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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作者：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章次公(1903～1959年)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1903年7月28日，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其父章峻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做了许多有益之事。章次公年幼的时候其父去世，由母亲抚育长大。他遵守父训，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次公先生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丁先生是江苏孟河人，和章次公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在清代，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从孟河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192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又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后改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
章次公毕业后，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心细，这些对章次公影响很深，但他并不为丁、曹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曹颖甫先生曾经说，众多门人中，得我心传者，唯次公一人而已[1]。他临床用药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章次公先生于1928年2月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于1937年开始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比如近代名医朱良春就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
章次公先生在早年，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学习国学，他与陈存仁先生跟随章太炎到杭州游学之事，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他取“次公”为名字，就是出于对章太炎先生的敬仰。章太炎曾经向他传授印度佛教的“因明学”， 这对于他思考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所谓“因明学”，主要讲“真能立、真能破、真现量、真比量、似能立、似能破、似现量、似比量”的“八门”和“悟他”、“自悟”的“二益”[2]，是探求事物原理、注重自我修养的方法论，比“格物致知”更细致。章次公对“因明学”加以研究，深为折服，曾经大加赞扬，说：“学问极，则在舍似求真”。
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
章次公先生一生不好名利，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在民族危难之际傲骨峥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抗战爆发后，他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不得治的痛苦，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故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章次公先生的人生路程虽然不算长，但是，他的人生阅历是极其丰富的，他所达到的成就也是很辉煌的，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解放之后，章次公在上海开业行医，收入丰厚，出有车，居有屋，他自己形容为“二房东”的生活。他也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公家”的医疗活动，任上海市卫生局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生，并兼任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职务，主要是前去为高级干部诊病。
在纠正错误的中医政策之后，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华在上海听到了章次公的种种传闻，因此，决定到他的诊所去考察，前前后后地在一旁观察了一个月，每次去他都说：“你忙你的，不要管我，我随便坐坐”。经过长时间考察，他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因此，他回到北京之后，积极运作，调章次公进京。京官难作，章次公是有所耳闻的。但是，饱经世态炎凉之后，他看到和经受了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医的歧视、限制，也看到了共产党正确的中医政策正在实施，因此，他决定放弃个人优厚的收入，进京去为中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5年冬天，他来到了北京，职务是卫生部中医顾问，副部级待遇。
来到北京时间不长，就赶上了林伯渠先生的危重病救治。方药中先生说林伯渠因患尿毒症而呃逆[3]，而且时间长，病情重，不能进食，不能睡眠，久治未效。经过会诊，章次公经过细致观察、分析，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周总理听过汇报指定章次公为抢救小组组长，负责救治。章次公开出方子之后，就守侯在病床边。参汤煎好之后，林伯渠因为不能口服，口服则呕吐，滴水不进已经多日了。章次公就让人用棉球蘸上参汤，然后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他又嘱咐用新米，煨稀粥。人们都感到奇怪，这样不吃不喝已经多日的老年垂危病人，难道还可以喝粥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一滴一滴的参汤进到林老的嘴里，呃逆逐渐减轻。林老逐渐睡着了，等他醒来之后，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好饿啊！”章次公让人赶紧把新米粥拿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了新米汤。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地议论着。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竟然可以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竟然那么早就准备下了新米汤！
