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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31 2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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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丸衣的若干历史问题（三）
三、丸药“黄蜡为衣”的历史演变
（0）、西晋以前中国养蜂和利用蜡的历史
人类对蜂蜡的使用，目前可追溯至40000年前，南非夸祖鲁-那塔尔Lebombo山山脚的边境洞考古，发现了裹在木本植物树皮内层纤维中的一块蜂蜡，里面混合了有毒的一品红树脂。考古学家巴克维尔认为这种复杂的混合物是“边境洞人”用来黏住箭头或工具的。
中国是中华蜜蜂的发源地。由于熊、猩猩等动物也喜欢吃蜂蜜，则中国人食用蜂蜜、蜂子的历史必然相当久远。按自然常识，这似乎无须考据。“蜜”字在《礼记。内则》（前3世纪）中已见：“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养蜂的过去一般以为是东汉汉阳郡人（甘肃天水）姜岐，据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公元160年左右，姜岐隐居山林，“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三百人。”大约成书于汉代、托名范蠡著作的《范子计然》中恰好就说“白蜜”是出“陇西天水”。不过公元前165 年入土的马王堆《杂疗方》中有“内加：取犬肝，置入蠭（蜂）房，旁令蠭（蜂）□（上艸左下虫）之，阅十馀房。……”似乎反映此时已经大规模养蜂，否则如何以十馀房蜂处理犬肝？如是，则比姜岐养蜂更早几百年。西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明确记载山区养蜂者“以木为器”，“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诱引野蜂“春月作窠生育”的方法。
马王堆《养生方》中有使用“黄蜂骀（黄蜂蛹）”、“黄蜂”、“蜂房”入药，还有一条缺文者也出现“蠭（蜂）”字。《五十二病方》中有用蜜和药。大概两汉之交的武威汉代医简中（武威也在甘肃），以“白密”做丸剂的主要赋形剂在医简中出现5处（4、29、79、82甲、83甲），做为调和药味出现1次（80甲）。东汉第一位皇帝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年轻落魄时就“尝与朱佑共买蜜合药”。
作者不明、疑为葛洪的《西京杂记•第四卷》有“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学者认为“蜜烛”就是蜡烛，但也有学者认为“杂记之言，本非可据”。有学者认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有管状插器的青铜器，以及20世纪50年代广州四座东汉晚期墓中出土的有管状插器的陶瓷器为插蜡烛的蜡台。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类插器用途不明、器上也无蜡残留物，草率断为蜡台不妥。
近些年考古发现中的“蜡”：
在蚌埠双墩春秋墓一号墓中，考古人员在陪葬铜器的残留物中发现一黄色块状物，表层为黄色，而内部为浅白色，夹杂着许多绿色颗粒。经过化学分析，发现该残留物是“蜂蜡和动物油的混合物”， 应该是人为有意识加工的产物，具体用途不详。考古人员推测该残留物很可能为外敷创伤药。此墓考古专家认为是春秋中晚期，即公元前五六世纪, 而墓中木炭标本的测年却为公元前845 加减45年, 其间有一定差距。（注：此黄色块状物也可能为灯台的燃料，古灯多以油脂为燃料，也可用蜡，早期蜡是融化后作为油膏使用的。东汉中期王符《潜夫论.遏利篇》说：“知脂蜡之可明镫也”。）
十堰郧县发掘春秋晚期7座殉人墓葬，其中4号墓出土的一柄铜剑上镶嵌的绿松石背面，残留有一种浅黄色物质，疑为黏结材料。分析表明，铜剑镶嵌绿松石处黏结材料中含有大量的高级饱和脂肪酸酯，其主要成分是蜂蜡。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楚人便会使用蜂蜡在铜器上粘合宝玉石，类似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502瞬间强力粘合剂。可见，使用蜂蜡作为其中一种成分制作黏合剂似乎是远古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技术。
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省随县发现有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有大批乐器。音乐考古学家黄翔鹏教授在研究其中的笙时，发现在笙簧片上有一滴2400年前的蜡泪。笙制成后要调音，笙的篑片不便削来刮去，就在上边滴上蜡，用修削蜡滴的方法来调笙律。直到现代，制筌调律仍用这种方法。（注：此似未经科学化验，未必为蜡）。
解放前在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盒形灯据记载，该灯出土时，盘内尚有残蜡遗存。
近些年关于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有关失蜡铸造工艺的激烈争议。过去说春秋时期中国青铜器就有失蜡铸造法，如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尊盘。但近年王昌燧等人重新仔细研究过去认为是失蜡法铸造的那些装饰繁复的青铜器，结果发现还是传统范铸法铸造的巅峰之作，并认为至少战国之前，中国没有失蜡法青铜制品。并初步认为，中国青铜器的失蜡工艺的肇始与佛教造像的传入密切相关，时间大约在北魏与隋唐之间。参见其《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再论“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而李元芝等人还应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河南叶县许灵公墓出土的透空蟠虺纹饰件进行了检测，认定其由失蜡法整体铸成。铸作年代为公元前547年或稍后，反驳王昌燧等人的观点，可以预期，考古界关于失蜡工艺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
