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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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考证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 罗鸿声
古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原因，形成了真伪难分的局面，于是辨伪学应运而生。辨伪的途径有多条，方法有多种，其中就包括版本方面的内容。伪书的确定，也往往能由版本上找到依据。早在汉代刘向父子校书时，就已经注意到辨伪，而这项工作就是在广搜旧本，对古书版本源流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掌握的前提下进行的。自1975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研本问世后，相继出现了许多版本，如马继兴的考释本、丛春雨的全书本、马继兴的辑校本、王淑民的医方本等，近年来又出现了张大昌弟子及有关之人所献的多个抄本，这些抄本都是由钱超尘先生及其弟子赵怀舟从张大昌弟子处收集而来，共21种抄本，汇集成书，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以《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书名出版。
    目前，在这众多已公开出版的版本中，最早的只有两种，即张大昌学生张海洲转抄的王子旭本和张大昌本人的追记本，其它版本则是由此二本派生出来的。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也表明：“据我所知，《辅行诀》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只有两种传本，就是张大昌的学生的转抄本与张大昌本人的追记本，也就是我在一九八八年校勘考释时所用的甲本和乙本。当年我在威县，曾与张大昌先生多次交谈，反复寻绎本书的来龙去脉，他曾非常肯定地表示，除这两种传本外，再无其它传本”。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谓的“原卷”已亡佚的情况下，要考证此书，必须了解其现存版本，且应以最早的版本进行考证。因此，有必要根据相关资料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主要版本进行分析和考证。
第一节  张海洲的转抄本
    张海洲转抄本是世人见到的所谓《辅行诀》最早抄本，该抄本与张大昌追记本原件均由王雪苔保存。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对张海洲转抄本的情况有如下的描述：“关于张大昌的学生的抄本一事，张大昌医生告诉我，他在广宗县有一学生叫王子旭，‘文革’以前为了学中医，曾经依照卷子本进行过抄录。大约一九七二年前后，大昌医生开始追记卷子本的内容，便把王子旭抄本拿来作参考。王子旭抄本次序不整，错讹颇多。正好南镇村有一位小学教员张海洲也想学中医，大昌医生就把王子旭抄本整理一番，借给张海洲照抄。由于张海洲抄本比较整齐，大昌医生已于半年前把它寄给了中医研究院，他建议我回去查找。至于王子旭抄本，张大昌医生认为已无保留价值，遂弃置于家中破旧物品中。当晚在张大昌家中就餐，我又询问王子旭抄本，想不到张大昌的夫人说刚刚在两个多月前已被当做废纸用掉。”“回到中医研究院后，我几经周折从科教部的大量档和来信中找到了张海洲抄本，还有一封张大昌于当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写给中医研究院的短信。这个抄本是用三十二开的笔记本横写的，共二十四页，每页十七至十八行。内容比张大昌追记本简略，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医生改动的痕迹。由于这个抄本是依照王子旭抄本转抄而来，所以我称之为转抄本，也就是一九八八年校勘所用的甲本”“这是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转抄的一个重要传本。王子旭抄本抄录于一九六四年，是照着原卷子本抄录的，据王子旭回忆，他当时是‘抄在一个三十二开的双折本上’‘是立书写成的’张海洲转抄于一九七二年，他的证明材料是这样写的：‘大约七二年春，见到陶弘景的传抄小册子《脏腑用药法要》，是老医师张大昌给的他的学生手录的，约廿多页，竖书，本长约六寸多，宽四寸多，损坏处不少，也不太干净。’可见张海洲所见的小册子正是王子旭抄本。转抄本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下来原卷子本的某些特征，为我们今天考证《辅行诀》真伪及恢复旧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海洲本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传本，但王雪苔先生认为张海洲本也有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脱漏字较多，有的段落甚至脱漏大段文字。这些脱漏显然是源于王子旭抄本，因为张海洲明确表示，他本人‘无力增删，全依原貌’抄录。第二，张大昌先生为了使王子旭抄本读之顺畅，曾对其文字做过一些润色，然后才交给张海洲抄出，所以转抄本已不全是原卷子本之旧。”“其实，张大昌的改动还不限于王子旭抄本，当张海洲转抄本写完以后，他又对书中的药方做了一番修改，凡遇‘一方作××当从’处，就圈去原来的药名，改为注中的药名。幸而在张海洲抄本上改动痕迹宛然，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改动以前的面貌。”

第二节 张大昌的追记本

