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参”纷争三百年（二）

汤一笑

“党参”纷争三百年（二）
             汤一笑

     （五）、历代人参史料多支持五加科人参

      A、史料描述的人参药材形态多符合五加科人参

    五加科人参的植株特征明显，根部或类人形，按常识而论，应该很早就被采集食物的远古初民所关注并神异化。人参、人参，自古就是以类人形为首要特征，这个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人微、鬼盖之别名是很形象的，尤其是后者，人参手掌状叶轮生如苫盖，地下有根如人形精怪，对于万物有灵的上古初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特别神异或诡异的植物，会被视为山川大地的精灵之类。这种植物上古初民必然一见难忘，捧若神灵。将其尝试用于食物或药物也是常理之中的事。而且这种特征明显易记易认的植物，历来产区采集者应该都不会误认。这恐怕也是导致它们在很多曾经生长的地区绝迹的原因之一。就根类似人形而言，粗短的五加科人参应该比修长的桔梗党参更符合。

      人参古又名人薓，东汉许慎（约公元58年—147年）《说文》云：“薓，人薓，药草，出上党”。《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写作“苦浸”，“浸”应是“薓”的省写。汉代药用人薓的“薓”字多已经写为“参”，西汉《急就篇》写作“参”字；《武威医简》中苦参、人参也用“参”字。

      对于薓字的解释，李时珍曰：“人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薓、神草。”亦即认为薓即浸渐之义。孙文采先生以青铜器铭文“参父乙”拓片分析，推测商代的帝王贵族，可能已懂得炮制人参酒用于滋补保养，才把“参”字刻在这种祭祀用的酒器上以示珍重。古又有桂酒，而《说文》云，桂又名梫qīn，薓、梫似有相通之意，薓字《六书正讹》从艹浸jìn声，“浸”有泡在液体中之意，人参和桂早期似乎确有用来泡酒或煮汤喝的可能。

      又，《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写作“苦浸”，人参即人浸或人薓, “浸”也通“潜”, 如：浸行即潜行（秘密出行），则人参即是人潜,即一个“小人”精灵潜到地下。此又可为一解，供参考。

      东汉王符（85～162年）《潜夫论》中云：“夫理世不得真贤，譬犹疾不得真药也。疾当得真人参，反得萝菔，已不识真而饮之，病浸以剧，不知为人所欺也。”（《太平御览》卷九九一）。这说明当时的真人参药材是类状粗短萝卜根的。

      东汉时期，关中、洛阳二地的墓葬中流行以镇墓瓶随葬，瓶中常放置五石、人参、铅人等物件，瓶外写有说明，目的是为死人解除罪谛，为生者除罪过，洛阳李屯元嘉二年瓶上即写有“为汝五石、人参，解口口”的字句。之所以用人参，是想让具有人体形状的人参代替墓主人“受过”。这和自古传说人参类人形者上是相符的。只可惜墓葬没有人参实物留下。参见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年3期。

      北宋初《太平御览》记载：慕容皝与顾和书曰：「今致人参十斤。」慕容皝（337～348年）是前燕国国君，鲜卑族。前燕国是在东北辽河流域建立的部落国家。顾和（288年―351年）是东晋尚书令。这说明在陶弘景时代之前很早辽东人参就已经输入中原，且是名产，慕容皝不会送一种无名气的土产给顾和。

      宋以前的《雷公炮炙论》云：“（人参）凡使要肥大，块如鸡腿，并似人形者。”

      《海药本草》说人参：“出新罗国，所贡又有手脚，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线缠饰之。……”

      北宋苏轼（1037年—1101年）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北宋孔平仲（1044年-1111年）《孔氏谈苑》中提到“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云：人参极坚，用斧断之，香馥一殿。今之医者治病少效，殆亦药材非良也。”此事的史实是，元丰元年至三年（1076年—1078年），宋神宗遣阁门通事王舜封率医官邢慥、朱道能、邵化及、沈绅等88人赍良药一百品出使高丽，为高丽文宗（王徽）治风痹。所带一百品地道药材在《高丽史》中有详细记载，我查看并没有上党人参，大概因为高丽也是人参的道地产地，所以不带，至少说明北宋御医还是很认可高丽人参的。从邵化及所说来看，当时所用人参应该是五加科的老山参，才如此坚硬。《孔氏谈苑》所引邵化及语，不知原本出自哪里？待考。

