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外传（二）（初稿）

汤一笑

薄荷外传（二）（初稿）
       ——兼谈唐宋“饮子” 、方引及中西文化交流        

              汤一笑


     四、唐宋薄荷入药兴起的原因推测

     唐代之后，为什么原本“古方不用”的薄荷菜开始在医方中常用了？目前我推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大概是与唐宋“饮子”的流行有关，“饮子”是当时用中药或香料制作的类似于如今饮料的便俗保健品，也叫“香汤”或“熟水”，多香甜味，可随时、随量饮用，夏天更尚冷饮子和清凉饮子，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就提到近20种凉水。《药性论》“虎杖”条下，有以井水冰镇的“冷冻饮料子”。。至迟隋代时，“饮子”就在宫廷出现了，当时宫廷有“五色饮”，见 颜师古《大业拾遗记》。唐代时，“饮子”逐渐流行，初唐的《千金要方》出现五个“饮子”方；到了中唐《外台》中就出现四十多个。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西市行业有220行之多，其中就有“卖饮子药家”。唐代还有一些外国传来的“饮子”，如三勒浆、诃子汤（广州法性寺）、以及三果与别的药物混合制作的各种药饮。参见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到了宋代，药物食品化倾向日益严重，“饮子”更风行天下，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京城汴梁（开封）一大清早，大街小巷“卖药（即饮子）及饮食者，吟叫百端”。《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饮子店。宋朱或《萍洲可谈》卷一:“今世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宋代的“饮子”品种繁多，如二陈汤、沉香水、豆蔻汤、桂花汤、仙术汤、茴香汤、枣汤、生姜汤、香薷汤、薄荷汤、木香汤、二宜汤、盐豉汤、乌梅汤、紫苏汤、雪泡缩皮饮、乳糖真雪（据说此类冰淇淋）等。官修《局方》中就专门部分收集有此类汤饮。当时市井中的“饮子”品种可能多不胜数。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 御宣熟水》载：“（宋）仁宗敕翰林定熟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可见当时紫苏汤风头最劲。薄荷汤可能是当时最大众化的“饮子”之一，城市中随处可得。唐宋时代城市中药业发达，市人有疾，药肆中购得对症丸散，随地就可按医嘱购买饮子送服，小儿病患，尤其不喜服药，香甜且易得之薄荷汤之类香汤化药送服就很有必要了，所以“薄荷汤下”之类在小儿方中尤其常见就不奇怪了。

     第二个原因，唐宋是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时代，我怀疑此时薄荷入药的兴起或许与外来医学的影响有些关系。薄荷在唐代的确还有“胡菝”、“新罗菝”、“蕃荷菜”等别名，或有传入品种？我在印度约七世纪中期的《医理精华》之第二十九章 童子方（妇科和儿科病）一章中，没有见到用薄荷汤送服丸药的情况，全书也没见用薄荷。西藏《月王药诊》（八世纪中期？）一书中也没有见用薄荷。但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第一部书中，薄荷是常被提及的，我分析归纳了一下，阿维森纳认为薄荷是一种偏热性的、具有通透性的药物，用于通乳、排尿、体内阻塞的疏通、催吐等，还是一种掩盖药物难闻气味、以便服用的常用芳香剂。在《医典》中，薄荷食药两用，用途广泛，还有冰镇薄荷酒、薄荷油之类，此物的应用应该是有其地域历史传统的。有文章介绍说古罗马人、古希腊人以及古埃及人都很喜欢薄荷的香味，古埃及《爱柏氏纸草记事》（约公元前1500年）中就有薄荷入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就用薄荷做兴奋剂、催吐剂及利尿剂。古希腊药学吸收继承了古埃及药学知识，而阿拉伯医学又主要继承了古希腊的医药学。由于资料有限，阿拉伯医学中治疗小儿惊风、惊痫之类，未知是否使用薄荷？另外，我注意到与阿拉伯医学密切相关的回族医药中，薄荷也正是一种常用药物。

