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煮散兴起之迷（初稿）

汤一笑

宋代煮散兴起之迷（初稿）
                           汤一笑

     宋代汤剂流行煮散，这是汉医学史的常识。历来注目者众，但至于唐宋间为何会发生汤剂煮散之变，后人则多从宋人庞安时所论，罕有学人深入探究。或以为不成问题。我却为此问题困惑已久，一直难解，近来偶然间思路豁然有所突破，欲以此文一些创见颠覆人云亦云的传统观点。

    （一） 古人的观点

     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的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药议》说：“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宋臣1066年校订）中说：“今世医工，汤散未辨……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可见当时“煮散”是汤液的主流方法。标志唐宋间汤剂煮散之变的方书就是《太平圣惠方》（992年），此官修方书的方剂有强烈的成药化、标准化倾向，散丸剂型为主流，其传统的汤剂剂型很少，几乎都变成了煮散（汤散）法，甚至很多所谓的散剂也一改传统的“饮服”法而用煮散法。《圣惠》还把方剂的分两统一为北宋的计量单位，且有使方剂各药分两一致的倾向，其每服剂量统一以“N钱”或“N丸”为单位；煎服用水统一以“一（大、中、小）盏”为单位；服用时间统一为“食前”、“食后”、“每服不计时候”三种。其汤方后一般有类似下列的标准表述：“捣粗罗为散（末）。每服N钱。以水一（大、中、小）盏。煎至N分。去滓。每于食后温服（或食前，或每服不计时候）”。汤剂从煎煮“如大豆”药粒传统变成煎煮散末，只能算是药材加工更精细而已，而真正变化大的是方剂“日服剂量”的大幅减少。

     宋代为什么流行“煮散”？后世一般多从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年）所说：“安时妄意，唐遭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迨至五代，四方药石，鲜有交通，故医家少用汤液，多行煮散。……汤液之制，遭值天下祸乱之久，地脉薄产之时，天灾众多之世，安得不惜而为煮散乎？”就是说因为五代战乱交通不便、药物难得才改用节省的“煮散”，为时世所迫的权宜之计。因安时所说颇为合理，所以影响很大，后世多从其说。但请注意这句话的开头就是“安时妄意”——不过是庞安时的一种推测而已，未必是历史真相的全部。当然庞安时也全非空言，他有举例巴豆、人参、白术的今昔价格变化来佐证自己的说法。参见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之[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

     分裂割据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五代十国，况且江湖医生善于变通，难得药物也可以替代解决。为何只在五代时导致煮散流行？何况五代十国（907～960年）只历时50年，这么短的时间，各地能统一形成这么大的用药改变？另外，从《清异录》等五代笔记记录当时贵族、士大夫奢华的生活方式来看，对于这些人，不像有药材紧缺的问题。而对于底层民众，医疗，尤其是大病医疗从来都是“奢侈”消费，唯在太平盛世境况稍好些而已。

     其实在唐代《千金》、《外台》中，煮散法就已经出现。而中唐《外台》（752 年）之后到宋初，能反映约二百五十年的用药情况的存世大型方书只有宋初的《太平圣惠方》（992年）。《圣惠方》中汤剂已经明显是煮散为主了，难道唐代后期就已经逐渐流行煮散？日本《医心方》（984年）中未见煮散。因为此书是收集我国隋唐以前医籍内容加以整理汇编而成的。

     比庞安时更早些的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1066年 影宋本）中却持另外一种看法：“凡古方治疾，全用汤法，百十之中未有一用散者，今世医工，汤散未辨，宜其多说异端，承疑传谬，按汤法口父咀，（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为治择捣筛），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后世医工惟务力省，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殊不知前世用汤，药剂虽大而日饮不过三数服，而且方用专一，今人治病，剂料虽薄而数药竞进，每药数服，以古较今，岂不今反多乎？又昔人长将药者，多作煮散法，盖取其积日之功，故每用一方寸匕为一服，多不过三方寸匕，然而须以帛，煮时微微振动，是古人之意岂须欲多服药哉，又服丸之法，大率如梧子者二十丸，多不过三十四十丸，及服散者，少则刀圭钱五匕，多则方寸而己，岂服汤特多，煮散丸散则少乎，是知世人既不知斤两升合之制，又不知汤液煮散之法，……”