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载：“汉墓偶有黄蜡饼发现”“岂以之代膏邪？”
李正光 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长沙杨家大山401号墓和沙湖桥A45号墓。出土的铜灯内均遗存残蜡，这是西汉遗物，可为蜡代膏之证。铜灯内的这种蜡应是融化后作为油膏使用的。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04期。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出土的铜灯盏中也有残留蜡泪（未查验）。
绵阳高新区松林坡东汉墓，考古人员发现几块特制成子弹头形状的蜡质颜料块，这些颜料块长约3厘米，两块为蓝色，一块红色。考古人员认为其能是中国最早的绘画蜡笔。
2004年4月,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在市东郊清理了一座东汉砖室墓。出土一件保存较好的蜡质台形器物。路文举、金普军等人采用了FTIR和XRD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这件文物的质地是蜂蜡。他们结合文献资料，认为这件蜂蜡制品的出现与人工养蜂技术在东汉时兴起密切相关，它的品质反映出东汉时期高超的蜂蜡精炼技术。参见路文举、金普军等人《合肥出土东汉墓葬蜡质文物鉴定》文。
西晋时蜂蜡已被用于制作蜜印(蜜章)、蜜玺（殉葬品）、蜡屐（润滑木屐，便于穿着）和工艺品蜡凤。《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说东晋权臣王敦死后：“（王）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厅事中，与诸葛瑶等恒纵酒淫乐。”这是大规模用于尸体密封。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晋代以前，中国人就应用蜂蜡于医药、粘合凝固、密封、防水、燃料、润滑等方面，对蜂蜡的利用是深入而广泛的，至迟在东汉时候，蜂蜡精炼技术就达到了很高水平。
文字记载中，中医药中使用蜡也很早，《本经》中就有“蜜蜡”，但有的版本是“蜡蜜”，两者含义不同，不过从其条文“续绝伤，金创，益气，不饥，耐老。”来看，原本应该是“蜜蜡”，因为蜡有凝固性、也不能消化，所以古人的原始思维认为它可以愈合伤口，而后世辟谷方中也多用蜡，此正是“不饥”，而且蜡在古人看来也是一种不朽坏的神奇物质。所以东汉时代应该是有医方用蜡的。《金匮玉函经•附遗》中的“调气饮”用“黄蜡三钱”则无法确定是否汉代医方。早期医方用蜡大概主要是外科使用，这从《本经》条文就可知。《证类本草。蜜蜡》有引用《葛氏方》用蜡治疗犬咬伤重发及狐尿伤；《肘后》有用蜡的“诸疽疮膏方。”
对于后出的虫蜡，朱丹溪也说：“白蜡者敛坚凝，诚为外科要药，生肌止血定痛，接骨续筋补虚。与合欢皮同煎，入长肉膏神效。但未试可服否？”（见《本草蒙筌》）。其实虫蜡的利用并非一般以为的较晚近，据昆虫史学家邹树文《虫白蜡利用的起源》一文考证,早在1700年前汉魏时代, 白蜡虫的利用已有明确记载,1000多年前唐朝元和年间已开始人工放养白蜡虫。
（1）、较早期的蜡丸史料
《肘后备急方》[ 卷二.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 ：“又方，温酒一二升，以蜡如弹丸一枚置酒中，消乃饮，无蜡，以盐二方寸匕代，亦得。”此方位置居前，很可能是葛洪原文。不过在《医心方》所引《葛氏方》中未见。
《肘后备急方》[ 卷二.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虎头杀鬼方，虎头骨五两，朱砂、雄黄、雌黄各一两半，鬼臼、皂荚、芜荑各一两，捣，筛，以蜡蜜和如弹丸，绛囊贮系臂，男左，女右，家中悬屋四角，月朔望夜半，中庭烧一丸，一方有菖蒲、藜芦，无虎头、鬼臼、皂荚，作散带之。”此方在“赵泉（三国）黄膏方”之前，可能是葛洪原文。
《外台秘要》[ 卷第二十五.冷痢食不消下方六首]：“（张）文仲、华佗治老小下痢，柴立不能食，食不化，入口即出，命在旦夕。久痢神验方。黄连末（半鸡子壳）乱发灰（准上）淳苦酒（准上）蜜（准上）白腊（方寸匕）鸡子黄（一枚）上六味，于铜器中炭火上，先纳苦酒、蜜、腊、鸡子黄搅调，乃纳黄连末发灰，又搅煎，视可抟，出为丸，久困者一日一夜尽之，可者二日尽之。（肘后同出第三卷中）”
此方今本《肘后》似未见，蜜与蜡同为丸，也不清楚是否汉代华佗方。如果原本《肘后》有此方，倒很可能是华佗方。
《外台秘要》[ 卷第十三.鬼魅精魅方八首]：“深师五邪丸。疗邪狂鬼魅。妄言狂走。恍惚不识人。此为鬼魅。当得杀鬼丸方。丹砂（研）、雄黄（研）、龙骨、马目毒公鬼箭（各五两）、鬼臼（二两）、赤小豆（三两）、元（有“虫”旁）青（一枚）、桃仁（百枚，去皮尖熬，别研）、上九味，捣下筛。别研雄黄、丹砂，细绢筛。合诸药拌令和调后。纳蜡和之。大如弹丸。绛囊盛之。系臂。男左女右，小儿系头。合药勿令妇人、鸡犬见之。所服，蜜和丸如梧子。一服三丸。日三。忌五辛、生血物。（出第九卷中）”
这一方比较有意思，佩带的用蜡和丸，而服用的则用蜜和丸。僧深约生活在420——502年间。也有研究者认为《僧深方》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540-610年之间。见《中日医学文献中的《僧深方》研究》。
由于佩带蜡丸药辟邪属于巫药性质，以蜡和丸，硬度、保质都好于蜜丸。葛洪《抱朴子》中说入山多佩带这类辟邪丸、散药；《千金翼方》中的“刘次卿弹鬼丸”也是蜡丸，此方更早出现在南北朝宗懔(约501～565)《荆楚岁时记》所引《天医方序》中，所以有些怀疑蜡丸最早大概是出自巫道家、仙家一路，炼丹术中也常用到蜡。后面提到的最早“蜡纸裹丸”之“吃力迦丸”、 “三等丸”也有辟邪功效，蜡丸与蜡纸丸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历史演进关系。
