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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纷争三百年（三）
汤一笑
（六）、上党人参史料辨析
1、上党人参是什么东西
《神农本草经》（尚志钧辑本）云人参“生上党山谷”。
约成书于西汉的《范子计然》记载：“人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
东汉许慎《说文》（121年）云：“薓，人薓，药草，出上党”。
南朝•梁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500年左右）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
可见，上党地区自古出产“人参”是没有疑义的。但因为清代以来上党地区只出产桔梗科党参，没有人参，所以清初以来，对于古代上党人参是不是真五加科人参一直备受争议。而有关的史料的确颇多疑义。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 药部八有“《傅子》曰：先王之制，九州异赋；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若河内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此段文字应出自傅玄《傅子 平役赋》。傅玄（217年—278年），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东南）人。魏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他这段话指责了赋税征收中所调非所生的情况。当时河内郡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今河南省境内。让河内诸县百姓户调出上党真人参，只得翻山越岭往北山去求，这显然是"非常之赋"。傅玄于司马昭执政以后，曾出任过河内郡温县令，此说可能反映了当时所调非所生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上党地区确实出产“真人参”。
唐房玄龄等所作《晋书》卷一百四 载记第四 后赵《石勒载记》云：“（石勒）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石勒（274-333年）是与东晋并立争雄的后赵主，羯族人，少时居上党武乡（今山西省襄垣县西北）。（注：今学者多将此视为我国最早的“秧参”移栽史料，实在颇为勉强，毕竟是神异之说）。
陶弘景（456—536年）所谓的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药材形态描述不类五加科人参。综合陶弘景在《集注》中所描述的人参，如今很多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四叶沙参。当时南北长期对峙，江南陶弘景所见是否真上党人参值得怀疑。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 药部八有“《广五行记》曰：隋文帝（541年——604年）时，上党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人参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状。去之後，呼声遂绝。”这里说入地很深才得主根，显然不像桔梗科党参，倒是五加科老山参会有很长的芦头（地下茎），这是判断参龄的一个普通标志。（注：此故事有些古书说是“其根五尺余”）。
《唐本草》云“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可见当时的紫团参并非单指潞州紫团山所出人参，而是太行山系所出，都可称紫团参。
北宋苏颂《图经本草》（1061年）“潞州人参图”以及其他宋代人参图，画的显然是五加科人参。但由于将人参的一些基本特征画错了（如没有表现叶片轮生），桔梗科党参派推断该图并非由上党（潞州）地区提供的植物标本所绘，而是按“图经注文”所画的示意图，从而认为该图不能作为上党人参即是五加科人参的依据。但这并不足以推翻五加科人参派的这一论据。要想推翻这一论据，除非发现更可靠的上党人参植株图或植株文字描述。
《图经本草》还有威胜军人参图，威胜军（今山西沁县）与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但所画威胜军人参与潞州人参大异，新浪博客曼石（王家葵）“玉吅的本草”中有《人参》文，考证威胜军人参即为紫团参，其论曰：
