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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证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罗鸿声
通过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源流、版本及内容进行考证,已明确它是后人托名陶弘景的著作,作伪者的思路主要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作伪方法是摘取《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肘后备急方》、《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圣济总录》以及宋以后医家著作的内容拼凑而成。既然是一本伪书,那么,作伪者是谁?作伪于何时?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①1975年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②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钞本所据的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的与引用的古俗写、讳字、古药名、药量、古经方名与其组成药味,所引古医书与篇目、佚文、古医家字号、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③王淑民考证此书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其注释整理当在宋以前,并据此推论:“《法要》成书的大致年代约在陶弘景生活时代之后至隋唐时期.”④衣之镖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亲撰。⑤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前三种意见认为《辅行诀》非陶弘景亲撰,乃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后二种认为《辅行诀》乃陶弘景亲撰,但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先作如下两个假设,然后结合原文进行分析,看是否能成立。①假设《辅行诀》真是陶弘景所作,则其成书至少应在陶弘景30岁归隐以后,约在公元486-536年之间,那么,书中应该既有《汤液经法》的文字,也有陶弘景的文字。而《汤液经法》的文字部分不应该有西汉之后的用语,陶弘景的文字中不应有南朝梁代之后的用语。②假设《辅行诀》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过。那么,成书及改动的年限应在陶弘景去世后至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即公元536-1014年),因为敦煌遗书写本题款年代最晚者为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在第一章第五节已说过,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归义军曹宗寿统治时期(公元1002年 -公元1014年),故《辅行诀》中不应该出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以后的用语。
在《辅行诀》五个部分的内容中共载方51首,第一部分脏腑虚实大小补泻方剂二十四首及救误治的五首泻方共为二十九首,这二十九首方未注明是否是《汤液经法》或是陶弘景之方,但其中许多方剂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中的方剂相同,应该不是陶弘景之方,而是《辅行诀》所说的《汤液经法》方剂。第二到第四部分载方17首,已被《辅行诀》明确为《汤液经法》的方剂。第五部分是五个急救方也没有注明是《汤液经法》或是陶弘景之方。经本书第十章的考证,《辅行诀》这五部分的每一部分内容的文字中都含有大量的晚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作为南朝梁代本草学大家的陶弘景是不可能将其身后才出现的药名写入其著作中的。即使《辅行诀》为陶陶弘景弟子辑陶氏之语而成,也不应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以后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有人说这些医学用语是在传抄过程中误抄错抄的,但据张大昌的说法,“原卷子”毁于1966年,在此之前,《辅行诀》仍保持在公元536年到藏经洞封闭前的原样。所谓“原卷子”已毁,但张大昌所献者是王子旭1964年按原件抄写,1972年张海洲转抄的本子。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即使王子旭、张海洲在抄写中有漏抄或误写,最多也是写别字或错字,他们不可能随意更改内容并将宋以后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写入。此外,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的,如?字。按理他也不会随意去改动的。以柴胡、杏仁为例,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且张大昌“追记本”也是写柴胡、杏仁。因此,张海洲转抄本(甲本)应该是保持了所谓“原卷子”的基本面貌的,张海洲转抄本中所出现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也同样存在于张大昌追记本(乙本)中,这些术语是不能用误写和后人改动来解释的,要说改动,只能是张大昌。对于《辅行诀》这五部分的每一部分内容所有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笔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查对工作,①查遍先秦两汉医典,如《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出土医学文献如马王堆医书、武威医简等,均无下列医学用语:小便赤少、虚热、虚寒、饮食不化、饮食无味、痞满、痰涎、葶力子、鸭溏、溏泻、中恶、神识恍惚、神识迷妄、天行、桂枝、芒硝、肩胛、硝石、含灵、恶毒痢、分(计量单位)、大便秘塞、大便閟塞、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默契、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眩运、呷嗽、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宿积不消、疏忽、修真、出人意表、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辅行诀》方证中出现这些术语,首先可以肯定这些方证不是《汤液经法》的内容。②考尽魏晋南北朝医籍,如《脉经》、《甲乙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以及敦煌医学文献等亦无下列医学用语:大便秘塞、大便閟塞、痰涎、小便閟塞、大小便閟、肾气不足、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默契、眩运、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辅行诀》出现这些术语,基本上可排除陶弘景亲撰的可能。③检完隋唐五代医书:《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黄帝内经太素》没有发现下列医学用语: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默契、宿积不消、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说明这些术语均出现在宋朝以后,据此,可以断定《辅行诀》不是敦煌卷子,进而也就明确《辅行诀》不是陶弘景弟子辑录陶氏之说。
