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医学图景之医方传播（修订稿）

汤一笑

汉代医学图景之医方传播（修订稿）

     汤一笑       此文曾首发于《经方》微信版

     （一）先秦民间有医书

     如今信息的传播一般也就两类方式：传统书籍和公共传媒（报刊、广电、网络等）。汉代医方的传播方式其实也和今天类似：书籍、官府布告以及口耳相传。

     秦初立，秦始皇为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一民众思想，于公元前213年“焚诗书”，所焚为列国史记、“《诗》、《书》、百家语者”，“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但王充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见诸子百家其实也未烧，或因秦速亡，皇令未尽实施。始皇所焚之书应该是民间之书，因为皇家藏书并不对外公开，外人不可见，不会有社会影响。由此可见当时及先秦时代民间有医药之书。先秦诸子百家言论中也多有涉及医学者，旁证先秦民间有医书流传。秦始皇焚书其实就是同意了李斯的建议，下了“挟书令”，但对民间收藏、传播医书农书之类没有影响。秦始皇未焚的医书，我们今天或许有幸得见，比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天回医简《六十病方》之类，文本抄写时代大概就在战国末期。

     《汉志.方技略》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先秦时期，官医发达。如《周礼 天官》表明，周代已经形成一套由医师主管，食医、疡医、疾医、兽医分工协作的官医体系。《逸周书·大聚解》又曰：“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春秋中期之后，史料中诸侯秦国王室已有太医令，当时秦国的医学可能在诸侯国中比较先进。《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但当时民间也有游医，活跃在春秋中后期的燕人秦越人及其弟子就游走于各国行医。战国时期宋国有名医文挚，似乎也不是官医。

     金仕起先生说先秦的医学知识主要保留在官府，即医书主要是官书（自然也在官医之家），医官为世业之家，主要为贵族阶层服务，近乎私人内侍。他们有时还会被主人派往他国为君侯们治病。因为官医是世袭之业，故《礼记·曲礼》论侍君亲之疾，有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西晋 杨泉《物理论》也有“古人用医必选名姓之后”之说。（参见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

     春秋以降，天下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日烈，国灭士人散，文化下移态势渐强，多有官医流落民间执业为生。民间走方医兴起，师徒通过受书仪式和口耳相传传递医学知识，即《素问》中“循经受业”、“受术诵书”之类，又如“臣受业，传之行教以经论”（我接受师父传给我的医术，再教给弟子也是根据典籍的内容），正如扁鹊得禁方于长桑君。淳于意得医术于公孙光、公孙阳庆。而扁鹊和仓公又有众多弟子，他们都摆脱了原本一传一秘传的传承方式，这对医学的传播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这种广开授徒的新方式为汉代医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仓公本人“见事数师”来看，汉代学医者能够一人兼学多师，这有利于学术的交汇和创新。

     两汉时期，医学虽然主要还是师徒专门受授之学或者家传世袭，但很多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汉代医学的另一面：汉代经验医方的民间传播很广泛，或许远超我们过去一般的想象。

     （二）汉代书肆有丰富的各类书籍出售，包括汉人重视的方技之书。

     汉代的人能买到医书吗？能。因为汉代有书肆，有佣书业。

     中国的书肆源于何时？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但有学者认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陈文豪、林应麟等人，虽然他们只是间接推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既然是争鸣，自然要详细了解各方的观点和理据，但若不是门人弟子，你怎么详细了解各方的观点和理据呢？有可能就是通过购买中间人的书籍，中间人就是书商了。反过来说，一种学说要想推广，除了象孔子那样四处收徒讲学外，著述传播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但他编辑古书，而老子则有五千言传世。百家争鸣时代的学者士人显然是有强烈学术传播愿望的，这种环境下产生书商也并不奇怪。当然这些也只能是推测而已。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先秦存在书肆或书籍买卖的任何资料。

     西汉末年扬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此话有多种解读，大概意思是喜好著书却不以孔子学说为要领，就像书肆一样，群书杂然乱陈。喜好立说却不以孔子之说为要领，就像小铃一样声音繁小琐屑而不合大雅之声。由此可见西汉末期时书肆中书的种类很多。《法言》大约作于公元2年，据此推测长安书肆大约兴于公元前一世纪。

