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医学真传》：一字真传

经方小童鞋

《赵洪钧医学真传》：一字真传


作者：赵洪钧

我殚精竭虑从医近50年，自觉最重要、最扼要、最能提纲挈领的心得只有一个字——“虚”。

也可以改为两个字，即“正夺”。

或者改为三个字，即“正气夺”。

或者按近世习惯说法，称作“虚证”或“不足之证”。

至此，诸位已经明白，“虚”字在这里是“正夺”、“正气夺”、 “虚证”或“正气不足”之意。

读书治学和临床经验都告诉我：病多虚证，人多虚人。

无论自中医看还是自西医看，不管病属内伤还是外感，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不必问患者是男女老幼，大略如此。

粗略估计，病以虚为主者在十之七八，兼有虚证且治疗中必须顾及者又有十之二三。

极言之：无病不虚！

听到这里，诸位很可能觉得闻所未闻、大惑不解而发问。

以下就诸位可能有的疑问设问设答。

问：中医传统理论中最简明的辨证纲领是“八纲”，怎么到先生这儿成了一纲呢？莫非其他七纲在各种疾病中出现的频率只有大约十之二三吗？

答：我对“八纲”的详细见解，请参看旧作《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的第十讲“西医要引进八纲”。其中明言：“虚实寒热是最重要的中医病理概念”。又说： “寒热与虚实相比，以虚实更重要。虚实二者，以虚更重要。”

总之，虽然“虚”不能总揽八纲，但它远比其他纲领证多见且更重要是没有疑问的。

问：尊见有没有中医经典依据呢？

答：愚见有明白无误的、充分的经典依据。令人奇怪的是，据我所知，二千多年来没有人认真推敲、从而真正读懂这几句医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问：哪几句经文呢？何以见得它们支持尊见呢？

答：学过中医者大概无人不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这句经文。其含义是明白无误的，即：人之所以得病（被邪凑或受邪），就是因为（正）气虚。得病之后，自然不会不虚了——据理言应该更虚，因为不好想象，病人会更加正气充实。

《内经》又说：“邪之所在，皆为不足”（《灵枢·口问》）。

这两句话的含义更清楚：受邪者皆虚或皆有不足。

如果把疾病理解为人体受了损害，疾病都有“虚”更理所当然。

经典还从正面肯定，不虚者不得病，说：“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百病始生》）

遗憾的是，二千年来，没有人根据上述经文得出我这样的结论。

问：你是一看到上述经文就得出上述结论的吗？

答：大体如此。我年轻时读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想到：这不是说凡病人必虚吗？不过，那时不是很明确，也不很自信。因为，那时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都比较少，不敢提出前人从来没有明确提出的见解。加之，对虚实涉及的逻辑问题不是很清楚，甚至潜意识地认为，虚实寒热出现的几率是均等的。于是，此前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多数人初看很难接受的结论——尽管这不过是重复经典。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思索和实践，我终于确认，《内经》所说是正确的。二千年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强调虚的重要性，除了传统认识束缚和经验限制的因素之外，还有逻辑思维方面的因素。

问：逻辑思维方面的因素，是什么意思呢？

答：比如，诸位听到我说“无病不虚”，很可能认为这是在说：病只有虚证。也很可能认为，虚的同时不会存在实证、热证、寒证等。其实不是此意。虚证为主或兼有虚证者虽然最常见，却不等于其他证型非常少见。虚证可以和任何证并存，也可以出现在任何层次或部位。当然，虚证比其他证型出现的几率都高得多是肯定的。

问：为什么虚证和实证可以并存呢？

答：虚是对正气状态的判断，实是对邪气状态的判断。于是，二者并存的情况很常见。可以说，实证几乎都同时伴有正气夺，只不过当前以邪气盛为主要矛盾方面。

注意！这不等于说，绝大多数虚证也伴有邪气盛。

问：您的意思是说正气夺者不能伴有邪气盛吗？

答：不是。正气夺同时伴有邪气盛的情况也不是很少见。如肝硬化腹水、癌瘤消耗状态、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肾功能衰竭等即是。于是，正气夺同时邪气盛者无不是危重、危急情况。又，伴随明显正夺的邪气盛，一般是有形之邪。除上面提到的肝硬化腹水、癌瘤之外，还有下面将提到的尿潴留和高年久病而便秘等。