      北宋1124年曾随路允迪出使高丽的徐兢（1091—1153年）回国后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卷二十三介绍高丽人参：“人参，其秆特立（一作“生”），在在（处处）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虚，入药则味全然，涉夏损蠹，不若经汤釜而熟者可久留。旧传形扁者，谓丽人以石压去汁作煎，今询之，非也。乃参之熟者，积垛而致尔。其作煎当自有法也。馆中日供食菜，亦谓之沙参，形大而脆美。非药中所宜用。”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人参史料，古代高丽的春州在朝鲜半岛中部，今首尔北面。徐兢所说的“其秆特立”的高丽人参无疑就是五加科人参，当时高丽处处有之，且已经掌握人参熟制耐贮的技术，这种熟参当时也已经输入中国，因为形扁有些误会。这也说明当时高丽人参的产量是很大的，否则无需发展熟制耐贮技术。

      徐兢最后提到当菜食用的“沙参”是什么呢？这不是汉医学一般所说的沙参。高丽人、韩国人自古所说的“沙参”是今桔梗科轮叶党参[Codonopsis lanceolatae (Sieb. et Zucc.)]，别名山胡萝卜、羊乳、四叶参等，朝鲜族名“得得儿格依”。轮叶党参由于其独特的味道，朝鲜族人（韩国、朝鲜及中国延边地区）自古就将其幼苗或根作为珍贵的山野菜鲜食或淹渍泡菜，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人工栽培轮叶党参食用，近些年我国东北山林区也开始栽培，并大量出口韩国、日本等地。韩国商人过来采购，习惯上也常叫“沙参”，供货商若误会是中国沙参，则常交不了货。轮叶党参（韩国沙参）和桔梗自古就是高丽民族喜好的美食。高丽人绝不会弄错人参和桔梗科植物。由此可见，高丽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就是五加科人参，不是袁俊贤先生等桔梗科党参派所认为的党参，因为桔梗科党参自古朝鲜族有其专属名称“沙参”。

      陶弘景所说的形细而坚白气味薄的百济人参、形大而虚软的高丽人参不知是不是徐兢所说的高丽生（白）熟（软）两种人参？

      从宋代的史料看，当时宋、丽两国商人频繁浮海贩货，高丽输入中国的人参是很大量的。1074年以后，明州（宁波）成为高丽与宋朝贸易的主要港口，徐兢等出使高丽也是从此入海。明州（宁波）与高丽的贸易货物，品种繁多，从《宝庆四明志》卷六所列的货单中，可以看出由高丽输入的货物，以人参等药材为最多，其次是各种布匹、漆、铜器、虎皮等，此外还有折扇、纸、墨和各种工艺品。参见《宁波通史 宋代卷》。

      据《金书 地理志》记载，金朝平阳府、太原府、泽州、五台山等地还出产人参。雍正《山西通志》记载，金朝潞州所贡人参，“大者近尺，小者六寸”。从所贡大小不一来看，当时潞州确实已经人参稀少难得了，连小者都要充贡品了。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的潞州人参（上党参）不可能是桔梗科党参，如今太行山区所产的野生党参常常都不止一尺，若几百年前采此物进贡，何会不及一尺？

      从以上史料看，所描述的人参药材或如萝卜根；或块如鸡腿；或有手脚，状如人形；或如瘿瘤状；或极坚硬；或较短；显然较符合五加科人参药材形态。再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论高丽人参来看，高丽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应该就是五加科人参。

