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病对应关系之思考【转帖及点评】

南京陈斌

方病对应关系之思考

作者：刘 玥史大卓

中医的辨病施治、方病对应并不是简单地将西医病理生理改变对号入座，而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观察到的病理生理改变，探讨疾病辨治规律的一种方法。

辨病指导下的方病对应治疗较单纯辨证论治更有针对性及可重复性。因此，临床方病对应和方证对应结合，以病为主轴，总结疾病的辨治规律，探索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病情特点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对中医临床具有重要作用。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多是根据临床症状和病因做出“病”的诊断，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归纳出“证”的概念，然后针对“证”的寒热虚实，采用自然药物的阴阳属性去调整或纠正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阴平阳秘、相对平衡状态。“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一直是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两种模式，且两者相互交叉、互为参照。基于“辨证论治”，证形成的病因、病机决定了方药的选择，方药的配伍对应于“证”所包含的病势、病位、病性的信息和脏腑气血的复杂联系，此种诊治疾病的模式称为“方证对应”。基于“辨病论治”，疾病内在的病理生理变化，即疾病固有的发生发展规律决定着方药的选择，方药的配伍针对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此种模式称为“方病对应”。关于方病对应，虽早在《内经》中即有论述，而且现代临床医者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应用于疾病的诊治，却少有系统论述。

随着西医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现代中医临床所面对的绝大多数不再是概念模糊、笼统的传统中医病名，如胃脘痛、心悸、泄泻、胸痹等，而是西医学诊断相对明确、具有特定病理生理变化的疾病。中医学如何认识这些具有特定病理生理变化规律的疾病，如何发挥整体辨证的优势去诊治这些疾病，提高中医方药治疗的针对性，成为现代中医临床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对“方病对应”的历史发展、临床应用及其与“方证对应”的差异进行系统梳理甄别，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病对应”的历史沿革

中医“方病对应”诊疗学的基础是“辨病论治”，其源于《内经》。《内经》中多处提及相关的“病名”，如“痹论”“痿论”“咳论”及“寒热病”“水肿”“热病”等，强调明确疾病诊断的重要性。《内经》中针对疾病的治疗方药虽然不多，但多是以辨病论治为主，以方病对应为主要治疗模式，如《素问·腹中论》言：“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素问·病能论》言：“有病怒狂者，……以生铁落为饮”等。这应是中医“方病对应”治疗模式的肇端。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中强调病脉证治，注重某个疾病的传变规律，确立相应的治法和方药，如太阳病用桂枝汤、麻黄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阳明病用白虎汤、承气汤，太阴病用理中汤，少阴病用四逆汤等；同时亦有辨病治疗的专方专药，如治疗狐惑病的甘草泻心汤、治疗百合病之百合地黄汤等，促进了“方病对应”的发展。东晋医家葛洪指出，临床应“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先错杂”；唐代孙思邈提倡，“夫欲理病，先察其源”。这里的“分病别类”“察病求源”，表明当时医家注重探求疾病的病因病机，注重辨病施治。《千金方》与《外台秘要》，在专病方药方面较仲景又有发展，如治瘿用羊靥（羊甲状腺）、海藻、昆布方，治消渴用地黄、黄连，治痢用苦参，治夜盲用羊肝等。至宋、金、元、明、清时期，辨证论治得到迅速发展，辨病论治则发展相对滞缓，但亦不乏重视辨病论治的医家，如宋代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指出：“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卷十三至卷十五中列出内、外、妇、儿诸科各病的专方。清代徐灵胎的《兰台轨范》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迨至近代，随着传统中医临床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升华，许多中医临床医家重新审视辨病论治的重要性，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教授曾说：“现代中医界流传着一种只重证不重病的错误倾向，理由是凭藉八纲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表现的不同症状，施以治疗，就可以解决各种不同的疾患，我认为这是把辨证论治庸俗化了。病是基本矛盾，证是主要矛盾，各有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着眼于贯穿疾病基本矛盾的“辨病论治”及“方病对应”，自古至今皆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模式，其与辨证不同的是辨证着眼于疾病某阶段整体症状、体征的综合，而辨病则注重于疾病内在的病理生理改变。两者在认知和治疗疾病方面，各有侧重，不可偏废。