其余有关八纲的逻辑分析，请参看附在旧作《伤寒论新解》中的“八纲辨证研究中的逻辑问题”。

问：生活常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尊见吗？

答：支持愚见的生活常识大家太熟悉了。试看：

诸位一日三餐，说明诸位的身体一日三虚。

诸位每分钟要呼吸大约20次，说明诸位的身体每分钟约20虚。

诸位每天要睡眠8个小时左右，说明诸位的身体每天要花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补充精力（无疑属于正气）。

如果说把睡眠看作人体在进行补充有点勉强的话，每日多次进食水，每分钟20次左右的呼吸是人体在进行补充则毫无疑义。

需要补充，无疑是有了不足，也就是有了正气夺。

把睡眠看作补益不是我的创论。下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问：可否就大家熟悉的典型实证，说明此类证也大多伴有正夺并且治疗中也可以、或者最好、或者必须兼顾正夺呢？

答：可。比如大承气汤证。此证固然是胃家有燥屎（还有热），而且用大承气攻下效佳。但须知，见此证大多是伤寒发病四五日之后。患者食少数日，加之多次发热汗出，必已有正夺。此所以伤寒家主张“下不厌迟”（按：即慎用攻下之义）且少用一下再下之法。即便一下，亦偶有出现意外者。故使用大承气有不少禁忌。如脉数、脉涩等，实际上都是顾忌正夺太甚。其余禁忌不一一具体说明。

当然，可以同时输液扶正，于是单用中医不能使用大承气汤的承气汤证（已是死症），大多不再属于禁忌。可见中西医结合必有更好的疗效。

尿潴留（中医称之为癃闭）也是这样。

潴留的尿固然是有形实邪因而必须除掉，但是，造成尿潴留的原因最多见的是虚。比如目前常见的西医说的前列腺增生肥大所致者，患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必然早有正夺。即便初始原因不是明显的正夺，一旦尿潴留，患者就减少或不能进食水，再加上坐卧不安、极其痛苦、无法入睡，时间稍长就会出现明显的正夺。于是，治疗时必须顾及正夺。比如，导尿的同时支持输液，就是古人没有的扶正手段。

再如肠梗阻，无疑大多数首先是实证。不去除梗阻的原因使肠管通畅，梗阻不可能好。但是，肠梗阻患者无疑都已经有了正夺。试想：不通畅的消化道怎么能正常进食并吸收呢？不能正常进食、消化、吸收的人，怎么能不虚呢？至于较严重的肠扭转，导致大量呕吐和肠管内大量渗出，发生休克，就已经是危及生命的正夺。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纠正休克——快速扶正。当然，为了避免大段肠管坏死，还必须尽快手术——一旦休克纠正、甚至还没有完全纠正——即纠正了严重的正夺，患者可以耐受手术，立即手术。

问：当代理论物理学支持尊见吗？

答：当代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谔（E.Schrodinger）提出：“生物赖负熵为生”或“生物以负熵为食”。然而熵增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处在这个大环境中的生命，必然经常面临负熵不足——也就是中医说的“正夺”。试想，生命高度有序，智慧更是高度有序，熵增（即趋向无序）的宇宙中为什么会出现生命呢？为什么会进化出智慧呢？只能说：局部的、一定时间内的有序是可能的，但必须以其他地方的更大无序为代价。试想，人必须摄入食物获得能量，才能生存。这就要以动植物的死亡（熵增）为代价。万物生长靠太阳。动植物的有序是以太阳核反应的衰竭（熵增）或其他形式的熵增为代价。总之，人类这个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这个有序度最高的物种，在对抗整个宇宙走向无序的过程中，必然总会感到不足。尽管生命和其中的顶尖物种人类，是自然进化出来的，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不断地虚耗以致最后死亡。

