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保健“汤”、“水”风尚的由来

汤一笑

宋代保健“汤”、“水”风尚的由来
         —— 唐宋保健“汤”、“水”三题之三
                           汤一笑

     宋代保健“汤”、“水”的流行风尚不是忽然兴起的。它其实是自古道家养生服食传统的延续发展，是传统老树在唐、五代用香风潮和饮茶风潮下开出的一朵奇花。

（一）唐代社会有饵药服汤的风气，且已有将保健药汤“茶饮化”的倾向。

     古之《本草经》就有上品养命，中品养性，下品治病之说。汉晋以来，道家饵药服石之风日盛。嵇康、葛洪、王羲之等道家中人都有不少有关服食药物养生长生的言论。神仙方虽多为丹石、本草丸散，但也稍有五云浆（五种云母）、术煎之类汤药。南朝陶弘景《本经集注》有曰：“凡所饮物，有茗及木叶，天门冬苗，菝葜，皆宜人”，此书还提到各地民间有以术苗、白草叶、蔷薇茎叶、琵琶叶、地榆叶、瓜芦木叶（有学者认为是今苦丁茶）、鼠尾草等为饮。

       道家养生服饵之风在唐代也很盛行。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十二[养性.养性禁忌第一]中又说：“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故善摄生者常须慎于忌讳，勤于服食，则百年之内不惧于夭伤也。”其后所列的养性服饵及养老食疗等方，效用多为延年益寿补益等，涉及的主要药物有：茯苓、茯神、甜杏仁、地黄、天门冬、黄精、云母、钟乳、紫石英、松脂、生术、五参、桑（耳、子、叶）、菖蒲、牛乳等，甚至还有传自异域的质多罗（天竺，波利质多罗树）和荜茇（波斯）。服用剂型除简单处理直接服用以及丸散膏汤外，又多了一种酒酥剂，喝酒吃酥。从其他一些史料看，唐人常用于服饵的还有枸杞、薯蓣、桂、松柏（子、叶）、车前、胡麻等。出乎意料的是，蜀椒居然也是延年药，《清异录》说“椒又名「扁鵲銘」，蜀産者上。……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餌家重之。”丹药乳石确非一般世人可为，饵食这些本草倒是比较实际，尤其在中唐之后，世人对丹药乳石的毒害后果已有戒心，服食者更把注意力转向了本草药饵，即“草丹”之类。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延年药，如何首乌，见唐人李翱《何首乌传》。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公元612年—713年）著《食疗本草》恰是当年饵药延年益寿风尚的反映。

     从唐代一些文人的行迹可以想见当时饵药风气之盛，王勃“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唐才子传》卷一）；卢照邻“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旧唐书》卷一九０）。关于长生饵药的唐诗也很多，如贾岛《赠丘先生》：常言吃药全胜饭，华岳松边采茯神。贾岛《赠牛山人》：二十年中饵茯苓，致书半是老君经。齐己《谢人惠药》：久餐应换骨，一服已通神。李白《嵩山采菖蒲者》：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

     在医学角度，孙真人更是大倡日常使用药物保健调理。《千金翼方》 卷第十四[退居.服药第三]说：“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疠，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平居服五补七宣丸（见《外台》卷31）、钟乳丸，量其性冷热虚实，自求好方常服。”其后 [退居•饮食第四]中又说：“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行讫还床偃卧，四展手足，勿睡，顷之气定，便起正坐。吃五六颗煎枣，啜半升以下人参、茯苓、甘草等饮，觉似少热，即吃麦门冬、竹叶、茅根等饮。……秋冬间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浓朴、生姜等饮。如此将息，必无横疾。”从《外台》和《四时纂要》记载看，張仲景八味地黃丸（金匮肾气丸）在唐代已经成为著名的补益药，如唐末韩鄂《四时纂要》云：“八味丸，张仲景八味地黄丸，治男子虚羸百病众所不疗者，久服轻身不老，加以摄养则成地仙方，大约立秋后宜服，……每日空腹暖酒下二十丸，如稍觉热即大黄丸一服通转为妙”。