据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所说1974年中研院所收到的抄本是张大昌本人的追记本，“这个抄本是用钢笔竖写的，共二十二页，每页约四百余字。正文之前有传藏者序一篇，首先追述了他的祖父偓南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在敦煌购得古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经过，继而指出本书的特点与学术价值，最后写道：‘这轴书我家已保存了三代，不幸在一九六二年遭到破坏。所幸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听我传讲过这书，把他的记录本借来重抄了一下。可惜他这记录本次序不整，文句欠详，此无奈何，只好凭着记忆来补了。好在证治条文，尽多《灵》《素》原文，正好拈补所缺。这样凑集下去，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序末题款：‘一九七三年冬威县赤脚医生自序’未写真名。来信内容更加简略，所不同者把遭灾时间写为一九六七年，寄信者为‘河北威县章台南镇村卫生室’由于这个抄本是以追记为主，所以我称之为追记本，也就是一九八八年校勘所用的乙本。”“追记本”前有一篇张大昌自序：“一九一八年，我的先祖父握南先生去兰州探望朋友，并且特别抽空到墩煌千佛洞去参观。因遇大风在一个道士家借宿，宾主闲谈，因了知先祖行医。便拿出一轴文字来说：‘这上面写的都是行医治病的口诀和药方，我曾使过极为灵效。这书是我从佛洞里捡来的。如你看中了，请拿出五十块大洋便可卖与你。’道士是个吸毒客，先祖怕生不测，推以身边没钱，临别方始与他成交。轴书身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是一幅长形茧绸。每行字二十个不等，皆三分楷书，字体很端秀，裱背大红花缎是先祖装璜的。这书我原先只是作古珍保存，并未对它生什么趣，不过也知道是医家的一种著作。这书的作者也仅知是一位学术湛深的仙客而已。我自十八岁后才研究医学，家里蓄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方始想到这书的论理和药剂和晋、唐古方派有一定关系，而本书所载的方剂，则诸书多未曾经见。细究诸书所缺，本书仅载者，在医治用途上，尽为不可少者。这些缺佚之方，历朝医者，虽各尽心补撰，但‘于义或允，于事难微。’一读此书方底悉古方的本来面目，蛇足兔角妍蛋毕现了。这书的突出点是药物化合，就是说药与药互相配合成剂内中可能产生变起另一种功效。譬画师用彩，黄红相投便作褐色。当然这种变化现在只消‘化学’二字就可概括了。千年以前作者已经体会到‘化合’，这是多么具有十分卓见呢！这个医药化学律是什么呢？在我国近千年医籍里，还是仅仅少见的一段详细文字哩。《伤寒论》一书在我国医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伟着。其中方剂来源，晋皇甫谧说‘张仲景撰用《汤液经法》’云云，而本书所记的医方虽然为数不多，以《伤寒论》参看，《伤寒》所引似乎未出此方囊括中。遗珠出土，完璞未剖，当知此书身份了。五行学说是我国一部分简单的唯物哲学，在旧社会里遭到形而上者掠夺，披上神奥莫测的外衣而已。实际上这个简单的论说是一幅包含着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哲学‘程序’。本书区别了每一方剂药物的‘特性’，又徽明了每一方药的‘互性’。作者只是利用哲学的唯物五行，没有涵人神奇的唯心五行，尤其内附五行体用一图，风格独特，使读者恍然大悟。五行体用连秦汉诸子、仙籍、医经，凡对这学说有涉及的尽皆‘大错特错’，作者却‘善言不辩’‘恂，自如’真叫人贴服。五行学说已经很古老了，以近代眼光当然是幼稚，那是历史条件所限。作者能用运这种简陋的程序推衍施用，如武侯八阵首尾相应、左右错综，不仅于简而实近于巧，作始匪易。我们当体会先人苦心，更应体会医学不是说玄，作者是记述了历史的一种实践结晶。这轴书我家已宝存了三代，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又幸而我的一个学生曾经我传讲过这书，把他的记录本借来重抄了一下，可惜他这录本次序不整、文句欠详，此无奈何，只好凭着记忆来补了。好在证治条文尽多《灵》《素》原文，正好拈补所缺，这样凑集下去，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对陶氏此书考查，《梁本传》载道藏内《陶氏文集》及它仙书《登真隐诀》等、唐宋文艺志、《外台》《圣济》及日人丹波《医籍考》皆未着目，也根本没提过，这是什么原因呢？道家行多僻怪，往往拥秘，也属常情。陶氏一身南朝，生平足未逾关陕，敦煌佛洞暗寄千载，到底何故，实属难想。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今天我把文整补好了，献给国家，以泯夙悔，如审有出版的必要，也是此书天日之自。一九七三年冬威县赤脚医生自序。”
第三节 王雪苔的中研本
    除了上述两个抄本外，还有一个中研本，这是王雪苔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转抄本和追记本互勘而成的第一个校勘本。当时一共打印三十五本，是提供中医研究院内一部分老专家参加座谈讨论之用的。后来，王雪苔又赠给院外的少数老专家。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对中研本的评价是：“中研本由于校对细致，基本没有错字，内容也很贴近原卷子本。最大的不足是，由于时间仓卒，未来得及写出校勘注释。而且后面的启喉方和熨耳方，转抄本和追记本原本文字各异，本应通过校勘加以适当处理。而我却简单地以追记本文字的前段与转抄本文字的后段拼接成为启喉方；在熨耳方条，则只抄录了追记本的熨耳方，漏抄了转抄本的灌耳方。此外，在中研本的最后，还有一小段玉石药的内容，只有二十五字。这段内容既不见于转抄本，又不见于追记本，而是在张大昌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的来信里提到的。张大昌的信是这样写的：‘他（指张大昌的学生）还说原卷后近残断处有：木：石青木，石胆火，石硫黄土，矾石金，淄石水。火：代替石木，盘石火，下便残断了……这条我也似是记有的。’由于张大昌的记忆比按含混，再加上找不到另外的左证，很幸判断其是否真实可靠，所以在以后的考释本里我不再提及此事。”
