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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沙龙》续四
1 经方解读
刘渡舟先生说:经方之谓,不在于对方子本身如何解释,而在于指导方子应用的理论体系独特(大意)。有学者认为,经方本义是经验之方。然而,《伤寒论》是仲景在“博采众方”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使之更具规范性,其配伍严谨、加减有度,足可为后世法,已从经验之方跃之为经典之方,是以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伤寒论》方与所治病证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方与证的固定关系,是由药与证、药与药、症与症之间的关系决定。“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剂是否加减取决于所治疗的病证之症状及其症状组合,还必须考虑药与药之间的关系(陈亦人•《伤寒论》求是P32)。
王雪苔先生校注考证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展《伤寒论》之前的《汤液经法》(惜已失传)之概貌,病分五类(五脏),各施补泻,举证扼要,药仅数味,方证相应,无论玄理,秦汉遗风,跃然纸上。仲景学说为何向为世人遵奉,因为它与《汤液经法》一脉相承,它留住了中医的根,它堪称为中医之魂,它无时不辉耀着经典中医学之神韵!
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说:“经方虽小,但类既全而法亦备,类者,即为证的类别;法者,即适证的治方。”足见大师将方与法视为一体之两面,所谓“方者,法也,法者,方也”。
以愚之见,还可加上一 句:“方者,方向也,方位也。”以桂枝汤为例,倘若将桂枝汤证视作东方,那么加桂汤证则可视作东南方,加芍汤证不妨视作东北方,加桂再加附子汤证便当视作东南南方,加芍再加黄芩汤证便应视作东北北方。如果再加温味则就变成南方,再加寒性便是北方,那就不姓“桂”了。 对于每一具体的方证而言,它只能定格为一个方向(位),不应既是东,又是南,还可以代表四面八方。从哲学的常识角度思考,“面面俱到”则往往一面都顾不到,“多中心即无中心”。经方之所以效如桴鼓,其奥妙可能正在于通过精当的配伍,形成了高度专一的凝聚力,用现代医学的语言表达,犹如“心电向量”,它的“势能”(药物效能)总是针对与之有亲和性的目标(证)而释放。黄师之所以对“杂凑方”颇有微辞,我想,其要害大概就在于杂乱无章吧!
2 经方之源
——兼与大同先生商讨
大同先生(《沙龙》(一)P65)提出“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产生经方”?这是一个既深奥又尖刻的问题,其实质涉及经方发生学。大凡要回答“为什么”(生活常识、科学定律、理化原理等除外)皆归哲学家“分管”,与我们所有“哲外”人员以及只是为活着而活着的普通平民百姓关系不大。如有个小孩问爸爸:“人既然要死,为什么要活着?”爸爸无言以对。这个问题,恐怕连培根、孔子也不免头痛。我们如果成天琢磨此类“为什么”,或许活得更累。就大同先生所问,我想是否可以这样回答,药(方)为医之表,医为药之里,中医药本为一个整体,倘只言“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而病证治方全然无涉或者前言不搭后语,这样的医学还有资格配称为中医学吗?笔者在“怎道中医玄”一文中对中医发生学已略陈管见,在此还得追问一句:中医学以外的世界任何医学体系中存在不存在“方剂学”?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承认只有中医学才具备“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理论形态,方剂学(经方与方剂学同中有异)是中医的首创、专利,那么先生的问题自然便成了“无问题”。
3 经方之义与中医之理