消息传导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认为这样的医术的确不一般，指示要召开一个病例讨论会，总结一下经验。会议如期进行，会议的结论却难得出，中医的专家按着中医的道理，什么元气、胃气，先天、后天，正气、邪气地讲了一统；西医的专家表示不服，他们说如果没有西医输液，怎么会支持那么久？不过是一个偶然病例，算不得什么经验，更难说是普遍规律。双方争执不下，都是“御医大夫”，主持会议的人收不了场，就去请教周总理。总理尽管日理万机，本来不需要过问一个医学病例的讨论情况，然而，事情是他布置的，而且对于将来的领导同志救治工作还有借鉴意义，因此，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了病例讨论会场。
总理来参加会议，立即引起参加会议人员的高度重视，双方简单地汇报了看法，周总理半天没有说话。他环视会议现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这时参加会议的中医们虽然没有说话，然而一阵喜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话了：“西医也好！”参加会议的西医，顿时脸上有了春天花开的表情。不料，周总理紧接着又说出来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4]”
周总理走了，去忙他的事情去了。然而，他留下的话是语重心长的。
章次公在这件事情之后，名声更高，求诊的患者也就更多了。河北省卫生厅长段慧轩，是一位高年资的西医，留学日本8年，回国后在私立医院工作，后来参加八路军，成为白求恩卫校的领导，在延安为高级干部做过保健工作。他非常信任中医，支持中医发展。建国初期，河北省的中医事业之所以成就非凡，与他的领导重视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是一位慢性胃病患者，曾经由河北省中医研究院钱乐天主任为他用中医药治疗，虽有小效，而未奏大功，因此想求章次公诊治。因为，章先生受聘卫生部顾问，是“副部级的御医”，怕是不好请，就让籍贯是河北省藁城县的路志正先生转达，路先生当时是卫生部中医司的干部。章次公先生听过路志正的介绍之后，立即答应了请求，第二天下午三点就在钱乐天、路志正和河北省住京办事处主任的陪同下，开车前往会诊。由于来前，已经知道段厅长脘闷、噫气、纳呆、腹胀、左胸闷、气短等证，章次公先生稍事寒暄，就详为四诊，得知尚有便溏溲清，面色虚浮，两目乏神，舌胖质淡，苔白水滑。
章次公询问治疗过程，段厅长说：“晨起先服一碗参汤，半小时后早餐，隔一个半小时服汤药，间服西药”。章次公听罢，笑笑说：原来的诊断无误，立法、处方、遣药亦切中肯綮，其所以不奏大功者，实在是进补的剂型、服药方法欠当所致。试思厅长年高，脏腑薄弱，胃之消化力缺乏，而日进参汤、中西药物，一日三餐，胃中几无宁时，尽是液体停滞，阻塞气机，不符《内经》“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以及“脾喜燥而恶湿”的生理特性，即使辨证准确，用药无误，怎能不影响脾胃的受纳与运化功能呢？因此，他建议将参汤改为参粉，装入胶囊，每服3-4粒，以少量水送之；原用中药香砂六君子汤则宜煎后浓缩，再微温分服，则量少力专而效宏；一日三餐，宜食馒头、面包之类，不宜尽用流质食物，或少量多餐，以减轻胃之负担。如此可纳化健旺，其消化功能当可恢复。更应当节食肥甘厚味及饮料，合理服药，尊恙不药而愈矣。众人听罢，一致拍手称高明，中西医同道、后学，皆受教益[5]。
毛泽东主席当时正在考虑中医问题，他让周总理介绍一位有学识的中医人士，前来叙谈叙谈。周总理就推荐说：“卫生部新来的章次公、章老，有学问，也有见识，可以一谈”。因此，毛泽东主席让卫生部安排会见的事情。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找到章次公，他只说：“章老，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晚上有活动。”
章次公先生以为是要出诊，还用得着休息吗，去就是了。但是，他见领导这么安排，肯定不是寻常的出诊，就去理发室刮了胡子，穿上中山装。很多人见他如此一反常态地“盛装”，都问他要出席什么重要会议，他说不知道，只是跟部长去会诊。到了晚上早早吃过晚饭，六点钟党组书记徐运北副部长的车就来了，他拿起一个出诊的包，就上了车。车子一进中南海，他就知道是给首长看病，就问：“哪位首长不舒服啊？”徐部长的纪律观念是很严明的，不敢马虎，贺成、王斌因为对于中医问题处理不当，刚被免职不久，因此，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慢慢地驶进了毛泽东的驻地，临下车，徐部长才凑过来小声说：“主席要和你谈谈中医问题”。章次公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其实徐部长心里也没有底，谁知道毛泽东问什么？谁又知道章次公会说什么？
工作人员把章次公领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见主席正在批阅文件，工作人员小声说：“您先在这里坐一下吧。”章次公就在那里安静地坐着，没有任何声音，光线也不太亮。
过了一会儿，主席看完了文件，大声说：“小王啊，怎么卫生部的章老还没有来啊？”章次公赶忙站起来，回答说：“在下就是章次公！前来拜见主席！”
毛泽东赶紧走过来，握住章次公的手，仔细打量眼前这位比自己矮了很多的老中医，很快主席就笑了，他说：“你不老吗，怎么让人家叫你章老啊？我可不喜欢人家叫我毛老！”说罢，一阵大笑。
这笑声感染了章次公，也温暖了中医界那冰冷的心！中医在旧社会倍受歧视、轻视，一些达官、要员对于中医的生存漠不关心，毛泽东、共产党制订的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政策，让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中医办研究院，办国家的中医学院，这是多少中医前辈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啊！章次公激动，心潮澎湃，他聆听着主席的问话，也尽力回答着主席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不愧是博学多才的领导人，他曾经翻阅过很多的中医古书，对于中医学术主张，也有章次公所不敢想象的熟悉。他们从章太炎谈到鲁迅，从古代说到现在，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夜间十二点左右，主席要进夜间的饮食了，章次公看见很简单的稀饭、窝头和酱菜。他起身要告退，怕影响主席工作。但是，主席谈兴正浓，让他一起用餐：“怎么，他们没有告诉你吗？我要同你多谈一谈，章先生乃难得之高士也！”
章次公赶紧再次站起来，说：“主席过奖了，次公不敢当！”主席让他坐下，这一谈，就谈到了天亮，六点钟结束谈话，一共进行了将近十个小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拿出来一整个晚上，找一位中医竟然谈了十个小时，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也许，章次公渊博的学识，有问必答的见解，不小的烟瘾，无障碍的交流，使他们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谈话与自己工作、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如今的电视名嘴们，有谁敢于和毛泽东天南海北地扯一个晚上？一扯就是十个小时，而且，此后不久，谈兴未尽的毛泽东，又邀请章次公谈了一个晚上。