此外,《辅行诀》的著作体例与陶弘景的著述不符,《辅行诀》的卷首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撰,有写作、著书之意,如撰述、撰写、撰著;也有编纂、纂集之意,如撰次。按《辅行诀》的题款,从字面上看应是陶弘景亲撰,但在《辅行诀》中又有“隐居曰”、“陶曰”“陶云”等语,在古汉语中,“云”与“曰”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云”多用于引用或转述他人之语,“曰”既可以用于自述,也可以用于转述他人之语。“隐居曰”可以是陶弘景自己说,也可以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而“陶曰”“陶云”则肯定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陶弘景本人是不可能在其书中用“陶曰”“陶云”等语的。从书中“陶曰”“陶云”等语可知此书并非陶弘景本人所写。因此,书的题款与书中内容是矛盾的,这与古人著书的体例不符,即便是陶弘景亲撰或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都不可能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如果为陶弘景亲撰,书中不可能用“陶曰”“陶云”。如果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则题款绝不会用“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之语,而应是“梁华阳隐居陶弘景述,某某辑或撰次”。从《辅行诀》的题款与内容的矛盾也反映出《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也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 除了上述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外,关键在于有些内容是错误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而有些内容则是晚于陶弘景时代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如“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更有一些医学理论如“五脏补泻”“六极病名”“五行互含”“外感天行”等晚于《汤液经法》时代,其中的“五行互含”则源于明代张介宾的“五行互藏”理论,以上这些内容是不能以后人改动来解释的。
通过以上考证和分析,前面两个假设均不能成立,这就说明《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或后人辑录陶氏之说,也不是敦煌写卷,但献书者又说是敦煌写卷,因而可以断定《辅行诀》的成书时间当在1909年至1974年张大昌献书前这一时间段。关于作伪者,如果按张大昌之说,《辅行诀》是一道士售书给张偓南的,那么,作伪者应与售书道士、张偓南及张大昌三人有关。张大昌未曾见过其祖父,张大昌之父又卒于1936年,其时大昌仅十岁,因此,道士售书给张偓南之事不知张大昌从何而知?且道士售书给张偓南之事张大昌有三种说法,前后矛盾,已被钱超尘否定,可明确“道士”售书给张偓南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在本书第六章已考证过。那么,作伪者只与张偓南和张大昌有关。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所载:“根据我的调查得知,本书从一九O八年流落民间到一九六六年被毁,主要经过了三个人之手。第一位就是那位售书道士,但是他并不懂得医道,不可能造出如此深奥的伪书,而且仅以区区四十八块银元售出,实在是赔本生意,所以他绝不会是作伪者;第二位是张偓南先生,以他的文史知识和医学功底,存在著作伪的能力,然作伪不出售,留作传家之宝,实在不合常理,所以也应排除由他作伪的可能性;第三位是张大昌医生,我了解他读过不少中医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藏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等及宋元诸家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他还有一定的文史功底和古代书画鉴赏能力,我当年在他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另外,他还有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修正补缺的想法。记得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赴威县调查时,刚到张大昌医生的家中,他就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要替《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拾遗补阙,并且拿出他已拟好的几个方证条文(大小勾陈汤,大小腾蛇汤)给我看。我不禁为之一惊,担心‘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话应在他身上,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当即表示接受,后来给我写信时还说:‘你批评我的话值得永铭的。’张大昌医生的能力和思想动向提示我,在辨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过程中,不可忽视张医生作伪的可能性。”然而王雪苔又以四条理由排除张大昌。即(1)见证人关于原卷子外部特征的描述(2)书中的冷僻字与通假字(3)鲜为人知的学术内容(4)卷子中的差错。王雪苔是基于相信《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敦煌写卷的前提下排除张大昌的,现已明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敦煌写卷,因而王雪苔排除张大昌的四条理由就不成立了。我们从下面四方面的分析来看,并不能排除张大昌作伪的可能。
第一、张大昌有作伪的能力:从张大昌“追记本”序及《张大昌医论医案集》自传两篇文章分析,基本反映了大昌的作伪能力、作伪思路、作伪动机、作伪手段及作伪素材。如张大昌“追记本”序云:“我自十八岁后才研究医学,家里蓄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对陶氏此书考查,《梁本传》载道藏内《陶氏文集》及它仙书《登真隐诀》等、唐宋文艺志、《外台》《圣济》及日人丹波《医籍考》皆未著目,也根本没提过,这是什么原因呢?道家行多僻怪,往往拥秘,也属常情。陶氏一身南朝,生平足未逾关陕,敦煌佛洞暗寄千载,到底何故,实属难想。”张大昌在《张大昌医论医案集》的自传中说:“1943年,瘟疫大行,百姓狼藉不堪,乃发心业医。吾本医学世家,藏书万卷,乃穷尽所有.上起轩岐仲景,追及宋清诸家,无不遍览。”以上文字表明张大昌本医学世家,藏书万卷,《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十八岁学医,乃穷尽所有.上起轩岐仲景,追及宋清诸家,无不遍览,大都涉读了几遍。说明张大昌精通医学,对陶弘景生平、著作、史籍目录学以及敦煌史料亦都深有研究,具有很强的作伪能力,家中所藏之书也与《辅行诀》中大量引用《千金》之文以及出现大量宋元及以后的医学术语是吻合的。
第二、张大昌有作伪的前科,一是伪造大小勾陈、螣蛇汤,如以《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去甘草伪造小螣蛇汤;以《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伪造大螣蛇汤;以《金匮要略》生姜甘草汤伪造小勾陈汤;以《伤寒论》理中汤加桂心、黄连伪造大勾陈汤。二是甲辰本有张大昌作伪的证据,本书第六章已有考证。
第三,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来历及被毁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另外,据张大昌所说《辅行诀》除原卷子外,尚有张偓南抄的副本,文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但据王雪苔说:当年在张大昌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那么,在文革时为何《辅行诀》被当四旧抄走,而真正的“四旧”即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以及张偓南的手迹却能保存完好?既然张偓南的手迹能保存,为何张偓南所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副本却被抄走? 第四,张大昌对《辅行诀》的修改是随心所欲的,例如:《辅行诀》中“大补肺汤”甲本的“脉虚而数”和乙本的“脉虚而速”,他将“数”和“速”改为“駃”,说是卷子本原字,在第十一章已讨论过。又如小阳旦汤方证中,有“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之语,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甲本作‘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依张大昌意见,据乙本改。” “淋漓”一词出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第12条桂枝汤小注:“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前面已经说过,甲本是按所谓原卷子抄写的,假若所谓“原卷子”小阳旦汤方证中是“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那么,王子旭抄写和张海洲转抄时,绝不会写成“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因为,王子旭在一九六四年抄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才十四岁,才刚刚学医,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是不可能改动原文的,这只能是张大昌按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动。像这类例子在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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