     唐人还有依季节摄养的保健观念。孙真人《千金月令》（或为托名？）中有云：“四月之节，宜服附子汤”；“五月，宜服五味子汤”；“九月中，宜服地黄汤”；“十月，宜进枣汤”。唐末韓鄂《四时纂要》也有类似讲究。其实早在隋炀帝时，尚食直长谢讽就有造“四时饮”——春以桃，厦以酪，秋以莲实，冬以枸杞。

     唐代社会上下其实都流行吃“药”。唐朝皇帝、贵族、士大夫好丹药乳石是出了名的，炼丹服石之风遍行天下，此不必赘述。史料及唐人的文章著作中，唐人还通常是茶、药并提，尤其是在唐代后期、五代，可见两者在唐人生活中似有对等的地位。唐代各地土贡中，即常含特产名药，其中延年药、补益壮阳药占有较大比例。唐朝皇帝也常赐给大臣和在外将帅 “茶、药”，且有所谓的的“夏药”和“腊药”之分，被臣子视为一种皇帝特殊的眷顾和恩宠。如《全唐文》卷37有唐玄宗《答张九龄谢赐药》有云：“腊日所惠，固其常尔。”卷289有张九龄《谢赐药状》（注：赐鹿角胶丸及驻年面脂），卷333有苑咸《为李林甫谢腊日赐药等状》（注：赐面脂、通中散、乞力迦丸等），卷602有刘禹锡《谢敕书赐腊日面脂等》。白居易也有《腊日谢赐口脂状》（注：赐口腊、红雪、澡豆等）。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在江陵得病，他曾寄去大通中散（即是红雪，又名红霞散）和碧腴垂云膏等，可能就是皇帝所赐之物。从唐代诗文描述来看，唐代士人的交往中，相互寄赠药物的情况十分常见。唐皇除赐臣子口脂、面膏、散丸之外，还常有红雪、紫雪、金石凌等药物，后三者皆解热结药，大概属于“夏药”。唐代的“夏药”除以上三种外不清楚具体还有哪些，但按《南宋馆阁录》卷六的记载，南宋时，皇帝所赐“夏药”包括大顺、五苓、香薷、三倍、驻车、桂苓，“腊药”则是主要是苏合、鹿茸两种。

     此外，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记载，唐玄宗曾赏赐桑落酒、余甘煎、蒸梨、五术汤、金石凌汤等高级药饮给安禄山。余甘煎等还常被赐给其他臣子。唐代进士宴有御赐三勒浆。元代王恽《三勒浆歌》序中说“唐代宗大历间幸太学，以三勒浆赐诸生”。皇帝有时也赏赐臣子一些新异药物，《新唐书》卷204有为大骗子姜抚立传：“姜抚，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召至东都，舍集贤院。因言‘服长春藤（即葛藟、千岁藟），使白发还鬒，则长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终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玄宗）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赐中朝老臣。……”

     从唐代诗文描述来看，唐代士人显然还流行吃各种药苗，方干有诗句：“惯采药苗供野馔”，郑常《寄邢逸人》：“儒家荷叶老，野饭药苗香”。从《千金》有关内容及一些诗文来看，当时常吃的药苗有枸杞、甘菊、术、牛膝、苜蓿、合欢、黄精、牛蒡、商陆等。《外台》也说“紫苏、薄荷、荏叶、水苏温中益人。首蓿、白蒿、牛蒡、地黄苗甚益人”，都视为菜类，且对药苗评价甚高，可见吃药对唐人来说还真是习以为常，已成一种社会风气。从《千金》、《四时纂要》等唐书的记载来看，这些药苗当时都进行人工种植。