    中研本厘定后，曾两次误导专家鉴定，第一次是1975年，马继兴请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两人对进行鉴定。所用《辅行诀》释文即中研本，张政烺和李学勤在未见原卷子的情况下写了一纸意见书,全文如下：“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着（类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有些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 孙 丑 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只是一个时代的词汇，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词语。
    陶弘景着的《真诰》内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查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着之书，如云‘隐居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张政烺、李学勤两人的意见是比较慎重的，他们首先声明：“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因为他们不通医学，故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但认为“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张政烺、李学勤意见基本否定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陶弘景所著。30年后，李学勤对这一鉴定，也认为被误导了，曾在2006年4月给赵怀舟的信中再次做了说明。李学勤先生在信中写道：“关于《辅行诀》一事，事隔多年，我不能详细记忆，当时仅写了一纸意见，实不能称为鉴定，其中不少看法是张政烺先生的，因张先生已逝世，也无法核对了，今天能说的，（1）我们看到的是油印本，不是手抄本。（2）所看本子没有你所示后面的九百字，我对之毫无印象，鉴定的发表，我并不知道，但正如我们当时已说明的，我们不懂书的内容，请不必过多考虑所谓的‘鉴定’”
     第二次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中医研究院在西苑医院就《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关情况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所用资料即是中研本，当时的参加者有岳美中、钱伯煊、赵心波、赵锡武、耿鉴庭、方药中、王雪苔和西苑医院的领导人彭杰三参加。在座谈会上，除王雪苔外，由于以上专家根本不了解此书版本的内幕，也未见甲、乙本原件，仅凭王雪苔整理的中研本来座谈，所以都被误导了，与会者只有岳美中怀疑本书是后人假托。其它人都认为本书不像伪作，有待一步考察、追踪、研究的必要。
附：一九七六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老专家座谈会纪要（根据当时记录整理）（录自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
时间：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下午。地点：西苑医院会议室主持人：沙洪-中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出席人：岳美中、钱伯煊、赵心波、赵锡武、耿鉴庭、方药中、彭杰三、王雪苔。
    岳美中：看了材料一指《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研本一及《梁书。陶弘景传》。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从此书来看，系将《伤寒论》压缩而按五脏配合者，故其价值不如《伤寒论》高，而且辨证太死板。我看此书有些问题。孙思邈都难以见到《伤寒论》，而比他更早的陶弘舞就能见到吗?所以怀疑此书是后人假托的。
    钱伯煊：此书主要内容为五脏补泻法。所用方药，大部分系据《伤寒论》化裁，如小补心汤即栝蒌薤白半夏汤，小泻脾汤即四逆汤，总之是师法仲景。此书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分两，古之一两为今之二钱七分，但总的来看剂量嫌大些。至于书中的五行问题，不太懂，留待研究。
    赵心波：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方药中：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述偏于儒家，隐居以后其著述偏于道家。陶氏所撰《本草经集注》到宋代已见不到，现只有残卷及从《证粪本草》推论而已。陶弘景受儒释道三家影响，其中心思想很不好说，但从《本草经集注》来看，道家气味不浓。特别是对发病机制的认识，强调内外环境，认为人生气中如同鱼在水中，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在治病上，强调整体观，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实践。现在此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但从《本草经集注．叙录》来看，有可能撰写此书。从此书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根据《内经》。按照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不同意仲景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
    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内经》以前相类。看来，陶弘靠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