“方证对应”的局限性

　“方证对应” 的核心在于强调临床治疗疾病“有是证用是方”或“一证一方”。中医的“证”是医者对患者症状、体征主观认知的概括归纳，主观认知的能力不同，对同一患病个体症状、体征的认知必然会出现差异，因而“证”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与“证”相对应的治疗便显得较为灵活，难以统一规范。此外，临床即使辨证相同，不同医生因临床经验和学术背景不同，也会采取不同方药治疗。临床用于某一证的方剂常有多首，即“同证异方”；同一方又可用于数个证，即“同方异证”，两者都能获得一定疗效。“同证异方”和“同方异证”，提示中医方证关系可能并不是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更多情况是表现为方剂与证候间不同程度的对应，即方证不同程度的关联。

“方证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医辨病。辨病强调疾病内在的病理生理变化规律。临床上异病同证，治疗上往往有很大差异，如胃癌、慢性胃炎、心肌梗死、心绞痛、胰腺炎、胆囊炎等，某一阶段都有可能出现胃脘痛，表现为脾胃阳虚证，如果仅按中医脾胃阳虚的胃脘痛辨证论治，显然失于宽泛，如遇胃癌或心肌梗死患者，因未得到及时诊治，还会延误病情，甚至贻误生命。又如高血压病、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等疾病，某一阶段都可表现为肝阳上亢证，但却各有特点：高血压病易化风化火，更年期综合征以肾虚为本，甲状腺功能亢进多易发展为痰气交结。再者，临床许多慢性疾病在初期或代偿阶段，患者可无任何不适症状，或仅理化检查出现异常，此时中医治疗因无证可辨，施治亦难。对于上述疾病，中医临床如何实践“方证对应”？显然，仅满足于辨证论治、方证对应，不注重疾病固有的病理生理变化，就难以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临床疗效，有时还会陷入无证可据、无方可施的尴尬局面。

“方病对应”的临床应用

　“方病对应”重在辨病的基础上病证结合，将西医对疾病病因和病理生理改变的认识融入中医诊治疾病的范畴，以提高中医干预方药与所治疾病病理生理改变的针对性。病证结合临床诊疗模式融合了中医、西医病理学和中西医诊疗学，体现了疾病共性规律与患病个体个性特征的结合。有学者提出“因病-因证-因症结合”的中医组方模式，强调将辨证论治的用药与病、症的专药专方结合起来的遣药组方思路，与“方病对应”的中医辨治模式多有相似之处。在传统中医临床辨治实践中，“方病对应、因证易方”十分常见，如对“肾虚证”的选方，哮喘用金匮肾气丸、七味都气丸、参蛤散加减，泄泻用四神丸，头痛用大补元煎，眩晕用左归丸、右归丸，腰痛用青娥丸，阳痿用五子衍宗丸、赞育丹等。上述方药的选择，既有针对“证”的共性，亦有对应“病”的差异。

方法；中医学对疾病病理生理的辨证认识则基本源于整体归纳、演绎的思辨，即“黑箱思维模式”。由于缺乏微观、量化的定位、定性分析，其归纳的证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因此，中医传统临床的辨证施治在历史长河中，虽然宏观模糊的整体认识不断发展，如伤寒学说、温病学说、伏气学说、瘟疫论等，但鲜有如清代王清任建立在解剖和中医学理论结合基础上的“血管无气”“气虚血瘀”等认识突破，而多是在天人合一、取类比象、演绎归纳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认知，难以和客观的病理变化有机结合。与西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观察人体病理生理变化和研发针对性的治疗药物相比，便显得蹇步缓慢，只能靠漫长反复的主观观察的感性认知，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