黄师倡导的经方研究,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归真返朴,拒绝玄谈”。始终恪守着一条思想路线:“溯源于临床,验证于临床,发展于临床”。一如先生所言,这是尝尽“蹈玄踏虚、心悸恍惚”(大意)之苦果后的大彻大悟,是综观学界“时髦”学风横流,“浮躁”之声不绝于耳之惨状后的静思, 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治学路径的调整。先生的创获独具特色,别开生面,实可引领岐黄之学回归实证科学之大道。然而,如有些网友所盼,经方研究在坚持自身“本色”不变的 前提下,适当解释方药加减的理论问题(方义)以及病(证)机与药性药效的内在机制,可能使研究更加锦上添花。以桂枝加附子汤为例,用之治疗阳虚液脱(证机)的汗漏不止(主证),兼见“恶风、溲难、肢急”。为何要用桂枝加附子汤而不用其它方子?这是因为液脱由于汗漏,汗漏 由于阳虚,故治以复阳固表为急务,阳复则表固,表固则汗止,汗止则液不外泄而自复,诸证即可随之而愈。所以只加附子一味,而不用其他滋液药物,示人治病选方用药,应着眼于病机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药少效宏(陈亦人•《伤寒论》求是P178-179)。先生所论,告诉我们三个问题,(1)病(证)机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为辨出来的,只是在通常情况下“证治”一目了然,不必深究证机。(2)证机与中医之生理病理紧密相联,漏汗之发生由阳虚,阳气之功乃固表护外,阳虚则“液随气泄”,温壮阳气则为治本之策。(3)随证选方遣药必通药物之性,方治之能,温阳药为何只选附子?若加入滋液药后果又将如何?恐怕不谙仲景之学者不可与语之。
4 为“治未病”正名,为方证学呐喊
今日中医学为什么会“虚阳浮越、气不归根”?原因可能有千百种,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一种,那就是中医学发生了“基因”突变,病入膏肓。依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观点,基因的变化如果过小对于生物整体而言可能是无损毫发, 若变化过大则会导致整个生物命归黄泉。笔者在前文已提到“ 以西解中”的问题,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许多人津津乐道,得意洋洋于一孔之见,论文著作泛滥成灾,无论其主观故意如何,结果都将起到毁灭中医的作用。
中医理论本来博大精深,不倾注毕生心血则难以得其端绪。在此举“治未病”一说为例,千百年来,学界泰斗 ,国医大师,世界名家们,皆云“治未病”是中医的“最伟大思想”,“最高明之处”,“治未病”就是强调“未病先防,有病防变”,你听,多么天衣无缝,多么令人心花怒放,中医真是神奇无比,只要悉遵其言,13亿人民皆可免遭“邪风”之侵,“菌毒”遇见 这样的“中医之人”必会退避三舍,总有一天,医生要下岗,药厂将关门。近读高也陶先生大作《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对这一解释方如梦初醒,疑云顿消。高先生指出,孙思邈对《内经》“治未病”思想进行了准确解读与充分发挥,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连当今的语文学家都认为孙说有语病,“未病” 如何有“之病”。其实,前一个“未病”与后一个“之病”完全两个意思。前一个“(未)病”是指健康状态,后一个“(之)病”是指不良的行为、习惯、环境等。所谓“治未病之病”就是要改变不良行为、习惯、环境,而不是治什么“病”。遗憾的是这一极其普通的逻辑、道理,却被当今的中医理论家们解释得南辕北辙,中医理论岂能令人折服!只要冷静回想,如此解释多少可笑!如果认为对“治未病”可以作出如此理解,那么不得不追问,是否在受精卵出现时就要进行“未病先防”治疗?是否请张仲景回到“非洲老祖母” 那儿为她开一服“治未”汤?
又如,以“阴阳平衡”一词定义生命的健康态,几乎成了二千多年来妇孺皆知的一个常识,但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能不进行咬文嚼字一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序运动,《内经》曰“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大到宇宙,小到细菌,概莫能外。平衡就意味着静止,意味着死亡。星系之间的斥力与引力一旦平衡,星球就会停滞;青草和兔子一样多,狐狸就会饿死;心肌细胞膜内外的电位差一旦消失,去极化就无从谈起;肺泡内氧分压如果与血流氧分压平衡就成了死人的呼吸;平滑肌细胞膜内外离子浓度差一旦消失,血管运动便随之结束。不要再望文生义,振振有词地误人子弟了,应该记住老祖宗的原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笔者前已述及“随证治之”的反义语就是“无证不必治之”,“无是证不用是方”。仍然举乙肝为例,无症状乙肝病毒感染者(病毒可复制但肝炎非活动)对任何抗病毒药物皆不敏感,治疗无效。而“胡万林”们、“高科技”们却利用病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将老百姓的血汗钱忽悠进了腰包。至今仍然有媒体与“胡万林” 之流沆瀣一气,“包治乙肝”之声不绝于耳,不知公仆们是不了解行情,还是狼狈为奸?必须责问!