    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从历史意义来说，可以根据此书来看陶弘景之学术思想，道家气味并不浓厚。再者，《内经》详于理论而具体方剂不多，后世虽传有《汤液经法》而又未见，此书正可反映《内经》至仲景之间的一些情况。从现实意义来看，书中之方剂，虽然条条块块似乎很简单，但对如何辨证论治很有启发。书之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
    赵锡武：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伤寒论》有新加汤，还说：‘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仁。’可见《伤寒论》有自创方，但不都是自创。此书后面之五味归类很值得研究，与现在的归类不一样，很重要，很值得研究。至于书中有些说法与《伤寒论》不同，不同就应该研究。过去西鹤年堂有巳戌丹，就是用来点眼点舌的。《汤液经》早就失传了，而此书却提到了《汤液经》书中使用方言，如半夏、杏仁‘熬’，从这一点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耿鉴庭：此书发现是很重要的，价值是很大的。
  从文物考古角度推测：从现存于英法之敦煌卷子来看，我国古代典籍未著录者甚多，可见此书真实性很大。从陶弘景本人历史来看，于齐为诸王侍读，当时建康（今南京）为人文荟萃之处，藏书甚多，陶弘景得以广泛接触，故得以编写《本草经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还有养生书多种。据说从其墓中曾挖出一石碑，提到他还撰有《胜力本草》，后来果然找到陶氏曾有此著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书中之古字及所提之医家名也可作为左证，写作作风也很相似。
   （二）从医史角度看内容价值：皇甫谧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今观此书，虽也引述《汤液经法》但无六经分类痕迹，而全为脏腑分类。通过此书可以窥见仲景以前的医学情况，还可以澄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伤寒论》无朱雀汤，有人认为是传世本《伤寒论》之残缺，有人则主张‘无朱雀汤说’(见《伤寒溯源集》），现此书证明有朱雀汤。总之，对于此书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彭杰三：此书方子简明。过去的医籍除《伤寒》，《金匮》的方子如此简明外，后世医书少有如此简明者。下一步应把此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第四节 马继兴的考释本
    这一版本实际上是王雪苔在一九八八年，以转抄本为底本、以追记本为对校本整理出来的一个校勘本。当时王雪苔是应马继兴之约，以‘特约编写’的身份完成此稿的，因为收载于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所以后来就称此本为考释本。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对此本的评价为：“考释本在校勘考释方面远较中研本细致深入，不但在校勘中用不同的标记区别两种传本，写出大量的注解，而且还以按语的形式进行考释，指出《辅行诀》有多个药方与《伤寒》《金匮》方同源。特别是从五脏病证的组方规律中，发现大补脾汤的‘枳实’乃‘芍药’之误，而且这个错误是出于原卷子本的错误。考释本的缺陷有三：第一，由于笔误和排版校对不细，以致错讹、脱漏达十余处，如论心脏病证条，‘必胸内痛’的‘必’字讹作‘心’字，即其一例。第二，小补脾汤、小补肺汤与小补肾汤的加减法中，有数处以‘分’为计量单位，我因怀疑‘分’为‘两’之误，将‘一分’皆改为‘一两’。现在看来，既然原卷子本以‘分’计量，不妨存疑待考，以不改为宜。第三，注解偶有失误。如注解大白虎汤，本应注为：‘即《伤寒论》之竹叶石膏汤，易人参为生姜。’而我却误书‘生姜’为‘半夏’，又如注解白戴浆，本应注为今天的‘江米酒’，而却误为‘黄酒’并且把白戴浆与酢混为一谈。通过前面的叙述，可见考释本有的句子已不完全是原文，其中包括当改而改的文字、不当改而改的文字以及错讹、脱漏的文字，总共有二十一处。由于这二十一处的文字变动是考释本独有的，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鉴别其它各种本子的重要根据。一个本子，如果存在与考释本相同的文字变动，就可以肯定这个本子与考释本关系密切。”
第五节 马继兴的辑校本：
这是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书中所收载的一个校勘本，其卷前的“题解”云：“本释文主据自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而成。” 关于此“题解”，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有一个说明：“这里所说的三种抄本，甲本指的是追记本（《考释》称为乙本），乙本指的是转抄本（《考释》称为甲本），丙本指的是王淑民、陶广正一九九一年访问张大昌时得到的又一抄本。按：马继兴先生在一九七五年以前虽曾见过追记本，却从未见过转抄本，而且从一九七六年开始，这两个传本就一直保存在我的手中，马继兴先生不可能‘据自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那么，这个辑校本是依据什么本子参校而成的呢?仔细查对辑校本的文字可以发现，它除了参考丙本以外，主要依据的本子是我在一九七五年整理的中研本和一九八八年整理的考释本，并不是直接参考了追记本和转抄本。”
  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对此本的评价是：“通观辑校本在校勘中的取舍倾向，可见它力图完全恢复卷子的原貌，即使原卷有误也未改动。如大泻脾汤，原文‘枳实’乃‘芍药’之讹，考释本已予以订正，而辑校本为保持原貌，又依据中研本回改为‘枳实’。再如小补脾汤，小补肺汤与小补肾汤，原文皆有以‘分’计量，考释本改为‘两’而辑校本为保持原貌，又依据中研本回改为‘分’。此外，还有将外感天行病引言中的‘六神’改为‘四神’将小阳旦汤中的‘生姜二两’改为‘生姜三两’等事例。对于这些改动，我认为应该给以基本肯定。然而由于校勘者未见到两个重要传本，又未搞清所谓丙本的耒龙去脉，所以反映在辑校本里，就出现了当改未改和改而不当等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研本的错讹反映在辑校本之中。如书末的启喉方，追记本与转抄本所载出入甚大，考释本依张大昌的回忆，把追记本的文字抄为正文，把转抄本的文字抄为注文。而中研本整理之时，由于尚未听到张大昌的意见，所以竟采取了拼接的办法，主治病证是追记本的文字，处方与用法又是转抄本的文字，很不妥当。迨至考释本，我修改了这个差错，可是辑校本却没有采纳考释本的处理方法，反而沿袭了中研本之误。再如追记本的熨耳方和转抄本的灌耳方，也应以正文与注文的形式一并保留，可是辑校本却沿袭了中研本的做法，删掉了灌耳方。