     （注：《医典》约成书于1020年—1037年，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此书分五部书，中文版目前只翻译有第一部书。即陈明主译的《阿维森纳医典》，人卫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我国唐代对薄荷药性的认识和阿维森纳还是近似的，都认为薄荷是温热性的、具有通透性的药物。在具体治疗应用上也有相似性。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正》中，276页的方书（P.2822唐后期？）有“胡散止痢法”，方药显然是胡方，其中就用到了“薄荷菜”，另一方书（P.26622 唐初？）中有一“治贼风角弓返张方”，其中也用到了“薄诃”（薄荷），而此方书也同样具有浓厚的胡风。《敦煌古医籍校正》中，我仅见此两处用薄荷。而这两种用法在《千金方》（治霍乱）、《医心方》（治风痉身强方）中都见。《医典》第一部书中有用薄荷治疗小儿皮肤丘疹（外用）；而《证类本草》卷九“恶实”条下：“初虞世（北宋末期 1100年左右）治皮肤风热，遍身生瘾疹。牛蒡子、浮萍等分，以薄荷汤调下二钱，日二服。”另外，汉阿医学同样都用薄荷汤作为服药的芳香剂。还有阿维森纳认为送服丸散的汤液，应与丸散具有相似的性质（第980条），汉医学也同样是这种观点。

     所以我的怀疑还是有所依据的，当然目前也只能是一种怀疑，到底谁影响了谁或是各自发展出来的还难有定论，但从目前已有的资料看，汉方用薄荷是在宋初突然兴起的。

     为什么小儿方丸散多用“薄荷汤下”，尤其是那些有关惊、痫的方剂？除上面所推测的掩盖药味便于小儿服用的原因外，很可能跟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有关，因为它最早说薄荷“杵汁服，去心脏风热”，这一句后来才被北宋的官修本草引用。因为小儿方丸散多用“薄荷汤下”，我还怀疑宋代儿科学的兴起或有外来医学的影响。

     宋代薄荷类汤汁作为下丸散的汤引，形式多种多样应用广泛，除最常见的薄荷汤外，常见的名称还有薄荷冷汤、薄荷茶、薄荷酒、薄荷汁、薄荷自然汁、薄荷蜜汤、薄荷水、薄荷熟水、薄荷蜜熟水、甘草薄荷汤、荆芥薄荷汤、荆芥薄荷茶、荆芥薄荷酒、人参薄荷汤 、生姜薄荷酒 、生姜薄荷汤、生姜薄荷汁 、生姜薄荷自然汁 、生姜薄荷荆芥酒、薄荷醋汤 、薄荷盐汤 、薄荷汁热酒 、金银薄荷汤 、葱白薄荷茶、薄荷葱酒、豆淋薄荷酒等林林总总。还有直接用鲜薄荷叶与丸药同嚼，茶酒任下的方法。

     唐代《新修本草》（659年）在菜类中出现“新附”的“薄荷”条。到明末《本草纲目》（1578年）将薄荷自菜部移入草部，薄荷完成了从跑龙套到名角的蜕变，反映了它日益广泛的药用和重要性。这种蜕变与薄荷汤汁长期广泛地作为服药“饮子”应有一定的关系，医家用得久了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对其性质功效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对于药用薄荷的来源，本草界有本土说和舶来说两种。郭晓恒 、杨新杰等人的《药用薄荷的来源研究》认为薄荷是中国一个原产的植物，唐代以前就有种植，开始为蔬菜没被古本草收录。唐代开始成为药物，逐渐流传。后又传入波斯薄荷和新罗薄荷。如今《中国植物志》所收录的 12 种薄荷中，明确记载原产他国的有 7 种。