     唐代的保健药饮，除前面孙真人提到的人参、茯苓、甘草、麦门冬、竹叶、茅根、浓朴、生姜等“饮”外，《千金》、《外台》、《圣惠》等方书还提到很多类似的“饮子”和“饮”，如地黄饮子、犀角饮子、芦根饮子、竹沥饮子、竹茹饮子、葛根饮子、桑白皮饮子、大黄饮子、鸡苏饮子、石膏饮子、香豉饮子、旋复饮子、通草饮子、榉皮饮子、芦根大麦饮、枣汤、姜枣汤、梅浆、蔷薇饮、赤小豆饮、乌梅饮、木瓜桂心二物饮、甘草饮、茯苓饮、补胃饮、紫菀饮、杏仁饮、紫苏饮、百部根饮、淡竹叶饮、酸枣饮、牛膝饮、地肤饮、薄荷汤、荆芥汤、枸杞根汤、牛蒡汤、茅根粟米汁、薏苡仁饮、橘皮汤、豆淋酒、枳壳汤、桃仁汤、生地黄汁、黄芪汤、当归汤、艾汤、桑枝汤、二宜汤、紫苏汤等，这些 “饮”、“汤”或疗疾或保健或用于送服丸散。在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本新刊羽042R《药方》中，还有一罕见“苦瓜饮子”，使用三果、苦瓜、胡姜、通草、胶膝等药物煮散，胡风浓厚。

     我注意到，从“饮子”一词出现的频率来看，《千金要方》几次；《外台》几十次；而《圣惠》则是一百几十次。唐代中期之后才大量出现，我觉得应该也是中唐之后的饮茶风潮促动所致。在喜欢吃药的唐人看来，日常喝些保养性的药汤只是这种香饮风尚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活讲究，就象他们喝茶汤一样寻常。茶饮大兴之后，受其影响，世人饮用此类药汤的情况也随之增多，甚至连原本这类“某汤”或“某饮”也常改称成“某茶”，如姜汤称姜茶，薄荷汤称薄荷茶。

     《全唐诗》中，有不少关于唐人服用保健药汤的诗句，如“始暴松皮脯，新添杜若浆。”杜若浆可能是小良姜或其花酿的类酒饮。“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蔗浆为甘蔗饧稀释的甜水。“疗饥兼解渴，一醆冷云浆。”冷云浆是云母浆？“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五云浆应该是五种云母制作的浆。“谁人肯信山僧语，寒雨唯煎治气汤。”治气汤可能是橘皮汤之类。其他还有茯苓汤、松叶汤、柏叶汤、菖蒲汤、赤箭汤、人参汤、菊花茶、朮煎之类——“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秋茶莫夜饮，新自作松浆。”“饭香同豆熟，汤暖摘松煎。”“树谷期招隐，吟诗煮柏茶。”“何期早相遇，乐共煮菖蒲。”“黄耆数匙粥，赤箭一瓯汤。”“静鼓三通齿，频汤一味参。”“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度日竹书千万字，经冬朮煎两三缸。”（网络搜索时代，详细出处略）。其中有些药汤显然与茶饮相提并论。

     当然另还有比较特殊的，如唐代诗人包佶有《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这是以诃子叶为汤，且还是当时胡商颇为得意的稀贵货。汉医学文献中是找不到诃子叶药用的记载的,但臧医《四部医典》中说诃子“树叶能治腑器之病”。贾岛《郊居即事》诗：“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此“胡茶”不知是否与之有关。可见在中唐之后，当时不但有真茶以及各种代茶，居然还有“胡茶”。当时胡商的市场反应能力可谓敏捷。

     宋初陶谷《清异录》有“丁香竹”条：“荆南判官刘彧（五代），弃官游秦、陇、闽、粤。箧中收大竹拾余颗，每有客则斫取少许煎饮，其辛香如鸡舌汤（丁香汤）。人坚叩其名，曰：[谓之丁香竹，非中国所产也。]”此亦为“胡茶”。

     唐人似乎还有以药入茶或以药为茶的习惯。唐人郑谷《宗人惠四药》：“宗人忽惠西山药,四味清新香助茶。爽得心神便骑鹤,何须烧得白朱砂。”“香助茶”大概是药入茶作饮吧？贯休《桐江闲居作十二首》中有“静室焚檀印，深炉烧铁瓶。茶和阿魏暖，火种柏根馨。”以阿魏入茶不知是什么古怪味道？皮日休《友人以人参见惠因以诗谢之》：“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这是以人参汤代茶饮了。