    第二，考释本的错讹反映在辑校本之中。如论心脏病证的‘必胸内痛’考释本讹作‘心胸内痛’辑校本也讹作‘心胸内痛’小泻心汤的‘饮食反笃’考释本讹作‘食之反笃’辑校本也讹作‘食之反笃’养生补肝汤的‘芒硝半升’考释本讹作‘芒硝半斤’，辑校本也讹作‘芒硝半斤’调神补心汤的‘豉半升’考释本讹作‘豉半斤’辑校本也讹作‘豉半斤’吹鼻方的‘皂角刮去皮弦’考释本讹作‘皂角刮去皮弦’辑校本也讹作‘皂角刮其皮弦（弦）’。
    第三，轻意地修改了《辅行诀》引《黄帝内经》的文字。按《辅行诀》有多处征引《黄帝内经》之文，其文与现行本《黄帝内经》往往同中有异。如肝脏病篇引《素问．脏气法时论》文有‘耳有所闻’症状，就与现行本《素问》的‘耳无所闻’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保留《辅行诀》引文的特点，以供今人和后人研究，而辑校本却很轻意地把‘耳有所闻’改成了‘耳无所闻’。
第四，沿袭了张大昌先生拾遗补阙之失。辑校本与其它本子相比，多出了大小勾陈汤和大小腾蛇汤一共四首，这是马继兴等依据丙本对《辅行诀》一书的增补。关于丙本，我因未见，难做评论。然对勾陈、腾蛇四汤，我却知道它们并不是出自原卷，而是张大昌先生拾遗补阙的产物。这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张大昌先生当面向我说明的，……按《辅行诀》外感天病方引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其中的‘六神’与实际方数不合，于是张大昌就试图增补四汤，以凑足六神之数。其实，四神与六神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四神代表四方、四时，古人多用于天文、地理、道教、民俗等方面，也偶而用于医药；而六神则只用于占卜，从无用于医药之例。而且本书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也足以证明外感天行病引言的‘六神’实乃‘四神’之讹。由此可见，张大昌固然不该增补四汤，而辑校本也不该沿袭张大昌拾遗补阙之失。”
第六节  王子旭的甲辰本：
关于甲辰本的情况，下面引用四篇文献材料供进行分析。
一、据钱超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介绍：“该本系王子旭据其父王秉政先生所藏张大昌亲笔书写本誊写，誊写时间在1964年之后。该本为张大昌亲笔抄本的过录本，具体过录时间不详。”
二、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中对甲辰本的叙述和评价：“这是从威县传出的一个抄本，据说是抄于甲辰年（一九六四年）。今观此本，虽然字迹有几分模仿张大昌，然而绝非张大昌所书，未知出于何人之手。考甲辰年，正是‘文革’前两年，如果张大昌手中有此抄本，又何必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间搜肠刮肚地凑集追记本?可见封面上所题‘甲辰年’三字有误。那么此本究竟抄于什么时候呢?从文字与内容的特点来看，其间的取舍和改动完全与考释本一致，特别是考释本中的二十一处文字变动，有十八处反映在此本之中，说明此本是以考释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一个本子，因而它只能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以后，不可能抄于甲辰年。尽管‘甲辰本’是在考释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然而‘甲辰本’并未等同于考释本，张大昌先生以考释本为底本又进行了增订，其增订之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依据《辅行诀》通例，统一了证治条文的书写格式，如把‘治××者’‘治××方’统一为‘治××者方’把‘右方’‘右方×味’‘右药×味’统一为‘右×味’这些做法实在是校勘工作所必需，它可以使此书眉更加清晰。
   第二，深入分析《辅行诀》五脏病证组方规则，可见每个大汤之内都包含着小汤。然而考释本显示，原卷子本里有四首大汤的药量违背了组方规则（即大泻肝汤中的生姜、甘草，大泻心汤第二方中的大黄、芍药，大泻脾汤中的甘草，大泻肾汤中的大黄）。张大昌先生发现了原卷子本的这些差错，在所谓‘甲辰本’里给予了订正，这对厘定此书是颇有意义的。
   第三，原卷子的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引言中有两行脱漏，这在张大昌追记本里已经说明，中研本也以四十个口加以表示，而考释本却忘记了以口表示脱漏，以致上下文衔接不顺。‘甲辰本’参考中研本的做法，又恢复了四十个口。
   第四，在‘甲辰本’里，张大昌还增订了考释本的个别条文。如在小泻肝汤条，将原注‘当有干呕’改为‘时干呕’而且编入正文；在大补心汤第一方，增加‘生姜二两，切’使药物由六味增至七味；在小泻心汤第二方，于‘治胸胁支满，  心中跳动不安’下，增‘吐血衄血’四字；在小补肾汤，将‘治虚劳失精，骨蒸羸瘦，脉快’等文，增为‘治虚劳失精，腰痛，骨蒸羸瘦，小便不利，脉快’云云；在大玄武汤，将‘四肢清’改为‘四肢清冷’。对于上述五处修改，我的看法是：小泻肝汤的注文以保留为宜，如果串入正文则有损原貌；大补心汤第一方，以转抄本和追记本里看不出漏抄‘生姜’之迹象，而且七味也不符合《辅行诀》大泻×汤由六味药组成之通例，所以不应增加‘生姜’，大玄武汤主治‘四肢清’乃是魏晋以前的遣词习惯，如果改为‘四肢清冷’反而磨掉了古书风貌；至于张大昌对小泻心汤第二方和小补肾汤主治条文的增补，虽然所补内容合理，然因转抄本、追记本皆无此文，为了保留《辅行诀》的本来面目，以不轻意增补为宜。