汤一笑

五、薄荷 饮子 引汤 引药

     尽管汉医药很早就有“使药”的概念，秦汉时代也有“酒为百药由”的说法（汉简《十问》）。但唐宋时代才兴起对引药的特殊讲究，并已经出现药物归器官、归经的理念。如隋代《雷公炮炙论》“乌蛇”条下说“凡使，即云治风。元何治风？缘蛇性窜，即令引药至于有风疾处，因定号之为使。”初唐名医许裔宗就有以脉识病，用药唯须用一味的观念。南唐(937~975)陈仕良《食性本草》∶“胡菝（即薄荷），能引诸药入营卫，疗阴阳毒，伤寒头，主风气，壅并攻胸膈，作茶服之，立效。”五代《药性论》中，少数药物条下就有药物归经、归脏腑的记载，如龙胆归心；蓼实归鼻；牛蒡归十二经脉等。传统本草书的前面一般都有一个《诸病通用药》部分，通常按病症罗列相关的常用治疗药物，但《太平圣惠方》（992年）卷二的《诸疾通用药》部分之前却多出了一个“五脏专用药”部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特殊变化，这可以说是后世“药味归经”理论的原始版。《本草衍义》（1116年）“泽泻”条下说“张仲景八味丸用之（泽泻）者，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引药”一词，我见最早也是出自《本草衍义》，而且恰恰是出自“薄荷”条下：“世谓之南薄荷，为有一种龙脑薄荷，故言南以别之。小儿惊风、壮热，须此引药。猫食之即醉，物相感尔。治骨蒸热劳，用其汁与众药熬为膏。”

     唐宋这类丸散送服汤饮，在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概括名称，称之为“引药”或“药引”，其实是后世“引经报使”理论（非单指张元素所论）泛滥深入人心后的一种带有色眼镜的偏见。或者是后人对这类东西的一个勉强的归类命名，否则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类东西。实际大略来看，这类汤饮的使用，就是成方根据患者、病况、时令等不同所做的加味变方，所用之物协同增效而已，这类东西称为“引药”也行，说它是加味也行。不过唐宋时代，尤其是宋代，方药使用中有“引药”的观念是肯定的，见前述。唐宋主流方书中送服丸散所用汤饮全说是“引汤”当然太主观夸大了，但有些肯定可以称之为“引汤”，如酒对痹方；盐汤对肾病方；薄荷汤也较有代表性，南唐陈仕良就明说薄荷能引诸药入营卫，《衍义》也说“小儿惊风、壮热，须此引药”。还应注意到，唐宋送服丸散所用汤饮使用最广泛的酒、姜汤、薄荷汤、荆芥汤等都是具有通透走窜之性的东西。其实就算在明清民国时代，所谓“引药”，其作用也并非狭义的引药力到特定的部位（脏腑、经络、肢节、上下、内外），一些增效、扩大方剂应用的加味也同样被视为“引药”。

     以下方书，中唐《外台》（752年）和宋初《圣惠方》（992年）应该可以反映唐代、五代时期的用方情况；而《局方》和北宋末的《圣济》则能反映宋代的用方情况。为避免混乱，表述上统一称送服丸散所用汤饮为“引汤”，将汤剂或煮散所附加者称为“引药”，综合称呼为“引”或“方引”。

     唐《千金》两书，服用丸散，除最传统的酒下、水下外，只有“粥饮下”、“麦饮下”、“米饮下”、“浆水服之”、“小麦粥饮服之”、“枣汤下”、“姜汤下”、“蜜汤下”、“盐汤下”、“三果浆下（麋角丸方）”等寥寥几种，归结起来就是普通的传统的“酒、饮”送服丸散，还罕见什么特别的“引汤”。

     但到了《外台》（752年）就有了些讲究的变化。除传统的含咽、酒服、水服以及粥饮（米、麦粥清 或叫白饮）、浆水、蜜浆水外，还有饮苦酒服、葱枣汤下、乌梅汤下、生姜枣汤下、以大枣膏和汤下、薄荷汤下、以枸杞根汤下、煎牛蒡汤下、以竹叶清饮服、以竹沥下之、竹根饮下之、枣饮下、煮桑白皮饮下之、茅根粟米汁作饮、茅根汁服、煮芦根大麦饮服、煎芦根饮下、茯苓煎汤送下、别捣杏仁蜜和饮、以小便浸豉汁（服）、薏苡仁饮下之、以生驴乳汁下、以牛乳空腹下、以乳汁或竹沥研三丸服之、煮赤豆作浆粥（服）等表述。也不算多，但已有所增加。由于“薄荷汤下”的“苦参蜜丸”注明是出自《千金》，可见以“薄荷汤”为引汤基本是属于最早期的。唐代三医书出现的酒、饮之外的引药种类算起来也就20几种。其中有些显然就是唐宋的流行的“饮子”，如枣汤、薄荷汤、三果浆、竹根饮（《外台》有“竹根饮子方”）。