朱良春先生说，由于没有谈话记录，事后也没有发什么文件，章次公先生又不肯公开谈话的内容，他只是在与章次公先生多次交谈的时候，才获得了一些片段的情况，毛泽东与中医学家章次公的历史性的谈话，永远地成了一个历史之迷。也许，这次谈话影响了毛泽东对于中医的一些看法，在他本来就重视中医的思想上，又加深了某些印象。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卫生部关于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上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写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章次公与他谈话时某些看法的影响呢？毛泽东指示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把中医工作、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提高到各级党和政府工作“大事”的高度来认识，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毛泽东还说：“中国应当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我看中医是一项”。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章次公先生通过反思与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把中医的研究推向深入，因此，他在有关人士的鼓动下，写了一篇《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的文章，发表在《新中医药》1956年第7卷，第10期上。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中医理论的激烈论争，章次公先生也因此而被强制请到中央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3个月，这也是文革办学习班的“初级阶段”。
章次公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余杭章太炎先生，以经学大师，兼综医术，故其论医文字，有很多精湛之论，远不是我们一般执业的中医所能望其项背。即如关于中医方面的五行理论，他是抱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章次公大段引用了章太炎给吴承仁（检斋）的信，他得出结论说：“太炎先生的论点，除了以仲景书中的《平脉》《辨脉》诸言五行者，误信为仲景之文外，其他都很质实，很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章次公在这里借用章太炎的学术主张，就是为了推行“质实”的中医科学化。
紧接着，章次公先生引用了刘师培《先秦史》的文章，说：“《易经》一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孔子。伏羲之时，未有五行之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学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君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作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岐中之岐矣。”
《易经》成书之后，的确经历过不少补充与演变，是一个逐渐丰富的发展过程，以阴阳说《易》，和以五行说《易》，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进一步运用，也是“易学”的深入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不能说，易学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相结合，就是“不古”，不正统，就是“伪经”，然后加以打倒、废止。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五行生克，本来与医学实践毫无牵涉，羼杂到医学里去的桥梁人物，大概是邹衍吧。”他接着引用杨宽《战国史》，进行印证。杨宽先生说：邹衍“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从原始的唯物论出发的，结果仍然陷入神秘的宗教迷信中去。”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始终是与医学知识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是物质广泛联系的普遍联系学说，是很先进的世界观。但是，它在社会学的的运用，认为朝代更替也按照自然规律的“五德终始”定“气运”，就显得是一种神秘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五德终始”学说，它也不是完全荒谬的。它试图解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告别不可知论的一种探索，它比“天运长久”、“皇权神授”要先进得多。它告诉人们，国朝的命运是可改变的，是可以颠覆的，它是“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如此而已。这样的学说，无非是要宣传一种“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思想。
章次公先生还引用华北名医富雪厂的著作《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决讲义》，并评介说：“他对《黄帝内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对五行生克学说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认为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他痛切地说：‘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尝考五行之说，起于周末，盛于两汉，唐宋诸儒，谓《内经》一书，全出于汉人伪造，余谓此得半之论也。《灵枢》《素问》与《本草经》，黄帝神农时代实有此书，盖天地有阴阳之气，人受之以生，加之父母之遗传，家庭之习惯，其气质不无偏盛之气质。感触天地阴阳偏盛之气而生病焉，古圣人为之理阴调阳，有效则笔之于书，以为规范，故于人之脏腑营卫，以及方药，无不本阴阳以立说，无所谓五行生克者。汉人迷信五行，乘机窜入，于是医学为之一厄；暨张仲景起于后汉，以六经治百病，其不取五行可知矣；乃叔和搜辑颠倒，又复羼以伪说，于是医学又为之一厄；宋元后医者，未见华元化解剖之书，未经实验，闭门而高谈五行，以饰智惊愚，于是而医学更为之一厄。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一以扩古经微义，一以作后学津梁。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也，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6]”