不断应用西医学理化检查和影像学技术，扩大和拓展医者的诊断视野，认识和分析观察到的新内容、新现象，是中医辨病施治、方病对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冠心病，中医学将其归属于“胸痹心痛”范畴。《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指出其病因病机为“阳微阴弦”，由胸阳极虚、阴寒痹阻、胸阳失展而致。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临床治疗多采用宣痹通阳法或芳香温通法治疗。冠心病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AS）狭窄、痉挛、血栓形成，与血管内膜增生、AS斑块形成、血小板黏附聚集、血栓形成等密切相关，和中医血脉凝涩不通十分相似。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郭士魁名老中医、陈可冀院士等倡导“血瘀”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在此基础上，针对冠心病基本病理变化，方病对应，主张以活血化瘀中药为主进行治疗，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活血化瘀方药目前已成为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最为常用的方药。再生障碍性贫血，归属于中医学“虚劳”“血证”的范畴。上世纪70年代以前，根据脾主生血的认识，多采用健脾养血法，方选归脾汤或当归补血汤加减治疗；70年代后，因本病基本病理改变为骨髓造血功能减低或衰竭，有学者将中医肾主骨生髓的认识和西医的病理改变有机结合，尝试从补肾填精为主治疗，疗效获得较大提高。现代CT检查技术，可对脑出血做出明确诊断，有学者根据“离经之血”便是“瘀血”的认识，突破脑出血忌用活血化瘀药的禁忌，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在解除血肿对周围组织的压迫反应，缓解或消除血肿周围的脑组织水肿，改善脑神经组织的缺血、缺氧及坏死等方面，显示有优于以往凉血止血治法的效果。

“方病对应”对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也有一定应用价值。如中西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研究，在具体疾病动物模型的基础上，观察中医证候特征及对应方药的作用特点，复制出既有现代疾病特点，又具备中医证特征的动物模型，对揭示中医病因治病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直接采用西医疾病模型，不另外施加中医的病因造模，动态观察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中医证候的演变特征，此种模式可能更符合临床。如有学者借助腹腔注射小剂量链脲佐菌素和高脂饲料喂养方法建立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大鼠模型，在自然病程下通过其外在表征及相关实验室指标的动态变化，观察分析该模型的中医证候学特征，发现该模型随着时间延长，表现出在气阴两虚基础上，逐渐合并痰浊及血瘀的中医证候特征。同时发现益气养阴、益气养阴化痰及益气养阴化痰活血方药不仅对各阶段中医证候有改善作用，还对高血糖及血脂异常有一定的调节效果，由此推测该模型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2型糖尿病中医证候演变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

综上，辨病施治、方病对应治疗现代医学疾病，着眼于疾病自身病理和病情演变，可以弥补单纯宏观整体辨证施治的不足，但不应停留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或专病专方专药治疗的水平。针对某一疾病，简单的中医分型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掩盖疾病的复杂性、多变性，引导医者的思维趋向单一和片面，即病-证-方的线性模式，这会妨碍中医临床治疗学的发展和疗效的提高。中医的辨病施治、方病对应亦非是简单地将西医病理生理改变对号入座，而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观察到的病理生理改变，探讨疾病辨治规律的一种方法。辨病指导下的方病对应治疗较单纯辨证论治更有针对性及可重复性。因此，临床方病对应和方证对应结合，以病为主轴，总结疾病的辨治规律，探索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病情特点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对中医临床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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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陈斌

中医“方病对应”诊疗学的基础是“辨病论治”，其源于《内经》。《内经》中多处提及相关的“病名”，如“痹论”“痿论”“咳论”及“寒热病”“水肿”“热病”等，强调明确疾病诊断的重要性。《内经》中针对疾病的治疗方药虽然不多，但多是以辨病论治为主，以方病对应为主要治疗模式……

因此，着眼于贯穿疾病基本矛盾的“辨病论治”及“方病对应”，自古至今皆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模式……

一一说中医辨病论治，方病对应，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中医的辨病论治是什么情况。