     虽然汉医学在秦汉时代就有“使药”的观念，但“引汤”在宋代讲究的勃兴是否有外来医学的影响？前面提到唐代最早出现的丸散特殊引汤有薄荷汤和三果浆，薄荷入药的兴起与阿拉伯医学的关系前面已经有过推测，而三果浆为引汤的《千金》“麋角丸方”，其所用麋角、牛乳、酥等也有胡风，且三果浆（庵摩勒、毗醯勒、诃梨勒）更是“法出波斯”（见中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酒名著者”），为唐代社会顶层才能享用的名品佳酿。这些都是有意思的现象，有关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考察。

     北宋初的《太平圣惠方》（992年）中，送服丸散的主流当然仍是温酒、各种粥饮以及各种水，但丸散的“引汤”已经被广泛使用，我大略统计了一下，种类不下百种。应用频率最高的是生姜汤（酒）、薄荷汤（酒 含薄荷姜汤）、橘皮汤（含生姜橘皮汤）、姜枣汤（含枣汤）、荆芥汤（含荆芥薄荷汤）、竹叶汤、醋汤（含姜醋汤）、豆淋酒、盐汤、桑根白皮汤、金银汤、人参汤、葱白汤、枳壳汤、桃仁汤、生地黄汁（或地黄汤）、甘草汤、黄芪汤、麦门冬汤、当归汤（酒）、艾汤、桑枝汤、乌梅汤、二宣（宜？）汤、紫苏汤等。不过《圣惠方》中还没有出现后世那种一药多引，分别治疗多种疾病的情况。由于《圣惠方》反映的可能是唐代后期到宋初的用药情况，推测《外台》（752年）到《圣惠方》（992年）的二百多年间，汉医学关于引药的应用和理论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张丰聪《<圣济总录>中剂型和药引规律研究》一文指出，《圣济总录》有近一半的方剂使用引药，全书引药约有130多种，分为粮食类；果品类；蔬菜类；动物肉、内脏及乳品类；饮品类；调味品类；中药类；其他类。而中药类引药出现频率从多到少排序如下：薄荷、竹叶、荆芥、生地黄汁、童小便、竹沥、橘皮、人参、金银花（这个错误，应是金银）、桑白皮、薤白、艾、麦门冬、丹砂、当归、淡竹叶、木通、柳枝、黄芪、竹茹、龙脑、灯心、阿胶、朴硝、乳香、石脑油、皂荚、马牙硝、丁香、白矾、芦根、荷叶、牛漆酒、菊花、槐胶、枳壳、吴茱萸、桃枝、诃子 、硵砂。薄荷排名第一。

     宋代《局方》中“引汤”的应用广泛而讲究，有研究资料说其引药涉及中药达90多种，为中成药与引药配伍应用的典范。其刊行对汉医学引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它是我国第一部中成药的官方规范。我也翻阅大略统计了一下，丸散的送服“引汤”除酒、各种粥饮以及各种水外，薄荷汤（酒）类“引汤”也是仅次于姜汤（酒）类“引汤”。综观唐宋时代，作为丸散“引汤”，薄荷汤（酒）类“引汤”，不但属于最早出现的特殊“引汤”，也是除水、酒、粥饮、姜汤外应用最广泛的，无疑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明星“引汤”。《局方》中，一药多“引汤”多治的情况已经多见。