古代丸药的赋形剂主要用蜜，常用的还有蜜蜡（黄蜡）和枣肉，以蜡和丸的丸药多有大毒。取其难化而能逐渐起效。关于蜡丸的历史，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曾有所讨论。下面主要关注以蜡丸衣的历史问题。
（2）、从“蜡纸裹丸”到蜡衣（皮）丸
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认为蜡皮丸药在清代中期以前都是“蜡纸裹丸”，没有“蜡皮裹丸”，这属于失考，需要纠正。蜡皮丸药的历史演变大概有三个阶段：唐朝的“蜡纸裹丸”（此时期有无蜡皮裹丸难说）——腊衣丸、蜡纸丸同用——明清蜡壳丸。
大约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关于用蜡的史料开始多见，佛像铸造大量采用失蜡法；蜡染技术广泛应用于织物染色，蜂蜡用于制作蜜印(蜜章)、蜜玺（殉葬品）、蜡屐（润滑木屐，便于穿着）和工艺品蜡凤。医药常以蜜蜡和丸；高度发达的唐代，蜡的使用更加广泛和高超，当时居然有13个州向皇室的“土贡”中有“蜡”，那时的蜡烛制造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但有会奏乐的"仙人烛"，还有郁烈之气可闻百步的各种"异香烛"。唐代还开始出现用蜡丸传送军事、政治机密文件的史料，这种“蜡丸”具体是“蜡纸裹丸”还是“腊衣丸”则不得而知。唐代医方书中也开始出现以蜜蜡或蜡纸密封成药的记载。
《千金要方》[卷一诸论 论药藏第九]：“……其丸散以瓷器贮，密蜡封之，勿令泄气，则三十年不坏。”
《千金要方》[卷六上 七窍病上 口病第三 百和香]：“……以白蜜和，纳瓷器中，蜡纸封，勿令泄……”
《外台》[卷第二十一 眼杂疗方二十首]：“又疗眼中一切诸疾，青盲翳者，天行风赤，无端忽不见物，悉主之，此方兵部侍郎卢英所传，价重千金。……和讫，于臼中更捣五七千杵，以油腊纸重裹之，重合盛，勿令见风，可致百年不败，……”
以上都是大包装密封。下面是小包装。
医学史家认为《外台》引《广济方》的“吃力迦丸方”（宋改称苏和香丸）是最早的“蜡纸裹丸”史料。
《外台》[卷第十三 鬼魅精魅方八首]：“广济（公元723年九月出版）疗传尸骨蒸。肺痿。疰忤鬼气。卒心痛。霍乱吐痢。时气鬼魅瘴疟。赤白暴痢。瘀血月闭。癖丁肿。惊痫鬼忤中人。吐乳狐魅。吃力迦丸方。……捣筛极细。白蜜煎。去沫。和为丸。每朝取井华水。服如梧子四丸。于净器中研破服。老小每碎一丸服之。仍取一丸如弹丸。蜡纸裹绯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鬼不敢近。千金不传。冷水暖水。临时斟量。忌生血肉腊月合之有神。藏于密器中。勿令泄气出。”
在《外台》[卷第三十一 古今诸家丸方一十八首]中的“吃力迦丸方”是“……以蜡裹一丸如弹丸，绯绢袋盛，当心带之……”少了一个“纸”字（后文另有讨论）。
“吃力迦丸”（宋改称苏和香丸）是考查丸药蜡衣历史演变的一个标本。在蜡纸、蜡皮、蜡壳时代，它都明显有相应的变化。后世一般以为“吃力迦”为白术，但朱晟、何端生在《中药简史》中认为传说有误，“吃力迦”不是白术，是“苏合香”（14页）。
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一书中，也有“蜡纸裹丸”，书279页《方书》（p.2882 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唐后期写本）《三等丸方》：“先以蜡纸，后以厚白纸重裹，意者不欲薄，恐泻药气”。书326页同方是“先以纸厚裹，意不欲薄，恐泻药气”。这里蜡纸为衣已经完全是为了密封了。注意后者只是用纸厚裹，没有说用蜡纸，推测以纸裹丸在当时可能也存在，而且估计以纸裹丸可能比蜡纸裹丸出现更早，是蜡纸裹丸的前身。
蜡纸裹丸在唐诗中也是有所反映的，白居易（772—846年）的《石榴歌》有诗句：“流霞包染紫鹦粟，黄蜡纸裹红瓠房。”白居易一生多病，经常服药，“黄蜡纸裹红瓠房”应该是从石榴联想到了黄蜡纸包的丸药。
唐宋医书中还有用“油单”裹丸的，且“油单”、“蜡纸”常并列，这个“油单”不知为何物？可能是桐油纸, 古代纸伞用的也是桐油纸，古代密封防潮大概主要是用蜡纸和桐油纸,如：
宋初《太平圣惠方》[ 卷第四十九.治食不消成症癖诸方]：“又方。芫花（一两醋拌炒干为末）神曲（一两末炒黄）上件药。都和捣作一丸。用油单裹之。旋取丸如绿豆大。每服空心。以生姜橘皮汤下三丸。”
《圣济总录》卷第八十四中的金牙散：“……用小油瓷瓶盛，以油单蜡纸密封，可得两年……”
到了宋代方书，出现了新发展，原始的蜡衣（皮）丸药开始出现。
992年《太平圣惠方》[卷第三十六.治耳聋诸方]：“又方。巴豆（五枚，去皮）、蜡（少许），上件药。用蜡裹巴豆。穿透两头。安耳中。一日一易瘥。”
《太平圣惠方》[ 卷第三十六.治卒耳聋诸方]：“又方。上取巴豆一粒。蜡裹。以针刺通透。塞耳中瘥。”
以上两方其实是相同的，在《肘后方》中引用《经验方》有此方，不清楚《经验方》确指何书？
《太平圣惠方》[卷第三十六 治耳疼痛诸方]：“治耳疼痛。插耳拔风毒。附子丸方。附子（一枚，去皮脐，生用）、菖蒲（一分）、麝香（一钱）、杏仁（一分，汤浸去皮尖）、白矾（一分烧），上件药。先捣附子、菖蒲、白矾为末。次捣杏仁、蓖麻为膏。研入麝香相和。丸如枣核大。以蜡裹，大针穿透，插于耳中，日一换之。”
以上显然就是蜡衣丸了，不会漏了“纸”字。因为“蜡”本身是方剂药物组成之一，而且后来的《圣济总录》中巴豆方是明确说“以黄蜡裹”， 南宋刊于1178年的《杨氏家藏方》中治耳聋的大通膏是丸药“用黄蜡薄裹之，大针扎两三眼子，两头透。用塞耳…”，这个就说得更明确了。这类治疗耳疾的丸剂，在唐代《千金》《外台》中还多是用布帛包裹的。
如果认为它们还不够标准，那么请看下一方：
1117年《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八 神仙服饵门 神仙服草木药下]：“却老驻颜，治腰脚，苍术木瓜丸方：苍术（一斤，米泔浸五宿，切焙干，为末）、木瓜（一枚，瓷盘盛，饭甑内蒸烂，去皮核），上取木瓜，研如糊，拌苍术末，丸如梧桐子大，焙干，用黄蜡不拘多少，于铫内熔，将药于蜡内拌匀取出，筛子纳纸衬滚过，每日空心盐酒任下三十丸。”