     《三辅黄图》（不晚于南北朝）记载有长安太学设有“会市”：“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汉太学在长安城西北七里，“会市”后人又称之为“槐市”，集市每半月一次。会市不是自发形成的，是官府特意设置，“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太学生能够在这里买卖交换书籍，注意，这些文化精英买卖交换的书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王莽时代，长安太学师生有一万一千多人，“槐市”或许不能满足师生获取书籍的需要，此中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可能催发了长安民间书肆的发展。其实在“槐市”附近官府还设有市场：“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见《三辅黄图》）。此处或有书肆。汉代太学的招生主要面向平民，《汉书》：“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还有“郡国举荐”或考试选拔的，这些人出身多不是那种家有大量藏书的贵胄之家。这些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大多回归乡里，很多以授徒为生，大大推动了东汉私学的发展，东汉初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参见周向峰《王莽时代的太学 》。一些学者根据文献和出土文物推测，汉代基层社会蒙学教育比较普遍，普通百姓具有读写算基本能力者的比率是相当可观的。参见常智鹏《汉代阅读史研究》。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由此可见东汉初年东都洛阳书肆的书已经很多种类，好学的太学生估计都和王充那样爱逛书肆。王充在《论衡·超奇》中曾如此定义“通人”：“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这是要博览群书近万卷了。要读那么多书，当时又没有公共图书馆，书从何来？大概率应该就是书肆了。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出《太平御览》）。荀悦应该也是在“市间”书肆读书。而《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中却是“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没有说是在“市间”，或是指向人借书读。东汉末的荀悦是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生于洛阳。

     东汉学者蔡邕（133年－192年）是大藏书家，每到一处必四处求购书籍。《后汉书赵晔传》：“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怎么“传之”？应该是给学人传抄。王充是会稽郡上虞人，他在公元96年逝世后，其著作一直在江南一带小范围转抄传播。《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佚失）说：“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约189年），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196年之前），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见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王充、赵晔都是会稽人，生前都声名不突显于世，属于地方学者，其著作也只在本地区小范围流传，蔡邕、王朗等人来到会稽才获得这些著作，是得自于当地书肆还是得自于当地藏书家则不得而知，但从蔡邕、王朗来当地都能得到王充著作看，在当地应不是难得之书，有可能是得自于书肆或佣书业者。

     汉代书肆有什么书卖？按西汉末年扬雄所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来看，似乎当时书肆主要是卖儒家经典外的“杂书”为主。西汉末太学有“常满仓”“为诸生储”，说明当时为太学生提供食宿。但不知道有没有为学生提供“教材”？或者仅是靠学生背诵记忆？按当时的情况，大概太学生都要自己抄写经书（各师所传本不同），也是一种基本学习方式。又或者当时书肆也有经书卖？按经营常识判断，利之所趋，当是出售好卖的社会需求大的书籍为主。《急就章》之类儿童识字、启蒙书或是一类；诸子百家或是一类；小说或是一类；术数方技农书日书等实用类书籍或是一类。尤其是术数方技类书籍，汉代士人、贵族应当非常重视，今考古墓葬中此类简牍出土数量巨大。

     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向皇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结果因政治原因被拒。班固《汉书·叙传》记述，班氏家族因为汉成帝器重班斿才能而获得赏赐一些内府藏书的副本，因此引得当时很多文化名流如扬雄、桓谭等纷纷登门求阅。一些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认为当时长安书肆应该还没有诸子百家之书，而以售卖儒家经典为主。此说虽有理但也未必尽然。我们知道写本时代的书籍，尤其是“古书”，常是有很多传本的，所以汉儒才要正定六经文字，才要树立熹平石经。而皇家藏书可能更善本更“正宗”，且会有一些罕见书籍，东平王求赐内府藏书，除史书外，未必是民间都买不到，而可能是有求善本求正本求珍本的意思，另一方面可能还有政治上的一些其他考虑。当时的知名学者登班府求阅的原因也可如是观，这跟书肆上有没有诸子百家之书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书肆上就算有这类书，学者也同样想看看内府藏书写本的内容。

