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起源

城里娃脑

医学起源
　 医学的起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又诱人的课题。没有哪本研究医学发展史的专著不由此发足，但史料匮乏或者说简直无史可考，乃是研究者的共同感受。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如果我们想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并不像东方破晓那样有一道天边的地平线可以突破，那么一切就不得不从动物界的本能谈起。任何试图用一句话、一个观点来概括地、圆满地回答这一古老课题的努力，都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其中包含着本能行为、经验积累、理论建立等诸层次的问题。他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差异，由此构成了漫长的进化历史。
　　一、本能的作用
　 有关动物界，特别是灵长目的一些可被视为医疗本能或治伤行为的例子，似无枚举之必要，也没有人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但把人类与动物界完全隔离开的人认为：这些本能的行为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医学。就一般动物而言，这是对的。著名的女学者珍尼·古多尔在与黑猩猩共同生活的十年中观察到：受伤的黑猩猩长时间在伤口上盖着一把树叶，但在伤风与脊髓灰白质炎流行时却一筹莫展。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所看到各种动物的医疗行为是在它们业已完成了自身形态的进化后，所表现出的本能性行为，并不是某一物种的早期行为。对于它们来说是成熟期的种种行为，对于人这一支来说恰恰是早期、未成熟期的行为。巴黎一带坟墓里所取出的属于19世纪的颅骨比属于12世纪的要大些，两者的比数是1484：1426；而根据测量，前者之所以大于后者，完全是由于前额部分的发展——前额部分无疑是各种理智性能的部位所在。就低于人类的动物来说，也有可以类比的情况，取前后属于同一些类群的两宗哺乳动物的头骨相比，结论是在近代的各个类型，脑量要大些，脑壳内壁所留下的脑回的痕迹要复杂些。伴随着形态的进化，低级的本能行为当然也要向高级发展，也就是说在动物身上不能继续发展的事，在人身上则能够发展。
不难设想，人在没有达成特定尊严身份的时代，其行为更多的是受本能的支配。正如居维叶所论：本能与理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成反比例。伴随着大脑新皮质持续渐进的改变，人类的理智与行为也在不断地进化，最终在形态、行为、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与一般动物较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社会学家在人与其他动物间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摆脱兽性”。因此两者在行为方面也就不会存在真正的空白或间断。
既然承认动物中也存在着采食药物的行为，就要研究一下它们为什么会违背一般的进食习惯，选择某些被我们人类称之为药物的东西呢？解释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在特殊生理、病理条件下，动物对特殊的“气”、“味”产生了不同于平时的偏嗜与好恶。这种现象在当代人类中仍有所见。不仅常识告诉人们胎儿可以影响孕妇的口味，而且医生也可以根据病人对气、味的好恶来推断内脏器官的病变。这种基于本能要求的行为表现，可以说是药物进人人类生活的最初形式。而一般医史专著在论及药物学起源的问题时，总是认为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种貌似有理的立论实际上偷换了，食”的概念，“饥不择食”的确是客观现象，但其内涵是指可食之物，其外延包括人和动物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和不喜欢吃的东西。“饥不择食”仅仅是形容人或动物在饥饿时，不再挑挑拣拣而已。但上述立论已悄悄将“食”的内涵扩大到可食物之外，外延包括进了各种有毒之物。在自然界可以普遍看到由于缺乏食物资源而使整个群体，甚至是这个种灭绝的例子，却看不到由于缺乏食物资源而致使群体误食有毒物品而灭绝的例子。
　 动物得到一块食物时，首先要用嗅觉加以辨别，对有特殊气味者，绝不放入口中，这种现象也能见于婴儿。大部分的中草药都有不被人喜爱的特殊气味，天南星科的植物更有强烈的麻嘴棘喉之感，只要尝一下就会使人永远记住此物不可食。人与动物在极度饥饿时都会违背平时的伦理观念，以同类充饥。正是由于生物具有这种残酷的自我保护本能，才导致了种的延续生存。就整个进化的角度看，这种残酷自私的行为是有利于种的延续与必需的。
酸物醒酒的常识人人皆知，但请注意：如果认为今人可以来自耳闻，古人亦必同样，那就错了。达尔文观察到“好多种的猿猴对茶、咖啡和各种烧酒有强烈的爱好……酒后的第二天早上，它们脾气很不好，怏怏不乐，两手支着大概是正在作痛的脑袋，再给他们喝酒时，它们掉头不顾，并且表现出厌恶神情，但对柠檬汁却很欢迎，可以喝上不少。一只美洲产的蛛猴属的猴子，在一次喝白兰地醉酒之后，对它从此不再沾唇”。珍尼·古多尔还观察到黑猩猩在一定时期会捕食动物，并非绝对素食；许多动物要定期饮用含盐之水以补充生理需求，这些事实都说明最初的药物使用，仅仅是出于本能的需求而已。