此方连怎么制作蜡衣丸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筛子纳纸衬”只不过是使筛子平面光滑些，以粉丸衣和金箔丸衣都使用类似的方法，不过有时用内面光滑的盘子代替筛子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方也是出自神仙家，看来蜡丸、蜡纸丸、蜡皮丸和神仙家、炼丹术之间总有扯不清的关系。
南宋•杨倓撰，刊于1178年的《杨氏家藏方》[卷第十六\\妇人方下五十四道.催生灵符]：“九天大力魔军速降，威灵摄天生，急急如律令敕。上用朱砂研令极细，以新汲水浓调匀，将新笔蘸朱砂，于侵晨装香至诚念∶九天大力魔军速降，威灵摄天生，急急如律令敕。念至“生”字，即写生字，却于“生”字下面一划下左烧一匝，令急急如律令敕，须是随笔一句念，令笔咒俱终，候干剪切，折作一团子，用黄蜡匮之，以少朱砂为衣。每服一团，浓煎木香汤送下，痛频时服。”
“匮”就是“柜”，本义是存放贵重物品的箱子。一个“匮”字说明了蜡壳（皮）的存在。而且“匮”是炼丹术的常用语，就相当于“贴身”。后世医书中以蜡“匮”药也有实际指以蜡和丸的，其实属蜡衣法的简易变通。
公元 1237 年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 [卷之八\\妇人滞下方论第十.香茸丸方]中有这样的内容：“治下痢危困。……感应丸（亦有用苏合香丸和丸服，名苏感丸。亦有外加黄蜡，丸如梧桐子大，十粒兼服）……”括号内的话不好理解，“感应丸”在《和剂局方》中是以蜡和丸的，“亦有外加黄蜡，丸如梧桐子大，十粒兼服”大概是改变剂型，不以蜡和丸，而是以蜡为皮，如后世明代《本草蒙筌》所说的那样，使药“能达下焦，脾胃免伤”。
宋时代，所见医书中的“苏合香丸”（“吃力迦丸”）还多是蜡纸包裹的，到了南宋末年，“苏合香丸”明确出现了“以蜡为皮”，僧人释继洪约成书于1267年的《岭南卫生方》[又治蛊毒挑生及蒙汗诸中毒神效诸方 苏合香丸] ：“治气中，或卒暴气逆心痛鬼魅恶气。……上为细末，入别研药极匀，用安息香膏并炼蜜和丸，重八分，蜡为皮。治大人卒中风痫，小儿急慢惊风，牙关紧闭，每服一丸或半丸，去蜡用生姜自然汁化开，擦牙关，再用姜汤，调药灌下。……”此苏合香丸实际是配方变异的苏合香丸，大概是因地制宜。由此可见，至迟在南宋末年开始，中药历史上最著名的成药之一“苏合香丸”就已经开始出现蜡皮衣了。
在唐宋时代，除了有蜡皮丸药外，还有用“漆”为丸衣的，如外科《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 大活血丹]：“阴干半月，然后用火焙，或晒一日。大丸重六文，湿中丸重三文。湿干则以漆抹在手上。取两三丸挪漆为衣。每服半丸。……”[又治伤损方论.活血丹]也有“......打和一处，令阴阳相合，俟药上尘气为度，然后刷去尘，用黑漆光为衣。”干漆能破瘀血，为衣大概还有密封的作用。“以漆为衣”是比较类似“蜡皮为衣”的，后世这种方法似乎少见。此书还有大、小红丸用“信朱为衣”。此书一般根据其序言认为是唐代著作，于文忠先生考证认为它不是唐代著作，而是南宋著作（见《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2期，本人未见原文，仅从马伯英著作中得知）。单从其出现“某某为衣”的情况看，此书的确可能不是或不完全是唐代著作。因为从《太平圣惠方》来看，“某某为衣”应该不会出现这么早。《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成书年代确实有必要重新考虑。
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认为蜡皮丸药在清代中期以前都是“蜡纸裹丸”，没有“蜡皮裹丸”，显然是没有看到以上这些资料。从宋代（甚至更早）到清代早期之间，蜡纸为衣和蜡皮为衣的丸药应该都是在中成药包装中存在的，不过不太流行而已。唐代《外台》[卷第三十一 古今诸家丸方一十八首]中的“吃力迦丸”（苏和香丸的前身）：“……以蜡裹一丸如弹丸，绯绢袋盛，当心带之……”一句，也可能并非“蜡”字后漏了“纸”字，而是可能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的“吃力迦丸”可用蜡纸包裹，也可直接用蜡皮为衣，两种方法都可。毕竟蜡皮为衣在唐代是有的。唐代用蜡丸保密、传送机要文件，是需要传送者贴身携带的，路上难免颠簸摩擦，其外封的蜡皮应该是耐破碎且不会太薄。不过在南宋的医书中所见的“苏合香丸”的确多是蜡纸包裹。
尽管宋代的“蜡皮为衣”与清代开始广泛使用的厚蜡壳丸药有一定差别，但从发明的角度而言，唐宋丸药的“蜡皮为衣”无疑具有此项技术的原创性。后世的丸药蜡壳技术很可能就是传统“蜡皮为衣”技术的继承改良版，后人进一步改良了丸衣的配方和生产工艺，使之更实用、更适宜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据朱晟先生考证，今天中成药还在广泛使用的厚蜡壳丸药起源于清朝初期，最先在广州陈李济药铺出现。这个也是属于失考。实际中药厚蜡壳丸药的出现要早得多。因为明代的医书中有大量相关的明确的史料。
明初戴元礼《证治要诀类方》卷四的“苏和香丸”的“外以蜡包，临时切开取用”，很可能就已经是蜡皮丸了。这可对照《万病回春》的“苏和香丸”。《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撰年不详，约刊于1443年。对于这一史料，朱晟先生在《中药简史》中比较矛盾，在104页他认为这是蜡皮丸的最早记载，但在119页，他又认为是丸药先以细纸包后，用熔蜡蘸一下。对于“切开取用”，我倾向于是蜡壳丸。
明代中期，虞抟1515 年《医学正传 》[卷之六.秘结]：“……遂以备急大黄丸外以黄蜡包之，又以细针穿一窍，令服三丸。盖以蜡匮者，制其不犯胃气，故得出幽门达大小肠取效也。……”
公元1565年，陈嘉谟《本草蒙筌》[总论.修合条例]：“凡通大便丸药，或有巴豆，或加硝、黄丸成者，必用川蜡熔化为衣，取其过膈不化，能达下焦，脾胃免伤，诚为良法。倘人体气壮实，毋以此拘。”这足以说明，当时普遍存在一类特殊的蜡皮丸药，以至本草书要特别说明。这类蜡皮丸药显然是与宋代治疗耳聋的巴豆蜡皮丸一脉相承的。
明代后期的《古今医鉴》（初刊于公元1576年）对于厚蜡壳丸药的发展应该是一本很关键的书，因为它记录了“蜡包法”。
《古今医鉴》[ 卷之十六.通治]：“牛黄清心丸，……每一两作十丸，金箔为衣，黄蜡包裹，停用一丸，或半丸。小儿一丸分作四服，切开去蜡皮，以薄荷汤或姜汤研化服，神效。”