     刘光裕先生在《书肆诞生与书商作用边缘化》一文中认为，汉唐重农抑商，推行压制商人的“市籍”制，禁商人及其子弟入仕，禁商人子弟进官学读书，禁商人拥有田产，“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代士人是地位最高的精英群体，而书商属于贱民群体，两者地位过于悬殊，书商失去了与士人平等相处或交往的起码资格，他们没有条件与能力自己从事新书生产，而儒者又不屑与商人为伍。负责新书生产的士人（作者和抄书者）不可能将新书交给书商牟利。士商对立，所以汉唐时代的书肆业务主要是买卖旧书，为社会上冗余之书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此即其所谓的“书商作用边缘化”。

     刘氏认为汉唐书肆进行旧书买卖应是事实。唐诗中多有述买卖旧书之事，王建《题崔秀才里居》：“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这是书商上门收购旧书；李中《书秀才壁》：“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徐夤《经故广平员外旧宅》：“结社僧因秋朔吊，买书船近葬时归。”说明书商的信息灵通，文人刚去世下葬，书商就驾船上门收购图书了。唐代如此，推测汉代情形大概也差不多。

     但我对刘氏认为汉唐书肆根本没有条件自办书籍作坊，不具备新书籍“生产”能力的观点是有所怀疑的。虽然汉唐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个以书商为雇主的佣书史料。但佣书（抄书）的士人都是生活贫困的下层文人，虽然佣书也能“自产自销”，但特殊情况下也未必不会为书商佣书，直接不会，间接呢？毕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还是罕见的。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一个书商见市集上某位佣书士人的字写得很好或持有很难得的好书，则让士人为自己抄写几部书籍，难道佣书人会拒绝吗?没理由拒绝的，价格也是可以商量的，虽然两者之间没有长期固定的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但实质的结果并没有大不同，一个地方如果有多个出色的佣书人，书商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很多“产品”，他需要的只是获取书籍进出的差价即可，为此可以做些增值操作：比如为书籍制作详细的目录简；书后附加抄录相关的内容；增加精美的书箧等；处理一番再以高价转手卖出即可获利，或者运输到别地利用稀缺性高价出售。

     另外，尽管汉代禁止商人子弟进官学读书，但汉代是有私学的，且两汉私学很盛，东汉尤盛，甚至有压倒官学的趋势，无论官私学，经学都是大师口授，有的著名学者，生徒多达到成千上万，所讲学之处，因为学生多，生活区附近甚至自发形成市集。士人虽看不起市侩之人，但有教无类历来是儒家教育原则之一，书商的子弟自然是可以求学于私学的，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本是藏书之家，有学习优势，或有学识不低者，而他们的职业前途因受限于“市籍”，则很可能会成为最专业的抄书者和校书者，为自家书肆服务。刘氏认为“自汉至唐的书商，偶尔可能私自“写书”，暗自售卖。然而书商文化水平低，他们“写书”质量差，数量少，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说法我持保留态度。“市籍”之类的限制或许并非真如“规则”那么严格，比如大商人家的卓文君再嫁本是平常事，为什么她不叫名士司马相如来提亲而是与他私奔？大概还是认为家里不会同意吧？又如东汉王充，他祖父就是大商人，他父亲干什么的不太清楚，可能也是商人，王充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但读过太学，当过教授、小吏，还是蔡邕都钦佩的学者。

     《汉书》常云某人博览群书，“博极坟典”，出现这种情况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上有大量的书籍流传且不难获得，汉代书肆的存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因素。

     东汉时期文化繁荣思想活跃，学者文本著述大增，私人著书立说者众多，而这些著作都是要“发表”的，就象司马迁说自己著《史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一样，学者著书立言就是希望著作广为传布，流传后世的。大量的私人著作进入书肆流通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由于上述的原因，汉代涌现了大量的私人藏书家，两汉四百余年，史料中有名有姓的大藏书家就有二三十人，不留姓名者可想而知更多。任继愈先生甚至说汉代藏书家“成千上万”实不为过。