    第五，在二十五味药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之后，增加了三十种玉石药（原作‘金石药’）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及用玉石药组方的‘诸小泻散汤法’‘诸大泻散汤法’‘诸小补散汤法’‘诸大补散汤法’‘大泻诸散汤法’‘五劳五方’。这些玉石药方，等于将本书三分之二的方剂用玉石药置换了植物药。那么，这些玉石药方是不是出于原卷子本呢?我认为不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药方是张大昌对《辅行诀》拾遗补阙的产物。”
   “对于‘甲辰本’关于玉石药的这部分文字，我个人之所以不认为它出于原卷子本，是因为我有如下三条证据：
1不论转抄本还是追记本，都未曾涉及这部分内容。仅仅在张大昌一九七五年的来信中透露过．他的学生说在原卷后边近残断处，有涉及玉石药二十五字，他也只是‘似是记有的’，可是已经记忆淡薄，所以在我们逐字逐句地推求《辅行诀》的内容时，他未再提起此事。可见是否有关于玉石药的论述，尚在两疑之间，而且即使有玉石药，也只是残存二十五字，怎么会有洋洋千言?何况这千言文字与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字又绝然不同。
2‘甲辰本’论述玉石药，一开始就说：‘今将金石药三十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列左。’这段文字完全是套用原来的二十五味药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引言的句子（引言原文为‘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五味变化之用，如左。’可是却改动了几个字，以致文理不顺，斧凿之痕十分明显。特别是‘金石药’这个类称，与唐宋以前的本草类目不符，显然是受了《本草纲目》设『金石部』的影响。
3在‘甲辰本’的三十种玉石药中，硇砂首见于唐《新修本草》，以前未入药，石绿，一称出自唐代画工，本草正名绿青；皂矾一称首见于明代《普济方》，《日华子本草》名绿矾，《新修本草》名青矾，胆矾一称首见于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以前皆名石胆：禹粮石一称出于近代，古今正名为禹余粮。从三十种玉石药包含着许多后世名称来看，它不可能出于原卷子本。此外，白矾与矾石本为一物，陶弘景早有说明，而‘甲辰本’却误作两种。姜石在《新修本草》里明确是‘钟乳根也’而‘甲辰本’却把姜石与乳石（石钟乳）并列。这些错误显然是由于撰者一时疏忽大意，未能对有关本草书进行深入考察所致。如果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原作者，肯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三、王子旭在“《辅行诀》甲辰本纪实”一文中说：“我是恩师张大昌先生嫡世弟子，1965年先师把《辅行诀》的深奥方技给我讲述了一遍，并让我按原卷抄写一份。当时因年岁小、文化低，根本不知此书有什么重大实用价值，再加书中文奥意深，难以理解，故在抄写时错抄、漏抄，内容不全。197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次查访此书时将我的抄本带走。1976年底，先师因我原抄本被北京带走，为此将甲辰年师亲抄录本交付给我，并叮嘱我：‘此本内容最全，北京带走本中没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要保存好，不要让别人转抄。’我谨遵师言，保存至今，从未对任何人提过。今年夏，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同我们师兄弟共同重整《辅行诀》时，我发现重整文校勘资料中，内容繁琐，有的残缺不全，有的乱加语句，有的将先师修正增补的内容列为原文等等。还有流传于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煌石窟秘藏医方》等在收载此《辅行诀》文中，有的佚漏原文，有的文句有异，有的增补条文等等，使一部古方经典著作失去真貌，给后世留下解不开的谜团。为了使《辅行诀》这部经典医着光辉永放，流传后世造福人类，故将先师甲辰年亲笔抄录本献出以葆真貌。2005年12月21日  王子旭”
四、《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编审者按：王雪苔先生是第一位亲自到河北威县对《辅行诀》一书进行发掘、调研的学者；是中研本和《考释》本的主要缔造者；又与张大昌先生本人有过密切的接触，熟悉其字迹、笔体，他的考证结论值得重视。为此相关人员在本书出版之前(2008年5月21日一24日)专程到河北邢台进行深入考察、求证。在这次求证过程中王子旭先生给予了坦诚的说明，其说明文字如下：‘甲辰本是笔者王子旭据家父王秉政所藏张大昌先生亲笔书写本誊写，誊写时间在1964年之后。书封下端撕去一条，其字为‘王子旭存’四字。‘甲辰本’的称谓可以沿用。该本定位为：甲辰本是据张大昌抄本过录。家父与张大昌先生是挚友，故大昌先生将其亲自抄本付予家父。家父所藏本今佚。王子旭2008年5月24日’”
从王子旭两次着文对甲辰本的说明可以看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王子旭在2005年12月21日的材料中明白无误的写明“甲辰本”是张大昌的亲笔抄录本。而在2008年5月24日的材料中“甲辰本”变成了据张大昌抄本过录的誊写本。既然为张大昌亲笔抄本藏在王家，王秉政又叫王子旭重新过录一本，那么，张大昌亲笔抄本对王家来说应是珍贵之品，理应珍藏，然而，珍贵的张大昌亲笔抄本却佚失了，反而王子旭过录本保存完好，这明明是王子旭在撒谎。由于王子旭的撒谎，那么，他在1976年1月18日所写的“见到陶弘景书情况”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也将受到质疑。根据上述资料分析可知，王雪苔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即“甲辰本只能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以后，不可能抄于甲辰年”。
第七节 范志良的首次抄本：