方证医学就是“随证”医学,也可说是中国的“循证”医学。“方证医学” 是对“治未病”(脱离本义的曲解)的反叛,是对学界玄谈空论的宣战,是对学人误入迷途的呼救,是对仲景学术原生态的回归。方证医学属于实证科学,实证就是强调实际证据,强调可见、可验、可重复,强调可证实、 可证伪。实证科学属于自然科学。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其实,这是一种糊涂观念,需要澄清。祝世讷教授对此有专门论述,现摘要发表,以正视听。
首先,要掌握学科划分的原则。“科学”一词汉译时的本义,是指“分科的学问”,分科的依据是研究对象,研究同一对象属于同一学科,研究不同的对象属于不同学科。现代科学把整个世界分为三个大的领域,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分为若干学科,每一学科又分出许多分支学科。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健康与疾病,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属于自然科学。
其次,学科之间有交叉,但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交叉,学科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不因为科学研究的分科被分割零碎,同时,客观事物的内在统一性也不会模糊学科划分的界限,在学科之间的交叉带上,不同的内容各归属于不同的学科。例如,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研究心理性疾病的是心理医学,是医学的分支学科;而研究影响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因素和作用的,是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同样,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有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由社会因素引起的疾病的,是社会医学,它是医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医学所涉及的社会因素的,是医学社会学,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象艾兹病的防治,医学可以研究清楚其传播途径(如吸毒、性乱等),指出阻断传播的环节和方法,但如何去解决制毒、贩毒、吸毒、性乱问题,那不是医学的任务,而是社会管理的任务。不能因为健康与疾病涉及到心理、社会因素,就认为医学兼有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
再次,医学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健康与疾病”,这是决定医学和中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依据。在“健康与疾病”之外,关于人的其他问题由其他学科来研究,如人类学、人体科学、脑科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这都不属于医学的范围。但是,人的健康与疾病既与上述这些关于人的非医学内容有关,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气象学、宇宙学等内容有关,决不能因此而说,中医学具有与这些学科相交叉的多重属性,更不能将这些广泛的联系和交叉省略掉,说中医学只与人文科学相交叉因而具有“双重属性”。
最后,关于中医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主要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健康与疾病”的具体内容的关系并不直接。例如,中医学与哲学关系密切,有专门的“医学哲学”来研究,它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是,人没有“哲学性疾病”,不存在“哲学医学”这一学科,决不能因为中医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密切,就说中医有医学和哲学的双重属性。实际上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思考,哲学思想渗透在所有学科中,不能因此而认为都具有“双重属性”。
近日,一位“准泰斗”级中医专家的仙逝,引发出一个话题:中医怎么啦?!一位网友为这位逝者撰写的祭文,情真意切,语言犀利,文彩四溢,令人回味无 穷,思绪万千。个人认为,无论作者出于何种心境有感而发,但决不是出于对某个人的恩怨情仇,而是对现代中医提出的质疑 ,也不是对某个人学术观点的驳斥,而是对整个中医走势的问难,更不是对学术权威的嘲弄,而是对学术求真精神的呼唤。从这位作者(不知是位老者还是新秀)身上我看到了中医的希望,那就是中医正在觉醒,正在抛弃玄说游谈,正在向着实证科学的征途迈进!