问：当代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睡眠——即为什么人要花那么多时间睡觉。单单用躯干和四肢需要休息解释不通。说大脑需要休息似乎也勉强，特别是花那么多时间。把睡眠看作补益，可以得到当代理论物理学的支持吗？

答：可以。按照薛定谔的看法，维持或提高事物的有序度，要不断地消耗负熵。故秩序紊乱、不稳定，就是虚。睡眠就是人体中有序程度最高的中枢，又特别是其中的大脑皮层需要调整、恢复、稳定秩序。于是，睡眠就是人体在进行补益。

当然，从失眠会使人感到多么疲倦、劳累，乃至各器官功能紊乱或低下等，也能说明睡眠对人体是一种补益。

由此逆推，困倦就是正夺或虚的表现。

于是，失眠必然导致正气夺，睡眠就是人体在补充正气。

问：按中医的本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邪，指的似乎是外感病因。即常说的外感六淫。于是，内伤病不适于尊见的推理。可以这样说吗？

答：习惯上或常人心目中的邪气，确实多指外感之邪，即常说的六淫（按：实则四淫，请参看《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第八讲）。不过，这不等于说我的推理不适用于内伤。

实际上，早在孔夫子时代，气就有了精神、情志和心理的含义。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其中的气，就是指精神、情志或心理。

所以，汉语早已把不利于健康的精神称作“歪风邪气”。比如，人们常说社会风气不好。某单位或团体内的气氛不正常。某人脾气乖戾等等。

总之，恶性情志或心理刺激也是邪气——和正气相对而且损害正气。我想诸位不难理解，每一次大怒、大惊恐、大悲、大忧思甚至大喜都导致机体高负荷、超负荷和内部紊乱。于是，情志过度，对机体会造成损害。

关于大喜也有害，可能需要略作解释。

比如体育竞赛夺冠、其他意外获大奖甚至博弈获胜等，虽然属于喜事，却是剧烈的精神刺激。参加者常常为了追求这种刺激。这样的刺激，同样使机体高负荷或超负荷。这就是为什么年老体弱者，常常不能耐受这样的喜事。

所以，我早就说过，内伤病本质上都是虚证。尽管对躁狂型精神病中西医都用峻法如大吐下、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强镇静药等治疗，因而是按实证治，中医对此有气有余之说，但比较少见。实际上，这两种情况也已经有正夺，且终究会以正夺为主。

问：西医并无虚实之说，为什么自西医看也是病多虚证呢？

答：西医虽然不使用“虚”这个字眼儿，也没有虚实辨证的习惯，但是，它的许多病理概念和临床诊断都很清楚地表示正气不足或“正气夺”，也就是属于中医说的虚证。

旧作《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中说过：“人体的一切组织受损、器官功能不全、营养物质不足和调控机制紊乱而见不足（洪钧按：必然会表现为不足）都属于‘虚’……虚证必然远较实证多见……虚证可分为：营养不良性虚证、器官衰竭性虚证和调节紊乱性虚证。”

有关详细论述，请参看旧作。以下略作举例说明。

广义的营养不良，如热量摄入不足、维生素缺乏、微量元素缺乏、贫血、低蛋白、低血糖等，无疑都是虚证。内环境紊乱，如脱水、低钠、低钾、酸中毒、碱中毒也都是虚证。缺氧，显然也是虚。各系统或器官的功能减退或衰竭，如呼吸衰竭、循环衰竭（休克和急慢性心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肝硬化、肺心病、甲状腺机能减退，更是严重的大虚无疑。一切血管病导致的全身或局部供血不足，如急慢性心、脑、肾、肺、四肢、肠系膜血管病等，首先属虚。目前危害国人乃至全人类最厉害的高血压病，本质上也是虚证——对此将结合临床实例在本节和本书“内科摘要”中进一步说明。目前常见的糖尿病，是虚证大概没有什么疑义。老年病基本上都是虚证，也是应有之义。他如前列腺肥大，虚也；免疫机能低下，虚也；性功能减退，虚也；结核病，虚也；老慢支，虚也。其实，凡慢性炎症，如慢性肠炎、慢性肝炎、慢性肾炎、慢性胃炎、慢性尿道炎、慢性膀胱炎乃至慢性鼻炎、慢性结膜炎、慢性角膜炎、慢性泪囊炎等等一切慢性炎症，必因正夺较重所致。至于各种虚损，如大劳、大饥、久劳、久饥、妇女多产、久病失治、久立、久卧、久视乃至当今常见的椎间盘突出或椎管狭窄所致慢性腰腿痛、颈椎病等自然属虚。各种外伤，也无不虚字当先。妇女产后、各种外科手术后必然有虚。