在中医内科领域，中医先辨病，后辨证。辨的病名，有咳嗽、喘症、厥症、胃痛、痞满、呕吐、噎嗝、呃逆、腹痛、泄泻、便秘、胁痛、黄疸、积聚、鼓胀、头痛、眩晕、 瘿病、水肿、淋症、癃闭、关格、阳痿、遗精、早泄、郁症、血症、痰饮、自汗、盗汗、内伤发热、虚劳、肥胖、痹症、痉症、颤症、腰痛，感冒、哮病（支气管哮喘）、肺痈（肺脓肿）、肺痨（肺结核）、肺胀（慢性阻塞性肺病）、疟疾。

具体分析下来，可以看出，中医所谓的病名，整体上言，实质上是症状诊断。只有少部分是相当于现代医学上的疾病诊断（感冒、哮病、肺痈、肺痨、肺胀、疟疾）。中医辨证论治，多数时候是跳出病的范围，直接对主症进行证候的分析与诊断。少数时候先辨病，在病的范围内，根据病的分类及过程，进行细化，分型论治，治的目标与对象，并不是病的本身，还是证，病范围内的证。并不存在辨病论治，同病同方。而是同病异证，同病异治，同证同方，异证异方。是方证对应，没有方病对应。

南京陈斌

西医病的概念，是一定病因作用下病理过程与病理状态的集合，核心在病因，病因贯彻于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始终，所以西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同病同治，同病同方。

中医辨证论治，证的本质是某种特定的病理过程或病理状态，可以由不同的病因引发导致（或者同一病因可引发不同的病理过程与病理状态，即不同的证）。中医辨证论治，不论起始病因是什么，有是证用是治，直接针对特定的病理过程或状态进行调节干预治疗。中医的方药，是与特定的病理过程或状态相对应的，不是与特定的病因相对应的。

南京陈斌

中医的方药，是与特定的病理过程或状态相对应的，不是与特定的病因相对应的。

——如果把某种特定的病理生理过程或状态看作是“病”，那就存在着方病（证）对应。如果把病的概念定义为"一定病因作用下病理过程或状态的集合”，那就不存在着方病对应。只有方证对应。

南京陈斌

肺痨的辨证论治      

一、辨证要点    1、辨病性肺痨病理性质以本虚为主，亦可见标实。本虚为阴虚，病变进程中可发展为气阴两虚，阴阳两虚；标实为火热，痰浊和瘀血。故应辨别虚实的属性，是否相互兼夹及其主次关系。   

2、辨病位肺痨的主脏在肺，在病变过程中“其邪辗转，乘于五脏”。故应辨别病位是尚限于肺脏，或已经“辗转”于其他脏，尤其是重点关注肺与脾、肾的关系。

——以肺痨病诊治为例，辨证本虚为主，可见标实，主脏在肺，病变过程中其邪辗转，乘于五脏，这些其实都是对结核杆菌作用于机体，引发的病理过程或状态进行的概括描述，而不是对结核杆菌本身。治疗上核心应当在于抗结核杆菌本身，贯彻于治疗的始终。中医的辨证论治，同病异证，同病异治，可以用若干种方药去治疗，但只能改善机体相应的某种病理过程或状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肺痨病的治疗。

南京陈斌

点评：

毛泽东先生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

原文：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一一毛泽东

qianliang780526

请问，辨病论治有什么局限？！

qianliang780526

讲究病的特异性或者症的特异性，最后都会带来思维僵化，会形成客观的导致一些疑难杂症的出现。
这上面列的病，其实还是症。
如果要论辨病论治，日本现在医学就是这么做的！按病分类，然后每个定按证论治！有什么必要呢！！！！

可能以六经为纲，进行四诊合参是最原始、最全面、最综合的了，在这基础上所进行了任何分类概括，提取的概念，都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强调症的特异性，就是方证相应；强调病的特异性，就是方病相应！

南京陈斌

qianliang780526 发表于 2016-9-14 14:11
请问，辨病论治有什么局限？！

题目问的不细，不知道是不是指西医辨病论治有什么局限？

西医辨病论治肯定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从某些病人西医诊治未效，换中医诊治却奏效这一临床常见事实可以得知。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固然与具体的治疗方法与手段，如草药、针灸不同有关，但更大的区别，在于中西医二者的疾病本质观与诊治思路不同相关。

