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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纷争三百年（一）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汤一笑
对于桔梗科党参是否古典“上党人参”的议论由来已久，在“党参”之名开始流行的清代早期就已经开始，是或否各持一端，至今已近三百年。比如吴鞠通就明确说“党参”是众所周知的假药，并认为党参不可以代人参用。而张锡纯则认为“古之人参其为今之党参无疑也。”两派早期多是各说各话，甚少见直接交锋，是因为公共媒体缺乏的缘故。
而两派直接持续的论战则是发生在现代，日本人参学者柴田承二等在1981年出版的《药用人参及其研究与进展》（日本东京都共立出版株式会社）中，认为古代上党人参就是桔梗科党参，并认为张仲景和鉴真时代所用的人参都是桔梗科党参（一说他推论张仲景所用的人参是三七）。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典人参原植物的国际学术争论，据说背后还牵扯到国产人参的经济地位问题。此场争论前后历时长达十多年，最终以柴田承二自己承认错误告终（其重新检测正仓院藏品药物122号样品，结论修正为五加科人参）。中方当时参与争论的主辩宋承吉先生事后又乘势对国内的桔梗科党参派观点进行了清理，首先就拿张锡纯开刀，发表了《张锡纯在人参问题上的谬误》（《人参研究》1997年第一期），把桔梗科党参派推波助澜者张锡纯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这一历史谜题并未被这场大争论而彻底终结。我从网络搜索看，近些年桔梗科党参派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卷土重来之势。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持不同观点者出现。
以下先对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的核心观点做简要述评。其争论的主要关注点是关于古代的上党人参。
（一）、五加科人参派的核心论据有：
一、北宋苏颂《图经本草》“潞州人参图”以及其他宋代人参图，画的显然是五加科人参。
二、保存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的我国唐代人参已经反复科学鉴定确为五加科人参。
（汤一笑注：以上两个论据都已被桔梗科党参派动摇。）
三、我国专业研究机构从生态气候角度研究表明，如今山西的太行山脉及陕西的秦岭一带都有适合人参生长的山地。秦汉时期，山西森林占地50%，唐宋时期占地40%，清初是18.8%，1949年山西森林覆盖率大概是2.3%，2010年上升到18.03%。如今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芮城县雪花山下大王乡都有人参种植场，后者称雪花山人参，1976年引种，年产曾达7500公斤。
自然生态史的研究显示，山西省是椴树的分布南段。中古时期，山西中部以北广泛分布，太岳山、太行山南段亦多。明成化、正德、嘉靖年间，山西地方志还多载有椴，到清代，山西大多数州县已不记载有椴。明末清初，史料显示山西山区还有一些虎豹出没。参见翟旺、米文精《山西森林与生态史》第十八章 《珍稀生物危绝》，书中对山西人参灭绝问题有专论，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10-01。
1958年，上党地区树掌公社的四个文盲农民曾在紫团山附近的龙备山阴坡试种约两亩的人参（3600支人参栽子），7年起一回，起过两次参，卖过十五六斤人参。后来主要是野兔吃人参看不住，文革时又没人管理，最后绝根了（当事人原话大概）。树掌村过去管辖的森掌村（樱桃掌）有古石碑，上记载时产人参。唐宋诗歌中的“紫团”如果精指的话，应该即是包括现在的翠微山和樱桃掌在内的大紫团山。参见“一叶轻舟”的博客文《紫团山就是翠微山》。
（汤一笑：关于这一点，我反复查过各种资料，说唐宋甚至之前，五加科人参在山西不可能生长的观点确实很虚弱。）