问：以上自西医看虚证，颇有启发。这是否中医的本意呢？

答：显然是的。近著《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说过：“自西医看，所谓正气夺，一是机体的物质基础不足或受损；二是机体的机能（或功能）低下或受损。注意！二者居其一即属正气夺，二者并存（不少见）就更是虚。于是，西医说的一切营养不足或生命物质损失都是正气夺，一切内脏功能低下都是虚。即西医说的心、肝、脾、肺、肾、肠、胃、内分泌器官、脑和性器官等机能低下就都是正夺。贫血、低蛋白、低血钾、低血糖和一切生命物质丧失乃至一切营养不良属虚也毫无疑问。”

问：那么，是否把握住一个“虚”字，就无往而不利呢？

答：不能这样简单理解，因为它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此说不仅在中医方面是空前的创论，而且同时从根本上提纲挈领地、融会贯通地结合了有关中西医理论。她不但吸纳了西医知识，把虚证深化、具体化，有助于更精确地认识虚证，治疗时针对性更强，而且特别有利于指导中西医结合治疗。总之，拙见不但集中西医两家之长，而且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还有，把虚证概念引进西医也使西医受益。比如，认识到以上所说都是虚证，就会更重视西医的扶正，还会进而结合中医扶正，而不是像时下很多人那样一味祛邪或解决局部问题。总之，此说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意义都是空前的。加之此说很容易把握，因而便于普及，其意义就更大了。

问：可否中西医结合地给虚证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呢？

答：可以定义如下：

虚、正夺或正气夺指机体的物质基础和/或生理功能受到损害。这时在临床上就表现为虚证。

需说明，尽管机体的物质基础受损，必然损害生理机能，反之亦然，但还是同时从两个角度定义为好。因为在不少情况下，在现有检查手段范围内，一个方面的损害已很明显，另一方面的损害还可以是阴性。

另请注意，物质基础受损，不仅仅指贫血、维生素缺乏、热量摄入不足等这些微观构造的有序性受损，还包括机体的宏观有序性遭到破坏。最简单的如体表创口，关节脱位，较常见且典型的如二尖瓣狭窄、房间隔缺损、腹主动脉瘤等——西医称之为形态异常或病理解剖变化——它们无不导致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即无不属虚。

问：按照尊见，“虚证”最常见，于是“补益”方药——包括西医扶正手段——应该最常用，是这样的吗？

答：是的，不但据理推应该如此，深研经典和著名医家的代表作也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问：请举例说明。

答：先以《伤寒论》为例。伤寒第一方为桂枝汤。此方就是以温补为用的。可见仲景治外感首重温补。我曾经新解桂枝汤的功用为“补中益气”，于是，补中益气法就是伤寒第一法。补中暗含甘温，故补中益气法实际上是温补法。再统计《伤寒论》诸方，桂枝汤类方计19方。桂枝在伤寒113方中出现43方次，出现的频率仅次于甘草（70方次），足见仲景更多用温补，也就是更重视虚证（和寒证）。

联想到甘草首先也应该归入补益药，则仲景更重视补益无疑。

吴瑭著《温病条辨》，至今奉为温病经典。此书的第一方也是桂枝汤，足见温病家也把补虚放在第一位。

至于由李杲开先河的脾胃派，主张“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就是认为最常见的病因是脾胃不足。他创制的甘温除热、特别是补中益气汤影响深远。