西医辨病论治，认为疾病是一定病因作用下病理过程或状态的集合，核心在病因，诊治病症时，以病因为核心，以病因为纲，展开一系列的诊断治疗，对于病理过程或状态本身的认知与处理，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而中医辨证论治，则是以病理为核心，以病理为纲，有是证用是治，展开一系列的诊断治疗。中医对于机体病理过程或状态的认知与处理，放在了战略上位置，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治疗手段与方法，各种方药，针灸等。

如非典，西医的诊治围绕冠状病毒为核心展开。然而，病毒性感染并不等于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也不等于病毒性疾病的治疗。非典后期西医治疗不是以抗病毒为主，而是应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为主，为什么？此时病毒本身已不是核心问题，病毒引发继发的免疫损害，过度的炎症反应，才是核心的问题。而这个环节，恰恰是中医辨证论治干预作用的核心对象与目标。

南京陈斌

以温热病中卫气营血诸证为例，卫气营血诸证不是病因诊断，与细菌病毒无对应的关系。卫气营血诸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病理生理学的诊断，其所对应的，是机体感染细菌病毒后引发的炎症反应的不同阶段，包括从SIRS各系统炎症反应综合症）到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不同炎症阶段。

从医理的角度探讨伤寒六经病的实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5d5f20010167ue.html

泰山蒲公英

中医西医理论基础不同，病名概念有非常大的差异，不能用西医的病代替中医的病，两者起码目前是不能相通的。

南京陈斌

泰山蒲公英 发表于 2016-9-14 21:35
中医西医理论基础不同，病名概念有非常大的差异，不能用西医的病代替中医的病，两者起码目前是不能相通的。 ...

病名概念有非常大的差异

一一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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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绍琴教授指出，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可定为；风湿热邪深入营血，脉络瘀阻，其病属实非虚，多热多瘀。治疗大忌温补，当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

槐杏

证是病现阶段最主要的矛盾体现。病有轻重缓急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证，也有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比较恒定的症状，同时与阶段性主证结合在一起。既要着重解决当前问题，也要协同解决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问题。方病相应，侧重点显然在于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问题。当现阶段疾病表现出来的主证，基本与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症状群相符合时，方病对应，实际上即是方证对应。现阶段疾病表现出来的主证，在很多情况下，与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症状群并不符合，甚至有时候可以暂时不考虑，而主要针对主证来前方用药。这个时候，方证对应就与方病对应不一致。显然，此时用对病之方来治病，效果难定。很多具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最容易体现此类情况和矛盾。这些身体已有的疾病不能说不与现阶段疾病症状毫无关系，也需要兼顾，但治病原则依然以现阶段疾病的解决为主要目的。

槐杏

比如消渴，比如类风关，尪痹症，脉痹，其内涵概念与实质，加以八纲分辨，病名之下，太多内涵之不同，如何辩病论治？

南京陈斌

槐杏 发表于 2016-9-15 18:13
证是病现阶段最主要的矛盾体现。病有轻重缓急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证，也有疾病本身性质决定的比 ...

不愧是博士，功底深厚，思想有深度，发言有条理，赞一个！

南京陈斌

槐杏 发表于 2016-9-15 18:17
比如消渴，比如类风关，尪痹症，脉痹，其内涵概念与实质，加以八纲分辨，病名之下，太多内涵之不同，如何辩 ...