无论人或动物在肢体受伤时，都自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避免运动，不能说不是外科学固定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内脏与肢体疼痛时会不由自主地按揉，这与按摩疗法有何等密切的关系；“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正是养生学的起源，甚至母亲哄孩子的“哼哼调”也可以看作是音乐疗法的最初表现形式。这些行为都可以，也必然出现在人类从事工具制造和使用语言以前。
黑猩猩用树枝作成牙签为伙伴剔去牙缝中的积垢与现代牙医固然有天壤之别，似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目的是一致的，这还标志着医生的行为与作用已在动物中有所表现。因此硬要在人与动物间设下一个的点，只能使自己陷于困境。
关于本能的作用还要涉及人类用火与婚配关系变化两个问题。
人类用火，历来被视为医学起源、人类进化、卫生保健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人类天性需要火，那么在使用火之前就必然因不能抵御寒冷和消化生肉野果而被淘汰。因此从生到熟的转变不过是像动物也会捡食被野火烧死的飞禽走兽一样，出于省力的目的。但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一旦了解到熟食的美味，能够有意识地保留火种以便随时重温旧梦，而不必全赖天赐。尚需注意的是原始人类对于熟食的一切好处，诸如卫生、易消化、有利发育等一切全无所知，他们只能是根据自身嗅觉与味觉作出“熟胜于生”的判断（凡是“熟不如生”的，人们至今仍是生食），这是本能最自然的表现。在这方面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为：“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然而实际上人类并没有从只吃植物到同时也吃肉的转变，这从人的形态（锋利的犬齿和四肢的奇数分支）和消化系统的结构（PH值为2.8的胃酸足以凝固蛋白质，再经蛋白酶消化）可以知道；也不能认为肉对脑的进步有如此关键的作用，如果是那样，岂不是狮子老虎等更具备了新皮质进化的条件了吗？再则就人类的进化过程而论，如果因熟食才促进大脑的进化，那么人就不可能有别于动物而学会用火。相反，只能认为是大脑的发达才使人学会了用火。总之，人类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生理条件所具备的潜在能力，这才是最基本的内因。而种种行为上与动物的不同之处，都不过是这种潜在能力的外在表现，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关于原始人群如何调整血缘婚配的问题，由于人们头脑中有一个错误的成见，即认为凡是近亲婚配就必然出现劣质后代或遗传性疾病，所以不得不设想人类最初采用了某种形式限制血缘内婚配。而实际情况是近亲繁殖只不过为不健康基因相遇而成为显性遗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果父本和母本均系健康基因，则没有这种问题。氏族内的婚配关系使原始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不自觉地遵循了优生学的法则，凡是不健康的家族就可能在艰苦的生活中被自然淘汰掉，不健康基因也因此断绝了传递的可能。这种婚配关系造成当时人类在数量上受到限制，但在人口质量上如果撇开杂交优势不谈，并没有导致直接的危害。否则，人类早就应该衰亡于近亲繁殖的阶段，而根本不可能有从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过渡。
在人类早期，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如果说从一般现象中观察到了某些婚配造成劣质后代，那么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也只能是增强那些健康强壮家族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因此最初的婚配转化必然是由于一些自然的因素。
原始人群对于自然条件的强烈依赖性，造成了居住的相对集中性，例如黄河流域的部落林立就为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战争与掠夺无疑也加速了氏族间的交通融合，此外动物本性在其间也应起到过一定作用。
自然界中，某些植物依靠“雌雄异熟”（一朵花的雄蕊、雌蕊不同时成熟），或花粉表面的化学结构避免白花授粉，实现杂交。提高了后代的生活力和建立起新的遗传性，这是植物界比较普遍的现象。动物界也普遍存在着选择配偶的现象，动物已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很难一概而论，但至少外激素与气味等因素在选择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过于熟悉的气味不如一种新的气味更能激起异性的性欲，这也使得动物获得一定的杂交可能。
人类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无不是对陌生事物具有更强烈的感受性。这种被道德观念斥为“喜新厌旧”的生物学本性难道不足以在原始人类的性关系上起一定的调节作用，驱使着雄性对族外妇女产生更大的兴趣吗？至于孔子所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和道德观念调整的性关系，都是后来的事情。实际上在汉代还能看到“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的近亲婚配记录。