继李杲而起的温补学派，如他的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都遵循他的思想多用温补。明代的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乃至李时珍等，也无不提倡温阳补虚。

创制补阳还五汤的王清任，那样重用黄芪，也是重视大虚。

温补思想对临床各科及众多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明清医学主要流派。如李士材之学一传沈朗仲、马元仪，再传尤在泾，均系一代名医。又如清初之张璐，论杂病每取法于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诸家方论。他如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等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

简言之，到了清末，重视虚证，因而多用温补已经是多数著名医家的共识。当然，还没有到我这么重视虚证的程度。

问：西医也有补益法吗？

答：显然有的。如缺铁性贫血补铁；巨幼红贫血补充维生素B12；低蛋白静脉输入白蛋白；严重贫血或大出血后输血；低血糖时给糖；低钠时补钠；低钾时补钾；脱水时补水；还有补充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等等，就是西医的补益或扶正法。不过，目前最常用、也最典型的西医补益法是输液、静脉营养和输血等。有关详细拙见，请参看旧作《医学中西结合录》中的“输液要点”。本书的“两字真传”中也将提及。

简言之，到西医那里一看，几乎个个病人在输液，就知道这一补益手段使用多么广泛了。当然，输液涉及的理论问题比较复杂，时下的医生们对这种补益法用得是否恰当是另一回事。有兴趣的同道，最好参看旧作《医学中西结合录》和《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中都有的“输液要点”。

问：可否结合临床说明尊见呢？

答：请参看以下典型病案。

汤一笑

这是赵先生学术的几大看点之一。
早期赵也在本论坛呆过的（没用本名），后来主要在中国中医药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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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其感觉就像刻意提出扶阳派，滋阴派那种标新立异的感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汤一笑

不是的，赵洪钧此说的基础其实是基于现代生理学理论，其无病不虚之说可视为“实理”，不是阳虚阴虚之类“虚说”，他也确实是用于指导临床的，后面还有四字纲领虚实寒热，虚字也是最重要的，此文章后面很多医案没转。

其临床的首要判断：纯正夺？正夺为主？（扶正为主）邪盛为主？（去邪为先）正邪相持？（扶正+去邪）


这显然与传统一般入手先辨阴阳的视角是不同。

汤一笑

一字真传（虚）  两字心法（正邪）  三字撮要（病证治）  四字纲领（虚实寒热） 五字示范（中西医结合）  六字宝典（脏腑证治纲要）  七字秘诀（心病还需心来医） 八字至嘱（切忌滥用抗菌西药） 九字箴言（滥用皮质素贻害无穷）