富雪厂先生的论述，得到了章次公的重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医学力图摆脱虚浮，走向实证的时代，他的“珍之珍之”的告诫，不仅害了许多后学青年，也害了中医顾问章次公。章先生当时援引其说，以为自己的根据，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废除五行学说的必要性，他接着又援引了南方已故名医叶古红的观点，进行论述。
叶古红说：“经验之言为碎金，而五行谬说则砂砾。今欲整理旧学，殆犹披沙拣金。五行相克说，在所必废。而司天在泉诸神话，尤宜拉杂摧烧，不能使民生寿夭、种族强弱所关之学术，笼罩于蛮云妖雾之中以终古也。”又说：“宇内凡百事物，其真理未经发现者，无不可强以生克之义通之。五行说在我国一日不废，大足障碍一切人生日用，使永久不能与实地沟通。”由此可见，叶古红受时代的影响之深，痛恨五行学说的程度是那样强烈，这真是中医学末法时代的典型表现。可惜的是，中医大家章次公对于叶氏的观点，竟然表示出非常认同。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这是正确的，医学是科学，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装点门面，擦上许多唯心的脂粉呢？如果连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学术史上的源流派别。怎样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五运的分别怎样，都没搞得清楚，而牵强附会，谈论五行与医学的关系，则诚如太炎先生所讥切的：‘实令人笑耳。’总之，原始的五行学说，通过了方士的利用，而一变再变，早已不是朴素的唯物论，而是成为抽象的代名词了。医家因为它是每一朝代的‘显学’，受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自然要很快地羼入医经，就成了医家理论的主要骨干。我们必须认清‘代名词’的应用价值，全靠所代表的那些事物，以及发展的原理、原则而定。假使有些事物和原理原则，不适合用‘代名词’的场合，而牵强附会上去，那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太炎先生不是说过‘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的吗？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
章次公先生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在解剖实证的世界观支配下，必然会得出废除五行学说的主张。虽然，他所引皆是名家论述，尽管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都反对五行，述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在解放前取消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废止五行走“科学化”道路，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而解放后，尤其是在对中医提倡“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的时刻，再提出废止五行的主张，自然会引起人们痛苦的联想，以及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鸣。
争鸣之中，章先生处于明显的少数，有人辩不过他，就提出发动南京、上海的中医界一起来批他，甚至提出来撤消他的中医顾问职务。
与陈邦贤一起合编《中国医学人名志》的医史学家严菱舟，在《中医杂志》1957年第四期上，首先发表了“关于中医五行学说的讨论”，文章不点名地与章次公先生的文章进行争鸣。
严菱舟说：“中医的理论体系，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为间架而构成的。我们今天说，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因为它是人类根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又与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它的理论观念更进一步获得了科学的证明。而中医学就是它与自然科学，发生密切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事例。就医学这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能够解释客观现象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医学的理论根据，才能把春秋战国以前所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为系统的合乎科学原理的理论；同时，也正因为有了阴阳五行学说，才能对人类的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得到基本上合乎科学的说明，使以前因为无法解释而被神秘化的情况，得以大大改变。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对于我国医学能够在很早以前，脱离宗教的范畴而趋向科学领域，实有重大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一看到阴阳五行，就毫不分析地硬说为‘玄学’，一说起中医的理论，就片面的说是‘不科学’。”
严先生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中医学在纠正了建国后歧视中医错误之后，已经走向“康复”，人们谈论阴阳五行学说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抽象肯定，变相否定”了，更不是动辄就指责为“玄学”了。中医已经走出了低谷，对于自己的指导理论，已经能够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维护了。
严先生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关于五行存废的争论。他说：“话虽如此，对于阴阳五行抱有成见的人，意见也还是很多的。有人说，我们今天学习祖国医学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继承和吸收古人的实际医疗经验，关于阴阳、特别是五行的一些理论，不仅是次要，而且对现代人学习中医来说，实用少，障碍多，因此有废除的必要。废除五行，这是有关中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曾有少数人提出过，大多数人反对过，今天既然有人仍然保留这个意见，虽则是旧事重谈，为了明辨是非，在学术界仍有展开讨论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不谈五行学说的本身历史，单就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五行学说对中医学有没有实际用途等问题，提出一些商榷意见。反过来，说明一下如果废除中医的五行学说，对于中医的理论和实际的医疗经验将有些什么影响。”
