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江厚万先生帖：对话《沙龙》

黄煌

      08年正月初五我赴宁给黄师拜年（也可说是第三次拜访），适逢黄师主编的《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出版，黄师将它作为“礼物”回赠，今春黄师又寄来《沙龙》第二期。细读之后（本人天生不敏，无“一目十行”之能，却爱“十目一行”地“嚼”书，凡有疑问处则打上问号或注上待查考；有启发处，则标注“首见”、“新见”、“创见”、“高见”、“妙论”、“可取”、“正确”；有错处则径改之或驳斥之；有歧义处则集录他说而评述之），使我对经方的基本概念与内涵、经方的由来、经方的实用价值、经方与时方、经方与中医学等相关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黄师的心路历程和治学方法有了初步了解，因而弥添敬佩与倾慕之情。现将本人拜读《沙龙》的点滴心得草拟成文，献给广大网友，诚恳地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2.1  我对经方的理解

     经方的本义是中医经典方剂的略称，引申而言，经方也可说是经典方、经验方、经常用的方之简称（黄煌语）。经方学不同于一般的中医方剂学，它不仅指如何解读方子本身，更主要的是指用于指导方药应用的理论体系有别于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它摒弃脏腑经络理论，五行生克学说，紧紧抓住“方”与“证”两端，采取“降维”、“升阶”、“纵横类比”方法，具有实证科学的显明特点，经得起临床验证。因此，准确地说，经方应称之为“经方医学”（黄师正如此称谓，我这是废话）、“方证辨证学”或“方证医学”。伤寒大家陈亦人先生是反对“经方、时方”之说的（曰：“经方派与时方派之分是人为的偏见”），但只要将经方作黄煌先生之意解，则陈黄两说可谓不谋而合。

2.2  经方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怎样

     经方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流派，并非在中国大地上早就存在或又冒出一个新的医学。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将来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医学，目前的中医学、西医学、民族医学都将会统摄于医学。今天之所以存在各种不同的医学流派，这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与人类思维方法的短绌所致。人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认识与把握生命变化的部分规律，只能得出“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的结论。因此，必须承认，中医学是医学的“儿子”，经方医学又是中医学的“儿子”，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容混淆。

2.3  病、证之辨

    病名诊断是西医学的概念，它要求有明确的病因学证据、病理解剖定位、生化与免疫学指标异常、生理学数据改变与临床症征表现多寡的综合分析，如果这些要素缺如，或是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则难以做出病名诊断，而往往以综合征（syndrome）名之。

     以证名病是中医学的特色，“证”字首见于《伤寒论》“随证论之”一语中，足见张仲景是创立中医诊断概念的第一人。但确认“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断学的规范（原则），以区别于西医的辨病论治，当以任应秋先生1955年发表于《中医杂志》的“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为标志。或谓：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各篇首概冠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岂不明明是主张先辨病后辨证吗？其实无需多加辨析便可明了仲景之本意，“辨某某病”之“病”是诊断概念，“脉证”之“证”乃“证象”或“症状、体征”之谓，它与“脉”是并列关系，都是表征“病”（证）的要素，而不是诊断概念。换言之，仲景所言“辨某某病”之“病”即“证”的同义词，如“太阳病”就是“太阳证”。也就是说，在仲景的心目中，“病证”是同义复词。至于仲景为什么要“忽悠”后人，那则是古文字学家、古汉语学家、语言学家或考据家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围绕辨证论治中的“证”字，医学界已经斗嘴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是难衷。目前大致有如下一些说法：（1）证是疾病的现象；（2）证是疾病的综合病理概括；（3）证兼有疾病的现象和病理概括两方面内涵；（4）证是人体的一种反应状态、病理状态或病理功能态；（5）证既是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反应状态，又是综合表现；（6）证即病机；（7）证实为病；（8）证是一类由于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的基本病理过程和临床综合征；（9）证是一种无量纲数；（10）辨证论治就是因势利导，因势即概括辨证，利导即概括论治（岳美中）；（11）辨证论治即辨症求“证”，论治施“方”（叶橘泉，我十分赞同叶老的说法，上述我对“病证”之辨不如叶老的一语破的）；（12）祝世讷先生对“证”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证是人的系统质病，‘证’所反映的是人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不可能把它们还原为特定的物质成分、解剖形态、理化指标┅┅。油画蒙娜丽沙是由化学颜料绘成的，但蒙娜丽沙的微笑只存在于油画的整体水平，把油画分割为若干小块，或用化学方法提纯出颜料的各种化学成分，都找不到那种永恒的微笑。”我们不妨将“证”比作蒙娜丽沙的微笑，倘若将构成“证”的各种要素（先天体质、致病因子、环境因素、原有疾病、情志内伤、药物干预等）予以分解，“证”的整体画面也就不复存在。

