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 中医百问第五十六问试答 上

坤载

56.世传性味归属为何与《辅行诀》、《臓气法时论》不符？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说肝心为阳为升，但为何酸咸涌泻为阴；肺肾为阴为降，辛咸却有兴奋之效？酸苦甘辛咸是补是泻？酸对肝肺作用的区别是什么？苦对心肾作用的区别是什么？甘对脾肝呢？辛对肺心呢？咸对肾脾呢？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如何依性味分析？如果不能分析，有大量方剂的药物应用并不符合它，那可不可以说这种五味归属是错误的，应该择其它之善而从之？
答：张灿玾老先生在《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中已经检讨分析了《内经》中多学派并存的现象，在五行对应、五味分属等问题上表现得是很明显的。我之前也谈到了古代整理者们对各家流传的资料整理是以并存诸说为目，但是越美观、越整齐的篇章其经过整理的可能就越大，所以不论是五臓五味，还是臓腑表里，再到经脉臓腑表里相应等等，都是经过整理的“时代定论”，言时代即意味着其整理方法和模型是符合与体现彼时的主观需要的（好比我们时代的整理把“五臓”改易为“五脏相关”，把内科疾病传统分类改为按照解剖系统分类一样），是符合彼时的“政治正确”的。这从一些不同的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就要看，五行五味的这种“主流”的对应是否符合阴阳五行的基本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认定模式？
五行的排列首见《尚书•洪范》是以“水火木金土”为序，并不符合现有的任何一种五行生克模式，大概是运用五行模型初期，在扬弃八卦的理论模型的初期，以之代替八卦解释自然生成的原理和过程时的一种解释和应用，当然也可能什么也不是。但之后《国语•郑语》中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则明显是“后天五行”的模式了。之后诸家五行五臓五味的对应经历很长时间的“人为改动与取舍”，没有定论，各家各有不同（所以我一直说不要把古代的资料和整理结果太过于神化，充其量只是表明在那个时代、那种思维方式下的一种主观结果，可以参考，但不可以迷信，更不要因为资料的稀缺而加以崇拜），《管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大小《戴礼》等均有所差异。而东汉经学大家郑玄注《月令》论及脏器祭五季时引“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一反以儒经解儒经之常论，反以医家说法证古儒家解经之误，可见彼时五行五臓五味的定论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医家首先有此定论（同时从“祭祀”这种大事的“五时-脏器”对应也可以见到古人对五臓的理解就是解剖器官的理解，这和医家，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拟定者、创制者，是有根本的差异的，或者说是与在实践中自我修正的中医理论具有本质差异，同时也证明了古代人对于实体的认识和西方没有区别，同样是作为社会的一般认识而存在的，能明其异分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一般性的影响力肯定是最大的。这也只有在当代的条件下，在历史和实践呈现了的情况下，在对形质和系统两方面都有了大量的认知积累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体会这其中的差异和理解中医系统的深意，没有这些积累我们和古人在认识上也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而医家有此定论完全是由于贯彻了阴阳四时五行模型的结果（或阴阳五时，是先天生成五行和后天结构五行的差异残留，是整理者未能分别两种模式之异而两存之的结果）：在把各个系统的性质结合之后，其中的共性会把不符合共性认识的“总结性”解释剔除，把不符合这个理论模型的异质成分打入另册，一些按照解剖的五臓认识、一些时间空间上的主观安排在客观的自然变化规律面前，统统依靠系统的自组织性，自发的调节、自主的改变其内涵和外延，尤其是在“司外揣内”的诊断方式，在用有机物质治疗疾病的实践促动之下，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系统理论，超越了器的层次，超越了孤立的、确定的、断裂的、对立的形而上学的层面，呈现出了一种纵贯宏微观的宏大格局，而且是自然客观性的“自我呈现”，不是如西方一般的对立于自然而创造的类似于“神域”的“纯粹客观”的存在。