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帖

江边日月

    对话《沙龙》续三   

4  药证对应理论——揭示中药性效规律
中医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祝世讷教授对药证对应规律有专门研究，给人以清晰明确、系统完整的概念，现摘要发表，以供共赏（目前尚未发现何人所论越其右）。     
中医在药学上的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庞大的方药体系，二是方药的功效原理，后者比前者更深刻、更根本，是中药的灵魂，是中药作为“中医之药”的内在规律，是中药区别于西药的本质所在。中药的功效原理是中医的医学原理的药学化，为中医所独创、原创，它超出西医药学，西医药至今无法理解和研究它，是中医在药学上进行自主创新的巨大优势。
“药证对应”是中药的药性、药效规律，是中医的药性学、药效学的一条重要原理，贯彻在中药学、方剂学和临床辨证论治中，深刻地体现着中药与中医的内在统一性。中医药的药性、药效的自主创新研究，应当紧紧抓住药与“证”的对应关系，以辨证论治为纲，来研究和发展中药的药性、药效，不应背离辨证论治， 走向“中药非中医化”。

这里所论“药证对应”，不是指一药对应一“证”的“药证”或一方对应一“证”的“方证”那种特定对应关系，而是强调，“药证对应”是中医的药性学、药效学基本原理，所揭示的是“用其何性、应于何物、收于何效”的机制和规律。“药证对应”是讲，中医对中药的药性、药效的选择、鉴别、效验，是以辨证论治之“证”作为效应对象和评价标准，以对“证”的作用效应取其性、用其效。
现已知，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性、药效复杂多样，其中，有些可为中医辨证论治所用，有些可为西医特异治疗所用，其差别在于两种不同的医学原理进行的不同选择和应用。
中医对于药性、药效的研究和选择，不是在实验室中根据其物质成分、理化性质、构效关系来论定，而是“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是在辨证论治的实践中，以“证”作为效应对象和评价标准，根据药对“证”的作用性质和结果来鉴别和认定，是“以证鉴性”、“以证验效”的，形成“药”与“证”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可简称为“药证对应”。
          其次，药效与“证”相对应。中医对药效的研究和评价，是以“证”为效应对象，以“证”选效、以“证”用效、以“证”验效的。因为“证”有阴、阳、虚、实，才选择和应用药的滋阴、壮阳、补虚、泻实等功效。这种“药证对应”在方剂学上体现为“方因证立”原则，“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攻方之制，攻其实也”、“寒方之制，为清火也”、“热方之制，为除寒也”、“固方之制，固其泄也”（《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在临床防治中，“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有是证，用是方”、“随证加减”等，更是普遍遵守的基本法则。
     
