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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教授学术思想述要 作者：杨大华 , 杨健 黄煌先生为我校教授，江苏省名中医。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医各家学说，尤精于经方医学。先生在学术上硕果累累，所著《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医案助读》等影响深远，并风靡海外。现就先生学术上主要思想作一概括整理，与同道共享。 1关于行医———做疾医，做上工，做临床家 黄教授认为，医生是高尚职业，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因此，要么不做医生，要做就做个名医，而不是庸医。做名医，除了要有高尚的医德外，更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永不满足。除了吸收传统医学精华外，还要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他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曾说过：科学无国界，治病在疗效。基于此他提出中医临床应当遵循“诊断要现代的，用药是天然的，服务是社区的，观念是整体的”这一原则。先生还把中医界划分为四大类人，一类为文化型，一类为江湖型，一类是商贾型，一类为学者型。他推崇学者型中医，呼吁更多的人做学者型中医。对江湖型中医则深恶痛绝，认为正是这些人把中医搞得乌烟瘴气。“祖传秘方”及虚假广告，到处蛊惑视听，严重损害中医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必须大力讨伐。在历代的临床家中，先生最推崇经方家。诸如范文虎、曹颖甫、舒驰远、陈修园等，并认为他们是中医临床的中流砥柱，其学术经验值得继承。为此他专门就经方家的学术思想作了如“经方家的医学”、“经方家的魅力”等专题讲座。
2关于仲景学说———方证相应是仲景学说的精华 仲景学说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是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典范，仲景方被誉为后世方书之祖。黄教授潜心研究仲景学说多年，认为仲景学说是中医学的精华，而方证相应则又是仲景学说的精华，是重中之重。他倡导方证辨证，认为中医学的辨证方法虽然很多，但不论是六经辨证、病因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是后世占主流的脏腑经络辨证，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具体方药上来。毕竟作为临床医生，面对病人最终开出的还是“方”，把方与证紧密结合，形影不离，研究方证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必然联系，这是方证辨证研究任务所在。他把桂枝汤比作箭，把桂枝汤证比作箭靶，有桂枝汤证而不用桂枝汤，则非其正治；而用桂枝汤却无桂枝汤证，则又是无的放矢，只有二者相结合才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他认为临床用方要寻必见证，治疗要选必用方，必见证+必用方=必效。方证辨证始创于仲景，观仲景方不难发现，方与证相应者服用后每每一剂知，二剂已。经方大师胡希恕曾说过“方证是八纲六经辨证的继续，亦是辨证的尖端”。先生很推崇这一观点。偏离方证辨证，研究仲景学术则极易流向误区，这是方向所在。
3关于体质辨证——着眼于病的人，而非人的病 黄教授临床很重视体质辨证，他探求病人的体质与用药之间的关系，发现某些体质的出现与用药有明显的联系，即用该药时出现的某种体质表现多于其他体质。在此基础上，为了便于理解与研究，他提出了“柴胡体质”、“黄芪体质”、“桂枝体质”等概念。另外，对于临床某些特异性体质与用药关系，他又提出了诸如“柴胡带”、“大黄舌”、“附子脉”、“芍药足”等作为体质辨证的重要补充。这些内容多体现在《中医十大类方》一书中。黄教授通过中医与西医的比较得出“西医治人的病，而中医治病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着眼于人，即首先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然后再从患病的角度去认识。只注重病名与患病部位，那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不足为取。既然着眼于具体的人，那么病人的临床表现除了症状以外，肤色、舌、脉、腹诊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临床资料，其价值有时甚至高于症状。其中，病人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如大黄证的精神兴奋，附子证的精神萎靡，这些都是望诊目标所在。他强调“不要在病名上寻找枝叶，要在病人身上探求选方用药的真正依据”。
4关于辨证精神———多注重是什么，少谈些为什么 黄教授认为辨证要着眼于“是什么”，而少讲些“为什么”。他说，观《伤寒论》、《金匮要略》便可发现，仲景示人方药而不言药理，出脉证却少言病理，只告诉人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只要治好了病，怎么解释都可以。而且就解释而言，各家有各家的观点，有时还相互对立，彼此矛盾，在认识上很难达成一致。因此，不妨先将其暂时放一放，少些争论，多些实践。他十分反对所谓的“医者意也”，认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是玄学。他常说仲景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仲景教给我们宝贵的辨证宗旨，应当牢记在心。是“观”脉证，不是“想”脉证；是随“证”治之，不是随“想”治之。医学是科学，是技术，不是艺术。它不强调个人风格，不强调想象力，不应当存在“想当然，想必是”这些唯心主义色彩。另外，对于象“吃什么来补什么”这些属于民俗文化的东西，作为医生，我们也不应该轻率地相信，当以临床实证为凭。