     在《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七[药茶诸方]，有葱豉茶、石膏茶、薄荷茶、硫黄茶、槐芽茶、萝茶、皂荚芽茶、石楠芽茶。其中就有两种煎煮方法，一种是先煎药汤去渣，再以汤冲点茶末饮用（用此法少，两方）；二是药物制作成粉末，再依煎茶法煎煮服用（即煮散法）。这两种煎煮法恰体现了唐、五代存在的两种煎茶法：煮散法和点茶法，后者在宋代才成为主流。研究宋代保健汤、水风尚的学者也有一些注意到了这些药茶，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类东西其实就是宋代《局方》中“诸汤”的前身。两者的冲（煎）服法都完全模仿当时饮茶的主流方法，虽然“药茶诸方”没有象“诸汤”那样明确说明用盐调味，但其“一依煎茶法”说明是可以按习惯加盐及其他调味料的，所以一处有说“入盐花亦佳”。两者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各方的主治说明，“药茶诸方”的主治面相对来说较“狭窄”些，大多有一定的治疗重点。这也意味着，“诸汤”的“茶饮化”程度比“药茶诸方”更深。《太平圣惠方》反映的是宋以前的用方情况，“药茶诸方”的出现也证明在宋代以前，“茶饮化”的保健药汤已经有所流行，只不过没有宋代盛行而已。

     《外台秘要》 卷第十一[叙菜等二十二件]有云：“茶不可多吃。热温煮桑代之。”《外台》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一十二首]中，有一作者郑重推荐的“代茶新饮方”，也是药茶，不论制作、煎煮、调味都完全依据唐代饮茶法。可见唐人已有将保健药汤“茶饮化”的倾向。

     晚唐、五代本草书中明确提及一些“作汤代茶吃”、“作饮代茶”、“作茶饮之”的药物，如木槿花（《日华子》）、桑叶（《食疗本草》）、地榆（《唐本草》）、榉树叶（《日华子》）、五加皮、薄荷（《食医心境》）、荆芥（《日华子》）、枳壳叶（《食医心境》）等。显然这些东西在唐代也多用做“饮”或“饮子”。唐代《药性论》还记载有用虎杖和甘草制作的“冷饮子”，“又且尊于茗”。参见《证类本草》引用。

     唐时各地所好保健汤也因地域而不同。唐代孟管《岭南异物志》记载，当时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有诃子树四五十棵，诃子熟时，院僧以诃子、甘草煎汤待贵客。“色若新茶”，“南海风俗，向贵此汤”，参见《图经本草》引言。岭南以诃子为饮早在西晋就流行，见嵇含《南方草木状》（304年）载。岭南还好用余甘子（庵摩勒）、橄榄等入汤，见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及秦观《海康书事十首》。这些都是当时岭南地区的名饮，显然有印度或波斯的饮食文化的影响。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1095年）卷第八记载：“今并、代间士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长松根，一种长古松下类人参的药物）。这是今山西一带当时的风尚。而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7记载，宋初有位叫巩汉卿的进士对杜祁公（杜衍978～1057年，封祁国公）说“似浙中人，好吃紫苏熟水。”又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有云：“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种竹叶，稍大於常竹，枝茎细，高者尺许，土人以作熟水，极香美可喜。”这可能是淡竹叶汤。以上史料虽然很多不是唐代，但考虑到民俗多有历史延续性，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唐代人日常服用的这些保健药汤，其具体是如何煎服的？罕见史料提及，很可能就是如煎茶那样煮散，因为方便，可参见《宋代煮散兴起之迷》有关内容。

      唐人好服用保健药汤的风气在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中也有所反映。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记载：“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虽说名义上是用于疗疾，但购饮者恐怕未必都有什么明确的疾病，其生意之盛，足见当时唐代世俗社会已有好服保健药汤之风。“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且可治“千种之疾”，这些特征都与宋代《局方》中万金油式的“诸汤”相类。