可以说中医的基础核心理论是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下，在自然万物的衍化中，在实践的修正之下，由理论“自身”做出的演进和完善，这个理论是“活”的，它是自然“时空意志”的体现，是“自然而然的道”，我们只能理解、挖掘、运用、验证、修正而不能改易，改易了她就是对时空本性的扭曲和对自然的背离。而这种“不以尧存，不以纣亡”，并可以自我完善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而不像中医们一般理解或运用的一些观念、规定、技术程序等那样的“理论”。古人缺乏参照系，难免对其的理解受一般思维的影响，后人对其深刻性的理解也就比较局限，从而发生解释和实践两分的“矛盾”，稍遇冲击其解释即溃不成军，只得参照别人进行修改，但是今人如果还不能对其产生无比的敬佩，不能比古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之，就有点愧对发生于中华大地而不是发生于境外的“中医”了。
五行五臓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呈现了其最佳的特性，虽然有“木火土金水”的先天生成模式和“金木水火土”的后天结构模式（不用奇怪两套模式、两套体系可以同时存在，在人体当中，在人类有机体定型的过程中，遗留下了大量的这种“并存”现象，比如之前提到的体现本能意志的“爬行动物脑”和后发的“边缘系统脑”及更加后发的“皮质大脑”，三者有合作，有冲突，甚至产生了好几层的“我”。关键是它们面对的刺激，处理的对象有区别，模式即不同，所以“认识你自己”很不容易），但在以形质实体为认识基础的一般思维条件下（这是人在人类社会中天生具有的一般性思维和最基础的心理模式），难以把道和器分开，更不容易把先后天模式分开。从而，虽然核心理论不变，但是对她的对应、安排、各层次的联系却是可以人为的加以解释、调整的，这就是之前说的人能理解、挖掘、运用、验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改变的，是中医理论核心这颗树上长出的枝桠。只是有些枝桠虽然繁茂但是不符合主干的生长规律和需要，为了主干的存活必须加以修剪，这些枝桠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中医的“理论解释”，以及所指的变和不变的意义所在，如果把这些解释当做是中医本身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苍天大树固然美型，但活着才最重要，尤其是在自然条件恶劣，养分不足的时候。这些不厘定清楚，很容易的就被西医理论引导得面目全非，丧失了中医理论核心的深刻性及解释能力，更会成为一切中医创新的“短板”和“阻力”所在。
而本草“五味”的具体载体作为“后天”形质的存在，直接限制了其药效作用的部位、范围、层次、效能，由其生长的地域、环境、生态、喜恶、燥湿、寒热、采摘、用药部位等而呈现其或纯或杂的特性，以表现在人体目标区域上，具有相当的选择性，而以给药的形质不同产生不同的效能和趋势也是利用这种“后天”的特性。而“五味”中“辛咸甘酸苦”除了是“味”而外，同时也是“五性”，以其“先天”的五行特性体现和身体自然功能相呼应的存在，超越了具体的部位和形质，直接影响到身体的五行运行。身体五行运行是不会停止的，如果以“阀门”来比喻，则五行运行有“阀门”开得大或小的区别，古人称为“太过”和“不及”，五性自然就可以调整这种太过不及，这种太过不及往往体现的是一种“流变”性，所以更多的表现在“先天五行”模式中（其内涵后来有了更连贯、更能直观的表达阴阳性质的方式-三阴三阳），“后天五行”模式未及讲，但是“五味五性”却因为其性味效能不会因为个人好恶、认知模式改变而改变，所以，其可以应用于三阴三阳和臓腑辨证的不同模型，只不过是药物的“组织方式”因为疾病的涉及范围和应激模式的不同而有了一点改变，实际对身体功能的调用并没有区别，依靠的仍然是那些气血资源和五行功能，所以，药物理论是中医辨证模式和其代表的基础理论的统一关键所在。下面具体来分析两种五味对应的差异。
《阴阳应象大论》云：“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至真要大论》亦云：“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结合我们对五行特性的表述，可以看到，春为发陈之季（陈，非旧训陈旧之义，《广雅》云列也，《玉篇》言布也，为呈现之义；发为启动、开始之义，发陈是普遍生长之义），天地俱生，承闭藏之季而来，为阴中之少阳。辛味正以发言之，以其由内而外，以其“令”资源集中，以其开发气血以荣万物而为阳，得“阳生阴长”之阳，所治即在于不得通布、不得其“令”者。过度则“拔泄所藏”，使藏者匮乏散者壅滞了。若其味为酸则对气血的调节反呈抑制之状，何来发陈之力？若说植物曲直必有酸就真不可解了。