心宁2019

仲景爺三陰三陽以分病，伤寒中風以別虛實，何以唯“虚”一字可概？

汤一笑

洪钧医案——输液和中药少一样也不行

村民赵某之母，79岁，2007年12月11日请出诊。
自西医看，患者的病就是慢性胃炎。自中医看是脾胃气滞并气虚。患者年轻时就有此病，年纪大了更加容易发作且不容易好。每稍微不如意、或感冒、或劳累、或饮食不很注意、或天气骤变都可以犯病。每犯病也不是很痛苦——就是上腹胀满、烧心、无食欲等。自然精神、体力都会越来越差。勉强吃点东西，就在心下沉甸甸地不下，下去不久小肚子就憋胀不适（胃内没有消化好的食物，到了小肠，那里就受不了)。近10多年来我给她治了至少二十次，家属和她本人都相信，若非找我方便，人10年前就死了。“输液和中药少一样也不行”就是患者和家属说的。因为中间曾经找过别人输液，结果还是要再找我吃中药。也有多次先找我吃中药——偶有好的，但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我同时输液才能好。
她有3子2女，都算孝顺，但患者对大女儿最满意，故每年冬天都去那里住。这次住了一个多月，昨天（10日)旧病复发不得不回家——不敢在外村治。去大女儿家之前约1个月，刚犯过一次，也是大体如下处理治好的。
今天的病情如下：
患者极消瘦，精神淡漠，面色可。脉弱，舌苔灰黄略厚腻。因为居室太冷，此前多次检查过心肺、腹部和血压，这次没有检查。处理如下：
陈皮15茯苓10半夏8川朴5乌药5川芎8香附8桂枝15党参8三仙各10。
患者备有多酶片、甲氰咪胍、食母生，照常服用。
另加用大黄苏打片2片日2次。舌苔褪去大半或出现稀便即停用。
输液：（1)盐水500ml＋50％葡萄糖60ml＋氯化钾0.6g＋维生素C1g（2)10％葡萄糖1000ml～1500ml＋氯化钾2～2.5g＋维生素C2～3g。
注意：停止输液前20分钟，减慢速度或口服糖水半杯，以免突然停用高浓度的葡萄糖而出现低血糖反应。
类似患者，我大体都是这样输液。从来没有给过脂肪乳和人血蛋白。
按：中医的治则就是理气、燥湿、消导、健脾。前人治此类证，一般要用上小量的栀子、或连翘、或黄连。我则代以大黄苏打。注意，舌象虽然似有热，一定不要重用苦寒。特别是如此高年、体弱，宁可偏热，不要偏寒。至于是否用党参、白术，临时斟酌，但不可用大量是肯定的。
老年或久病体弱、特别是老年又久病体弱者，恢复食欲（中医称之为醒胃)常常需要很长时间。不用中药更慢。理气、芳香化湿、燥湿化痰和健脾都是为了恢复食欲。80岁左右的类似患者，大概需要10天才能逐渐恢复。这时一定要耐心治——不要冒进。如果冒进——苦寒泻下导致腹泻，常常不可收拾。
不知道这样治算不算中西结合。
其实，在我看来输液也是中医完全可以认同的：病人不能吃饭，就给他往经脉里直接输入水、盐和谷气（葡萄糖)。
否则只有一方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束手无策了。
古人治热病，有“饿不死的伤寒”之说。
但长期不能进食会死人，又是弱智者的常识。
故我还是更倾向于李东垣的看法：脾胃乃后天之本，而重视保护胃气。
我相信，没有输液手段时，保护食欲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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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热病所以死人最多，个人以为，最主要的就是没有输液，抗生素反而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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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楼圣求子于2007-12-12 21:00发表的  :
古时热病所以死人最多，个人以为，最主要的就是没有输液，抗生素反而次之。

经验之谈。恰当输液很多时候是其他手段不能代替的。抗菌素对目前的热病确实不很重要了。
但不能说从来都是这样。比如结核病、肠伤寒和猩红热等没有抗菌素时死亡率就很高。疟疾也是看作广义的热病，没有高效抗疟药时也有不少迁延不愈的。恶性疟疾更是死亡率很高。请看旧贴“杨则民论疟疾”。
盖治病不是为了什么信仰，病人要的是疗效。你有什么办法给他治好——最好再经济简便，就是好医生。

汤一笑

今日刚看到邢斌《外感热病早中期能否普遍应用扶正法》一文，意思近似。认为可以，不必等患者出现明显虚象再用。

汤一笑

出自邢斌巜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二集

汤一笑

邢斌：外感热病早中期能否普遍应用扶正法

今天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检验。那就是：外感热病早中期应用扶正法是不是会加速病情的痊愈，而不是相反。

这个问题，盘旋在我心里已经好久了，至少20年了。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思考过，以后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思考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昨天读到刘宁医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践与思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刘医生谈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我思考的是他的经验与观点是仅仅适用于这一种外感热病的，还是具有普遍意义，其他的外感热病是不是也普遍适用呢？今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请大家也想一想，今后可以在临床中实践，用实践来检验它。