      B、唐代本草对人参植株描述的信息来源

      唐代本草对人参植株的描述是很准确的。苏敬在桔梗条项下说：“人参，苗似五加阔短，茎圆，有三、四丫，丫头有五叶。陶引荠苨乱人参，谬矣。”人参条项下说：“陶说人参，苗乃是荠、桔梗，不悟高丽赞也。”苏敬已经指出陶所说人参苗是错误的，其对对人参植株形态的描述正确形象而细致，并与五加叶比对，很可能就是直接拿着人参植株与五加植株对比的，又说人参“茎圆”，这也完全正确，人参茎的中部横切面就是呈圆形，边缘略有凹凸。关于人参茎圆这一点，就连现代有关人参的植物描述的专业文章都很少提及的。唐代《本草图经》应该就有五加科人参的图，可惜到北宋时，唐代《本草图经》已经佚失，参见苏颂《本草图经.序》。

      唐代太医署为了解决鲜药及部分生药的来源并为药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在京师是有三顷药园的（相当于300亩，药园隋代太医署已有），并有药园师（2人）和药园生（8人）管理。从唐宋诗人陆龟蒙、苏东坡等人种养人参的情况推测，唐代太医署的药园很可能也栽培有五加科人参，若真如此，其种源很可能就来自上党或辽东。这或许正是《唐本草》描述人参植株准确、形象而细致的原因。从唐诗有大量对人参植株的描述看，至少从唐代开始，人参三椏五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唐代本草对人参植株准确描述的原始信息，只能是来自上党人参或辽东人参。二者必居其一。

      唐代《元和郡县志》（810年左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其中有记载开元年间山西地区五次进贡人参，地方包括太原府、仪州、潞州、泽州，且记载“孟县原仇山在县北30里，出人参”。山西孟县在长治以北180公里处，处于太行八陉之中部井陉一带，也属于上党地区。太行八陉之最北一陉军都陉在居庸山（居庸关）。以唐代本草家对人参这种植物的认识水平，不可能以非五加科人参充人参进贡。《唐本草》云“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可见当时的紫团参并非单指潞州紫团山所出人参，而是太行山系所出，都可称紫团参。

      C、上党地区古代环境显然符合五加科人参的生境

      桔梗党参派对上党真人参说的攻击最常见就是太行山地区如今不存在野生五加科人参。五加科派主要以自然环境破坏以及如今山西有人参种植场进行反驳。以下是有关对五加科人参在山西以及南方种植的一些证据，对五加科派有利。

      郝万山在《郝万山伤寒论 35讲 痞证及其类证》中说，在四五十年前，有个山西老药工还曾经在长治的某个山上的某个洞前见到过两棵野生五加科人参。郝氏说“当地的老药工，我曾经访问过……”。

      百度地图上见上党地区树掌镇西北方向6—7公里处有一地名“棒槌沟”，此“棒槌”不知是象形为名，还是指“人参”？

      山西历山及芮城县雪花山曾大规模引种东北人参成功，河南林县（林州市）石板岩的南大脑也曾成功引种人参。山西一些仅存的原始森林林下是适宜人参生长的，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WUK ) 有人参标本WUK_465047，采集人是“山西队”，采集时间1984年7月，采集地点是山西垣曲同善公社龙庙沟--黄姑曼疏密林下，可能是我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1982年至1990年） 山西队采集的。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垣曲县药材公司曾在历山皇姑幔、葫芦顶一带种植人参，后来自然保护区建立就不准种植了（1983年建立，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在原来的地里种下了落叶松。“山西队”1984年采集的或是栽培林下参，或是栽培人参种子经鸟食逸出野外的自然品。曾长期栽培人参的山西森林区如今很可能是存在野生人参的，因为从一些资料看，当年有很多鸟类取食人参果实。参见绿野户外网之金光大道网文《历山游记》。