     至迟在唐朝后期，以药汤待客已经成为世俗。唐代贞元年间（785---805年）有宋若莘、宋若昭著《女论语》，其《待客章》就有“点茶递汤，莫缺礼数”之语（陶宗仪《说郛》中有此引文）。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他在开成五年（840年）某日到萧判官家做客，招待中“汤药、茗茶周足”。可知当时以茶与药汤待客已经成为世俗礼节。甚至五代吴越国还出现了“汤药都监”这样的官职（参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北宋龚鼎臣《东原录》提到天禧年间（1017年—1021年），宋真宗召知制诰晏殊欲作诰词，就有“坐赐茶”、“真宗点汤既起”等礼节，故事为亲历者晏殊说与王哲学士而来。此时是宋初，说明药汤待客之俗应该在宋前就已经长久存在，宋人“客至点茶，送客点汤”的风俗也可能在北宋之前就存在，但尚缺乏直接史料。

     从一些佛教文献看来，唐末、宋初僧人日常生活也常吃药汤，刘淑芬先生认为有荷叶汤、薯蓣汤、橘皮汤等。服“汤”的世俗当时已能渗透影响到清修佛徒的日常生活，亦足以佐证唐代后期、五代时世俗服“汤”之风盛。

     宋代保健汤、水的风尚多有史家探讨论说，而唐代保健药汤已有所流行却罕有人论及，唯台湾史家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之《唐宋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茶与汤药》一节论之甚多，颇具创见，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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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保健“汤”、“水”的流行与唐宋饮茶风潮具有密切关系

     宋代保健“汤”、“水”的流行风尚与唐代中期开始的饮茶风潮密切相关。唐代中期开始，世俗饮料中风头最盛的当然是新兴的茶饮。茶为香饮，所谓香茗。它无疑是唐宋社会香饮风潮的龙头。它掀起的香饮热潮，也极大地激发了世人发明各种新异香饮的热情，各种香料（广义）逐渐被应用于饮料的制作，社会奇茶异汤纷呈，如五代毛文锡《茶谱》之“茶之别者”（各种树叶茶），以及鸡舌汤（丁香汤）、甘菊汤、枳花茶（李郢有《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等各种香“饮”。这类新兴香饮与其他传统香饮后来在宋代多归为香“熟水”一类。

      茶又是药饮，自古就有作药疗的传统，布朗族人历来几乎把茶视为万能药。《唐本草》开始新附“茗、苦荼”条，其功涤烦、解渴、去痰、下气、消食、利小便、益意思、令人少睡。《千金》以大剂茗饮作吐剂。宋初名医初虞世《必用方》还认为建州官片大腊茶能解百毒（据说此茶是用五倍子叶所制，存疑。参见庄绰《鸡肋编》）。日本茶祖荣西（1141—1215）《吃茶养生记》夸张地说：“茶为万病之药”，其说恐非自创，唐宋可能即有此类说法。中唐之后的茶道大行，原本就喜欢吃“药”的唐人受其触发，饮用保健药汤的情况也随之增多，方书开始涌现出众多的“饮子”、“饮”、代茶、药茶之类，它们随时代变迁过渡到宋代就大多成为了《局方》“诸汤”之类。

     社会每当平安繁华时代，世人自然讲饮讲食，追求口腹之欲，亦兴长生保健之风，此人性使然。

     如果放在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实唐代茶饮之所以勃兴，应属于唐代用香风潮中的一朵奇葩。我国汉代已有用香风尚，大概也与通西域中外交流有关。但汉代用香一般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且多为熏香，香料主要是本土所产。大唐则不同，简单形象地说，盛唐是一个香气弥漫的时代。唐人上下嗜香，宫廷、贵族、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祀、礼、宴、佩、眠、食、饮、浴、妆、医等，香料几乎无所不在。甚至王侯、贵族出行，香药也是必要之品。当时贵族、士大夫间甚至还经常集会“斗香”， 宋初陶谷《清异录•熏燎》：“《中宗朝宗纪》：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唐中宗李显 656年－710年）。足见香风之盛。且唐人崇尚外国香料，当时广州是世界最盛大的香料市场之一。鉴真当年所见广州港口江面的外国商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