     以上长篇题外话无非是想说明，汉代不但有书肆，且书肆应该有丰富的各类书籍出售，当然也包括汉人重视的方技书。

     《灵枢病传第四十二》：“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私览于诸方”应是从社会上获得的其他很多方书，这大概反映的还是汉代的情况。今本《黄帝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很多，光是引用零星语句和仅见书名者就有近40种，可见当时参考书之多。

     《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楼护字君卿，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楼护，西汉末年齐人，出身于世医之家，年少时就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其家藏医书之丰富，大概家中医书未必都是家传，可能有搜购自长安书肆者，甚至他父亲可能就是一位大藏书家。

     东汉王充（27—96年）《论衡须颂篇》：“今方板（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者忽然（不重视），不卸（御—用）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争刻写，以为珍秘”。王充所说这种“题曰甲甲某子之方”，在东汉初《武威治百病方》、西汉天回医简《六十病方》中就常见。如《治百病方》中有“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呂功君方”、“公孫君方”等。《敦煌漢医簡》有“漕孝甯方”。天回医简《六十病方》有“济北守丞方”、“息息生方”、“公孙方”、“都昌跳青方”等。问题在于，人争刻写的“方技之书”来源于哪里？普通民众的抄写范本何来？它们很可能就来自书肆，应属于民间传布的私人方书。汉代医方中这类“题曰甲甲某子之方”大概或真或假，商人为突出方剂的可靠性、效验性，便于书籍销售，常采取这种假借名人、名医之名取信民众的方式。葛洪《抱朴子》有云：“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古来托名出医书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从王充所论来看，东汉时代民间显然流传着大量的方技之书，以致民间对于一般的方书并不稀罕，非名医名人的方书人家都懒得抄。东汉时期文化繁荣，儒家经学方面私人著书立说者众，著述大增，且篇幅庞大。风尚使然，再结合王充所论，可以推测，当时应该也有很多名医著述流传于世。考察华佗医方和张仲景医方，会发现有些方剂两者都有，治同，药方近似，如瓜蒂散（张三味，佗二味）；猪苓散（张为五苓散）；橘皮汤（张两味，佗四味）；竹叶汤方（张为竹叶石膏汤方）；导便方（张、佗两法稍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华佗曾著书流传，张氏吸取（华佗大概稍年长与张仲景）；又或者当时市面曾流行有某著名方书记载有这些方剂，华佗和张仲景都曾购此书学习。

     从《汉书 艺文志》看，当时医经喜好分内经、外经，黄龙祥先生认为今本《内经》是汉代某一天才的著作，目的在于创建一套全新医学理论体系，《灵枢》是其理论主体，是内篇，而《素问》是外篇，是相关杂集。若依此推论，我看仲景医书大概也差不多，《伤寒论》是张氏伤寒治疗学理论体系，为内篇，而《金匮》则是外篇。

     《汉书 艺文志》中“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反映的是西汉末年的情况，这是官府长期收集民间医书后整理所得。西晋末东晋初的葛洪（283—363年）在《肘后备急方 序》中说：“余既穷览坟索，以着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葛洪距汉不及百年，纷繁乱世之后，其所见这些医籍大概只是汉晋医籍的一小部分。

     《东观汉记》卷十一：“上（刘秀）在长安时，尝与祜（朱祜）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赐祜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其亲厚如此。”这是光武帝刘秀回忆起和同学朱祜在太学学习期间发生的旧事，两人都是太学生，不是专门学医之人，却能“合药”，他们的医学知识显然来自于医书之类，而医书或得自书肆。

     《扁鹊仓公列传》中，淳于意自言：“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他早年获得的医方或是得自师传，或是抄来的，又或者就是得自书肆购买的医书。

     《传》中汉文帝还问淳于意：“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这段话不好理解，难道淳于意少时未拜师公孙阳庆就实验过他的方剂？他是怎么得到方剂的？

（三）汉代人获取书籍还有一个途径——佣书业（略）

（此部分全文也较长，此仅略选首段和最后三段与医学相关内容）

     唐代以前，抄书是复制文献的唯一方式，书佣的作用，等同于如今的印刷机。佣书业是以贫穷且有文化的下层士人群体为从业者，受雇佣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一般认为它始于汉代，兴盛于六朝，至唐宋雕版印刷术普及后，才逐步走向衰落。一方面，两汉时期发达的官私教育，培养了一个贫穷有文化的群体，为佣书业储备了大量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汉代文化事业的繁盛也为佣书业创造了广大的市场。