四、陶弘景在《本经集注》已经说明当时辽东（高丽）出产五加科人参。陶弘景云“（上党人参）世用不入服”、“上党人参，殆不复售”，“乃重百济者”。陶所引《高丽人作人参赞》有云“三桠五叶”，遥远的陶弘景都知道这首诗，高丽当地人能不知？这种植物特征明显易认，尤其在果熟季节，在野生资源丰富的那个时代，光凭《人参赞》所述，要想采错都难，陶弘景时代，输入汉区的高丽人参肯定包含这一种，否则《人参赞》何以能广为传布？不论古代上党人参是什么，陶弘景时代之前，五加科人参就应被汉医学长期应用，否则不会出现“上党人参，殆不复售”的情况。唐宋本草对五加科人参植株的准确描述，其原始信息不是来自上党人参就是来自辽东人参，二者必居其一。
五、甲骨文和篆文中的“参”字，很象是五加科人参植株的独体象形字。我看过甲骨文的图片，上部为多果形态（三为多），下部根状符合人字的写法。最后这个是近些年五加科派挖掘的有力新证据。中国人参博物馆（白山市抚松）序厅的墙壁就是以这类“参”字作装饰的。
又，《世本 帝系篇》说陆终的第二子叫惠连（据说是黄帝的9世孙），封邑为参胡，参氏为其后人。又说“参胡者，韩是也”，《辞源》说古国韩在“在今河南中部、山西东南地”，即包括上党地区，而这恰好是古代人参的名产区。金久宁先生云：“地下根部膨大者谓之‘胡’”，“参胡”本指参根？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其中出现五加科人参植株的独体象形字“参”，是否说明甲骨文时代，黄河中游一带尚有大量五加科人参资源？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山西上党盆地所在的浊漳河流域本来就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河南安阳市离山西长治市就100公里；离山东邯郸仅50多公里，这两处都是古代上古人参的名产地。
孙文采先生认为参氏族是一个把人参视为救命神草，并将其作为图腾的氏族，其封邑即包括古人参主产区上党一带，他还推测人参可能是在狩猎时被发现的。孙氏这些推测源于对殷商青铜礼器“箙参父乙”盉所展开的联想，“箙参父乙”盉，可解作“箙参氏为父乙”做的祭器。“箙”（fú ）为盛弓箭的袋，也应是其氏族图腾，这显然是一个狩猎部族。
以上是传统五加科人参派提出的主要论据。凭着这些较硬的论据，五加科派建国以来占据主流。
以下则是笔者整理增加的一些较重要的新证据：
六、从人参属植物的起源来看，人参属植物始生中心不论是华北古陆还是我国的西南地区，多认为我国东北一带的人参是始生中心北移传播过去的，那么古代太行山脉生长有人参应是很可能的。
七、北美印第安人自古也使用人参（西洋参），某些部族的医学文化中人参的效用也颇有与汉医学类似之处，但没有汉医学人参文化中的那么神话。lroquds人（北美印地安人的分支）称西洋参为“Garanetosing”（或 “Garent oquen”）， 即“迈开大腿的人” ，类同中国人说“状如人的根”。 而现代人种学研究证明，北美印第安人是由亚洲蒙古人种在冰河期（约12000年前）经白令海峡陆桥移去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两地对人参的应用可能有同一个文化起源。这或许可以佐证中国汉医学远古时代就已经使用五加科人参。（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很难了解北美印第安人使用人参的历史到底有多古老）。
八、刘奎《松峰说疫》说1749年前，曾有一种更稀贵的“真党参”，而“防党”（桔梗科党参）只不过是其后兴起的很便宜的一种“上党人参”替代品（详见后述）。
九、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有关高丽人参的史料表明，高丽地区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就是五加科人参，不是一些桔梗科党参派所认为的党参，因为桔梗科党参自古朝鲜族有其专属名称“沙参”，是当地常见的传统美食之一，高丽人绝不会混淆人参和“沙参”（党参）。当然伪品另当别论，人参自古多伪品。（详见后述）。
不过，近些年桔梗科派的反击也相当见血。
（二）、风云再起 桔梗科党参派的反击
有上海市药品检验所退休药师袁俊贤先生，是铁杆桔梗科党参派，2000年退休后，年逾古稀，潜心人参本草考证十余年。耄耋之年，建立个人博客。连续发表人参本草考证专题系列论文10篇，系统地论证了“我国金元以前，统称古代人参的植物基源应为桔梗科党参，上党人参就是党参；东北五加科人参，金元以后方渐用之。”
袁先生主要针对五加科派的两条核心证据进行了反击，其一是《图经本草》“潞州人参图”。二即正仓院药物122号样品（人参）。