在此提到动物、植物调整交配关系的途径，不过是想借以说明“自然之力”的作用，还能使人看到动物与人类行为间的关系。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本能在人类早期所起的作用。熟食转变、向族外婚过渡的问题是本能与劳动、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的，仅仅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作用。然而种种本能的救治行为，却是主客观一致，有减轻疾病痛苦、维护机体健康之明确意识，与高度发达的当代医学的目的是相同的，行为是持续不断的，只是在方法上日见改善与创新。因此在讨论医学起源时，必须由此开始。
　　二、经验医学与巫医关系
疾病是生命体固有的自然现象。除人类以外，各物种只能遵循优存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不断地淘汰掉劣弱者，从而维持了自身的素质水平。早期人类同样遵循这一法则，无力抗争自然的选择。例如，各种传染性疾患在早期人类中的蔓延与控制，主要是受制于群体数量的变化，当每群不超过50人时，只有那些适于小范围社会聚落中传播的疾病才可能存在；但当人群数量不断上片时，许多传染性疾患便获得了存在与蔓延的条件；而当这类疾患造成人口死亡、人群数量下降后，疾病的蔓延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控制。
　 然而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随着自身智慧与文化的进化，自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健康、体质改变的作用逐渐减弱，科技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却越来越大，最终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有益的本能行为逐渐变成生活经验被保存与传授，并可根据客观需要随意重复这些经验。这样，原始医药也就逐渐从“本能的”转化为“意识的”行为，过渡到了经验医学的高一层次。这种经验的积累与重复使用，又使得人类社会中渐将分化出一种新的职业，即医生的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不需理论指导，可以重复的有效方法都应视为经验医学。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逐渐在发达的人类头脑中留下了成功的经验，譬如说高烧口渴时可能回忆起曾吃过一些多汁多液的植物，请别人帮助采摘；也可能在看到别人烧得口焦唇裂之时，想到给他吃一些这样的植物，如此反复就将成为一条生活经验在人群中流传下来。又如食欲不佳的人闻到一些芳香、辛辣的刺激性气味变得想吃东西了，即可导致将此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广泛应用。这种方式最初在医学中以食医的形式出现，逐渐扩展到性味学说，成为中药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经验获得是多途径的，偶然性在其中往往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无疑是药物应用日渐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日见丰富的社会生产活动，创造了将各种知识、技术应用于防病治病的客观条件。例如建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从半洞穴（北方）和“构木为巢”（南方），逐渐上升与下降到地面，这主要取决于砍伐工具和地面防潮技术的进步；开挖水井后，人们才有可能改善饮水卫生并利用井底的寒凉贮存食物等等。
在半坡的早期遗址中，可以看到卧寝部分的居住面高起，并出现“灸地”的防潮、防寒措施。在仰韶文化的建筑遗址中，地面普遍经过烧烤，穴底多形成一个青灰色、白灰色或赭红色的低度陶质地面，显然属于是一种防潮处理。至仰韶文化晚期，豫西地区已出现“白灰面”的做法，一般厚度为0.1～0.3厘米，不仅坚固、卫生、美观，而且可以防潮。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白灰面”得到很大的推广，且厚度明显增加，这是由于当时已能烧制石灰，所以材料来源充裕，居住面的处理也自然由灰浆粉刷改进为灰膏涂抹。建筑技术的进步，对于预防多种疾患，改变“下湿润伤民”的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是我国“巫医结合”的时期，由此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应用科学。然而就医学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与实际而言，在医学理论化以前的漫长岁月中，经验医学始终是占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好的说明：
“有人调查过本世纪尚存的一些原始部落，他们并无任何宗教观念，但都有一定的世代相传的卫生习俗。非洲一些部落，他们把疾病看作是‘自然的’，对所患疾病采用世代相传的药方和疗法进行治疗，无需作出任何超自然的解释。”
“民族学的调查证明，就是在巫术盛行的一些原始部落，也存在着与巫术丝毫无关的卫生习俗，拥有治疗各种疾病的丰富经验，以及并不求助于巫术的草医。……如果自己或邻人不能治，就求助于村庄内经验较多的草医，这种草医叫hamuri，是世代相传的，懂得多种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说明即使在巫术盛行时期，以经验为基础的原始医学一直存在、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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