     需要一提的是，唐代医方中虽然没有宋代那样滥用香药，但宋代常见的香料在唐代都已经成为常用药材，唐代《千金》中已经有不少香料方，如五香连翘汤、五香枳实汤、木香汤、五香麻黄汤、五香汤（散、丸）、大小麝香丸（膏）、治鼻不利香膏方等。《太平圣惠方》中香药方则更多，如麝香（汤丸散）、五香（汤丸散）、乳香（汤丸散）、木香（汤丸散）、茅香（汤散）、沉香（汤丸散）、藿香（汤散）、丁香（丸散）、安息香（丸散）、枫香（丸散）、鸡舌香（丸散）、苏合香丸、十香丸、七香丸、甲香散、降真香散、紫藤香散、薰陆香散等。显示了香药入方之风渐盛。郑金生先生认为宋人爱喝药“汤”是与香药的盛行有关，确实是有干系，因为“汤”中多用香药，但我认为宋代保健药汤的盛行与当时饮茶风潮的关系更密切，可视为饮茶主导的香饮风潮中的一股异流。

     唐代的用香风潮，我认为有三大因素：强盛开放、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繁盛（尤其是与西亚和印度的交流）、佛教昌盛。西亚自古输出香药，伊斯兰教徒认为使用香料属于圣行，不论宗教活动还是世俗生活事宜都广泛使用香料（不能含酒精），这已成为伊斯兰式生活方式。唐朝与大食经贸往来密切，是阿拉伯香料的主要消费国。唐代佛教鼎盛，而佛教礼佛也极为讲究用香，且有关史料显示，佛教传播与中古香饮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如筹禅师在隋朝仁寿年间为宫廷造五色饮，五香饮；又如唐代茶饮的风源就在禅院，陆茶神也成长于寺院。

     香饮的涌现是唐代用香世俗化、日常化的一大体现。自古辛香料就是人类最普遍嗜好的香料，桂酒椒浆是汉文化传统的香酒，唐人饮食大有胡风，好用胡椒、荜茇等辛香料调味，还常用胡椒、丁香（鸡舌香）、郁金香等调香酒，李白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清异录》提到五代时刘彧以“丁香竹”汤待客，“辛香如鸡舌汤”（丁香汤）；《清异录》载唐“裴晋公（裴度765年－839年），盛冬常以鱼儿酒饮客。其法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清异录》“香燕（宴）”条：“（南唐）李璟保大七年（公元 949 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其中就有香饮。“绰楔台盘”条：“……当时贵势，以筵具更相尚，陆珍水异，毕集于前，至于方丈之案不胜列，傍挺二案翼之，珠花玉果，蔬笋鲊醢，糖品香剂，参差数百，谓之「绰楔台盘」。御宴官家，例不能辨。”可见当时的高档宴席，香饮也是少不了的。“冷面草”条：“符昭远不喜茶，尝为御史同列会茶，叹曰：「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也。」饭余，嚼佛眼芎，以甘菊汤送之，亦可爽神。”“甘菊汤”就是“香剂”。 从上面的史料看，唐代香饮之风在中唐较盛，而饮茶的勃兴恰好也在中唐之后。唐代民间的茶饮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盐等辛香料调味，原本就是时代用香风潮中的香饮之一，其能脱颖而出，大放异彩，有其本身的优点和特殊的时代机缘——唐代，尤其是唐前期是公元一世纪以来2000年间气候最温暖湿润的时期，这可能是饮茶能在唐代勃兴的自然环境因素；唐人饮食大有胡风，口味重，有好香饮之风，而茶既是香饮又是药饮且能使人上瘾；佛教徒好饮茶及以茶“供养弥勒，奉献观音”，佛教播及四海亦引发社会好茶风尚；名士著书立说使之雅俗共赏；唐代贵族、士大夫好胡食、好丹石，体多有热毒，寒凉之茶刚好契合此类人物需求；更重要的是，茶是本土物产，栽培不难，产量巨大，它能广泛满足社会上下广泛巨大的需求，也能为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是任何进口名贵香料都无法具备的。这些必然和偶然因素的汇合最终引发了唐宋社会的饮茶风潮，并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唐代饮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用香风潮的相关性，我看茶史专家都还未意识到。

