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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内经》就是中医吗?《内经》是完整统一的吗?哪一本书,哪一个流派可以代表中医?后世如《难经》是什么体系的?基于薛己周学海唐容川恽铁樵等的假说可以被加入教科书作为基础理论来确认,为什么再后世的假说不可以?
答:《内经》是先辈对中医实践的规律总结并且利用时代创造的理论工具把中医实践规律纳入其中形成中医理论的一个成品。体现着当时医者们对实践的理解,对理论工具的理解以及对理论语言(表达)的应用,其间还体现着更基础的思想与选择,包括时代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基础意识结构对医者的制约(比如黄帝氏族从砭石的起源地东方来,“正义的”消灭了南方的兵金之主蚩尤九黎族,遂兼收并举,创针砭之法,而后篡炎帝之位居于后世王的居所-西北方,但为避讳此举,故炎帝系神农氏的主流知识体系必须淡化,或者在炎帝系政争中早已边缘化,本草艾灸治疗之法遂别传)。而随着历代对主流理论工具或者理论语言的使用不同,对医学资料的整理、选择、改造就有所区别(比如两汉经学、王莽朝之新学之于五德始终、五行当今排序,东汉谶纬之学之于阴阳应象休戚衰旺的比附,魏晋玄学之于化学药物,隋唐佛学之于孙思邈,宋元理学之于医学抽象概念的大量提出,明清官学之于医学纲目的定式和朴学之于仲景学术),并同时和其它知识如天学历法、兵器技巧、刑名法术等作为官方垄断知识而藏于“禁宫”。行医者往往各承家技,根本获得不了更高级的理论工具和更完整的医学资料。直到王官之学瓦解,知识流散方有世家门阀医学的出现,在家族中代代相传,随家族政治生命的存亡而兴废;而同时医学传承的“隐线”也随之出现,包括汤液本草之学、禁(经)方之传、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经历隐秘积累和传承,一朝间全无痕迹的出现于人世。世俗医学一仍旧貌,直至宋代医学典籍整理的出现以及“知识分子”的加入,遂开始创造性的发展,在百家争鸣的同时也出现各逞私意的局面;明代私营经济发达和落第读书人大增,思想专制和行为放诞并存,医学的普及和推广需求又使医学面貌一变;清代朴学、复古风起,医学也返本求古;近代以来东洋为革命变法的策源地,不但政治文化理念如此,医学莫不亦然,虽然西医随西方理念大行其道,而中医别无所附,求之于外则只得行走于汉方医之门下,与西洋派互争长短,从此,中医也成为各种外国医学思想的汇聚、实验地,面貌又一大变。传世之《内经》即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增删、定型。她是中医千年发展中核心理念的提炼(其中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自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而且,中医自古就有解剖形质和臓象气化的矛盾,反应于理论中也是夹杂不清,应当正视这一点),是国人和疾病斗争、把握健-病变化规律的总结,是中国人医疗实践的高度呈现,但却不等于是“中医”,而其中的中医实践和核心也并不完整,就好像五行扬弃了八卦一样,《伤寒论》三阴三阳超越了阴阳,《金匮要略》也完善了五行,这是真正的发展。丢掉彼此中医就是瘸腿的中医。相比之下《难经》的体系就难以融入《内经》《伤寒卒病论》建立的中医框架,而且有大量个人之见,不经之言,难以经论,不能因为是古人云就顶礼膜拜。至于后世如“心主血”(是血、脉、血脉,循环?)、“肺司呼吸”(气=呼吸?还宣发肃降?)、“肺朝百脉”(断章取义的把几个字演变成了肺循环)、“为娇脏”(直接等同于支气管-肺泡)、“脾主运化”(那么六腑干什么?肌肉运化什么?邓铁涛老治侧索硬化等也是治消化喽?)、“脾统血”(因为有脾气,有补中益气汤的演变,从此气求之于脾而不是肺;而从《难经》的脾裹血更是能和脾脏的贮存血液联系)、“肾主水”(水类、水臓指代的可不是主水)等即在传统解剖实践和承认西方科学先进性的双重影响下进行的中医学“改造”,少有考虑基础理论中核心内涵(阴阳五行)的物理、意识、变化的终极意义,最多只在传统理论的字面规定中玩文字游戏,至多只是一种解释性、比附性的表述,却根本无法对临床实践的诸多对立现象进行有效解释和指导,成为一种可以用来事后修饰的言语。而把它们放入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体现了现代中医的一种“进退失据”,即又需要创新,西化研究不合适,传统范式下的研究又没有突破,那么凡是与古不同,语言上还有同质性的东西就可以拿来“充实”理论框架,从而显得饥不择食了。中医能够涵容西医,但要坚定在中医的真意上,承认解剖就是医学的全部基础,下意识的一味比附西医理论,只是对中医理论的“削足适履”。而中医临床家因为反对明清以来的“教条阴阳五行”,认为它就是“本真的阴阳五行”,从而加以痛恨反对,实际上也是一种不严肃、不严密的行为。
24.所有中医理论、认识、观念、技术当中,一以贯之的是什么?这个“道”如何外化为各种具体的学说?