“《证类》绘有威胜军人参图，穗状花序，单叶互生，无地下部分（《绍兴本草》此条增绘根状茎）。据《宋史》卷271云：“太平兴国二年，诏于潞州北乱柳石围中筑城，名威胜军。”壶关遂由威胜军节度，故此威胜军人参即是紫团山人参。复考《证类》卷8之晋州紫参药图，地上部分完全同于此威胜军人参，地下根状茎与《绍兴本草》相同。根据《本草图经》对这种紫参的描述：“苗长一二尺，根淡紫色如地黄状，茎青而细，叶亦青似槐叶，亦有似羊蹄者。五月开花，白色似葱花，亦有红紫而似水荭者。根皮紫黑，肉红白色，肉浅而皮深。”此即蓼科植物拳参Polygonum bistorta，因其根皮紫褐色，故名紫参，这便是宋代鼎鼎大名的紫团参的原植物。”还有附图。
此为王氏一家之言，文图也有一定说服力。南宋杨万里《紫团参》云“入手截来花晕紫”，是其断面“花晕紫”，这也符合拳参的药材断面颜色。但拳参味苦涩，与人参味甘微苦颇异，古人若将其当人参用则难理解。王家葵先生实为桔梗科党参派，他认为古典上党人参应为桔梗科党参，则其本人认为上党地区北宋时有党参和拳参两种“人参”。
（注：王家葵，字曼石，斋号玉吅，四川成都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著有《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
北宋苏轼（1037年—1101年）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北宋末寇宗奭《本草衍义》（1116年）曰∶“人参，今之用者，河北榷场博易到，尽是高丽所出，率虚软味薄，不若潞州上党者味浓体实，用之有据。土人得一窠，则置于版上。以色茸缠系，根颇纤长，不与榷场者相类。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寇说上党人参“不与榷场者相类”，似是两种东西，而“体实”则似五加科人参，“或十歧者”也不似桔梗科党参。
南宋杨万里（1127年~1206年）《诚斋集》卷20有诗《紫团参》云：“新罗上党各宗枝，有两曾参果是非。入手截来花晕紫，闻香已觉玉池肥。旧传饮子安心妙，新捣珠尘看雪飞。珍重故人相问意，为言老矣只思归。”以真假曾参来比喻新罗人参与上党紫团参，似说两者名同实异。其药材断面“花晕紫”也不似五加科人参。（注：参见“曾参杀人”典故，孔子的弟子曾参是君子，而同乡亦有一同名杀人犯。众口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
金刘完素（1120-1200）《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卷九“仙人肢丸”，使用了五参：人参、沙参、玄参、紫团参、丹参，处方中同时使用紫团参与人参。两者应有所不同。
陈嘉谟（1486～1565）在《本草蒙荃》云：“（人参）种类略殊，形色弗一。紫团参紫大稍扁，出潞州紫团山。……”当时潞州紫团参药材形态显然与五加科人参不符。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紫大稍扁”的紫团参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大支头压制红参。
明末1612年《本草原始》中，上党人参有两种，一是上党参，色黄，坚实有肉色；一是紫团参，紫大，稍扁。当时上党地区的人参似乎还不是一种。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金朝潞州所贡人参，“大者近尺，小者六寸”。当时的潞州人参（上党参）不可能是桔梗科党参，如今太行山区所产的野生党参常常都不止一尺，若几百年前采此物进贡，何会不及一尺？
康熙时安徽桐城人许七云著有《芋畹集》六卷，此人是个游历家，很多诗词是游历各地感受四方风情的记录，此书卷五有《上党竹枝词二十一首》，反映了清代上党地方民俗风情，其中有 “紫团山上参苗长，不及黎城五叶齐” 一句。描述的情景应该是作者亲眼所见，当时两地都种“参”，黎城所种是五叶参。道光版《壶关县志》（1835年）所附《人参汇说》也云：“（人参）……阛阓间所市者，皆黎城种参，而壶邑则无之，即有亦不过蔓草之类耳（或是党参），按名索实，失之远矣。”似乎两地所种“人参”不同，黎城所种是五叶参，而壶关邑所种是“蔓草之类”，两地相距只几十公里。
（注：康熙21年（1682年）版《黎城县志》[物产 药之属]却说“人参（今无）”。一说“黎城五叶齐”，一说今无，何故？是时间上的错位还是其一有误？）。
关于古代上党人参，古代史料大多语焉不详或所述存在真实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近现代对其原植物争论不休的原因。由于古代上党是人参的道地产地，如果扩大视野，从古代对人参药材形态的众多史料描述看，古代上党人参很可能还是五加科人参。（参见（五）、历代人参史料多支持五加科人参）。