夏为蕃秀之季（蕃《玉篇》释为滋也、息也，繁殖滋生之义；秀《广雅》释为茂也，《释名》为“物皆成也”，所谓成，就是把生机固化于形质中，器物之转化成型也，文中所谓“实”），万物华实，阳之动变为阴之成，是阳中之太阳，却阳极阴生，以阳行阴，得“阳生阴长”之阴。咸正合资源分散化形以“充实”，其“令”即气血四散、转化变动之义，其用是为泄（消费），成阴（阴质的充实）。持久则气血不得停留，不断四散，故有“软坚散结”之效；过之则后力不继，心行之力“苦缓”，当敛之（如过盐使津液外走，物质干燥，阴之后力不继也）。苦则收敛收藏之能，缺乏转化之义，不能当其性。若泥于火为有形之火，火焦物则苦，则谬矣。
秋为荣平之季（春秋为阴阳之平，是阴阳出入的阀门，枢纽和坐标，被重视为“阴阳之始终”。《六节藏象论》称肺为阳中之少阴—从《五行大义》、《太素》、《灵枢•阴阳系日月》—四行均从此校勘，称肝为少阳，正为后世三阴三阳中枢之制的滥觞。容，《说文》义为盛载、容纳；平，《尔雅》训为治、成。《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孔传：木土治曰平。《玉篇》有均等、齐一之义，尚有云丰收之义者），为继蕃秀而来，“容纳阴阳之成”者。而能均一者正秩序之能，在其味酸，由外而内，收敛、容纳、排泄之能为其所主。人身数窍，得其通则方有空间，有空间方可换时间，人身之物方有存蓄之处，气机方有活动流布之处，此一进一出之用正人身之“大衡”，为汰旧存新之“令”所在。过度则泄之甚，有其空而无其实，有纳而无出，则殆矣。若其味为辛则不符合其性，以金为金属而具辛-腥味尤不确。
冬为闭藏之季，无扰乎阳，古人时尚有“冬至闭关”之举，正在于应自然之机，为“阴中之太阴”。苦味收敛气血，使之不布散、不弥漫、不冲突激荡，则气机之激越化热（譬如布朗运动之分子碰撞生热）可予苦以去之，故曰“无扰”；郁结不通者苦收辛通以除热，气盛血溢则苦可使之归于常道……气血收藏则能“坚”，以其凝练之状相符，凝练故坚也。言其味“泄”实际指去除热疾和一切阳气妄动之疾的效果，若为咸味，则其效往往在于发泄了。故黄柏补肾，朱丹溪之解得其正。苦味补肾方是正途，封髓丹正苦味之治效的体现。其余如安神除阳气之热扰如黄连，除下血之热扰如黄芩，只是因为形质的区别，药效靶点有区别罢了，就是之前我说的药物理论的“五行互涵”，治疗金系统体现水性的黄芩，治疗火系统而体现水性的黄连，前者是部位，后者是功效性质，前者体现特点，后者体现一般，只是一般效应可以跨越形质的束缚而有一般性的作用，虽然不如部位有特点者，但一般使用依然可以互换互代。至于说“肾为水臓”之水，实际上是由长期肾气不得藏，阳气不得束敛休养而阳气易为扰动或者干脆虚弱，阴无所制而所生之“病”，为衍生疾病病理。若因海水致盐咸之来以定肾味，则盐碱地有何德何能以“润下”？又置天下之“水性”于何地？这种以“水生咸”来解释的思维正是缺乏“抽象思维”而以实质为主的古人的浅见。今世以肾臓为肾脏又可以古人认为咸与水肿相关而大肆鼓吹之，愈等而下之也。
很显然，《内经》前几篇都是以“后天五行”立论的，只有四时而无五季，不像有些篇是主“先天模式”专于体现时间性的。则在此模式中甘味属土居于中央以应四时是其本，为四时、四臓化生、输送资源养分，各臓各行之虚均可求之于土，以甘味补之，再以“土产”之粮食水果肉食辅之，静以养之则虚损复。故熟地直到宋代如许叔微《本事方》中逢脾虚之症亦以山药、地黄补之，何曾似明清以后言熟地皆以为“补肾”，正是不读书及乱玄想之误。流毒至今，人反以为不刊之论，不容辩驳，则愚且陋矣。
可见，酸苦甘辛咸存在于一般性的、比较整齐的、统一的《内经》篇章中，其序列说不受整理者的改编和主事者的主观改动，我是不信的。既然他们的主观可以被奉为圭臬，流布如此之久（超过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思想的流传时间），那么就没有理由把其他人的主观嗤之以鼻。况且，旧有的五味对应在时间、空间上并不符合阴阳五行四时的特性，所以不当取。再有一点，这个序列于补泻生克上缺乏逻辑性和一致性，这个下面会分析到。在后天五行中，如左肝木酸，右肺金辛，上心火苦，下肾水咸，中脾土甘，正好上下左右性味对调，使用时难免凸显了关系却乱了命令，所以大多数方剂未必按照传统的五味理论来，而是按照更加靠后出现的“归经”理论来分析，按照明清以后本草著作所载的实际药效来组方，依然是理法-方药的两两分离，所以读不懂汉唐方书，也不知道经方之方剂理论何在，为何后人方总是不如经方稳定高效，而且理解上总是觉得繁琐、不确定、不好效仿。而且，缺少传统理论中的补泻两分，把五行运动中的太过不及放弃了，以一味来代替一行的变化实在是一种“简陋”之举，是为了好看？规则？还是易理解？何曾见肝木急，生发太过而用辛味泻之？肝木生之不及反用酸味补之？何曾见心火当长，反坚结不化时用苦味补之？脾土虚弱不及于化物，可见以酸味克消主治者？肾不得藏阳气外泄胡不用咸味药以藏之？肺气过于肃降而寒凝者可有用苦以再降之的？肺金当收不收是为不及，不用酸反用辛可会坏事？没有啊。所以这个理论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不是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