钱超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介绍：“此件由范志良先生1965据张大昌抄本竖行抄录而成。”张大昌弟子及《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编者均以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而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对此抄本则另有看法：“这是张大昌的弟子范志良医生依据另一抄本抄录的转抄本。因在书末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初六夜抄完’十三字，所以被认为是抄于‘文革’前的又一传本。其实，如以此本与所谓‘甲辰本’互相对照，除笔误和漏抄外，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内容与‘甲辰本’相同，说明两个本子是同一来源。再以此本与考释本对照，考释本中的二十一处文字变动，有十六处反映在此本之中，说明此本所据的另一抄本，也是以考释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增订本，完成时间不会早于考释本问世的时间。”  
对于王雪苔的评价，姜宗瑞、赵怀舟、范五敬等在“1965年范志良抄本考略”（收在《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一文中进行了辨解，其文曰：“请问：既然考释本能改动，为什么范不能改，改动后相同，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怎么能说是按《考释》本而来呢?……我们目前认为王先生否定范抄本的理由尚嫌不足。通过学习1965年范抄本和《考释》本，我们会发现，除多出金石药之外，范抄本与乙本，也就是张大昌先生的追记本是很接近的。与甲本也无矛盾之处，只是比甲本更全面、更通顺。在没有找到范所依据的张先生亲笔抄本之前，1965年范抄本和《考释》本中的甲本、乙本，还当视为关于《辅行诀》同类文字内容的最原始、最权威的数据。”3姜宗瑞、赵怀舟、范五敬等人的辨解并没有说服力，如果有人反问一句“为什么对一部“古籍”要随意改动呢？一部“古籍”改动后还有价值吗？”，不知道姜宗瑞、赵怀舟、范五敬会如何回答？当然，对古籍进行校注是允许改动的，但必须注明清楚，犹如《考释》本那样。但范本却无任何说明，姜宗瑞、赵怀舟、范五敬还硬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范抄本与《考释》本近26处的改动中有21处相同，再怎么“英雄所见略同”，也只能思路上略同，而不可能范志良在1965年就能与1988年的《考释》本在26处的文字改动上竟有21处一字不差地“英雄所见略同”，不仅文字丝毫不差，且标点符号都一样，要知道，古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下表是“范抄本”与《考释》本21处变动文字雷同情况对照表（录自《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   

序号	词句所在	甲本、乙本所录原文	考释本的文字变动	范抄本的文字特征	计数
1	论心脏病证条	必胸内痛	心胸内痛	心胸内痛	1
2	小泻心汤条	饮食反笃	食之反笃	食之反笃	2
3	小泻脾汤条	肢冷	腹冷	腹冷	3
4	大泻脾汤条	枳实	芍药	芍药	4
5	小补脾汤条	茯苓一分	茯苓一两	茯苓一两	5
6	同上	人参一分	人参一两	人参一两	6
7	同上	干姜一分	干姜一两	——
8	小补肺汤条	海蛤一分	海蛤一两	海蛤一两	7
9	同上	泽泻一分	泽泻一两	泽泻一两	8
10	论肾脏病证条	髀胻足皆痛	胻足皆痛	胻足皆痛	9
11	小补肾汤条	地榆一分	地榆一两	地榆一两	10
12	同上	牡丹皮一分	牡丹皮一两	牡丹皮一两	11
13	劳损病方引言	卫泛	卫泛	卫泛（？）
14	养生补肝汤条	芒硝半升	芒硝半斤	芒硝半斤	12
15	调神补心汤条	调神补心汤	调中补心汤	调中补心汤	13
16	同上	豉半升	豉半斤	豉半升（斤）
17	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引言	（注明有脱漏）	（未注明有脱漏）	（未注明有脱漏）	14
18	小阳旦汤条	生姜三两	生姜二两	生姜二两	15
19	吹鼻方条	皂角刮去皮弦	皂角刮去皮弦	皂角刮去皮（絃）
20	启喉方条	启喉以通脾气	启喉以通肺气	启喉以通肺气	16
21	熨耳方条	莫令葱太熟	莫令葱太热	莫令葱太熟

除以上21处文字变动外，尚有如下改动处的雷同：
1、张海洲转抄本：“大补心汤治心中虚烦，懊憹不安，”；张大昌追记本：“大补心汤治心中虚烦，懊憹不安，”；《考释》本：“大补心汤治心中虚烦，懊怔不安，”；范抄本：“大补心汤治心中虚烦，懊怔不安，”
2、张大昌追记本：“商有圣相尹伊，撰《汤液经》三部”；《考释》本：“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范抄本：“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
3、张海洲转抄本：“大阳旦汤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无力怯，”；张大昌追记本：“大阳旦汤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无力，”；《考释》本：“大阳旦汤：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力怯，”
范抄本：“大阳旦汤 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力怯，”
4、张海洲转抄本：“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张大昌追记本：“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考释》本：“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晕，”；范抄本：“大阴旦汤治凡病头目眩晕，”