但因为时间仓促，我这里仅仅写一个简要的文本，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完善它。

一、这个问题讨论的范围

外感热病的后期，患者往往表现出虚象，甚至有亡阴亡阳的可能，这时用扶正的治法，甚至救阴、回阳，这是不待说的。

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患者出现了虚象，或者有的患者本身就是虚人，是虚人的基础上发生外感热病，这两种虚实夹杂的情况，用扶正与祛邪同用，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需要多讨论。

那么，我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我要讨论的是：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扶正法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常规而应用于所有患者身上？就像太阳病要表散，阳明病要清热，卫分证要清透，气分证要泻火，这些是治疗的常规方法，那么扶正法可不可能也成为一种常规方法呢？

二 我的问题意识

20多年前我怎么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现在要我清晰地回忆已经有点困难了。大概是由于我对“闭门留寇”这一中医的说法有怀疑。当时我们学人参败毒散，此方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局方》的描述里是没有虚的一面的，何以用人参？这与“闭门留寇”的说法相矛盾，现实里中医师们大多在患者感冒时也都不用补益药，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做法究竟对不对？

三 我的初步看法

这一问题虽盘旋在我脑海多年，但也没有彻彻底底地从源到流地做一番查考，自己也没有认真地去实践一下。今天我把后来陆陆续续看到想到的一点东西写出来，供大家讨论。（有些东西虽曾看到想到，但由于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可能又忘掉了，所以我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以后还要完善。）

（一）理论的依据

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两句话人人都知道。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若你是真的认同，那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外感热病患者必虚，或必有虚的地方。但临床实际的诊病模式，是辨证的。辨证的话，确实很多患者没有显示出虚的征象来。那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表现出虚的征象固然是虚，没有表现出虚的征象的，也存在虚，只是没有明显到我们能容易识别的地步。

（二）方药的依据

刚才是从理论上来探讨，这里从方药的角度反过来看。《伤寒论》论太阳、阳明、少阳，可以说是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阶段。太阳病的主方麻黄汤、桂枝汤，都有扶正的成分。桂枝汤就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治疗表虚的。麻黄汤呢？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外散风寒的峻剂。其实，麻黄汤一共四味药，桂枝、甘草既是祛邪药也都是补益药。桂枝，在汉代其实用的是肉桂，肉桂当然能温补脾肾，甘草能补益脾气。过去说麻黄得桂枝所以才能发汗，其实在我看来，麻黄汤的配伍是很高明的，发散风寒中也蕴藏了扶助人体正气的作用。（详见《伤寒论求真（上）》，我不详细展开。）

阳明病的主方之一白虎汤，一共四味药，扶正的成分其实有三味，知母能清热也能滋阴，甘草、粳米都是扶正的。而且，其实白虎加人参汤在《伤寒论》中出现的频率要超过白虎汤。张锡纯先生说：“愚平生治寒温实热，用白虎加人参汤时，恒多于用白虎汤时。”又说：“当用白虎汤时，皆宜加人参，此立脚于不败之地，战则必胜之师也。”