对于《图经本草》人参药图，袁先生认为它将五加科人参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基本特征都画错了（如没有表现叶片轮生），显然该图并非由上党（潞州）地区提供的植物标本所绘，而是按“图经注文”所画的示意图。从而认为该图不能作为上党人参即是五加科人参的依据。（袁俊贤《人参的本草考证之四——评《图经本草》潞州人参图》）
（汤一笑：苏颂《图经本草》“潞州人参图”以及其他宋代人参图是五加科派关键证据之一。但本文并不能推翻这个证据，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就在那里，没有人怀疑它所画的是五加科人参。反对者只能推测是可能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画成这样掩人耳目或因其不精确而质疑它。就算它并非根据潞州地产的植物样本描绘，但同样可能是地方官员问询当地药商或药农所粗略绘制。本文可以削弱、动摇这一证据的力量，但还不足以推翻它。要想推翻这一论据，除非发现更可靠的上党人参植株图或植株文字描述。）
正倉院药物并非确定为中国唐代中药，还有来自新罗（朝鲜古国）、东南亚、印度、伊朗、中近东的物品，而122号样品属账外品，连名称也没有。这些药物当年并非纯为收藏，而是僧人可以使用的，今存品不能保证就是原始物品。而且日本近现代研究者对122号样品的研究结论也几经变动，并且其不同时期研究论文提供的实物照片也不同，很值得怀疑。袁先生因此认为122号样品被认定为中国唐代人参；正仓院药物被认定为中国唐代中药，都是缺乏依据的。据此引证中国古代人参为五加科人参的可信性十分有限。
（汤一笑：我比较欣赏袁先生这篇《关于<正倉院药物>122号样品问题》，五加科派的这条核心论据被破碎了，以前我也是很看重这条论据的。不知道日本人参研究专家对此会如何回应？）
袁俊贤先生对五加科派的反击无疑是很有杀伤力的。
（三）、桔梗科党参派的核心论据
一、 陶弘景《本经集注》所载上党人参的药材性状，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与现今的桔梗科党参较相符，而与五加科人参相去甚远。
陶弘景对人参的描述“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地上部分是“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陶氏还屡提荠苨、桔梗乱人参，不仅讲荠苨、桔梗的根茎都与人参相似，而且还讲到它们叶的对比和异同。他在桔梗条项下说：“俗方用此（桔梗），乃名荠苨，今别有荠苨，能解药毒，所谓乱人参者便是，非此桔梗，而（荠苨与桔梗）叶甚相似，但荠苨叶下光明、滑泽，无毛为异。（荠苨）叶生又不如人参相对称者尔。”陶将三者叶相提并论，可见他说的三物植株相类，且陶氏认为人参是四五叶对称生的。对此，《唐本草》苏敬就评论说：“陶说人参，苗乃是荠苨、桔梗，不悟高丽赞也。”根据以上资料，陶所说的人参，今很多学者推断极可能是桔梗科的轮叶沙参（四叶沙参），又或者是桔梗科沙参属的某种植物。轮叶沙参植株即是一茎直上，茎生叶3-6枚对称轮生，花蓝色或蓝紫色。其今在华东各省、山西都有分布。
陶所说的人参植株特征虽与桔梗科植物特征相符，但却与党参的蔓生草本完全不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经》中人参的功效是主补五脏和安定精神方面的问题，而陶弘景所说的人参功效与《本经》有差别：“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陶弘景归结甘草的主要功效是“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也。”甘草以甜著称，则陶弘景所说的人参也应该是很甘甜的，陶也确实强调人参“润实而甘”。而陶弘景所说“乱人参者”的荠苨，恰好也是“根味绝甜，能杀毒。”可见在陶弘景看来，人参、甘草、荠苨三者性味效用是相类的，都很甘甜，都能解药毒。从这一点来看，陶弘景所说的人参同样也更象是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另一方面也显示陶弘景所说的人参似乎不同于《本经》所谓的人参。所以今有学者认为，陶弘景说荠苨乱人参，而他自己也同样是被这类植物诓了。两晋南北朝五石散流行时代，人参确实常在解散方中出现（解金石毒），后世也有用于解药毒的。
