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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美中 (1900-1982), 男,汉族,河北省滦县小岳各庄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国家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 ( 部)主任、教授。
他是自学成才的一代名医。少年时期曾读过八年私塾,16岁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边在家乡教书,边继续攻读文学历史,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弊、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 25岁时因患严重肺结核病,求医无效,乃发奋习医 ,以其自救或拯救他人。他研读了许多医家的著作。
为体察药性,曾亲自尝试过 200 多味中药。1928年秋,他开设了“尚志医社”正式行医。由于他刻苦攻读,认真临证,虚心体察,几年间便闻名于乡里。1935年到山东省荷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期间,在看病授徒的同时,坚持参加陆渊雷先生办的遥从 ( 函授 ) 部学习,医术有了更大的长进。陆渊雷先生曾在他的一份题为《述学》的考卷上写下“中医界得此人才足堪吐气”的评语,并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1937年山东沦陷,书物尽失,他只身返回家乡。 1938 年,经友人介绍到唐山行医,后自开诊所,在唐山多年困窘的环境下,他清贫自处,精心施医, 刻苦治学,过着“日里临床夜读书”的生活。
以经方为主,精研各家中医学说,系统地进行中药学整理研究,寻求师友进行针灸学的研究和应用,医术日益精进,加上他清修廉直,扶贫解危的医德,成为唐山地区最著名的中医师。唐山解放后,他担任过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卫生局顾问、市中医师公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初他奉调到北京华北中医实验所任医务处主任。1956年调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先后任内科主任、研究生班主任等职务,在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的同时,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保健工作,参加了对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以及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中外领导人的诊疗工作。先后九次到国外执行治疗和学术交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岳美中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医术精湛的著名中医学家。他以深厚的文化知识为根底,刻苦读书,对历代中医名家的学说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推崇张仲景、李东垣,重视朱丹溪、王肯堂、张景岳、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恽铁樵、张锡纯、罗止园等人的著作。他重视临床,认为中医学术的奥妙在于临床。从医五十余年,从未脱离过临床。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他结合医疗和科研任务,对很多病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参加了对流行性脑炎乙型的治疗和研究,参加了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和研究;主持了同解放军三O二医院合作进行的急性肝炎的治疗和研究。结合保健工作,进行了老年病的治疗和研究,特别是长期进行了肾病泌尿系统疾病的治疗和研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获得了良好的疗效,并对这些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受卫生部委托,深入到辽宁等地麻风病院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历代中医麻风病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写出了《中国麻风病学汇编》一书,并长期担任全国性病麻风病刊物的副主编。在丰富的临床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特色,还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和中西医两大体系并存的实际情况,于1958年在中医界较早地提出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的重要观点。他针对老年病病情复杂、病程长、体质弱等特点,结合自己的治疗经验,提出了治疗老年病要“细观察、勤总结、慎用药”的原则。他主张医药结合,重视对复方和药量以及药味配伍规律的研究,并身体力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岳美中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主要反映在《岳美中医学文集》和《岳美中论 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岳美中治疗老年病的经验》、《实验药物学笔记》( 待出版 )、《中国麻风病学汇编》( 待出版 )等著作和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
他时刻关注着国家中医事业的发展,重视中医教育,致力于中医人才的培养。在几十年医学生涯中,他从未间断过授业教徒,培养了一批又二批中医人才。三十年代初,在任山东荷泽县医院中医科主任时,就边治病,边授徒,培养中医人才。四十年代在唐山教授的学生中,出现了王国三、高灌风、王继述等知名中医。解放初,他更加致力于中医队伍的建设,针对中医队伍素质偏低的情 ,在唐山主办中医学习班,利用业务时间培训开业医生。1952年由他倡议举办了唐山市中医进修班并亲任主任。几年中毕业学生就达200多人,其中很多成为河北省中医队伍骨干。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他先后参与培养了陈可冀等一批优秀人才。此外,他还多次上书党中央和卫生部,就中医事业发展和中医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1951年,他上书卫生部,陈述了开展中医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开办正式中医院校培养后备力量与举办业余性质的中医进修学校相结合,满足中医人员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的要求,全面发展,共同提高的设想。1954 年,面对新中国中医事业百废待兴的状况,在唐山市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在北戴河闭门谢客,用一个多月时间起草了数万言的“整理中国医学的初步方案”。对中医的历史和地位、中医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中医院校设置、中医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设想和建议,同李振三先生一起上报中央。1963年,他再次上书卫生部,建议采取措施,加快中医高级人才培养。1974年,面对文革给中医事业造成的严重破坏,中医人才特别是高级中医人才后继乏人的状况,他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建议举办全国高级中医研究班,抓紧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经获准后,他以七十多岁高龄四处奔走,积极筹备,殆精竭虑,使开“文革”后中医研究生教育先河的第一期全国中医研究班 ( 后改为研究生部 ) 于 1976 年正式开学。开学后,他不顾日渐加重的病体,亲自授课和指导教学,直至1978 年 7月一次讲课后病倒。在卧床不起的四年中他时时挂念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人才的培养,精神稍好,就坚持在病床上为学员讲课和指导学术经验的总结。
他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有高尚的医德。他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早年行医的诊室里,就贴着“贫者减半、赤贫免费”的告示,并带头组织义诊,为灾民和穷人施诊。晚年医名日隆,除日常工作外,海内外信函求诊者每年达千余人次,他坚持每信必复,不收取任何报酬。他认为,医生的职业是神圣的,举手投足间都关系病人的健康与生命的安危,是病人的“司命工”。做一名医生,有两条至为重要, 一是治学,二是临证。治学,要忠诚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生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别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坦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对患者缺乏负责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常年悬挂于他诊室的“冶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的座右铭,就反映了他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和鞭策。
他喜爱读书,爱书法,善诗词。早年购得一部二十四史,其中宋史中有一册失落,他深感痛惜,就利用业余时间到图书馆恭楷抄齐,置于书房,医疗闲暇,勤奋阅读,携伴终生。他还曾在天津的《益世报》和《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很多反映旧社会人民困苦生活的小说、鼓词和诗文,对旧体诗词,尤其喜爱,并有较深的造诣。每有所感,他必以诗词记之。他所著《锄云诗集》一书收入的一千余首诗词,生动地记录了这位中医大家追求真理、执著事业、情系民众、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和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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