答:第一眼看来“四时阴阳五行”模式就是代表,但是这只是一种工具的总结,是“整体观念”实际上任何文明都有,但是整体的基础不同,使用的理论工具不同,如数学整体严密得甚至控制了人的所思所想;“和谐”只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述,是一种对理想状态的追求,难以称作核心;“天人合一”在董仲舒那里就“臭名远扬”了;“辨证论治”出现那么晚,又搭了“辩证法”的车,只是对诊断程序的一种解释;“气血津液”是人体物质基础的概念,具有独特性以及某种深刻性,但是它们却是“形而下”的层次,还算不上核心……中医的阴阳五行中一以贯之的是“衍化观”,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何整体都是由“道”衍化出来的,阴阳的第一性是“统一”而不是“对立”,“五行”的第一性是阴阳的“变化形态”,不论臓腑的系统性还是脏器的特殊性,都只是衍化出来的,其中必定要符合“道”的一贯性,任何局部都可以找到阴阳的“离合出入”,都可以分五行;不论本草金石,也是“道”的衍化,都可以归属于阴阳五行;“敌我斗争”以阴阳体现身体的“军事性”,“内部斗争”以五行体现身体的“政治性”,杂病就事论事,具体分析以针对身体的“边缘系统”而体现“亲民性”。所有的阴阳五行都可以因之统一起来,有阴阳五行就必然相对的出现了非阴阳五行的可能(如《金匮要略》论述的就是超出五行范畴之外的杂病症),就容许试验实证,容许超越“规矩”,但是药物或者外治的载体又不可能超越阴阳五行,只是不再按它们的“原部门单位”工作,而是组成“工作组”解决问题,这种问题不可能是全局的问题但有可能是顽固问题,虽然可以超出五行但不可能超出阴阳,避免了模式的僵化。社会组织不也是这样的?人类不也是这样“衍化”的?而西方的认识第一位的是“对立”,其整体观也是对立条件下的整体观(双方对整体的划分不同才是关键,而不是强调整体观是本质),人和世界是两分的,人体本身也和联邦、两院、官民、人神一样是对立中的捏合,其核心是抽象的“法”和“利益”,是一种“后天”联结,而不是“先天”联系。又如“病”,在西医语境里是医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观察病患后的人为总结的概念,其背后体现的是医者(观察者)—患者(疾病载体)的对立,只要观察结果可以确立一个模型,那么症状就没有意义,所以症状在西医诊断学中只有“引导价值”。而中医语境里 “病症”是患者本身和病邪作斗争的关系反应,医者使用整体衍化观外化的理论工具把患者-病邪-治疗揭示出来,自己只是作为“呈现者”出现,并不干预这个过程,而其结果就是“证(机)”,一个桥梁和中介的表述,医者的思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融入了患者和病症的整体,没有对立。这几个概念反映了中西医的不同主体,不同立场,不同结果,没有并列或者以病置之于证之上的问题,病-症-证的矛盾也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矛盾,也是滥用辩证法的产物。只是“整体衍化”在把握和实施上难度大,难做好,社会如此,医学如此,需要技术系统发展到能够支持更广泛的“系统”、“整体”连接时才更容易实现,所以说中医是新科学体系的“启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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