严蓤舟先生通过对《素问》《灵枢》里，对于五脏、五志、五液、五体、五主、五病、五气、五色、五味、五禁、五劳、五并、五邪、五脉、阴阳二十五行人等的论述，说明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作用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废除五行，不唯现有几千种中医书将无法卒读，即中医凭为医疗依据的理法方药的特点，也将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了。”严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也是与五行学说密不可分的，比如《金匮》里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即是一例。严先生说：“在这些事实面前，轻言‘五行可废，阴阳可存’，似乎字面上较为留情，事实上，同样是不顾事实的谬论；同样是扼杀中医理论的阴谋。因为，废了五行，其后果不是孤立阴阳，而是打击阴阳。五行既废，阴阳随去，中医理论危矣！”
严先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之中的重要性，是无法小看的。严先生在文章最后说：“所以，今天学习一下阴阳五行，目的正是为了养成对古人的理论经验，能有分析批判的能力，以便正确地做好去芜存精的工作。如果不去深入（研究），专事挑剔，尽说这也不对，那也不是，结果自然而然会给中医理论戴上一个‘不科学’的帽子，而走‘废医存药’的老路。所以，废除五行之说，在今天全面展开学习中医的时候，除了徒乱人意之外，非但无益，而且有很大害处的。”
严先生的文章是不点名批评，而此后在1957年《中医杂志》第6号上，发表的署名丁光迪的文章《学术争论：试谈五行》，则直接点出了针对的目标就是章次公先生的文章，文章从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出发，对于中医界的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从最近接触到的，五行学说的存废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中医同仁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仁认为，五行是空洞唯心的，在临床上没有用处；个别的还提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的’（注：此括弧是原作者所加，括弧内容为：见《新中医》56，10，章次公文），究竟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是怎样的？要不要扬弃？这是值得慎重研究的。”
丁先生的文章直指章次公，学术争鸣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们谈论的五行学说也的确是学术问题。丁先生首先说，五行在很早就被引到中医学的领域里，远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不是在战国邹衍之后才开始运用五行。他举的例证一是《周礼·医师》其中说“食医”为周王调剂饮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在“疾医”里，《周礼》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在有关“疡医”的记载之中，则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当然，《周礼》有可能是汉儒增补，未必可靠。因此，丁先生又举例说，《左传·召公二十五年》记载：“天地之经，而民实用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尤其是“昭公元年”，记载了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徴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通过这些例证，丁先生说五行学说很早就与中医学结合了。
丁先生认为“原始五行说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而这两种学说，是最早的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的“五行”，就被中医学所运用了。“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与五方、五材是息息相关的，祖先就拿这种五方、五材的知识，来联系和认识人身的变化，作为祖国医学的立说基础，所谓‘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使祖先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从此就能逐渐的演绎、扩充而发展起来，岂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应该承认，五行学说是中医事业的大功臣，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丁先生还从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病能、诊法、治则、脏象等方面，论述了其与五行的关系。他说：“很明显，五行学说在中医学术之中，构成了它的一套体系了。运用五行学说，可以从病因、生理、病理、证候、诊断、治疗等一系列的联系起来，而且这种五方、五时、五气、五脏、五志、五声、五色、五脉、五时病、五脏病、五气、五味、五谷、五菜等等，都有它的物质基础，都有它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一连串的互相配合起来，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是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变化的辩证规律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五行说是装备了中医学，五行说是中医的学术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它在临床上是确有现实意义的。”
丁先生的文章，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但是，这两篇文章刊登的时间，也许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此前的具体斗争，也许是很激烈的；相互之间的辩论，也许是很不平静的。章次公给上海一位同道写信说：“志鸿弟：谢谢你各种建议，上海同道对我的看法毫不足怪，写阳湖赵翼一首诗给你留念：‘双眼全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道短长！’论诗五首之一。南行恐无望。小兄，次公”。