     ……

     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几部简册医书，书风不一，显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应该是出自不同书手所抄。天回医简中《诸病症候》共205支简，其书写风格就明显分为两种，或是内容同类的两本书。出土医简的M3墓葬普通，显然不是王侯贵族之墓，墓主的医书出自多个不同的书手说明什么？或是传自不同的师父；或是购自书肆；或是购自市集佣书者。

     从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献看，西汉及东汉前期文献载体以简牍为主，缣帛为辅，后汉中期之后纸张兴起。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纸的书写才开始逐渐普遍。大略而言， 纸在书籍、书法、绘画领域的普遍使用应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兴起，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大体上完成了纸张对简牍的替换。东汉末应邵《风俗通义》记载：“（公元25年）光武车驾（自河阳）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可见官府典籍、文书在西汉末就大量使用纸张了。《艺文类聚》卷三一引东汉崔瑗（78—143年）《致葛龚书》：“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三国志·魏志》卷二注：“胡冲《吴历》曰：‘帝（曹丕）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可见东汉后期及三国时期，士人已经习惯于用大张的“纸”书写，范晔的《后汉书》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若经济条件许可，书写珍贵或重要的文献用缣帛之“纸”，次选则用蔡侯纸。蔡伦之后，造纸工艺还在不断改进，如左伯在185年左右造出更精妙的“左伯纸”（“子邑纸”），当时书法家蔡邕“每每作书，非左伯纸不妄下笔”，足见“左伯纸”声誉之高。左伯纸、张芝笔、韦诞墨并为汉末文房三绝。有纸史学者认为左伯是在山东造纸，而其纸又能流行于通都大邑，足见产量不小。东汉经济文化繁盛，有理由怀疑当时纸张的质量和产量都很高的，只不过汉末被战火暂时中断了蓬勃发展的上升势头。汉代末年，纸张在抄写领域的流行程度还有待深入考察。

     东汉前期，书的抄写大概主要是竹简和布帛，即王充所说“今方技之书在竹帛”。东汉后期，蔡伦改进造纸术（105年）后，书的写与抄大概是竹简和纸张并行。东汉末年的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如果要著书立说，他会选择什么材料书写？竹简？缣帛？还是纸张？经济许可的话，缣帛当然是上选。次则竹简，因为三国时期一般还认为竹简比纸张更耐于长久保存。但从抄写、携带、传播的角度看，纸张更优，其实传播量越大，文献的寿命就越长久，社会影响就越大，明白这一点，以纸传书就是欲图书籍长久存续的另一种优选路径。张氏或许会用竹简著述，但大多抄其书者很可能会选择轻便的纸张。

     （四）官府医方张榜布告天下，民间传抄。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王怀隐、王祐等人编撰了《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但实际上，《圣惠选方蔡襄后序》云：“……诏颁州郡，传于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严管钥谨曝凉而已，吏民莫得与其利焉。”《圣惠》成书以后并没有获得宋太宗预期的效果。蔡襄任职福州时，福州医家何希彭精选《太平圣惠方》中方剂，“酌其便于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编成《圣惠选方》一书。1046年，蔡襄“因取其本誊载于板，列牙门之左右。所以尊圣主无穷之泽，沦究于下。又晓人以巫祝之谬，使之归经常之道……”。参见《艺文略六十卷》何氏《圣惠选方》蔡襄后序，或见南宋陈傅良等《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八-寺观类六。《三山志》此则“劝用医”之后，还有“禁蓄蛊”，记载宋仁宗时，“令太医集法方之善治蛊毒者为一编，命参知政事杜履为序颁之”。嘉祐六年（1061年），福州知州范师道“乃牒诸县各以其方雕板揭于县门。”具体应该是抄写或印刷于纸张上贴布于木板上。