     按林亿的说法，古汤法是为了荡涤卒病贼邪，剂量小的煮散汤法是为了渐渍久病痼疾，取其积日之功，即煮散是用于慢性病的长期治疗。这是一种因病适宜的变通服药方法。林亿还说流行煮散还因为“后世医工惟务力省”。林亿的观点也是有依据的，我曾分析过《千金》、《外台》中的煮散方，很多是应用于中风不遂、体痹、脚弱、脚气、消渴、风癫、风痫等慢性病、长期病，而且服用期限多还注明是“常服”、“顷年常服”、“可常服之”、“日日勿绝”、“三十帖”等，还有间日服、七日一服的；有的方还特别注明“病差即止，不常服”，反证说明煮散方一般是属于常服的。初唐御医张文仲（？～700年）曾撰四时常服疗风气诸方十八首，以表奏上（武则天）。其中有云：“唯脚气、头风、大风、上气此四色，常须服药不绝。”其中就多有煮散方和药酒方，这显然也是“取其积日之功。”。庞安时其实也有轻症可煮散、急重症不可煮散的看法，他有说“或有病势重者，即于汤证之下注云∶不可作煮散也。”

     另外，按林亿所论，煮散并不节省药材，反而更费，这无疑是对庞说的否定。

     唐代煮散方后常见有服用季节的规定，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丹参牛膝煮散”方后说“夏月热不得服丸散，此煮散顷年常用”。“徐王（玉）煮散”方后有“两三月以前可服”；《千金翼方》的“猪苓煮散”方后有“十月后二月末以来，可服之。”这些话令人费解，推敲起来，大概是说天热时不能服用的意思，这应该是针对服丹石者，为避免丹石气发动而言的。前两方就是治疗脚气方，应该是服丹石引起的所谓脚气病（古之脚气是指脚弱之类，不是如今所谓脚癣）。《外台》卷十九[脚气上气方五首]有“苏恭脚气散”，其方后也说：“春秋冬三月时得服，夏热不可服，春秋冬消肿利小便，兼补疗风虚冷胀不能食。”唐代所谓的“脚气”似与服丹石有密切的关系。


     （二）中唐以来的饮茶风潮及一些医学新观念的影响

     煮散不太可能是宋初的医学突变。很可能是中唐到宋初近250年间逐渐形成的，并非由五代短短的五十年所决定。煮散法原本或许确有节省药材的考虑，但并非宋代煮散风尚的主要成因。

     粗略而言，宋以前方书中汤剂药物煎煮前的碎化处理一般为药粒，大略即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所说：“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口父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金匮玉函经.方药炮制》也说：“凡口父咀药，欲如大豆，粗则药力不尽”。即是说，汤剂古典煎煮的是“如大豆”的药粒。在唐代方书中，有些药材“捣切如豆”的汤剂也被称为煮散方。“煮散”一词最早出现在《肘后备急方》 卷二 [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之“老君神明白散”（葛洪或陶氏方），这是备用散剂成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服用方式。在此之前，汉医学方剂中尽管也存在事实煮散的方剂，但未见有使用此名称，后汉《金匮要略方论》中有些煮散方如风引汤、桂枝救逆汤等，但此书现世及编校年代在宋，所以这些散剂还不能确定是汉代的方剂。唐代方书中，煮散法已不鲜见。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652年）有十多方煮散：丹参牛膝煮散、续命煮散、除风煮散、独活煮散、防风煮散方、远志煮散方、丹参煮散方、茯神煮散、安心煮散、紫石煮散、茯神煮散、徐王煮散（应为徐玉）、褚澄汉防己煮散（应是许澄防己煮散）、龙骨煮散汤、肺与大肠俱实煮散方、肾劳煮散方、《近效方》除风下气煮散方。