      经方医学将“证”理解为“药证、“方证”，即用药（方）的“证据”、“状态”、“指征”（有时则指）“体质”（或某种）“病”。这样一来，不免产生一个问题，“药（方）证”之“证”与传统辨证论治之“证”两者是什么关系？如果后者包含前者，那就意味着只有在弄清后者确切内涵的前提下再讨论前者才有意义与可能；如果两者是各有所指，那它们则是互相排斥或二者当取其一，抑或互相补充甚至合二为一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会造成诊疗概念的进一步混乱，目前已经够混乱的了。如有人提出“先辨中医之病后辨中医之证，再结合西医的辨病”，不难看出，这里产生了三对矛盾，一是中医辨病与辨证的矛盾，二是中医辨病与西医辨病的矛盾，三是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的矛盾，倘若再加上“药（方）证”的概念，势必产生更多的矛盾。经方医学本来只需顾及“证”与“治”两端，“有是证用是方”，方证对应，一目了然。然而，令人生疑的是，经方医学所言“药（方）证”（有时指）“体质”（或某种）“病”，那么，何时指“体质”？何时指“病”？如果仅指“体质”，那就意味着“证”与“体质”是分离的，此时辨“证”就显得多余；如果指“病”，那就意味着中医有时可以辨病论治，无需辨证，这样，是否存在着前后矛盾？

     诊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治疗服务。如果诊断不能为治疗方案（中医必须具体到方证）提供依据，任何诊断都是无意义的。当年SARS问世，“学究”们立马就创造出了“肺疫毒”的诊断名词，不知这“疫毒”是如何“毒肺”的，也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去掉这个“毒”，更不知这个“疫毒”与温病究竟有何区别？近日又发现甲型H1N1流感，不知又该用什么“毒”来命名？！

2.4  专治、通治之别

      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有时交叉，有时又不交叉，有时表现为同一规律，有时又表现为离散特性，两者之间关系极其复杂，因而导致对“治证”与“治病”概念的不同理解。如近年出现了《中医内科辨病治疗学》、《内分泌疾病辨病专方治疗》、《乙肝良方1500首》、《中医治疗糖尿病》等等“现代化”中医著作，我拜读之后，不禁窃笑，中医治病从来就是“辨证论治”，哪有什么专病专方？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可以治疗包括感冒、荨麻疹、变态反应性疾病、胃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综合征、风湿病、肿瘤等不下30余种疾病，不言自明，桂枝汤就是专治“桂枝汤证”，而通治30多种不同的“病”（西医）。因此可以断言，企图寻找专治某病或针对某致病因子的中药（方），根本不符合逻辑，无疑是天方夜谭。

2.5  中药双向调节之谜

      Graydragon(《沙龙》（一）P191)提到中药的“双向调节”问题，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其基本原理。研究认为，中药之所以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中药的多成分性与受药机体当时的状态。如当作用相反的两个成分同时作用于机体时，机体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功能状态。这一规律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Wilder首次发现，称之为“原初值定律”（Law of initial value），认为当机体受到刺激（含药物）时，如当时机体功能状态处于兴奋时（原初兴奋水平高），则对兴奋性刺激的反应较小，而对抑制性刺激反应较强。反之，原初兴奋水平愈低，则对抑制性刺激的反应愈弱，而对兴奋性刺激的反应愈强。如人参三醇型皂苷有增强心肌收缩作用，而人参二醇型皂苷有扩张血管作用，当血压过低或休克时，衰弱心脏对前者的反应增强，因而表现为血压回升；反之，当血压升高时，血管处于痉挛状态，则对后者的反应性增强，因而血压下降。（参见李仪奎主编《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中药》）