     宋代官府这种医方张榜颁之民间的做法其实是一种久远的历史传统。

     《唐书》卷四十九下·志第三十九下；“开元元年（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七日，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令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二人。其后天宝五载（746年）八月《牓示<广济方>敕》：“朕所撰《广济方》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参见《唐大诏令集》卷114）。唐德宗李适以同样的方式在贞元十二年（796年） 御制《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颁布天下：“遂阅方书，求其简要。并以曾经试用，累验其功，及取单方，务于速效。当使疾无不差，药必易求， 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因加纂集，以便讨寻，类例相从，勒成五卷，名曰《贞元集要广利方》，宜付所司，即颁下州府，闾阎之内咸使闻知。”（《唐大诏令集》卷114《颁广利方敕》）《外台》卷七有 “龙朔元年（唐 661年）三月十七日，诏书十一物七熬方。”大概是唐高宗李治在661年发布过医方诏书，其中有范东阳的“十一物七熬饭后丸方”。

     将内府医方类似政令、律令一样郑重榜示颁行天下，属于古代帝王“仁政”的一种体现。类似的普及医方的方法还有刻石。以石碑刻书，一般所刻为儒家经典，即所谓石经。古代明经取士，而经文传写多误，故官府刻石立于太学以为定本，如东汉熹平石经。而以石碑刻写医方传布天下，足见官府的郑重其事。

     北宋庞安时《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安时言唐大和年，徐氏撰《济要方》，……又云∶今所删定六十三篇，六百六首，勒成六卷，于所在郡邑，标建碑牌，明录诸方，以备众要。又云∶时逢圣历，年属大和，便以《大和济要方》为名。备录如下，已具奏过，准敕颁行。此方已遭兵火烟灭。安时家收得唐人以朱墨书者，纸籍腐烂，首尾不完，难辨徐氏官与名。即不知本朝崇文诸库，有此本否？”唐文宗李昂太和年间为公元827年-835年。这是私人撰著，以朝廷准许刻石推广，庞安时所见就是民间纸抄本。

     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是根据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的见闻所撰，大约成书于唐朝中期的851年。记载了当时来华的阿拉伯商人曾见到过这种药方石碑：“有一石碑，高十肘，上面刻有各种疾病和药物，某种病用某种药医治”。

     洛阳龙门石窟有药方洞，洞壁上遍刻历代药方，这就是著名的龙门石刻药方。药方洞开凿于北齐，而药方大约始刻于唐代贞观末年。这是民间佛教信众所做的积德善事。

     北魏宣武帝元恪（483年～515年）也曾颁布医方于民间。《魏书》卷8《世宗宣武帝纪》：“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魏书·王显传》载：“世宗（即宣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宣武帝元恪颁布民间的经方应就是王显所撰《药方》三十五卷。“布下乡邑”，应该也是要张榜的。

     医方不论是榜示还是刻石，目的都是任人抄录传布，以救民疾苦。而将医方颁布天下，实则汉已有之。

     居延旧简18.5上有三行文字：“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闰月丙子朔乙酉，大医令遂、丞褒，下少府、中常方，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一般认为这段文字应是紧承诏书正文的第一道行下文。对于这段文字的解读简牍学界有分歧。因“中常方”一词不见于传世史籍（汉有“中常侍”，为皇帝近臣），但根据汉简文书通例，此处应为诏书所下达的职官对象。乐游（刘钊）先生推测，“中常方”可能是太医令属下专管方药的小官 ，典籍失载。“中”应理解为“禁中”之意。刘氏又说“该份诏书经由太医令之手，同时送达给其上司少府和很可能是下属的“中常方”，既须专门标明中常方，则诏书应关乎医方。有学者曾谓此简与将经验良方传布于郡国有关 ，虽然各家引用时在具体简文上或有偏差，但大方向宜当无误。”刘氏还从此诏书的传递过程，怀疑此诏书与汉元帝时期臣民献方之事有关，将医方转于“中常方”，可能有检测验证医方的意思。

     汉代诏令“布告”天下，最基层是直接录写于乡亭粉壁，或录写于木板再悬挂其上。汉简中常有将官府教令“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令民知之”的语句，这种传统后世一直存在。