此方之后就附有“蜡包法”：“蜡包法，用圆木弹子如龙眼大，上穿一铁条，入水煮透听用。将黄蜡入水内溶化，其蜡浮水上，将水弹蘸蜡，一层一层上，俟蜡弹大有二分浓，入冷水内取出，用刀从铁条中劈开一半，取出木弹，后入药丸于内，放灯上略烘，蜡口即合住，再用铁条，插入蜡弹内，仍前再蘸蜡为衣，取出铁条，将指甲按塞其孔，不令透气，虽千百年，药不坏也。”这个技术操作看起来还不够成熟，但明显不是薄衣，而是厚壳了。从“如龙眼大”来看，这种方法最早应该还是出于南方。龚信、龚廷贤是江西人，但江西并不适宜种植龙眼，所以这种方法很可能原是出自南方人的某本著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牛黄清心丸从史料上看，以往一贯是以金箔为衣，未见有蜡包的，但这里出现了牛黄清心丸蜡壳为衣，足见蜡包法封装技术已经开始推广。尽管“苏合香丸”蜡皮为衣较早出现且多见，但厚蜡壳的“蜡包法”用于丸药包装，也许并非开始于“苏合香丸”。
《古今医鉴》综合性医书。十六卷（原作8卷）。明•龚信纂辑，龚廷贤续编，王肯堂订补。撰年不详。初刊于公元1576年（明万历四年）。鉴于医书记录的滞后性，这一新的壳丸技术至少在16世纪初就应该出现了，就是明代中期。这比广州陈李济药铺康熙年间出产蜡壳药丸要早得多。龚信、龚廷贤是父子，都曾任太医，龚廷贤号称明代的“医林状元”，《古今医鉴》这本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龚信、龚廷贤父子应该算是传播壳丸技术的关键人物。龚廷贤的医书中更是大量出现蜡壳药丸。如：
1587年《万病回春》 [卷之二\\中风.类中风证 苏合香丸] ：“……炼蜜为丸，每丸重一钱，用蜡包裹。每用大人一丸、小儿半丸，去蜡皮，以生姜自然汁化开擦牙关，另煎姜汤少许，调药灌下神效。”
同书[卷之七.小儿初生杂病 稀痘万金丹]的“……分作十丸，以蜡封之，如弹子大，……”应该也是蜡壳丸。
1615 年《寿世保元》[ 卷一\\本草.药论] ：“……丸用蜡者匮其毒。裹用蜡者藏其气。水丸求其速化以清利。蜜丸取其缓行以滋润。……”这里蜡丸与蜡皮丸区分很清楚。
同书[卷三.诸气 苏合香丸]：“……炼蜜为丸。每丸秤过一钱用蜡包裹。每用大人一丸。小儿半丸。去蜡皮。以生姜自然汁化开。擦牙关。另用姜汤少许调药。灌下。”
同书[卷五.痫症 千金保命丹]：“……炼蜜为丸。如弹子大。金箔为衣。用蜡包裹。用时取开。每服一丸。薄荷煎汤磨化下。……”
明代中后期其他医家的情况：
吴昆成书于1584 年的《医方考》[ 卷三\\五尸传疰门第十九.苏合香丸] ：“……蜜丸，蜡固听用。”一个“固”字也不像是薄衣。
李时珍用蜡匮巴豆丸药治疗小儿夜啼、久利溏泄，不清楚是以蜡和丸还是为衣（见《本草纲目》1590年）。但《本草纲目 》[人部第五十二卷\\人之一.秋石]所引《杨氏颐真堂经验方》的“秋冰乳粉丸”很可能是蜡皮包：“炼蜜丸芡子大，金箔为衣，乌金纸包，黄蜡匮收，勿令泄气。”《杨氏颐真堂经验方》撰年不详，应该是明朝中前期的书。
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 》[集之二•肝脏部\\惊.通治急慢惊 琥珀抱龙丸]（刊于1602年）：“……每一丸五分重，金箔为衣，外用黄蜡包之。一料二百丸。”
陈实功成书于1617年的《外科正宗》[卷之一\\痈疽门.杂忌须知第十四 红铅造化丹]：“……丸龙眼核大，金箔为衣，瓷罐收用，或以蜡固亦妙。……”
同书[卷之二\\上部疽毒门.脱疽论第十八 金液戊土丹]“……此药用蜡封固收藏，不泄药味，愈久愈效。”
这两丹应该是出自外丹术，用“固”字，象是厚壳。
武之望刊于公元1620年的《济阴纲目》[附\\保婴经验方.稀痘方 出胎稀痘小金丹]：““……炼蜜和剂，分作三十丸，乘湿以金箔为衣，黄蜡为柜，毋令泄气，可以久收丸。……”
张介宾1624 年《景岳全书》[卷之五十四书集•古方八阵.和阵苏合香丸]：“……每两作十丸，熔黄蜡包裹为善。……”
同书[卷之六十二长集•小儿则古方.小儿九还金液丹]：“……炼蜜和匀捣丸，茨实大，金薄为衣，黄蜡区（匮？）收藏。……”
孙文胤1636年《丹台玉案》[ 卷之二\\中风门.立方 仙授立刻回生丹]：“…… 以竹沥加老姜汁为丸。分作七十二丸。朱砂金箔为衣。外加蜡封之。每服一丸去蜡。姜汤调下。此丹乃异人秘授。效验通神。真万金不易之方。……”
施沛1640年《祖剂》[卷之四\\缩泉丸.苏合香丸]：“…… 炼蜜和剂，每两分作十丸，用蜡壳封裹……”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称蜡皮丸外衣为“蜡壳”的。
厚壳蜡丸技术在明代中后期的推广，推究起来，除了蜡衣丸一脉的传统外，大概还是受了外丹术的技术转移。炼丹史经历了唐代的黄金时代,宋代的白银时代之后，在明代也出现了一次落日余晖式的“中兴”，明代皇帝多崇尚道教，明成祖朱棣就喜欢服丹。《正统道臧》就刊刻于明朝正统年间。明朝同样是一大堆皇帝死于嗑“丹”。明代的炼丹风潮秉承了宋代炼“红铅”、“秋石”的遗风，变本加厉的盛行“以人补人”，其时使用最多的除“红铅”、“秋石”外，还有紫河车、蟠桃酒。“秋石”采用童男小便，去其头尾，收其中段，加药熬炼而成，主要成分就是雄性激素，“红铅”是以处女经血加药拌和、焙炼而成，主要成分就是雌性激素。紫河车就是胎盘 ；蟠桃酒主要就是人乳。明朝皇帝沉迷的“长生”丹药，其实多是短命壮阳药、性奋剂。上行下效，明朝中后期，炼丹风潮席卷朝野。当时的很多名医同样鼓吹这类丹药和“以人补人”，象龚信、龚廷贤父子这样的宫廷名医更不能例外。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就鼓吹处女“得年月应期”的“首铅”为“接命上品之药”，并介绍了红铅的取制之法。龚廷贤又号云林、悟真子。应跟道家有关，在那个时代丹药风潮下，那种地位，龚信、龚廷贤父子应该是精通当时流行的外丹术的。他们《古今医鉴》中的“蜡包法”可能出自外丹术。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外丹术中使用蜡密封丹药有久远的历史传统。研究一下就发现，上面罗列的明代那些蜡壳、蜡衣史料中的方剂多与炼丹相关，用词“匮”、“柜”、“固”等也都是外丹常用术语。
外丹术中使用蜡密封丹药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大概在隋唐就已经出现了。