关于历史上的“紫团参”，我觉得疑点较多，唐代、北宋本草所说的“紫团参”似就等同于上党人参，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是两种，也没有任何资料涉及上党人参“紫大稍扁”，从唐、北宋关于上党人参或紫团参的资料看，较像五加科人参。南宋开始，杨万里《紫团参》始云“入手截来花晕紫”。金刘完素“仙人肢丸”方亦人参、紫团参并用。明代开始说紫团参“紫大稍扁”。北宋末期宋政府就已经失去对上党地区的控制，我怀疑南宋开始，所谓的“紫团参”已非唐代、北宋时候的紫团参，或是伪代品或是加工方法有异。总之，“紫大稍扁”的“紫团参”既不似五加科人参（生），更不似桔梗科党参，倒象是王家葵先生认为的拳参。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紫团参”是经过精心熟制的大支头压制红参，这也是一种可能，否则很难解释药材为何“稍扁”。明末《本草原始》也说上党人参有上党参和紫团参两种。
1495年马敦（日旁）的《潞州志》是长治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卷第一[土产志 药之属]有38种药物，黄芩排第1，紫参排12，丹参15，人参排第24。“紫参”可能就是拳参，则明代前期时，上党地区还出产人参和拳参。
2、上党人参灭绝的时间与“党参”的来历（关键）
对于上党五加科人参绝迹的时间，学界有两说，一是北宋末年；二是明代后期。乾隆年间紫团乡人冯文止《参园》：“瑶光华采毓人参，天设园林得气深。一自政和灵瑞绝，空山廖落到于今。”原诗有注：“古贡人参，自宋徽宗政和（注：公元1111—1118年）间遂绝，明初除其贡。”这是北宋末年灭绝说的由来，但冯文止并没有交代宋末灭绝的缘由。我怀疑他是将当地参园被毁的时间误会为人参绝产的时间。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金朝时，潞州还有贡人参，“大者近尺，小者六寸”。
明代灭绝说是学界主流观点。明初人参已经很少了。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潞州还在进贡上党人参。朱元璋因此批示“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一百年后，1495年《潞州志》卷第一[土产志 药之属]有38种药物，“人参”排在第24位，似乎当地人参已衰微。此《潞州志》是长治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大约16世纪开始，明代中后期，仅仅百年左右，山西一带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明廷出于军事目的，长城边关每年烧山制度化，晋木材商每年单是贩运到北京的大木就超过一百多万株。
《本草纲目》（1596年）说“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不论是否真实原因，但当时似已无出产。潞安壶关人张铎与李时珍几为同时代人，其也谓“遍剔岩薮，根株鲜获”。
王肯堂1602年《肯堂医论》 卷下[妇科验方]中有一治难产方，其中用到“党参”，这个应该是上党参的简称。王肯堂说此方原本出自北宋薛轩（薛仲昂）《坤元是保》（撰于1165年）。方是薛轩，党参名称可能是王肯堂所改称。这是我见“党参”一词的最早出处。
明万历版周一梧《潞安府志》（1612年） 卷一地理四[气候物产 药之属]记载有药材58种，第一是人参，后有注文，其中有“张翰林（即张铎）谓其遍剔岩薮，根株鲜获”。未明确提到绝产。
明末《本草原始 》（1612年）又说有上党参“色黄坚实有肉色”，又有紫团参“紫大稍扁”，不知是当时还有出产还是作者抄旧书。
明贾所学《药品化义》（约刊于1644年）“人参”条下云：“山西襄垣县，古名上党，有紫团山出人参，久绝其种，今惟辽左清河所产最良，朝鲜次之”。这也是说上党人参绝产。
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 凡例》（1647年）云：“药产古今不同。姑以人参言之，相传皆称上党。往时皆用辽之清河，若上党，则绝无矣。间有朝鲜者颇不适用，今则大率皆鲜产矣。”这个也是说上党人参绝产。
顺治十六年（1659年）版的《潞安府志》，暂无法查到。
程大夏清康熙21年（1682年）版《黎城县志》物产 药之属（药材32种）：“人参（今无）、瞿麦、连翘、桔梗……（没有再提及其他“参”），此时已经明确说人参“今无”。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张璐《本经逢源》有云：“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其所论不知是指桔梗科党参还是另指他物。这时期恰是人参价格高涨期以及人参替代品大量涌现期。经我翻查清代的人参价格，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60年间，人参的价格高涨。