5关于学习中医———中医学有很多黑洞，要精鉴确识，择善而从 黄教授通过对各家学说的研究，发现中医学浩瀚的古籍理论中存在许多不实用的玄学。其间有许多书不是临床家所写，有些书也只是古人寻章摘句，随文衍义，加之自我想象而成，纯属闭门造车。这些都给后人学习与研究带来诸多困惑。他把这些对指导临床意义不大、甚至有害的玄学称为中医理论上的“黑洞”。“黑洞”一词本是天文学概念，黄教授借用这一词旨在说明这些理论很容易引起人的兴趣，从而吸引学习者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可最终才发现对提高临床辨治能力毫无增益。皓首穷经，到头来所学皆非，而精力和时间却又被这些玄学吸得一干二净，这不是“黑洞”又是什么？基于此，他强调中医大学生要有精鉴确识的本领，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去择善而从。古人的东西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他说：学术上的继承非同遗产那样什么都要保留，它需要批判，需要扬弃，需要有否定精神与怀疑勇气。
6关于著书立说———不求其全，但求其真 基于中医学古代文献玄学黑洞的流弊，黄教授严格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他常说“我不求其全，但求其真”。“不求其全”就是在写作内容上不追求“百科全书”、“大全”之类大部头著作。“求全”是一种美好心愿，但“全”也是相对性的，与其为求全而七拼八凑，反不如实在些好。“全”不等于完美，艺术上的完美有时通过不全得以表现，比如断臂的维纳斯。在全与完美这一点上，学术与艺术有时是相通的。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优秀的大部巨著，但多为集体写作，此又当别论。关于“但求其真”，黄教授认为著书立说属“立言”之事，是传播学术之举。因此，一定要求“真”，而且要有自己的东西，否则对他人的危害极大，说假话的学风是万万要不得的。他十分推崇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书虽薄，却方方俱是来自实践，是“不求其全，但求其真”的典范。其实，《中医十大类方》在写作上又何尝不是遵循这一思想呢！方取十类，不求其全，但内容朴素，取材有据，实实在在，毫无虚言玄理。
7关于中医定位——中医学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认识 中医学到底该如何定位？对此，黄教授认为要借助唯物史观来认识，不能割裂历史孤立评论。他常说：中医学是一部史。是的，中医学从她形成开始，迄今已发展几千年了。要想正确地、完整地认识中医，必须把她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在历史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正确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医学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换言之即被打上不同的历史烙印。诸如汉唐医学的朴实，明代医学的玄学化，清代医学的儒学化等等。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在中医学里多少都有所折射。因此，有时也要将中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阶段去认识，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研究中医学要跳出单纯的学术圈子，才能透过其神秘外衣，直视其真正学术价值。
8关于治学座右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择善而从，随俗而变 和书品一样，先生的人品也非常朴实无华，不尚空谈。当问及他的治学格言时，他说：“我的治学座佑铭是16字方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择善而从，随俗而变。’”并说：“前两条是继承张仲景的，‘择善而从’则是对医圣的补充，现实中并不是什么古训都要继承的。‘择善’是以能否增强辨治能力，能否提高临床疗效为取舍标准的。至于‘随俗而变’，读一读《扁鹊传》就知道了。”是的，扁鹊的确可算上随俗而变的典范，做医生毕竟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而孤立存在，处于特定时空不随俗而变能行吗？那么何谓随俗而变呢？我的理解是：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所处环境而作出的自我调整就是随俗而变。另外，先生还十分强调要有学术个性，提倡自主性、独立性、求异性、主动性、开拓性，并认为这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所在。黄教授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由于笔者学习得不够深入，故只能作以上概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愿同道们能窥斑见豹。
本文摘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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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9 1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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