     一药多“引汤”的情况，我见到比较早的是北宋中期王衮的《博济方》（1047年），如其[卷四\\经气杂证]有“大琥珀丸”，号称“治妇人百病。”其方后针对不同的病症分别使用了18种“引汤”。《太平圣惠方》（992年）中所谓的“百病方”、“万病方”都还没有出现这种一药多引的情况。相对而言，《博济方》给人感觉很“飞跃”。 一药多引的情况应该也有个渐进的过程，《苏沈良方》卷十的“妙香丸”只有“龙脑浆水”和“龙脑米饮”两种“引汤”，而《局方》中的“妙香丸”却有大黄炙甘草汤、黄连汤调腻粉、腻粉龙脑米饮、生人血、龙脑腻粉蜜汤、金银薄荷汤等七种讲究的“引汤”，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原始版”。 后世一药多汤引的情况更是泛滥成风，尤其是在一些著名的成药中，常通治几十种病症，有多达几十种“引汤”。陶宗仪1366年《辍耕录•火失剌把都》：“火失剌把都者（指马钱子），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可谓登封造极。一药多“引汤”的情况有时候有点象方剂的加法，如果所使用的“引汤”是一组药物，又类似于合方了。

     汤方中用引药在唐方书中也有，如《千金》五补汤有“口燥先煮竹叶一把，水减一升，去叶纳诸药，煮之。”葱白汤有“以水一斗，先煮银六七两，取七升，去银纳药，煎取二升半，下胶令烊”；芦根饮子有“以水七升先煮千里鞋底一只，取五升澄清，下药煮取二升半，随便饮”。 传统汤方中也有一些方剂是某药先煮去渣再下余药煎煮的，如汤方中使用的动物肉类、内脏以及米麦等，这常被后人认为是引药，我看算不上，只是一些特殊的煎煮法而已。唐宋汤剂用“引药”的情况远不如丸散用“引汤”普遍和讲究。但是宋代煮散法的流行，也推动了汤方用引药的发展。宋代《圣惠》、《局方》、《圣济》三部官书的方剂，多已“成药化”，散丸丹膏居多，“引汤”的使用可以弥补成药固定化的不足，有客观的需要。官书中的汤方也多变成标准化式的“煮散”，原本方剂中一些不宜制散的药物在“煮散”法中就被视为了引药之类，如生姜、枣、豉之类。后来逐渐吸收了丸散所用汤引之后，煮散法的引药也逐渐丰富了。以至后人张睿说“古人用汤，必须置引”。

     宋代官私药业发达，好用成药，且社会有饮用香“饮子”的风尚，医家或药家在开方或售药的时候，为方便顾客，建议顾客选用何种适宜的“饮子”送服丸散大概是服务常规。我怀疑唐宋市井的“饮子”店除面对普通民众售卖保健饮料外，还具有为成药业提供“引汤”的功能，毕竟唐宋那些常见的香“饮子”几乎都曾出现在当时医书丸散的“引汤”中。后世常有人误会唐宋的香“饮子”就是“药引子”，恐怕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不光是因为读音相近。

     金张元素创立的探讨药物作用趋势的“药味归经”理论，虽非着眼于方引，而主要是服务于遣药组方，但其思想并不是凭空出世的，他有前人大量的理论和长期应用基础，也有宋代成药丸散发达、讲究汤引、“饮子”流行的时代背景，即山田庆儿所谓的“思想的风土”，新思想的产生，未必是直接受前人或他人影响，有时是属于间接的“传播激发”之类。“药味归经”理论是各种社会风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和标志。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它出现后才能被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张元素的后学更把这种思想发挥混合为更广泛的“引经报使”说，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实际上，张易水的本草理论，原本多由河间学说发挥创新而成，这个可以参阅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的《本草论》和《药略》。另外，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说，方剂合方的兴起“实为河间学派所张异帜”， 刘完素好用合方，其后学镏洪《伤寒心要》尤甚，十九皆用合方，甚至有三方合用、四方合用。河间学派好用合方，是否受当时方剂的“引汤”或引药常为一组药物的情况的“激发”？

     世事沧桑变幻，潮起潮落。如今，中成药的服用除酒、水外，说明书几乎不见建议其他引汤了，不明白到底为何？除了一些怪异引药被近现代文化人诟病外，引药当然不算“糟粕”。汤剂如今也不见了引药，大概是过去的“引药”都演变成了组方成分，返朴归真回归或包括到药方里面去了。