隋唐苏元朗的《青霞子十六转大丹 紫粉别入神室变化大丹法》（见《庚道集 卷之八》）有说：“……如不用变化，研细，楮汁为丸，候乾，以黄蜡裹，却投於长流水中，或於井内，浸四十九日，取出，井花水下一丸，使万邪不干，五脏如金色，可为地仙。”这明确是用蜡皮密封丸药长期防水，恐怕不会太薄。
《庚道集》[卷之七 九转金丹大药取丹造化服食法 紫粉别入神室变转法]：“……紫粉如不用变化，养金砂子，此宝便可服食。将紫粉研细末，用楮汁为丸，如麻子大，候乾，用黄蜡包曩（袅？裹？），却以帛绢曩定，於长流水浸四十九日，或新井水亦得。如此浸了，方可取出来服，空心，一丸，井花水下。如服此丹，万邪不侵，长生安乐，永为地仙，骨髓皆为金石之坚固，灵变之道，卒难毁灭。……”
此段之后又有：“第五变紫河车变转黄举法，……右紫河车五两，一处细研如粉，入神室内，依前固济，入炉养火四十九日，取出变黄举也。取研为末，楮汁为丸，麻子大，黄蜡曩之，水浸四十九日，出火毒，空心，无灰酒下一丸。此丹能返魂魄，回生起死。”
《庚道集》卷之七的相关内容年代不详，大概不会迟于宋代。
吴悮成书于南宋 1163年的《丹房须知》：“服食二十－，如云子日：丙黄蜡球子内闭，入东流水，浸三七日，出火毒。入竹筒内，缅贮於饭中，蒸一伏时，去水毒。讫煮汁为丸，如胡麻子大，以祭山。”
《丹房须知》属于炼丹的入门著作，后世大概炼丹的人都会看看，也就是说，后世凡炼丹的人或稍了解炼丹的人，都会知道用黄蜡密封丹药的方法。这种方法随着炼丹术向制药的靠拢，转移到丸药的防潮保质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也可见，在炼丹术的黄金时代的高峰唐代出现以蜡丸保密传送机要文件，在炼丹术的白银时代宋代出现蜡皮丸药，在炼丹术落日余晖的“中兴”时代明代出现蜡壳丸药并得以推广，它是有当时的科技（炼丹）、社会风潮背景的，一点也不应感到意外。朱晟先生以为单用蜂蜡来制作蜡皮，既易变形，又难操作，所以推论清代蜡壳丸药出现以前都是蜡纸裹丸，实际低估了古人的制作工艺，古人早就未必是用纯蜂蜡的，改良制蜡的配方对于炼丹术士而言大概是小菜一碟，北宋道士抱一子陈显微校正的《神仙养生秘术》（见《道藏》）中就有各种配方的制蜡法。陈显微说这本书是后赵时期（319～351年）太白山人传黄门侍郎刘景先的。是真古书还是陈自著托古就不清楚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已知最早记录蜡裹丹药的青霞子苏元朗是在南方罗浮山（广东惠州）炼丹的；《丹房须知》的吴悮是南方福建人；《古今医鉴》中的“蜡包法”说“如龙眼大”，龙眼是亚热带水果，主要分布在两广和福建、台湾；清初推广使用蜡壳丸药的陈李济在广州。这些都隐约表明，不论蜡皮丸衣技术最早是谁使用的，此项技术的发展完善大概主要还是在南方地区。
尽管从已见的史料来看，最早的蜡皮丸药或许并非苏合香丸，但从黄蜡为衣的演变历史来看，苏合香丸确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唐、宋，到明清，它一开始就是蜡纸包，再快速进化为蜡皮衣、再到厚蜡壳，其外壳包装的演变历史是连贯的，是逐渐演变的，这种渐变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苏合香丸的密封包装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此丸药的配方采用了大量的香料，香气强烈易挥发。苏合香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中成药之一，是历代的救急药，“芳香温通”法的代表方剂。它的成名按宋人笔记沈括《梦溪笔谈》、彭乘《墨客挥犀》等记载，主要是因宋真宗的推荐，《梦溪笔谈》：“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榼（盒）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注：应为“乞力迦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予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1008年—1016年）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沈括本人在《苏沈良方》中也大加推荐：“……此药大能安气血，却外邪。凡疾自内作，不晓其名者，服此往往得效。唯治气疰气厥，气逆不和，吐利，荣卫阻塞，尤有神功。……人家不可无此药以备急难，瘟疫时，尤宜服之，辟疫尤验。仓卒求人参不得，只白汤亦佳，勿用酒。古方虽云用酒下，酒多不效，切宜记之。……一方有牛黄半两，古方本无，乃后人加之。”沈括这一大段话在后来的官修《圣济总录》中被全文抄录。在宋代，因为帝王、名士的推荐，苏合香丸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成药。以至后来元代朱丹溪攻击《局方》就是以苏合香丸为标靶，尽管如此，但依然难消苏合香丸的名气。明清医家仍好用此药。清代“追风苏合丸”还是广州陈李济的招牌丸药，曾因治好了同治皇帝的腹痛吐泻而名声大噪。
朱晟先生认为厚蜡壳丸药源于清初广州陈李济药铺当然是失考，其实在岭南，最早做蜡壳丸药的药铺也不是“陈李济”，大概还是岭南中成药鼻祖——佛山“梁仲弘蜡丸馆”。梁仲弘蜡丸馆约创建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比陈李济早20多年。其实佛山早市街（朝市街）的“梁仲弘蜡丸馆”是梁仲弘发达后的二次创业，之前梁仲弘的医药馆就已经很有名了。“梁仲弘蜡丸馆”的成药以“抱龙丸”最负盛名，人称“婴孩圣药”，享誉海内外。康熙年间的《广东新语》记载：“广中抱龙为天下所贵”。“万应抱龙丸”早期有两种包装，一是以蚬壳装药膏，外封以蜡，为蚬壳膏；二是外裹以蜡的大蜜丸（蜡衣？）。而后来的蜡壳丸可能是两种方法的综合。蜡壳丸的两半蜡壳就如同两片蚬壳。梁仲弘二次创业时自名“蜡丸馆”，其时厚蜡壳封装技术大概已经改良完成。《广州市志》就说：“粤人用蜡丸包装药丸，最早是佛山的梁仲弘蜡丸馆，创于明万历元年(1573 年)，其次是广州的陈李济“杏和堂”。“梁仲弘蜡丸馆”在公私合营时合归佛山中药厂，抱龙丸400多年至今仍在生产。从历史时间上看，提到“蜡包法”的《古今医鉴》，初刊于公元1576年，恰好稍晚于梁仲弘蜡丸馆的创立 (1573 年)。