清王世祯《古夫于亭杂录》（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卷4“党参”条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从赵翼（1725—1810年）的《人参诗•序》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人参一两升到了白银10两；乾隆十五年（1750年 京兆），人参一两值白银16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人参一两约值白银25—32两。
王世祯所说的“党参”未必就是后世的桔梗科党参，从价格上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可能是刘奎所说的较稀贵的“真党参”， 1749年时，“真党参”的价格升至一斤需银子三两二钱（详见后）。
康熙后期人参稀贵是有原因的。大约清康熙30年（公元1690年），康熙帝为保护本朝龙兴之地的风水，下令禁止在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不准动一草一木，违者轻充军，重者杀头。由此断绝了东北参源，导致人参供应紧张，而当时正是康乾盛世，社会人参需求正狂热，在此历史背景下，社会出现了一股发掘新参源的风气，于是各种各样的新“人参”开始涌现市场。这个翻看赵学敏1765年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清楚了，我的天，当时冒出了那么多种人参代用品：参叶、珠儿参、太子参、罗浮参、昭参（三七，很多种）、西洋参、东洋参（四种）、菊花参、红毛参、煤参、建参、光山参、嵩山参、党参（种类甚多）等。
上党人参在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党参”，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 ，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
清嘉庆年间名医刘奎有《松峰说疫》，此书成于1789—1790年间。其卷之二[论治 用党参宜求真者论]是很重要的“党参”史料，事关桔梗科党参的来历，我不见有人引用过，全文如下：
“疫病所用补药，总以人参为最，以其能大补元气。加入解表药中而汗易出，加入攻里药中而阴不亡，而芪、术不能也。则年高虚怯而患疫者，有赖于人参为孔亟矣。第参非素丰家莫能致，无已则以党参代之。夫古之所谓人参，即今之所谓党参也。故古有上党人参之号。上党者何？即山西之潞安府也。今日上党所出者，力虽薄弱而参性自在，其质坚硬而不甚粗大，味之甘与苦俱而颇有参意，第较之辽参色白耳。忆四十年前，此物盛行，价亦不昂，一两不过价银二钱。厥后，有防党、把党者出，止二钱一斤，而药肆利于其价之贱，随专一售此，而真党参总格而不行，久之且并不知真者为何物，而直以把党、防党为党参矣。岂知今之所谓把党、防党者以其捆作把，故以把名，以其形类防风，故以防名也。将此物加入瘟疫药中，又焉能扶正而除邪也哉。用党参者，必当向潞安求其真者而用之，方能奏效。但真者不行已久，闻之济宁药肆中尚有，而他处则鲜矣。此外又有明党、洋参二种，明党形类天冬而两头俱锐，洋参形似白芨而其性颇凉，总不知其为何物，皆不敢用。至于药肆中，又有所谓广党者，云出自广东。夫党者，地名也。不曰广参，而曰广党，其命名先已不通，又安敢服食欤！真可发一笑也。余阅本草云葳蕤可代人参，又阅医书云少用无济。吾乡山中颇有此物，因掘取如法炮制而重用之，冀其补益，不意竟为其所误。服之头痛、恶心，尚意其偶然，非药之故，后竟屡用皆然，因知可代人参之说断不足信也。”
刘奎所说“四十年前（即1749年之前）”盛行的“真党参”是“力虽薄弱而参性自在，其质坚硬而不甚粗大，味之甘与苦俱而颇有参意，第较之辽参色白耳。”这种东西是否就是五加科人参还难以判断。但显然不同于后来的“防党”（桔梗科党参）。后来大量出现的“防党”价极便宜，只是“真党参”价格的十六分之一，最终完全取代了“真党参”。刘氏所所说的关键价值在于，“防党”（桔梗科党参）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更稀贵的“真党参”，它不过是这种“真党参”的替代品。我认为刘奎所说应该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桔梗科党参应该就是清代早期才出现的“上党人参”替代品之一种，而且不是最早的，不过后来它凭性味及低价得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从时间上看，刘奎所说“防党”（桔梗科党参）的兴起，恰好是在1750年前后，这和1757 年《本草从新》中出现了将“党参”独列成条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1757 年）卷一中将“党参”单列一条，其云：“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一般认为这是本草中最早将桔梗科“党参”单列的。吴氏显然认为防风党参不是“真党参”，而是一种代用品。他说的“真党参”有可能是指刘奎所说的“真党参”。