     中唐的《外台》中，煮散方并没有异常增加，但从其有关记载看，隋唐名医已经常用煮散治疗慢性病，尤其是治疗脚气（脚弱）。唐初擅治风疾的名医张文仲（？～700年）似好用煮散方来治疗慢性风疾，卷第十四[张文仲疗诸风方九首]有两方煮散。卷第十八[脚气不随方五首]有引崔知悌(约615～685年)的煮散方。卷第十九 [脚气痹弱方七首]有苏恭煮散方两首，苏恭即主持编撰《唐本草》的苏敬（599年－674年），其本人二十多岁起得脚气病三十余年，久病成医，他和唐临（600～659年）、徐玉（徐思恭）是当时治疗脚气的三大名家，《宋史 艺文志》中有《三家脚气论》（吴升编集）。《备急千金要方》 卷二十一[消渴淋闭方\水肿第四]有“徐王煮散”，怀疑是“徐玉煮散”。《千金》此方之后又有“褚澄汉防己煮散”，而此方在《外台》卷第二十[小肿咳逆上气方三首]中说“出许谏议”、“许澄秘方”、“千金同”，可见《千金》“褚澄汉防己煮散”实为“许澄汉防己煮散”，许澄是隋代医家，历任尚药典御、谏议大夫，著有《备急单要方》三卷。《外台》卷第三十一[古今诸家散方六首]又有“《近效》肾沥汤煮散”，“主除风下气强腰脚”，也属于脚气方一类。此方后说：“……十服以后，身力不可当，常须护惜将养之，以饮食补之，每年春夏秋冬服一剂，胜服肾气丸二十剂，永不患风气，先有诸病，自然除瘥，张中丞自服以来，神效不可言，以为乳石力不可比，今服不阙，效验妙。”时人“张中丞”显然将此煮散方当作了日常保健方了，高文铸先生推论《近效方》成书约在公元705 ～713年间。以上人物多在唐代前期，可见前唐煮散法已经比较常用了，照常理中唐之后煮散法应更普遍。另外，《外台》中出现了一种新式的“代茶新饮”，用的也是煮散法。

     另外，唐代盛行服药养生延年之风，其中保健汤药具体是如何煎服的却罕见史料提及，从上面“张中丞”煮散为汤推想，唐人保健汤药的煎服法可能就多是煮散，因其方便，唐代不多的煮散方中，有不少方剂就说明是将药末分成N帖储存，每用一帖，显然是为了简便速成。又如后面提到的故事中，茯苓汤就是点服。由此推测，唐人尤其是贵族士大夫对汤药煮散法应该是习以为常的。

     确实有一些史料表明，在中唐到宋初间，汤剂煮散的方式似乎比较流行。

     唐代段成式(803～863) 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七•[医]有唐国医王彦伯故事：“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729—803年）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鲤鱼无鳃比较荒诞，但反映八世纪后期或九世纪初医家可能常用煮散。

     宋初《太平广记》（978年成书）中记载有孙真人的一则传奇：“咸通（860年—874年）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铫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初唐的孙思邈当然不可能这么长寿，故事里提到了煮散，反映的大概是唐后期或宋初之前的情况。

     宋初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1005年）之故事[水中照见王者服冕]：“洛阳甘露院主事僧，年六十余，长大丰肥，甚有衣粮。开宝（968年—976年）中，有布衣貌古，美须髯，策筇杖，引一仆，须眉皓白，担布囊随之。命老仆叩院门，僧启扉纳之。既升堂，院主相揖，共语且久。布衣命老仆取茯苓汤来，老仆声诺，开布囊，取汤末，并金盂两只、小金汤瓶一只。从行者索火烧金瓶，借院家托子点汤，俟温而进之，老仆礼甚恭顺。……”这个故事提到了汤末“点汤”。