2.6中药功效之理

     无论是“药证”之“药”或是“方证”之“方”，还是“辨证论治”之“治”，皆指治“证”之中药。那么，中药的治疗原理是什么？中医人不能不懂。现参照祝世讷教授有关论述，简述如下。

     （1）整体取性原理    系统中医学认为：中药（方剂）所具有的“性”、“味”和功效，都是从中药的或方剂的整体水平取定的，换言之，是运用药的系统质或方剂的系统质治疗机体的系统质病变（“证”）。

     （2）中介调理原理    中药（方剂）在体内的处置，是由若干中介环节进行转化，包括肠道微生物的参与，可以出现一次产物或两次产物甚至三次产物，最后才呈现为治疗功效的。所谓中药成分论则往往忽视或否定中药在体内的这一转化规律，应从理论上予以修正。

     （3）  负熵性非特异作用原理    现代科学认为中药（原植物）与人都是宇宙演化的产物，都是“生物圈内的多种物质流动的结点，其物质流动是由太阳能所推动，或者说是由太阳能所给予的负熵所推动”。中药与西药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中药对于机体除了特异作用外还具有“负熵”性非特异作用。

     （4）同源同构相容原理    系统中医学认为，包括人和动植物在内的世间万物皆由演化（气化）而来。所谓药食同源其实质含义是共同源自气化，这种与人类同源的天然药物细胞结构与人类的细胞结构更加接近，因而更容易为人体所接受，必然能发挥人工合成药物所不能替代的治疗作用。现代研究发现，水蛭的脉管系统超微结构特点更接近脊椎动物。这可能正是“虫蚁搜剔”作用原理之所在。



2.7  方法学切蹉

     黄师在回答大同先生（《沙龙》（一）P65）有关方法学的提问时说：“从方法学的角度而言，医学科学是不分中西的，方法本身就是中性的东西┅┅。”此答是否有失审慎呢？其实，方法学本身又是一个专门学问，是一个大话题。我想引用韦黎先生发表于《中医复兴论》前言中的一段话，可能较有说服力（我说的不可能比他说的好）：“一定的研究对象，决定或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研究的客体固然都是人，然而人是万物之灵，人包括了万物，人就是万物，所以在人的身上包罗了万物的种种属性。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医学和西医学两者，其实各自研究了关于人的一部分物质属性。据此，中西医各自选择的研究方法则各不相同。”

李小荣

江先生的对话把《经方沙龙》系列盘活了、深入了！江先生的思考很细致精辟，向江先生学习、致敬！
传统辨证论治之“证”到治之间还隔有个“论”，要抽象化、思辨化，“论”明白了就可以飞花摘叶灭病于无形！经方的方证相应其证与方两端是直接的、“浅显”的。辨识的是方证，施治的是具体的方药。
“经方医学所言“药（方）证”（有时指）“体质”（或某种）“病”，那么，何时指“体质”？何时指“病”？”------所谓医者意也之意就是观察、思考、辨识！方（药）证是对体质抑或对“病证”这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这是一个战略的问题而不是战术层面的问题了！

maixue

回到了证的广狭之论了

刘西强

方证和药证是寻找用方的证据，也就是比较客观的依据。过于追求完美的表达，或新潮的表述，往往把人引向一端。这种朴实的表述，能够嫁接各种知识单元，让我们不要过多受到思想限制，从而有无限的延展性。

佛手

就是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研究研究病呢？这个病是怎么生的？这是方证之源啊！

佛手

我觉着黄老师本来的意思是要让中医诊治如何变得简单易学正确有效才研究的药证方证。所以方证药证研究最终会演变成对人类疾病谱的重新分类，进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方医学，这时我们就完成了对伤寒论这部奇书的翻译阐述，或者说是完成了伤寒杂病论的第二代系统构建，这两点可能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因为我们不求其全、但求其真，我们只是通过艰苦绰绝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系统，确立了其中的基本法则，以后这个医学系统会按照人类疾病谱的发展自我更新膨胀，它将富有生命力！不知大家同意否？不过这只是我追随黄老师学习医术的初衷！欢迎大家深入讨论！

zure

同意佛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