病名之下，太多内涵之不同，如何辨病论治？

——深表赞同。病名之下，太多内涵之不同，的确如此。

在中医病名下（内伤杂病领域），多数中医病名，实质是症状名，如眩晕，可见于多种证（病理过程或状态），如血虚（各种原因各种性质的贫血）、气虚（如低血压低血糖白细胞减少等）、肝阳上亢（高血压）、痰浊（高脂血症）、血瘀（血管硬化微循环障碍）、肾阴虚（交感儿茶酚胺系统功能亢进）等，此时希望在中医病名（眩晕）下用一个方子解决所有眩晕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西医病名下，内涵也比较多且复杂。现有西医病的概念，是一定病因作用下多个病理过程或状态的集合。有病因，有病理过程或状态。且病理过程或状态往往有多个，或呈阶段性发展。对于某些简单的疾病，以病因为核心，抓住病因进行对应处理，此时可以用一种治法或药物去解决这样的疾病，如肺炎，肺结核等。但对于复杂的疾病，如内伤杂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冠心病、脑血管意外等，疾病病因多发而非特异性，病理过程或状态多发且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中，且彼此相互影响转化，互为标本，错综复杂，此时希望在一个西医病名下，用一种治法，一个方子去解决该疾病的问题（辨病论治，同病同方），也是不现实的。

在内伤杂病诊治领域中，如果我们把辨病论治中病的内涵调整一下，不是病名（中医或西医的），而是定义为病理过程或状态，从临床症状出发，去辨别具体的病理过程或状态，定部位，定病性，定彼此轻重缓急标本转化关系，再进行针对性治疗（有是证是用治），那么，辨病论治的说法就可以行的通了。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在用中医的诊治思维－辨证论治了。

南京陈斌

相关参考：
中医病名诊断多数是症状诊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5d5f200102wqdi.html
临床病症思维改进之我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5d5f20010167us.html

槐杏

有诸内必形诸外。中医遵象理逻辑用象理思维辩象理症形状象理药性。象者，何也？中医病名诊断多数是症状诊断，概因此理。但虽是症状诊断，实质相当于病名诊断。比如消渴。既是症状，又是病名。治消渴病时，也有某阶段其人并无消渴症状。如进入阳虚阶段的消渴病，其消渴症状可以不明显，非主证。又如咳嗽，是症状，又是病名。病名之下，有风寒，风热，温邪，凉燥，阴虚，气虚，阳虚，等等咳嗽之不同。所以，以症状诊断作为病名诊断的，与病名诊断无本质区别。

南京陈斌

但虽是症状诊断，实质相当于病名诊断。
所以，以症状诊断作为病名诊断的，与病名诊断无本质区别。

——和西医病名有无本质区别呢？区别在哪里呢？彼此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槐杏

病就是那个病，无论如何命名。命名，主要具有符号学意义。疾病本身无本质不同。但认识和命名的途径依据和方式不同。所以，中西医同病名的疾病，指向性上大致差别不大，这是由疾病自身属性决定的。但基于的认识论方法论不同，导致上升到作为法方药的基础的理层面，已产生本质的不同。所以，要说中西医同病名，本质上有区别，区别从理法方药的理层面开始，决定了法方药的不同。

槐杏

彼此间的关系，是有的可等同或相类，有的不可等同甚至完全不同。比如伤寒。可等同或相类的中西医病名內在还有一个隐含的一致关系，即这个病无论通过中还是西的途径，都要得到同样或相类的有效药物成分或效应，才能治疗疾病，这也是疾病自身属性决定的。且病体内或病患处正有此类有效药物成分的受体倾向性的分布。六经分治，药物方剂归经，药物靶向作用机理，受体理论，中西医可有相通之径焉？

南京陈斌

槐杏 发表于 2016-9-16 14:01
病就是那个病，无论如何命名。命名，主要具有符号学意义。疾病本身无本质不同。但认识和命名的途径依据和方 ...

病就是那个病，无论如何命名。命名，主要具有符号学意义。疾病本身无本质不同。但认识和命名的途径依据和方式不同。

一一一病名，固然"主要具有符号学意义"，但"病"、"症状″、"病因″、"病理"等名词，却是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西医讲辨病论治，所谓的病，是一定病因作用下病理过程或状态的集合，如肺炎、肺结核、原发性高血压病、糖尿病等。中医(传统中医)讲辨病论治时，所谓的病，如咳嗽病、胃痛病、水肿病、眩晕病等(中医内科学)，是否也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