     以上史料虽然尚单薄，但大略仍能使人想见中唐到宋初之间，汤剂之煮散法大概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宋初《圣惠》中汤剂大变煮散就不显得突兀了。以上的史料还佐证了我的一个新观点——即中唐到宋汤剂煮散法的流行，是受到了当时勃兴之饮茶风潮的影响。因为唐代饮茶的主流方法就是煮散法，点茶法大约在晚唐出现，到宋代才成为主流。前面孙真人渡人飞升故事中的煮散法（煎汤末）正是“如茶法煎来”。而点茯苓汤显然属于当时会客之“点茶”法。所以汤剂煮散法的出现虽与饮茶无关，但其在宋代前后的流行，却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当时饮茶方法的借鉴，当然此又因汉医学素有散剂小剂量服用的传统。此外，《外台》（752 年）之“代茶新饮”方是煮散法，《圣惠》（992年）之“药茶”系列有煮散与点茶二法；到两宋《局方》之“诸汤”则完全是点茶法，且象煎茶那样使用盐和姜调味，这些汤剂煎煮方法可谓完全与当时饮茶的主流方法同步。这一点也很能说明些问题。

     宋代的汤剂煮散，很多药材要炙香（尤其象甘草、橘皮等），粉碎，过筛，以匕投末，入姜枣煎煮或点汤。煮散要用到碾、筛、匕、盏，其过程和工具与饮茶几乎一致。稍微不同的是，茶之煮散和点服是连渣吞的，而汤剂煮散则要去渣，大概是后者要求汤清及省事的缘故。

     中国的茶史与汤剂史有很多相似性，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首先茶饮本身也是药汤，且有苦味。汉末至宋代之间，茶多为煎煮法（当然也有“以汤沃”的“阉茶”法），与此时期汤剂的煎煮药粒法相类。一般认为，饮茶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才稍为风尚，而汤剂之祖《伤寒论》也在汉末出现，不知是否受到了当时社会饮茶风尚的影响或激发？唐代随着佛教的繁盛以及陆羽《茶经》的问世，茶事大兴，殆成风潮，尤其在中唐之后。唐宋饮茶法流行煮散法和点茶法，中唐之后、及宋代汤剂也流行煮散法及点汤法，甚至形成客来上茶、送客点汤（药汤）的风俗。宋代贡茶好加名贵香料，宋代汤剂也有好用香药之风。北宋末宋徽宗赞成蔡襄提出的“茶有真香”说，提倡 “真汤灵味” 的清饮方式，到明太祖废贡团茶、饼茶而兴散茶（叶茶）。同时期汤剂也由反对煮散提倡“汤必须澄清”逐渐到明代变成了煎煮饮片。可见茶饮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与汤剂的相关一致性很大。

     唐宋有些医学观念的变化也可能与煮散的流行有关。如常服药物调理身体、保健养生观念的兴起，孙真人《千金翼方》卷第十四[退居.服药第三]有论：“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疠，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又如张文仲说“唯脚气、头风、大风、上气此四色，常须服药不绝。”这是出现长期服用小剂量药物治疗慢性病的观念，《千金要方》中不少煮散方确实说明是“可常服此”。唐、五代方书渐多见的“饮”“饮子”方，也显现了小剂量长期服药的倾向。唐代贵族士大夫好服用丹石，重金属中毒常损坏运动神经，导致所谓“脚气”（脚弱），这种慢性病的流行可能也是当时煮散流行的一个社会基础。太平盛世，唐代医家大概在实践中已经拓展了传统汤剂的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急重症，而是常应用于各种慢性病、富贵病的长期治疗，这自然有改变剂量或剂型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唐代医家在偶用煮散的医疗实践中发现，小剂量的煮散法也能有不错的疗效，则也会促进煮散的流行。

     《圣惠方》的编写者本身就有先行小剂量用药的理论倾向，如卷第二《论服饵》有云：“凡服药治病。先起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这句话在陶弘景《本经集注》中原本是：“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什之，取去为度。本说如此。”一字之变，其含义就宽泛成指整个药疗了。

     《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官修方书，其原本大概也有作为国家处方集，服务于医政事业之意。宋承唐制。《唐六典》（成于738年 唐玄宗）卷三十记载：“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此条下又注明“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而且唐宋都有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养病坊、安济坊等。各地方医官要“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这些方剂显然传统是汤剂居多，要“预合”当然以散剂最佳，因散剂可汤可丸，且节省药材，医工也可“力省”（省力）。如果从这个视角考虑，宋代的国家处方集在当时医疗已常用煮散的社会背景下，将传统汤剂成药化、标准化为煮散应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太平圣惠方》卷第二[论合和]所谓：“务从简易。庶免参差。俾令修合煎调。临病济急。不更冗繁。易为晓了也。”