1765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分列有“上党参”和“防风党参”两条，比较奇怪，这可能反映了“防风党参”刚兴起时，药市上正如刘奎所说的那样，有一种“真党参”，又有一种新兴的“防党”（桔梗科党参）。
吴鞠通1798年撰有《医医病书》，其中有“伪药论”一节，全文如下：
“古时医者自采药，详辨其形、色、气、味，屡试确当者，方敢为人医病。近日药肆买之药行，药行买之客人，客人买之大马头坐客．坐客买之各省山农，其中作伪，不可悉数。即如黄河以南所用之党参，系青州软苗防风；本京所用之党参．系北口荠苨，问有山西潞州之防风荠苨，美称之曰潞党、西党。按上党所产之参，与辽产无二形，其价亦相若。现在王气在东．上党所产甚少．不能发卖。岂有数百文买参一斤之理？岂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药铺之多．大者积数百斤，中者数十斤，上党一山，岂竟能产如许之参以待天下之用？不待智者而知其伪也。且党参果可代用，何必以重价买人参哉？何世医佥不知之，而必以党参代人参之用？岂真不知哉？以为便于行也。不知医便于行而用假药，是欺病人也。病人赖医者救命，可设一骗局以欺之哉？他如石莲子，系莲子之老坚者落水入污泥中，经年不坏，其功能涩下焦滑脱。莲子甘多咸少．石莲子则咸多甘少矣。近日药肆中所备之石莲子．系野树之子，黑壳黄肉，无心．其味极苦．最能泻人。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已谓其断庄二百余年。滑脱之病，反用极苦泻之，不死不止。赤小豆即五谷中之小豆，皮肉俱赤。近日药肆中用广中半红半黑之野豆，色可爱而性大非，断不堪用。新绛纱内系三品生丝．既能通络．又能补络，红花生血和血，单以几微皂矾化瘀，今人概以帽帏代之，断不可用也。如四君子汤，人参即是假，茯苓系安苓，白术系种术，只余甘草一味．又不敢重用．将挟何术以取效乎？其他伪药，不可尽述。有心救世者，当自考之。”
吴鞠通明确地说 “党参”（桔梗科）就是众所周知的假药，并认为党参不可以代人参用。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医以党参代人参用，是明知假药而欺骗病人，原因是“以为便于行也”。 吴鞠通无疑是清代有大影响的名医，但他对党参的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大概由于此书印数少，流传不广的缘故。
从史料来看，清朝前期对于新兴的“党参”就已经形成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防风党参”就是古典上党人参；另一种则认为“防风党参”只是古典上党人参的代用品或假药。不过从现实用药的情况看，因为人参稀贵而人参又不得不用的现实问题，清朝中后期的药用人参实际多是“防风党参”之类的代用品，从《张聿青医案》（1897年）、《马培之医案》（1893年）、《理瀹骈文》（1870年）中党参已经被广泛使用来看，清末时以党参代人参已经是医家常态。以至清末有的医家就认为防党（潞参）就是古之真人参，而关东人参，至明才始入中国为用，如清末王堉《醉花窗医案》就这么认为。毛对山《对山医话》（1903年）甚至认为“（古时）百济、新罗、高丽等国，来中土互市者，皆上党之类（指防党）”。张锡纯刊于1918至1934年间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是近代发行量最大的医书之一，他“古所用之人参即今之党参”之论，对党参代人参的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桔梗科党参派袁俊贤先生所持系列观点就包括了清末民初的这些观点。
3、桔梗科党参派难以解释的问题
从唐代本草、诗文描述来看，至少从唐代开始，真人参“三桠五叶”的形象就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上党人参是非五加科蔓生植物，作为当地历史上最著名的土特产，为何清代以前那么长的时间里，当地文人或游历此地的文人墨客，包括药商，从未见有人提到过或议论过植株不同的问题？要知道古代文人对各地风俗物产、奇闻异事是非常感兴趣的，而这显然属于颇有轰动传播效应的话题。对于非五加科人参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疑问！历史上只要有一条史料专门疑惑或讨论过这个问题，仅仅只要一条，就足以镇住五加科人参派——无须任何的讨论和推理！非常遗憾，学界争论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举出这样的史料。