5 经方、治法与治疗深度
经方医学讲求方证对应,“有是证用是方”, 它省却了“辨证立法选方遣药”的多环节操作程序,可以认为这是与传统辨证论治根本区别之所在,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方与法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方证对应的诊疗模式若要取得预期效果,前提是识证要准,选方必当,二者对接越是严密效果越好,随着二者对接偏差的递增而效果递减。但遇到复杂证情,方证不是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则必须借助“理法方药”的思维路,。辨证论治。如姜兴俊先生治疗一严重车祸致昏迷54天的16岁男患,入院诊断为①弥漫性轴索挫伤;②脑干(中脑)挫裂伤;③颅底骨折;④颌 面部软组织挫伤。几家医院先后予止血、抗炎、脱水、对症处理,并施以高压氧治疗,中药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服用10余剂,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但昏迷不醒。姜老运用清代夏禹铸《幼科铁镜》“审苗窍”法,发现病人一是双眼白睛充水征(球结膜下水肿),二是咽部湿润如水渍状。辨为“血 溢血瘀,渗湿积水,湿生痰浊,脑络清窍受阻”致昏迷难醒。治拟化湿利水,清湿郁之热,化湿聚之痰,处方三仁二陈苓滑加远志、菖蒲、南星等,3剂后开始睁眼,5剂后白睛水肿征和咽部水渍状明显消退,舌质转淡红,白厚腻苔化为白薄苔,随证化裁连续治疗。3个月后诸症若失,6个月后病愈如初,完全康复(《诊余感悟》P1-9)。可见传统辨证论治遵循的原则是“方从法立”,“以传统方”,而黄师创立的“药方法理”则从相反的角度揭示出“法从方出”的思维程序。无论从何角度施治,结果都要开出方子。而方子作用的目标(证)存在不存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外候(证)与内在发生学的证机问题?个人理解所谓证机实际上讲的就是证的内在发生机制,刘渡舟先生认为辨证识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对于这一“玄”论,我尚未理出头绪,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或许于学术不无裨益。《内经》提出:“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告诉我们,这里的治疗目标(证)不是水与火,也不是阳光和阴翳,而是水之主,火之源。实质含义就是治病应该从最深层次入手。王应震曾言:“见痰休治痰, 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识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大意是说治病时不可只见表不察里,只治标不治本,对“症” 而不对“证”,辨“证”而不识“(证)机”。
6 “三角几何”解几何
——关于“方证三角”的遐想
黄师创立的“方证三角”可谓是殚精竭虑,心血铸 就,标新立异,不同凡响。拜读之余,体会有三,(1)治学岐黄,必从仲景门庭进入,走旁门左道,易陷入中医“迷宫”。(2)仲景之学,唯真实、朴素、至简至易是求,欲窥仲景堂奥,必以仲景思维解《伤寒》奥义,欲求真谛,只抓“方证”两端 。(3)仲景学说固为万世遵奉,然时过境迁,“拉普拉斯”不再,秦调汉韵,今人闻之不免别扭,当用现代语言解读古典中医,让普通百姓一听就懂,让青年学子一学就会,本来就是中医的本份之一。笔者之所以推崇黄师,因其所创,正合中医现代发展之急需,能为仲景增辉,为百姓造福,为学子导航,其深远意义,将得到历史的证明!
为何提出对“方证三角”的遐想,就是说这是离题较远的不成熟想法,但作为学术探讨,我想还是说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是对是错,决非为了借机炫耀邀宠。所谓“方证三角”,实际上是将“方证”一维(两点连一线)解变为三点两维(线)解,从方法学上可称为“升维”法,具有还原论方法特点。笔者前已述及,“证”是“蒙娜丽沙的微笑”,是一种整体(系统)表征。分解描述就是将构成“微笑”的油布与颜料还原分析,面对一个具体的“证”(病人),不是笼统地说你的“微笑”不正常是油布(体质)和颜料(病)都发生了问题,而是“丁是丁、卯是卯”地说你是油布(体质)需要“黄芪 ”, 颜料没有毛病,或者说,你的油布(体质)不偏不倚,就是颜料出了问题。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有时只需识油布(体质)施药,有时则针对颜料(病)开方。当然在“油布-方(药)”、“颜料-方(药)”表现为明显的线性关系时则必然呈现方证相应,无缝对接。但表现为“羞花”成“闭月”,“沉鱼”变“落雁”变化无穷的情况下,就难以分清究系油布 还是颜料出了问题,这时若将“微笑”作为整体考虑,看似模糊,实则精确,而更易于把握。因此,是否在“三角几何难以求解的情况下,不妨换一个解法,将三角两条边线合并(降维),恢复为两点一线的“方证”模式?如是,“方证”之“证”与“辨证”之“证”或许有望实现统一,恰如光学理论的“波粒二象性”,通过现代“并协”方法达到了合二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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