     茶饮盛于盛唐，尤其是建中（780—783年）之后，杨晔《膳夫经手录》（856年）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其发动风源一般认为开元年间佛教大兴，清修禅思的僧徒好饮茶来提神醒睡减饥，佛教的在唐代的繁盛使饮茶在世俗仿效成风，于是茶事大兴。公元770年左右，禅院环境中长大的陆羽著成《茶经》，是书显露了茶饮由食饮、疗疾保健向趣味香饮发展的倾向，是茶饮日常饮品化的标志。同时代稍晚于陆羽的封演《封氏闻见记》说，陆羽《茶论》问世之后，“于是茶道大行”，殆成风俗，陆羽也很快被茶业人士奉为“茶神”。唐人嗜茶成瘾，封氏说当时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说“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唐人甚至还认为茶比芝、术、黄精等“上药”更好，“苟未得则谓百病生矣”，见斐汶《茶述》。茶在唐代之盛，声名直逼酒饮，以致出现表现茶酒地位之争的“变文”《茶酒论》（敦煌文书），文首有“暂问茶之于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卑小？阿谁即合称尊？”中唐之后的饮茶风潮甚至在方书中有所体现，中唐的《外台》方剂中提及“茶”、“茗”者约15次，而到宋初《圣惠》方剂中涌现“茶”的频率却是《外台》的十倍还多，用于入药或送服丸散。饮茶在宋代更是炽盛，“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见《铁围山丛谈》）。宋人甚至发展出所谓“盛世清尚”的“斗茶”畸风，非为饮用，而是较量茶技和茶叶。范仲淹竟然这样夸茶：“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茶既是唐宋社会香饮风潮的龙头，亦是保健药饮之王。它的风行也促发了保健药汤的一同流行，中唐之后开始涌现很多“饮子”、“饮”、“冷饮子”、代茶、药茶等新异香饮、药饮，甚至有“胡茶”、胡“饮子”出现。茶饮由食饮、疗疾保健饮品向日常享受品的蜕变，同样也带动了唐代保健药汤的日常饮品化倾向，服饮也日益随意化，最终使它们在宋代变得和茶一样大行其道、广为流行，终于成为世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宋代的保健药“汤”的疗效和茶饮一样都是万金油式的宽泛，且其不论用具、调味还是冲服法都模仿当时的饮茶，如《局方》中的“诸汤”冲服用的就是晚唐已经流行的“点茶法”，调味也如同唐宋饮茶那样普遍使用盐、姜调味。宋代香“熟水”的造法为“先倾百煎滚汤在瓶器内，然后将所用之物投入，密封瓶口、则香焙矣。”这也与陆羽《茶经》所说的“（茶末）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阉茶”相类。又如，唐代宫廷重阳羡茶，是一种不加香料的研膏茶（榨去茶膏）。而到了唐末及宋，宫廷则重建州加入名贵香料膏油制作的蜡面茶，所以宋之名茶多异香，虽然北宋蔡襄倡“茶有真香”，宋人却难改奢好。此风所靡，相应的，宋代的保健汤、水也比唐代的更多地使用香料。

     宋代保健汤、水的流行与唐宋饮茶风潮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其对饮茶法的“模仿”以及“被带动”，是本文的着重点，未见有学者明示此点。其他学者多注意的是香药风潮对宋代保健汤、水的影响，或注意保健汤、水与茶一并风行的关系。有的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宋前“代茶”饮与宋代保健汤、水风尚有关，但仍未揭示其对茶饮的“模仿”，也未意识到茶饮风潮实为其风源之一。道家的饵药传统、唐代的用香之尚及饮茶风潮是宋代保健汤、水得以盛行的三大风源，唐代中期之后，三股风气的交错汇合造就了这一新的社会风潮。

主要参考文献：

孟 晖《熟水代茶》网文
刘朴兵《唐宋时期的饮子》博客文
郑金生《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一版
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和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苏诺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保健“茶汤”的医学史研究》2009年5月10日
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之《唐宋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茶与汤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月1日第一版
吴娟娟硕士学位论文《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