少阳病的主方是小柴胡汤，大家都知道小柴胡汤中有人参、大枣、生姜、甘草，这些药物都是补益的。

所以我认为《伤寒论》从方药来看，太阳、阳明、少阳，都重视扶正。（三阴病自然不必说了。）

后世医家的方剂，前面说过，人参败毒散治伤寒时气，人参就是扶正的药物。

从方药角度看问题，是一种反过来推导的方法。

（三）某些临床医生的实践的依据

前面都是从理论与逻辑来讨论问题，这里从实践来看。

上海嘉定叶治范医师报道，1957年春季流感流行，他以桂枝汤加黄芪，适当加减，治疗95例，效果良好且迅速。上海中医学院贾福华先生1965年底在嘉定人民医院带学生实习时，见叶氏“用黄芪桂枝汤治疗感冒发烧，可以不分风寒与风热，疗效可靠”，因而也一再在临床上应用。（请参看《伤寒论求真（上）》）桂枝汤加黄芪治流感，黄芪桂枝汤治感冒，这当然是扶正法，而且这不仅仅是外感热病早中期用扶正法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罗道揆先生治疗多种急症、危重症，都喜用参类。这里面就有外感热病的早、中期的。如高热一节，4例属外感热病，均用红参或白参。急惊风一节，一共1个案例，用的是西洋参。重症肺炎一节5例与小儿肺炎猝死症一节1例，均用红参，但因为大多数有休克表现，或者是明显的虚象，这6例不属于我要讨论的范围。流行感冒一节1例，用北沙参。麻疹一节2例、流行性腮腺炎一节1例，未用扶正法。乙脑一节后遗症数例不计，单看急性期，卫分证（轻型）、气营证（中型），未用扶正法，气营证（重型）与营血证（极重型）均有生晒参或红参。流行性出血热一节，提出发热期“加入生脉散预防休克”，一共1个案例，用的是犀角地黄汤加红参等。流脑一节1例，用犀角地黄汤、化斑汤加西洋参。急性化脓性脑脊髓膜炎一节2例，一用龙胆泻肝汤加红参，一是清瘟败毒饮加西洋参。颜面丹毒一节1例，用普济消毒饮加红参。肠伤寒一节2例，或用黄芪、生晒参，或用党参、太子参。暑症一节，有1例与之前案例是重复的，有2例是上感，均有红参或生晒参。

肠伤寒（类似中医的“湿温”），民国时期祝味菊先生善用麻黄、桂枝治疗，并经常用附子，取得很好效果，以至于吸引了陈苏生先生跟其学习。陈先生当时有三位亲戚都患肠伤寒，且经当时名医诊治而死亡，而陈先生当时也已经有些名望了。祝氏的经验也为儿科名医徐小圃先生接受，当时在沪的江西杨志一先生的儿子患湿温，经徐氏治愈，之后也屡用附子等温阳药治愈湿温。祝氏还影响了马云翔先生。马氏自己患湿温，久治无效，加用附子后获愈，后用于其他患者也取得很好效果。拙编《危症难病倚附子》对上述名家经验均有收录，此外还有陈树人、林家坤先生类似经验，详见该书。

江西万友生先生之母1943年患湿温，请一名医治疗而告不治，当时万老已考虑是不是要用补益之法。1944年万氏治一患者，湿温久热不退，一日忽然蜷卧不语，久不清醒，毅然投补中益气汤，患者深深入睡，醒来自云：我病好了。万氏1955年发表的《湿温六例的初步分析》，5例用了西洋参或石柱参、党参、黄芪（其中一例可能就是1944年那位患者）。虽然万氏说要有指征才能用这些补益药，但何以之前的名医识别不了用补益法的指征呢？还是被清规戒律束缚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刘宁医师在这次疫情中提倡扶正法，以人参、黄芪为君，补中益气汤为主，又分阴盛阳虚、阳亢阴虚、平人三类进行加减组方。全程，包括早期、中期，都用扶正。这是刘医师治疗方案的特色。但我不知道，患者的具体表现如何，确实是所有患者早期、中期就都有虚象，还是纯粹根据理论的推导，而采用扶正法的。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请注意，我并不认为纯根据辨证用药就是对的，也并不认为纯根据理论用药就是错的，一切应以临床实践的最终效果为判断的标准。

（顺便一提，说本次疫情是内伤，不是外感，我有点不太赞同。但这个问题错在李东垣上，不能因为正虚要用补益而把这类传染性疾病说成内伤。）

综上所述，我认为外感热病早期、中期就应用扶正法，而不必等患者有明显的虚象再用，可能不仅不会“闭门留寇”，反而会加速病情的痊愈。

这是一个初稿，供大家参考、讨论、实践。最后一切以临床实际效果为评判的依据。

另外，昨天我与高我一届的老同学孙士清医师讨论时，他提出：外感热病初期表现为白细胞下降的属病毒感染的，可以尝试用补气药；如果白细胞升高属细菌感染的，可能会加重。经他同意，把他的猜想也公布出来，给大家参考。

最后向刘宁医师致敬！感谢他奋战在武汉临床第一线，并向我们提供了他的思路与经验，这非常宝贵，这也促使了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