广州陈李济在推广蜡壳封装丸药的应用方面，由于其名气和商业推广，在历史上也发挥很大作用。据说其蜡壳最早就是运用于苏合丸。蜡纸、蜡皮、蜡壳封装技术在丸药上的应用、改良，除了药物的特殊挥发性及保质的原因，商业经营行为无疑还是背后的有力推手。商业需求促使商家有动力、有财力、有能力去研发改良各种成药的封装保存技术。而好的包装技术又使药物更久地保质，更远更广地行销。北宋时苏州郭氏因售卖朱砂为衣的丸药而成巨富；清代抱龙丸、苏合丸因以蜡壳为衣而行销天下。
今天很多人谈起炼丹术就好像是谈论可笑愚昧的迷信，但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实际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其众多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他总结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唯一根源）就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的。”并指出“我深信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古代炼丹术对医药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论在医学理论、制药、用药风尚上都留下了烙印，有好的，也有坏的。明显的如宋代丹方的涌现。宋代《局方》好用辛热香燥药物，明代中后期温补之学盛行，多少都和当时尚道教（道教重阳）、好炼丹的风尚有关。
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制药，古人多迷信丹药，唐代之后，金石丹药一般是不敢服用了，后来多转型为外科用药，如外科十三方之类。但金石之外所炼的丹药以及主要用草药的丹方，民众还是有崇信心理的，如龟龄集。近代关于丹药研究较有影响的大概是张觉人先生的一系列外科、丹药著作。就象今天现代医学积极借鉴和吸收各种新科技一样，中国古代的医学并不抗拒当时的“高科技”炼丹术，它积极借鉴和吸收当时的相关“科技”知识和技术，好的坏的都有。如果不是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的落后及其制品的质量低劣，现代医药化学在中国产生或许是可能的。中国的炼丹术大约在七世纪就开始西传到了阿拉伯，与阿拉伯炼丹术融合，后又传往欧洲。美国学者约翰声在《中国炼丹术考》中认为东西方炼丹术虽然在长生和致富这两个目的是一致的，但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基督教重视来生，长生的目的不那么浓厚，偏重追求致富，所以西方炼丹术称炼金术，偏重于无机和冶金，又由于西方自古玻璃质量高，因为这一有利条件，后来制酸和制碱两项基本化学工业得以在西方形成，在此基础上，现代化学及化学制药工业随后也产生了。在炼金术向医药化学的转变的过程中，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斯（或“帕拉塞尔苏斯”，约1493～1541年）是一个先行者， 他极力主张改造炼金术，力图将炼金术与医学结合起来，他曾说“金丹术的宗旨不是冶炼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古代炼丹术最终在西方完成了脱胎换骨，当它一身洋装重新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已经完全陌生了。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学制药其实就是现代版的“炼丹术”，不过目的变成了比较实际的“长生”而已。就象朱安格在《中药简史 后记》中所说，作为研究古代中药学的史家，朱晟先生在书中讨论中医和西医的时候，更倾向于将它们视为时空上延续的概念 ，是相互渗透发展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并非什么对立的东西。和古人对待丹药、丹方的态度一样，现代民众同样比较迷信现代医药，因为这也是这个时代的高科技。历史上的每一次炼丹风潮都会对当时的医药产生较大的影响，历史故事总是不断的重演，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且情况尤其不同，传统医药就算想躲但终究还是躲不了的。
后记：
阿维森纳（伊本•西拿）是世界文化和科学史的巨匠，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西方甚至被尊为“学者之王”和“医者之冠”。他相对短暂而动荡的57年生涯中留下了多达约250种的著作，其中医学书就有16种。他关于“金箔为衣”的原始论述不知出于何书。阿维森纳最著名的医书是《医典》（或称《药剂书》，古阿拉伯文），全书分五部，约100万字，此书在中世纪欧洲作为医学“圣经”一直沿用了600年，据说直到今天，出现在公元11世纪的《XarhiAl一Kanun》(汉译为《注伊本•西拿大医典》)仍是维吾尔族传统医学的必读经典之一。近年朱明先生以格儒勒博士1130条《医典》英译本为蓝本翻译成中文本，但此书其实只翻译了《医典》全书第一部的全部，只是原书的五分之一。因为至今西方仍然没有《医典》的通译本，尤其是《医典》的第五部——方剂学部分，大概从未被翻译成英文。我看朱明翻译的中文本《医典》，未提及《医典》的著作日期，阿维森纳在《医典》的“引言”中说，“如果安拉愿延长我的寿命，并在环境允许的顺利情况下，我很愿意为该书续写更多的卷章”。据此推测《医典》大概是在1022年之后，阿维森纳在伊斯法罕的人生最后14年时期才最终完成的。此时期他的生活相对平静。我翻阅了中文本《医典》两遍，没有发现有关“金箔为衣”的论述，此书如果有“金箔为衣”的论述，很可能是出现在第五部——方剂学部分，但这部分的内容大概很难被翻译成中文 。朱明先生通过对阿维森纳《医典》的比较研究，论证了中医药学的西传，实证比较充分的最早应该是发生在11世纪的宋代，主要就是通过阿维森纳的《医典》，再间接传入欧洲。在《医典》第二部，阿维森纳就明确指出17味草药从中国进口的事实。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推测当时活跃的阿拉伯药材商人应该也西传了中医药学知识以及当时的制药技术。
