方法论A解释温胆汤不免要扯上“胆”是“中精之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些。但方法论B不这样了,它面对的是西医学,它寻求的是西医学的理解,就不需要再在脏腑理论中去印证了,温胆汤的作用是调节精神状态,走中枢的。
所以,方法论B与西医学是没有矛盾的,西医学倒成了经方应用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
东汉工具还是那些东汉工具,方法论B没有丢弃,方法论B带来的是思想的革新。
关于什么是东汉方法论,笔者已经不关心了。有了吉益方法论,笔者已经找到了西医大环境下中医生存的策略,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欣慰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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