槐杏

粗读一遍。汤先生有心人也！

思玥

这里断代似乎有点奇怪。
《千金》《外台》属于文献汇编性质，虽然成书在唐，但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应该是唐代以前。我们一般的断代是晋唐。
另外我关注过唐方中对剂型的选择是相当规范的，基本符合“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润泽 枯朽，悦人皮肤，益人气血。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 散能逐邪，风气湿痹，表里移走，居无常处者，散当平之。次当用丸，丸药者，能逐风冷， 破积聚，消诸坚癖，进饮食，调和荣卫，”这个法则。而宋朝由于《局方》的成药手册性质，在剂型上是趋于程式化的，用引，就成为一种死水微澜样的变通。
因此唐代用饮子，也许是宋代的先声，但二者背后的指导思想可能不同。

这两个朝代归在一起我总感觉怪怪的。
因为即使从学术的嬗变来看，唐方更多地是承汉、魏晋南北朝之风尚，宋方的变化，更多地为金元突变的先导。

思玥

另外有几个概念应该明确一下比较好，很多人其实不明白其中的差别，文中似乎也稍有混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混乱：
饮子：是一种剂型，唐代的“饮”与“汤”二者有别，不规定剂量，不拘时服为饮，方名往往成为某饮子
            饮子另外一个含义是冷服者为饮。
汤饮：是一种服药的方法。文中所说的汤饮，在宋代较多的，用不同的液体来送服丸散，如薄荷汤、米汤、酒等。而汤引的目的，是否都是我们理解的“引经”？这个待考。
引经药：是一种遣药制方的理论或者说是工具。张元素开始明确组方中的引经药，与剂型和服药方法没有任何关系，与药物的作用趋势有关，是为其创制新方服务，如张元素认为手足十二经的引经药，太阳经上用羌活下用黄柏，少阳上用柴胡下用青皮，阳明上用升麻白芷，下用石膏等。

思玥

为什么最近回帖的排序如此混乱？

汤一笑

唐宋这类丸散送服汤饮，在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概括名称，称之为“引药”或“药引”，其实是后世“引经报使”理论（非单指张元素所论）泛滥深入人心后的一种带有色眼镜的偏见。或者是后人对这类东西的一个勉强的归类命名，否则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类东西。实际大略来看，这类汤饮的使用，就是成方根据患者、病况、时令等不同所做的加味变方，所用之物协同增效而已，这类东西称为“引药”也行，说它是加味也行。不过唐宋时代，尤其是宋代，方药使用中有“引药”的观念是肯定的，见前述。唐宋主流方书中送服丸散所用汤饮全说是“引汤”当然太主观夸大了，但有些肯定可以称之为“引汤”，如酒对痹方；盐汤对肾病方；薄荷汤也较有代表性，南唐陈仕良就明说薄荷能引诸药入营卫，《衍义》也说“小儿惊风、壮热，须此引药”。还应注意到，唐宋送服丸散所用汤饮使用最广泛的酒、姜汤、薄荷汤、荆芥汤等都是具有通透走窜之性的东西。其实就算在明清民国时代，所谓“引药”，其作用也并非狭义的引药力到特定的部位（脏腑、经络、肢节、上下、内外），一些增效、扩大方剂应用的加味也同样被视为“引药”。

   中唐《外台》（752年）和宋初《圣惠方》（992年）应该可以反映唐代、五代时期的用方情况；而《局方》和北宋末的《圣济》则能反映宋代的用方情况。

思玥

关于概念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汤先生在行文中，先界定一下，对全文的结构会比较好。因为读原文比较少，可能很容易不理解或者混淆这几个相近的概念，就会觉着很混乱。

汤一笑

已做了一些界定和统一。

汤一笑

补充：

     对于药用薄荷的来源，本草界有本土说和舶来说两种。郭晓恒 、杨新杰等人的《药用薄荷的来源研究》认为薄荷是中国一个原产的植物，唐代以前就有种植，开始为蔬菜没被古本草收录。唐代开始成为药物，逐渐流传。后又传入波斯薄荷和新罗薄荷。如今《中国植物志》所收录的 12 种薄荷中，明确记载原产他国的有 7 种。

汤一笑

观点还是有问题，先删除，以后另外再写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