5  药证临床实践——开创中药应用研究的新模式
黄煌先生本世纪初提出的药证概念，一改中药的传统用药指征理论，具有创新意义。认为药证是中医临床用药的指征和证据，也称药物主治。药证不是来自理论的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试验的数据，而是无数先人用自己的身体尝试药物得出的结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背景的；药证是客观的，实在的；药证是具体的，朴素的；药证是综合的，稳定的；药证是严谨的；药证是科学的。先生所论，大意可以概括为药证理论属于实证科学范畴，它摒弃思辨、推测、臆断、猜度的思想方法，遵循从简、从便、求真、求实，易学易用，既可证实又可证伪的原则，逐步形成为指导中药临床应用的独具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祝世讷先生提出的药证对应理论是抽象的，具有形上学理论性质，那么黄煌先生创立的药证理论则是具体的，具有形下学应用特征。
正因为药证之“证”与传统辨证之“证”所指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存在怎样消除歧义，实现统一的问题。同时，如何克服徐长卿先生所指出的“以方证逆测药物功能，实则实矣，然不免拘泥之嫌；将药物功用与诸医功过一决于仲景门庭，亦不免局限之弊”，更是摆在先生面前不得不作出回答的一个难题。
6  科学结论来源于客观事实
——四谈治证之“药”与治病之“药”的区别
在“对话《沙龙》”与“续一”、“续二”中笔者已三次提到中医只有专治（特异性治疗）某“证”之“方（药）”，无专治某病之“方（药）”，目的有二，一是强调中医辨证施治是永恒不变的规律，不应重蹈“舍证从病”之覆辙。有人会说，你在“续二”中提出有时要“舍证从病”，请特别注意，我说的是在明确西医之病诊断的前提下（如结核病、乙肝等），已知西医有特异性疗法，并深知此时的中医辨证只能是“黔驴之技”，就不必挖空心思再辨什么“木火刑金”、“七损八益”了，要明白，哪怕是仲景的导师再世，面对需要特异性治疗的西医之病，同样会束手无策。应果断地把辨证置之一旁，尽快按西医诊疗规范治疗。二是再次提醒医者不要被所谓的研究成果（哪怕是SCI引用的论文）吓倒，患者不要再被“鸡骨草”们、“胡万林”们骗倒，中药不会出现专治某病之仙方（有人又会说，青蒿素不是专治疟疾的吗？请别混淆，那是中药西药化路径，是中药现代研究的一种模式，另当别论）！
为了论证“药证”理论的科学性，也为了说明笔者反复提到的药证之“药”只治“证”不治“病”的论点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故作高深，炫耀取宠！兹再举三案以为佐证。
案1  20世纪40年代，王玉润先生的父亲、著名中医王超然先生为一老友治病，经“辨证”，从“风温”论治，先后投以银翘散、白虎汤，未能奏效，患者病情日益严重。无奈之中，老先生请教搞中西医结合的儿子。王老（玉润）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在患者血液中检得回归热螺旋体，由此确诊为“回归热”，但因为时已晚，病终不治。
案2  “文革”期间，王老随学生下乡开门办学，遇一患者，当地赤脚医生辨为“风温”，亦先后用银翘散和白虎汤均无效。王老“辨病”后，确诊为“流脑”，用氯霉素后治愈。（摘自《王玉润论医药》P299）
案3   女患田某，16岁，2007年11月2日诊，发热2天，住入西安交大附一院，入院后仍高热不退，经系统检查与全院会诊，确诊为利什曼原虫（Leishmania donovani）感染，但百药无效（因近10多年来国内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此类新病人，特效药几无储备）。高热持续达40天，遂向全国求救，结果四川省疾控中心存有7支葡萄糖酸锑钠，通过电视台联系，得悉一成都记者即将回西安探亲，便托其带药（火车速度较之邮寄要快，普通百姓雇专车送药不太现实），用药3天后，热渐退而病愈。（录 自2007年12月20日中央10台《讲述》栏目——文明中国）。
以上三例，无论辨为“ 风温”也好，辨成“阳明热盛”也罢，还是辨为什么“热邪缠身”、“毒热入髓”、“后仲景发热”、… …都必将是盲人摸象之争，无稽之谈！因为在特异性感染或特异状疾病（如肿瘤、 内分泌疾病等）面前，辨证难展其长！在“续一”的对话中 ，有网友提出，肿瘤早期无症状时可以“辨体质”，遗憾的是我尚未学会此种“辨体”的本事，先生能否具体地赐教一二？还有自 称具有“大体用”、“大法门”、“大视野”、精通“阴阳五行”的大医们，遇到这种辨证虽明，但治无寸效，命悬一线的病人，不知能否拿出大妙方？！

orien

我认为中医中药还是可以治"病"的...
或许是还没积累到足够的经验而已,或者是辨证有误,内有不同平常的病理机制...

江边日月

中药治证不治病，是说它作用的指征是“证”，这证可以包括若干种病，如果说中药不治病，那不是全盘否定中医了吗？为什麽要强调这个问题，如果笼统说中药也是治病的，那就意味着不必辨证，正好给西医抄方治病提供了理论依据，之所以中药疗效每况愈下，执方治病而废弃辨证是主要原因之一，如不纠正，中医的灭亡就是指日可待！！！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绝招，是看家本领，是西医没有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能学会的，不懂这个道理就失去了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