在章次公先生的信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的不满情绪，也不难看出他不愿“随人道短长”的决心。因此，他进了中央党校，尽管他不是党员。而且，他这一去就是三个月，每周一去报道，每周五回家，每天面前摆着马列的著作、毛泽东的书。既没有人过问他的学习结果，也没有人到他的房间去看看，好象人们都躲着他。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从来都没有这样寂寞过，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里。这时，他意外地看到他的爱徒朱良春提着一兜水果进来了。
章次公赶紧迎上前去，紧紧地抱住朱良春，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老弟啊，老弟啊！你可来了，你可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此时，高大的朱良春出现在他面前，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朱良春仔细打量着这个位于一处王府之中的屋子，房间不小，当时已经是年底了，屋里只有一盆炭火，一床被褥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房间，让人有一种清冷的空旷感觉。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交谈，外面的世界又通过朱良春的叙述，来到了章次公的心里，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的近况，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他久已消失的脸上。
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周总理忽然问：“怎么最近见不到章次公先生了？他在忙什么呢？”有关人员汇报了一些情况，他说，学术问题吗，不是政治问题，不要搞这种形式。因此，章次公又获得了工作的机会，获得了为人民解除病痛的权利，他被安排到了北京医院中医科，在那里救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也为他赢回了一个中医临床大家的声誉。
然而，章次公出来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一时之间中医界也投入了战斗，人们忘了章次公废止五行的主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右派分子”，批判章伯钧、李健生，批判龙伯坚、金宝善，批判一切“可能的敌人”的斗争。《健康报》发表了“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的社论，卫生部长李德全发表了“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的文章。在这样的形势下，章次公先生也于1957年11月发表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龙伯坚向党的进攻”的署名文章，他拿了“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这么大的“官腔”批判他人，不知道是否出于本心，也不知道为了紧跟形势，他这个中医专家被人们动员了多少回。
章次公先生不止一次地，对到北京看望他的徒弟朱良春说：“良春老弟啊，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三缄其口！”他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吧？
曾经的挫折，曾经的苦闷，或许已经埋下了疾病的根苗[7]，豁达、诙谐、博学、善谈的章次公，被毛泽东誉为“难得之高士”的章次公，因肺癌骨转移，于1959年11月6日零时55分在北京去世。《人民日报》《健康报》都发了讣告，在陶然亭进行公祭，周总理等送了花圈，骨灰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他的九个子女，在周总理过问下，卫生部每月按副部级家属待遇给100元生活费，1964年章次公的夫人戴福珍主动提出申请停止这项补助，卫生部干部司致信感谢这种高尚之举[8]。
章次公由于忙于诊务，生前除了有少数文章发表之外，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出版。朱良春先生在章次公逝世20周年、40周年的时候，在章次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都积极筹划，举办纪念活动，征集有关文字，搜集章次公先生的医案、讲稿、文章、书信、书籍眉批、按语，结集出版，终于有了《章次公医案》的出版，有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的问世，有了《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吉光片羽的汇集。
朱良春先生在年已耄耋的时候，在工作非常繁忙，自己的经验、著作都需要整理的时候，念念不忘对于章次公先生学术成就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医学，为当代中医史保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值得称颂的，也是每一个中医学徒之人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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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绍奇：章次公学术经验管窥、见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463页；又见于《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4期。
[2]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168页。
[3] 何绍奇：纪念章次公先生感言、见《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第41页
[4] 朱良春著：医学微言、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9页。
[5] 路志正：良师益友章老次公先生、见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序言
[6]见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28页。
[7] 何时希：外狂内谨的章次公、见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441页。
[8]朱良春：缅怀章师母爱国、治家的崇高精神、见《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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