相反到了清代，“党参”之名才一出现，马上就有人指出其与五加人参植株的不同。
桔梗科党参药材具有明显的特征——“狮子盘头”，所以又有狮头参之称。而清代以前的本草、方书对于上党参从未对此特征有记载，这不奇怪吗？清代以前的本草书中均无桔梗科党参的文字描述，也没有党参植物图，这些都说明在清代以前桔梗科党参没有较广泛的应用。
对于古典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两种的史料才可以“证死”这个问题，一种是清代以前上党人参描写的具体文字或图画，艺术化的诗歌文字自然不可靠，唯一北宋《图经本草》（1061年）“潞州人参图”的可靠性却被动摇了。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此类可靠资料。另一种可靠史料就是对古典人参实物的检验分析。“日本正仓院所藏药物122号为唐代五加科人参”这一论据也靠不住了。在我印象中一些汉代墓葬是有“上党人参”在镇墓瓶中陪葬镇墓的，不知出土时是否有残留物存在？如有，不妨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鉴定，如多几处这种发现和鉴定，真相或许就能明了了，这种论据最为有力，一件出土文物实物胜过汗牛充栋的文字考据。但可惜似乎考古都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或许以后田野考古会有新发现。
小结综述：
综合以上所有这些讨论，粗略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唐代以前的人参药材基原比较复杂，应是多种。从陶弘景《本经集注》的相关内容综合来看，当时应用的人参应主要有来自高丽的五加科人参和沙参属的某些植物。
古代上党是人参的道地产地，从古代很多史料对人参药材形态的描述以及山西古代自然环境看，古代上党人参很可能就是五加科人参。从历代有关上党人参的资料看，唐代、北宋本草所说的“紫团参”似等同于上党人参。而从南宋开始上党人参可能有两种：“人参”和“紫团参”，“紫大稍扁”的紫团参可能是拳参或熟制的人参。
从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有关高丽人参的史料，以及东晋时慕容皝送顾和辽东人参表明，高丽地区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就是五加科人参。不论古代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汉医学自东晋以前就使用五加科人参的事实。
要想证明上党自古“无”五加科人参基本不可能实现（考古学有所谓“证有易，证无难”之说）。清代以前较支持桔梗科党参是“上党人参”的资料唯有陶弘景的药材描述，仅此而已。但综合判断陶弘景所说的人参，却不可能是桔梗科党参。
对于古代上党人参的争论，综合分析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党参派的各自论据，即使在一些主要论据被推翻或动摇的情况下，仍然还是五加科人参派的证据链更充分可靠一些，也难怪建国以来它能一直成为本草界对古典上党人参的主流意见。
至于桔梗科党参的来历，从刘奎《松峰说疫》所论述看，桔梗科党参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不过是清代早期才出现的“上党人参”替代品之一种，而且还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更稀贵的“真党参”，它不过是这种“真党参”的替代品。但后来它凭性味及极低的价格得以胜出。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很多医家认为它虽是假药但可用，用它无非“以为便于行也”，因为关东人参实在太贵了。
《“党参”纷争三百年》全文完，另有一篇关于人参属的文章待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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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4 10: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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