5、点眼以通肝气条：张海洲转抄本：“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腰，气滞作痛，不可呻方。”；张大昌追记本：“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闪挫，气血着滞不行，作痛一处，不可欠呻动转方。”；《考释》本：“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䐴腰①挫闪，气血着滞，作痛一处，不可欠伸②、动转方。校注：①䐴腰：据《诸病源候论》为‘卒然伤损于腰而致痛也’。②欠伸：甲本讹作‘呻欠’，又乙本作‘欠呻’”；范抄本：“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䐴腰挫闪，气血着滞，作痛一处，不可欠伸、动转方。”
   从第5条来看，“转抄本”作“？腰”而“追记本”无此术语，“？”字仅见于《龙龛手镜》，无释义，假如范抄本是据张大昌抄本竖行抄录于1965年，此时“原卷子”尚存，张大昌抄本肯定是按原卷抄录，既然转抄本有“？腰”，那么，张大昌抄本肯定有“？腰”一词，而不会是“䐴腰”，因为“䐴腰”是《考释》本对“腰”的注释，因而，范抄本也应该是“腰”而不是“䐴腰”，“？腰”是1988年以前《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中的术语，“䐴腰”是1988年以后的术语，现今所见的范抄本写为“䐴腰”显然是1988年以后的抄本。这一问题，“甲辰本”也同样存在，故“甲辰本”亦是抄于1988年后。从以上比较可知，仅“点眼以通肝气条”即可以判别《辅行诀》版本的前后时间，可以说凡是有“？腰”一词的本子，则应是1988年以前的抄本，凡是写为“䐴腰”者，均为1988年以后的本子。在《辅行诀》这众多版本中，只有张海洲转抄本写着“？腰”，张大昌追记本没有该名词，而其余抄本均写成“䐴腰”，都是1988以后从《考释》本拼凑而成的。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考证，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相关人员在调查和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原始资料时，这些资料都集体佚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举例如下：①所谓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由张大昌说是其祖父购自敦煌一道士之手，且其祖父又抄了一副本，1975年，张大昌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献给中研院，王雪苔先生到威县调查时，张大昌又说原卷子及其祖父所抄副本已毁于“文革”，但他有两个抄本，一个是他的学生王子旭按“原卷子”抄录的，还有一个是他参考王子旭抄本加上自己的回忆写成的追记本。当王雪苔欲寻王子旭抄本时，张大昌说王子旭抄本已被其妻当废纸卖掉，献给中研院的是他另一学生张海洲转抄王子旭本的转抄本和追记本。所以王雪苔所获得的本子是张海洲“转抄本”和张大昌“追记本”，已是第三手资料。②《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所收的众抄本，如甲辰本、范志良首次抄本均说抄自张大昌亲抄本。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张大昌在文革前，曾按“原卷子”抄录过副本，然后甲辰本、范志良首抄本是据张大昌亲抄本抄写的，而前面以经说过甲辰本、范志良首抄本与《考释》本30处改动有26处“英雄所见略同”，按此逻辑，难道张大昌甚或“原卷子”也与《考释》本“英雄所见略同”吗？。假若张大昌有多部亲抄本，例如赠送其弟子（如王秉政所藏）或给弟子抄录（如范志良之说），以张大昌的记忆，他不会不记得，那么，王雪苔到威县调查时，张大昌为何不说自己有抄本，而向王雪苔说“除他家人及以上四人外，再没有人看见过或者抄录本书”（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这四人是指：王子旭、王秉政（王子旭的父亲）、王秉德（王子旭的叔叔）和张海洲。按理说，假若张大昌有亲抄本，在他写追记本时，为何不用自己的抄本，或借王秉政所藏本，或借甲辰本，或借范志良本来转抄一遍，何苦去搜肠刮肚地回忆并参考张海洲抄本来凑集追记本呢？关于张大昌亲笔抄本的下落，王子旭说已佚失，范志良说他抄完后，将张大昌亲抄本还回张大昌，但从现有资料中，未找到张大昌说他有亲抄本的证据。
   综上所述，只有张大昌的学生的转抄本与张大昌本人的追记本，是最早的传本，中研本是王雪苔将两个传本互勘而成，其它传本都是这三个本子为底本拼凑出来的，如《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所收的21个抄本，都是在张大昌1975年献书后出现的。有些则是考释本1988年首次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公之于世之后，按考释本抄录的。由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来历及佚失情况都是张大昌所述，荒诞离奇，且说法不一，又无原件，当有关人员调查时，所有原始资料均集体佚失，因此，根椐梁启超先生辨伪法从源流上，基本上可确定《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本伪书，对于学术研究已毫无价值可言。

参考文献:
[辽]释行均.龙龛手镜(影印高丽刻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
张大昌,钱超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注：第七节中的5、点眼以通肝气条：张海洲转抄本：“点眼以通肝气治跌仆，？腰，气滞作痛，不可呻欠方。”其中的“？”即为：

云闲山人

张三的书，李四谎称是赵五所作，相对说就是赵五的伪书，但却是张三的真书，与是否经得起临床验证没有关系。如果真是赵五所作，即便毫无疗效，相对赵五也不是伪书，只能说是废书、垃圾书。

仲景之子

作者功力深厚，值的钦佩。

金庸

临床水平一塌糊涂的，罗某也就只能做中医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