     汉代政府以诏书形式向天下公布经验良方也是有出土文物证实的。《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第一期，曾刊登了一盒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墙壁题记照片，记者误会照片内容为著名的西汉元始五年《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而刘钊先生经过仔细辨认解读，发现照片中这些汉代的墙壁题记实际是政府下达的医方诏书无疑，年代大约在公元36年—39年之间。此物是东汉政府以诏书形式将经验良方“布告”天下的直接证据，其事或与当年控制天下疫情有关。其中一方“治伤风头痛除风方”用到了“甘草”。此物发掘出土已经多年，可惜藏于库房角落，医学史家鲜有人去追究此文物内容及内涵。《短剧方》（《小品方》）中有“诏书发汗白薇散”，可能就曾是官府以诏书形式向天下公布的医方，后流传于民间。《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尸注鬼注方第七》：“……及成帝所受（授？）淮南丸，并疗疰易灭门”，“淮南丸”大概也是此类诏书方。（参见乐游《试论出土文献所见汉代颁行方药诏书》一文。）

     可以推测，在汉代，尤其是疾疫大兴，灾异蜂起的东汉时代，朝廷大概经常以诏书形式向天下公布各种抗疫的经验良方。如今政府也一样如此。汉代政府“布告”天下的这些经验良方，原文本当为当地政府收藏备用，医官执传，然后“郡县备写，布下乡邑”，最终必为各地医家或民众所抄录传布，不少还能流传后世。可以想见，东汉朝廷诏书布告天下的防疫医方，其剂量表述要么采用世用度量衡，要么采用形态单位（枚、颗、把、只等）或比例单位（“分”），否则不便于民间理解和配药。

     汉代官医除了主要为贵胄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疫病流行时）、流民、甚至刑徒、囚犯诊病。军中有专职军医。汉代的医疗机构“乳舍”（产院）可能也是官设，配备官医。而这类官医很可能随身携带有朝廷颁发的专门性诊疗处方集，这些人退休后自然也会向外部传播这类官府医方。南朝初陈延之《小品方.述增损旧方用药犯禁决》云：“亦相承见经方是官典医所执传，便谓其道卑贱，非君子所看，委之典医。”此说表明基层医官应是有经方手册之类的医书，这大概是东晋到南朝初的情况，推测更早的东汉时代可能就如此。

     里耶秦代医简、北大医简、天回《六十病方》、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西北医简中有一些相类、相同方，各自出土位置相距遥远，为什么呢？估计就跟当时社会医方的传播方式有关，或者都得自政府向天下布告的经验良方；或者是因为民间著名医书的四处流通传抄。

     有学者以天回医简《六十病方》中的一些姓氏（人名）方来推测方剂医术的师徒传承谱系，这其实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大概是因为不了解汉代医方传播的实际状况。医方“题曰甲甲某子之方”或是当时官、私著医方传播中的通行做法，而且这类题名方剂传播得更快更广，未必与师徒传承有关。难不成张仲景医著中有侯氏黑散、崔氏八味丸，他就是这两位的衣钵传人么？

     （五）官府医方的民间来源

     中国历代朝廷内府的医方来源于何处？至少有相当部分无疑是来自于民间验方。秦始皇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私人图书收集合法化，书籍的公开流通成为可能。汉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求遗书于天下”， “置写书之官”，负责将征集来的图书进行整理和抄写，分送太常、太史、博士以及皇家藏书机构和有关官署。汉成帝时皇家藏书已经“书积如丘山”。这些从民间收集回来的书籍，显然会包含有不少医书。

     汉代帝王经常向天下征召方士、“本草待招”之类，这些人应召，应是挟书而来，本质上应该还是向皇帝“献书”或“献方”—— “长生”“不死”“神仙”之方。这些方技之书最终大概都会进入内府之中。而这些人退回民间之后，他们为“应聘”而作的书籍可能就回流民间并流传开来。

     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之书。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代官府组织的图书整理，其实从来都是以整理民间私学的“一般图书”为主，因为“官书”——政府文件、簿籍、律令、历法、史书、仪典等，从来都是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整理入档保管的，不需要另外的整理。所以李柱国校方技之书，应该主要是将秘府原有经方和民间医方进行综合分类整理。