（注：陶所谓的荠苨：“根茎都似人参而叶小异，根味绝甜，能杀毒”。也就是与陶所谓的人参植株一样是一茎直上的，这显然与如今上部分枝的荠苨（桔梗科有柄亚组）不是一种东西，陶所谓的荠苨可能是今沙参属的东西。）
对于陶氏所说的人参“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五加科人参派也有自己的解说，前面两句好对应，但“花紫色”显然与五加科人参花冠黄绿色至白色不符合，对此，宋承吉先生的解释是，这是古人误将人参鲜红的浆果当作人参花所致，瑕不掩瑜。此说稍勉强，但也算说得过去，毕竟古今确偶见这种情况。但真见过人参红果植株的采集者绝不会误会，而对人参植株的描述源头只能来自采集者。说实话，单就这段描述，五加科人参派就算勉强解释得通。但如果结合陶氏在桔梗条项下所说的话，则五加科人参派的解释就根本站不住脚了，但宋氏对此避而不谈。参见宋承吉《陶弘景在人参药用历史上的贡献三》。（注：对于人参的花非紫色，北宋苏颂已经意识到，所以他在《本草图经》中将人参的花色改为“紫白色”，但又没有敢全改，仍留有陶说紫色的尾巴）。
陶弘景描述的来自上党的人参确实不是五加科植物，但无法确定其所谓的上党人参是否真的上党人参，因为陶弘景时的南朝萧梁政权（502年－557年）与控制上党地区的北魏政权（含东魏、西魏），基本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陶所谓“魏国所献”大概不是实指。退一步说，就算当时上党人参真是这种东西，然“世（一为俗）用不入服”，也就是说当时实际并不常入药用。当时高句丽和百济倒是与梁有臣属关系，常有贡献。
袁俊贤先生认为陶弘景所说的形细而坚白气味薄的百济人参、形大而虚软的高丽人参都不应是五加科人参，尤其是后者不符合野生五加科人参的性状。袁先生此论有些道理，但也颇有问题，两者未必都是五加科人参，但包含五加科人参的可能性很大，否则何以有《高丽人作人参赞》？陶弘景说时人用人参不用气味厚的上党参，“乃重百济者”，为何如此奇怪？陶其实在《集注序》有交代——“市人不解药性，唯尚形饰。上党人参，殆不复售；华阴细辛，弃之如芥。”所谓“尚形饰”，恐怕是说百济人参要比上党人参更具人形吧？这大概才是市人“乃重百济者”的原因，五加科人参显然要比桔梗科党参的根更具人形特征。
（注：《高丽人作人参赞》之“赞”为诗歌之意，释家为偈，道家为赞，儒家称诗）
从陶氏所述，推测当时人参至少有两种。连同《吴普本草》所说者，陶氏之前大概有三种。
《吴普本草》又说人参：“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兑（锐），核黑，茎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核黑”不明何意？根有核而黑还是果核黑？植物果核黑色者多见，不具特征性。因用根，大概还是指根有核而黑。如牡丹根、巴戟天根中有核心。人参断面金井玉栏（内黄外白、形成层环明显），党参断面是菊花心。人参、党参茎皆无毛，两者显然皆非吴氏所谓人参。（注：灰毛党参茎有密毛）。
《吴普本草》所说的人参具体为何种植物很难推断，追究者也甚少。孙娟娟、张瑞贤等人认为《吴普本草》的人参可能是指濒危植物五加科刺人参Oplopanax elatusNakai，其根、茎为强壮剂及兴奋剂，类人参功效，号称“木本人参”，现在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地区。刺人参茎直立有刺，但我见亳州市皖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提供的刺人参药材切片图片，并不见其根有“核”，恐怕吴氏所论不是这种东西。参见孙娟娟、张瑞贤《<吴普本草>人参的考证》《中国中药杂志》 2010年12期 。
早期本草中，陶弘景描述的人参药材与植株基本不符合五加科人参，但与桔梗科植物相符，不过显然也不是桔梗科党参。而《吴普本草》所述人参与五加科人参、桔梗科党参皆不符合。综合来看，这两条早期史料，对五加科人参派很不利，相对有利于桔梗科党参派。对于这两条早期史料，我发现五加科人参派甚少深究，似有点避而不谈的意思。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 ，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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