     （三）外来医学影响的可能

     宋代煮散之风是否可能有外来医学的影响？有此想法的理由很简单，因这一显著变化出现在中外交流繁盛、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唐代之后。但由于外国传统医学的汉译资料太少，一直没找到什么证据，直到我翻看了印度《医理精华》（约七世纪中期成书）的汉译本，如果陈明先生的翻译无误会，则阿育吠陀的汤剂其实就多是煮散，和汉医学不同的是，它的溶剂虽也有单用水的，但更多的是牛奶、酥油及水，且常几种溶剂混合煎煮，溶剂一般是药物的四倍或八倍，煎煮后留下四分之一的药液。中国的藏医和蒙医，深受印度医学的影响，因为草原地区地广人稀，医生出诊必须是医药合一，所以成药化的散丸是主要的剂型，从近代资料看，藏蒙医传统也有汤剂，就是“汤散”——煮散或药散沸水沏服，应用于一些急症及发病初期。以前搞不清楚这种煮散法是其地区原有传统还是受宋代汉医学的影响，现在看来，藏蒙医此法大概是受到印度医学和汉医学的双重影响。不过在宋代以前，藏蒙地区的医学还不成气候，还不能对发达的汉医学造成什么影响。当时能对汉医学造成较大影响的大概只有印度医学和波斯医学。

     我注意到，唐代方书中提到的煮散用药多在12味以上，方大，这似乎有些“胡风”。前面提到唐前期的煮散方常见于治疗脚气，而汉医学最早治疗脚气的名医支法存、仰道人、僧深等都是僧人，且多在岭表。不知他们治疗脚气有无使用煮散？未见有相关史料。前面提到，《外台》的疗脚气方中，多见煮散。而唐代的疗脚气方，确实有一些是出自印度医学，如唐代治疗脚气的名家苏恭就说“砜砂（硇砂？碙砂？）牛膝三物散”是“婆罗门法”，见《外台秘要》卷第十九[脚气上气方五首]。卷第三十[恶疾大风方]又有“《近效》婆罗门僧疗大风疾，并压丹石热毒，热风手脚不随方”。虽然此两方都不是煮散，但说明唐代治疗脚气的名医确实学习参考过印度医方。廖育群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一文中，也怀疑脚弱（或脚气）这一新病名的出现或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但终未找到可靠证据。他对僧医擅疗脚弱病的现象暂时以佛道两家对立的角度解释，即佛教徒是站在道家神仙方术的对立面上，对服食丹石所致之疾进行研究和治疗，其出发点或有超出一般医疗行为的用意。

     唐朝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最积极、最活跃、最广泛的时期。就中印关系而言，唐代是古代中印交流最频繁的时代，当时往来于中印间的僧侣、使节、商人、艺人及旅行者络绎不绝。唐朝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高峰，由于佛教的媒介，汉医学在唐代可能受印度医学的影响最大。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记载有许多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医书。《千金方》中也出现了很多有关印度医学的方剂、术语、理论、禁祝等内容。唐代皇帝也迷信天竺方士逻迩娑婆寐（太宗时）、卢伽逸多（高宗时）等，使其炼长年药，后者还被拜为怀化大将军。唐代金城公主和亲带到吐蕃的《月王药诊》，显然也不是汉地传统医学。唐代方药流行下法，方药后常说“以微痢病破为度”、“以利为度”之类，可能就是受印度医学泻下净化法的影响，印医泻方常号称“可去一切病”。唐代官方医学四科中有咒禁师，“角法”在官方医学分科和教育中也有突出地位，廖育群先生认为在当时佛教盛行、天竺方士出入宫廷的背景下，可能是受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所致，因为“角法”和“咒禁”在印度医学中很发达，而在汉医学传统中却不突出。另外，唐代前后兴起同种药材部位不同效用不同的用药理念，如五代《日华子本草》、《雷公炮炙论》中出现的相关内容。我怀疑可能与阿育吠陀药物学的影响有关，因为阿育吠陀药物学对此更为讲究。唐代又有天竺“药王”韦古道，南唐沈汾《续仙传》载：韦古道，字老师，号归藏，西域天竺人（一说西域疏勒国，即今新疆喀什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入京，纱巾毳袍，杖履而行，腰系葫芦数十枚，广施药饵疗人无数，帝召入宫，图其形，赐号“药王”。