     西汉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朝廷控告淳于意受赂，意被押解长安受刑。后因小女缇萦舍身救父而得解。多年以后，汉文帝又下诏问淳于意很多关于其医学和人生经历的问题。“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从《扁鹊仓公列传》内容推测，文帝诏问淳于意大约在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之后，为什么事隔多年文帝还要诏问淳于意医学问题？或许汉文帝对医学也很感兴趣；或许是与当时薄太后生病有关；又或许是朝廷想获得淳于意的医书，诏书曾问“有其书无有？”。虽然《传》中没有提及文帝征集仓公医书，但当时朝廷获取名医仓公医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淳于意必然要揣测文帝诏问的心思，感恩献方书估计是难免的，若如是，仓公名方经朝廷传布天下也是可能的，后世方书中偶有仓公散之类医方，是否真是仓公医方则不得而知。

     向皇上或朝廷敬献医方可能自古是我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南朝陈延之《小品方序》曾云：“古之旧方者，非是术人逆作方，以待未病者也。皆是当疾之时，序其源由诊候之，然后根据药性处方耳。病者得愈，便记所主治，序为方说，奏上官府，仍为旧典也。……疾愈方积，历代如此，自然成多也。”也就是说贵族或下级官吏获得经验良方，常常“奏上官府”。例证如武威医简《治百病方》中有“白水侯（刘敞）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天回医简《六十病方》有“济北守丞方”等。北宋初天宝年间，南平国末代君主高继冲向北宋皇帝献《伤寒论》。这些医方应先是地方官员献方于中央，后又多被官府整理验证后又颁布于天下。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医出身的刘翰（919～990年）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任命为翰林医官。后来他还参加了北宋初年《开宝本草》的编撰工作。

     历代朝廷中，宋代是最重视医籍整理和传播的，宋太宗在981年曾下诏重赏求医书：“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此措施的后果是导致了《太平圣惠方》（992年）的产生并颁布天下。宋代《和剂局方》也是民间献方集合的代表，宋神宗元丰年间“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yù）之，仍模本传于世。”据南宋名医许洪实验《局方》云“神效”。近现代也有大规模的献方运动，一次是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在1929至1937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验方，审查编著了《审查征集验方》，收录民间秘方、名家效验良方近6000余首，分为6册。另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群众献方运动，但当年涌献之方似乎至今都未能很好地进行整理和研究。

     医学在汉代是“显学”，属于那个时代的“高科技”技术，社会上学习和研究方术、方技成为社会风尚。所以汉代儿童启蒙识字书中很多药物名称；所以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含有丰富的采药、制药内容；所以西汉农书《氾胜之书》有用附子处理种子的方法；所以皇帝会专门诏问名医有关医学问题；所以汉代文人议论事物常常以医药疗疾为比喻；所以汉代墓葬经常出土大量的医学简牍和医学文物；汉代民间有大量医书传抄；一样的方剂在帝国各地出现；朝廷经常以诏书向天下布告经验良方；医家能师事多人且广收弟子；游医奔走天下，游学四方；非学医的士人能自己采药合药卖药；世医子弟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医家著书立说者众多。等等。从以上诸如此类的社会状况判断，汉魏期间，医学文本有一个大量公开化、世俗化的过程，其传播媒介大概主要就是书肆、佣书业和朝廷医方布告、榜示之类。正是在这种医学文化繁盛的时代环境中，才产生了《神农本草经》、《素问》、《伤寒论》这样的汉医学名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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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刘钊）《试论出土文献所见汉代颁行方药诏书》 古文字研究 2018年00期

九臣文学《抄书市场里藏着不少知识分子 ——魏晋南北朝》

董火民 《中国古代抄书研究》

李明杰 《先秦两汉的佣书》

凌云 《两汉时期的佣书活动》《出版发行研究》2004-01-024

刘光裕 《书肆诞生与书商作用边缘化》

贺巷超《汉代佣书业产生的历史条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2期

周侃《古代书手起源考证》《艺术百家》2007年01期

周向峰《王莽时代的太学 》

于赓哲《然非有力不能尽写_中古医籍受众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