朱明等人还通过中、阿拉伯和盖仑脉学的分析比较，认为阿维森纳的脉学与盖伦脉学机械组合的复合脉不同，其特点更接近中国脉学体系（参见朱明主编的《中西比较医药学概论》2006年5月第一版 89页、130页）。但洪梅,陈家旭等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不同语言含义的对比、以及对脉诊具体内容的分析比较,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医典》脉诊同中医脉诊之间从内容上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盖仑脉诊关系更密切。（参见《阿维森纳《医典》中脉诊与中医脉诊关系的澄清》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03期）。
如果阿维森纳关于“金箔为衣”的论述是得自西传的中医药，而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却还没有“金箔为衣”，可能是《太平圣惠方》着重于收集整理“以前”时代的方剂，没有涉及“当时”的方药。而稍后的《苏沈良方》可能恰反映了宋初的制药情况。中国古代的医药书基本都是对“过去”经验的记录和总结，记录有滞后性。
在中文版《医典》的第976条，阿维森纳也说到了“蜡皮丸”，目的是为了屏蔽药物令人作呕的气味，便于服用，这和中药早期腊皮丸主要用于避免毒药太早发生作用以及密封保存不同，“就丸剂而言，一些医生给它们涂上一薄层鲜蜂蜜、或煮开的蜂蜜、或煮过的糖；另一个有用的技巧是用在油中软化的蜡来覆盖丸剂……可以采用不同的技巧使病人在没有意识到它是药时就吞下了药物”。这大概就是后世西药药片糖衣和胶囊的前身。阿维森纳所说的“蜡皮丸”是否为阿拉伯医学或其他医学的传统技术，还是受到中医药“蜡皮丸”技术的影响则难以推究了。在中文版《医典》的第980条，阿维森纳也讲究送服丸药的汤剂：“一些人断言，若丸剂用汤药送服，应该选择那些具有相似性质的药物”，可见药引为汤似乎并非阿拉伯医学传统。宋代的医书中，丸药的送服开始广泛的特别讲究用药引性汤液，两者之间不知是否也有某种联系?
后记二：
近日看了《范行准医学论文集》，觉得有必要再写一个后记。
关于中药丸衣的历史问题研究，最早系统讨论的应该是范行准先生，其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古代中西医药之关系。续四》之[丙 药剂学上的变动]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范先生是我所敬佩的医学史大家，其文多为开创性的大作，很多论著虽写于几十年前，但水平之高今天仍无人胆敢再写。但限于时代和当时中国考古学尚不发达的关系，范先生此论文却问题很多，大概是受当时考古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范氏此文也有强烈的“西来”倾向，认为蜂蜜、蜡丸、蜡纸（或油纸）裹丸、金银箔、金箔为衣、银箔为衣等都是西来事物。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难以站住脚的。各地区文明分别作出相同的发明是正常而常见的，未必都要归于传播，除非有充分的特别的事实依据。中国是中华蜂的原产地，生物本性即会取食蜂蜜，蜂蜜怎可能是外来？此凭常识可知，何须考据？蜂蜡本身就是蜜蜂用于蜂房修建和密封的，古人观察便知，中国上古对蜡的使用如此深入广泛，尤其会用于配制粘合剂，蜡丸技术何以需要西来？中国使用金银箔工艺如此之古，说其是外来之物同样难以令人信服。范氏从最早蜡纸裹丸的乞力迦丸的名称、药物组成认为它是“胡方”，从而认为“蜡纸裹丸”是胡人传来，这看起来是比较有论说力的。但乞力迦丸只是“胡方”，丸药是要在中国才制作包装的，配方也多有不同，而非“底也迦”之类进口万能胡方成药。以纸裹丸不出现在发明造纸的中国，而由胡人传入中国，此非怪事？何以服人？况且8世纪中叶造纸术才传到阿拉伯，巴格达在公元751年才建成第一座造纸坊，而“蜡纸裹丸”已经出现在723年之前。何况以纸裹丸可能更早在蜡纸裹丸之前出现，参见本文前述《敦煌古医籍校证》326页之“三等丸”部分，另在1964 年前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一枚唐代前期的成药“萎蕤丸”，即是用白麻纸包裹的（相关中药的古代包装问题将另文论说）。可见范氏的此立论还是难以成立。
尽管有众多失考和问题，但范先生对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收集、开创性的研究以及一些不凡的思路还是还是给后学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以我所见，范氏此文之后，1983年朱晟、何端生在《中药简史》中在范氏的基础上继续系统研究讨论了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深入和推进,纠正了范氏的一些错误，但对于金箔为衣和蜡壳丸问题上并未有大的突破。
我现在能完成此文,主要是得益于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技术进步和考古发现,以及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基础。尽管如此，我仍不敢说此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终结之作，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但我希望我的努力，能使此文基本上成为中药丸衣历史问题的终结之作。
2014年3月16日：黄蜡为衣部分的内容已经有很多增补、改写，主要是加写了“广东蜡丸”部分。将蜡壳丸的兴起上推到明代嘉靖时期。由于时间有限，此处没有相应改写，特此说明。修改后的文章在本人博客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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