     藏医药学的奠基之作《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其中大量吸收了阿育吠陀的医药知识，可以想见8世纪前后印度医学向外传播的盛况。大唐帝国当时声誉远播，文化兼容并蓄，加之佛教的繁盛，精通梵文的佛徒很多，其时中印交通也便利，印度医学的传入可以想见。只不过那时汉医学早已发达，理论完备，不会像藏医那样吸收其理论体系，但吸收其一些技术性的枝节是完全可能的，参见前述。著名的古印度幻术“通天绳”在唐代开元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而这是世界魔术史上最神奇最隐秘的魔术之一，可见中印文化当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远超我们一般的想像（参见《太平广记》收录唐末传奇小说集《原化记》之《嘉兴绳技》）。总之，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大约在那个时代，印度医学的煮散法对汉医学产生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西亚医学是否可能对宋代煮散之变有影响？公元 651年，大食灭波斯后，取代波斯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两者交往密切频繁，大食先后向唐朝遣使多达40次，大食是唐朝最大的外贸国。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大食商旅的聚居之地。《资治通鉴》有云：“天宝（742年—756年）以来，胡人留长安者四千人”。大食商人有的在长安经商达40多年之久，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开店列肆，鬻卖香药、酒食。有的还与唐人通婚繁衍。长期活动在中土的大食香药商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会对西亚医学文化有所传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著《海药本草》的土波斯李珣，他就是出生在中国的波斯香料商人的后裔。另外，波斯亡国之后，其首领和流亡政府逃到长安避难，随从中应该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名医，而这些人最终都只能终老长安。还有入唐传教的波斯景教徒更以医道著称，据史家研究称，景教徒掌握着“希腊的医学、医术并实际的治疗方法”，其医术在西亚就负有盛名。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歌颂的“白衣景士伊斯”即是“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应指医术高明），后又说他“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参见聂志军《景教碑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注：景教为基督教之聂斯脱里派，但当时是基督教的“异端”。另外，以往不少史学名家认为唐代名医秦鹤鸣、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为唐玄宗的长兄宁王李宪治病的僧人崇一都是景教徒，其说皆缺乏实据，揣测而已，参见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之《秦鹤鸣的医术及其身份》所做的批评。而医僧崇一未必是景教徒，也可能是唐代名僧玄俨[675～742年]的弟子[即龙兴寺崇一]。禅宗六祖惠能（638年－713年）也有门人名崇一）。

     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汉译资料，我们很难具体了解6—10世纪波斯或阿拉伯医学的剂型。仅从一些医学史的介绍资料看，当时西亚医学的剂型有散剂、丸剂、锭剂、膏剂、浓缩或提纯剂（糖浆、酊剂、浸膏，药露）等，比较成药化。其确实也有煮散剂型，并且有的还传入了中土。但尚不清楚当时西亚医学的煮散是否普遍应用。

     《千金翼方》卷十二 有[服牛乳补虚破气方]：“牛乳（三升）荜茇（半两，末之，绵裹）上二味，铜器中取三升水和乳合，煎取三升，空肚顿服之，日一。二七日除一切气，慎面猪鱼鸡蒜生冷。张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此方又名乳煎荜茇方，《唐太宗实录》记载张澹曾以此治好了唐太宗的气痢，因此得授三品鸿护寺卿的官职。按张澹所云，此方在波斯还是很重要的医方。

     《海药本草》之“槟榔”条下有：“秦医云∶槟榔二枚，一生一熟捣末，酒煎服之，善治膀胱诸气也。”这可能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与波斯相邻）的医方。也是煮散。

     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本新刊羽042R《药方》中有一“苦瓜饮子”：“诃利勒、毗利勒、阿没勒、通草、胡姜、苦瓜、胶膝（膝胶？），各一钱对，？捣，水一升和合煎，煎取二合服之，若黄热不可者，再服三两件。”此煮散方虽汉语抄写，但显然用药不是汉方，此“苦瓜”不知是如今的蔬菜“苦瓜”，还是西方传统医学中常用的泻药“药西瓜”——这种“苦瓜”印度传统医学也常用，但传统汉医学不用。大略可将此方视为西域医方或西亚医方。

     唐代方书中明确记载来自波斯或大秦的医方很少，但依然有两三方是煮散，唐代名医大概是可以见识不少波斯或大秦医方的，或许其中会有不少煮散方。完颜绍元《趣说古代官场生态》中说唐代常有来自西域、天竺的医生在太医院从事医学交流等活动，此说颇新异，不知是否确实？（未得见原文）


     小结：对于宋代的汤剂煮散风尚的形成，本人不赞成传统的“五代战乱药物难得”说，北宋时就有与此不同的观点。煮散风尚不太可能是短暂五代的医学突变，很可能是中唐到宋初近250年间逐渐形成的。我认为汤剂煮散风尚是受到了中唐开始勃兴之饮茶风潮的深刻影响，其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当时饮茶煮散法的借鉴。唐宋新兴的一些医学观念，如常服药物保健养生、长期服用小剂量药物治疗慢性病、先行小剂量用药等观念都有可能促进了汤剂煮散的流行。外来的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的煮散剂型也可能被汉医学所仿效，因为开放的唐人有近乎狂热的尚胡之风。又或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了中唐之后汤剂煮散的逐渐流行。宋初的国家处方集《太平圣惠方》在当时社会医疗已常用煮散的背景下，基于服务国家医政事业的现实需要，将传统汤剂成药化、标准化为煮散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它具有某种“法律性”的标准化反过来更加使煮散成为汤剂的主流方式，宋代的汤剂煮散自然难免成为风尚了。

袁建国

优秀文章，支持！

汤一笑

从研究金银薄荷、汤引问题，到重新关注“饮子”、“汤”、“水”，注意到了唐宋饮茶风潮的深远影响，尤其是汤剂对茶饮方式的借鉴、模仿。得以完成相关的几篇文章。

鸿江夫子

好文章。难得。

黄煌

又见汤一笑先生佳作！宋代煮散流行，是否还和官办药局有关系？还有，为何宋朝亡，煮散便不再流行？

汤一笑

修正唐代医僧崇一的身份问题

汤一笑

黄煌:又见汤一笑先生佳作！宋代煮散流行，是否还和官办药局有关系？还有，为何宋朝亡，煮散便不再流行？ (2014-05-26 07:02)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北宋官办熟药所开办于1076年，而《太平圣惠方》早在992年2月成书，早了它80多年。唐代的药业发展倒可能对此有所影响，但唐代药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何后人不太清楚。宋朝亡，煮散在金元仍然相当流行，但对古汤法的复古风气也较盛，汤法由煮散法充斥天下，变成了古汤法与煮散法并行。尤其易水学派一系，力倡古汤法。但是金元时期复古的汤法却不是真的古汤法，而是古汤法与煮散法的混合体。其药材碎化使用了古法碎如“麻豆大”，但其处方用量不同于古方的一剂日三服用的剂量，而是变成煮散法的一剂一服的小剂量。以往医学史家认为南宋就出现了“饮片”，但从宋金元的方书考察来看，此“饮片”并非今日之“饮片”。它一般不在汤剂中直接使用，而基本还是要制成粗散后才下汤。很多学者认为汤剂“饮片”开始于南宋实际是难以成立的。煮散在明代变成直接煮饮片，因素可能很多，主要大概有三：一是医家复古，以效力、汤清等理由反对煮散；二是明代药业发达，切片工具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三是切片有省力、直观、美观、保存和晾晒方便等优点，尤其是对商家、顾客双方都省事省力。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渐变的过程。参见本人《父且、口父咀与剉（锉）》、《汤剂药材碎化的历史变迁》。

砚迟

考据翔实、功底深厚！拜读之

xiaozheng

读汤先生文章总有收获，谢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