      康熙时安徽桐城人许七云著有《芋畹诗集》六卷，此人是个游历家，很多诗词是游历各地感受四方风情的记录，此书卷五有《上党竹枝词二十一首》，反映了清代上党地方民俗风情，其中有 “紫团山上参苗长，不及黎城五叶齐” 一句。描述的情景应该是作者亲眼所见，当时两地都种“参”，黎城所种是五叶参。道光版《壶关县志》（1835年）所附《人参汇说》也云：“……阛阓间所市者，皆黎城种参，而壶邑则无之，即有亦不过蔓草之类耳（或是党参），按名索实，失之远矣。”似乎两地所种“人参”不同，黎城所种是五叶参，而壶关邑所种是“蔓草之类”，两地相距只几十公里。

      据说20世纪70年代，在与上党地区仅一河之隔的河南三门峡市绳池县韶山密林中也发现野山参，该县中医院中医师当时采集并应用了这种人参。当地习称这种人参为“韶参”，《绳池县志》药之属“韶参”居于首位。此地正是仰韶文化遗址所在地，仰韶文化至今5000—7000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分布广、延续久，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骨干。宋承吉先生由此联想推测，至迟在仰韶文化后期仰韶人已经懂得以人参为药物，则中国人参至少有5000年应用史。参见宋承吉、赵凤玉《论仰韶文化与中国人参》，《人参研究》1996年第一期 。此文在人参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常见人引用，文末宋氏说，“限于篇幅，有关“韶参”的内容将另文报告。”这无疑是五加科人参派重量级的新证据，但似乎却不见后文，不知何故？我查谢宗万《中药品种论述》人参文中，混淆品和地方习用品中都不曾提及“韶参”。这“韶参”真是五加科人参吗？我有些怀疑。或是人参的野生近缘种？还有待深究。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建参”条下云：“河南出光山参、嵩山参，俨与辽产无别，惟嚼之有渣，不糯，味亦淡。”光山在河南省东南部信阳地区，渑池县在河南省西北部，两地相距甚远。赵学敏所说的“光山参”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河南光山县北面80公里处的鸡公山现代有人参，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 HENU )有人参标本 HENU_0050952，为徐粹新1977年6月1日在信阳鸡公山某处山坡山沟阴湿处采集。不清楚是野生品还是栽培品。有资料说鸡公山产三七、人参，可能是引种栽培。

      因为“韶参”的存在，宋承吉先生将仰韶文化与人参史联系起来，大概是深受“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仰韶距离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殷墟300公里，甲骨文中有人参的独体象形字。如今“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已被推翻，我看还不如将人参应用史与辽西的玉石兴隆洼文化联系起来，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出土有中国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源头。兴隆洼的地理位置就是陶弘景时代人参的产地“辽东”一带，陶弘景时代的辽东包括今河北北部、辽西、辽东以及朝鲜半岛北部部分地区（与清代所谓辽东不同）。这一地区当时被高句丽占据，所以陶弘景说高丽即是辽东。参见宋承吉《陶弘景在人参药用历史上的贡献二》。

      清代早期，在承德周边地区还多产人参。清宫廷画师班达里沙有一幅油画立轴作品《人葠花》（图中人参种在花盆里），其上有康熙御题：“热河产人参，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悞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画作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画00250）。此可证古代华北幽燕诸山是产人参的。直到如今当地山民也还常采挖到野山参。

      据《中华药海》（1993版 上册）记载，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省遵化市清陵和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密林中发现野山参，雾灵山因是清廷的龙脉宝地，曾受到清政府200多年封山育林的保护。我注意到雾灵山乡下辖有“人参沟村”，不知是否古地名。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都山也产人参，清代后期，“都参”就声名远扬，如今仍有零星分布。贺士元1962年6月2日在河北兴隆某地山坡山沟阴湿处采集到人参标本，现藏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标本LSID — HENU_0050950）。20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中草药资源普查时也还采到过野生人参。近年报道，辽西地区凌源市河坎子乡一带山林还发现野生人参群落存在。见朝阳新闻网2009-09-01 报道《凌源河坎子又现野山参》。这都可以佐证晋冀一带原是人参药材产区。若把时间前推一千年到唐代，连接幽燕诸山的太行山脉出产人参也不奇怪。

      自古文献都说人参产于太行山脉一线。《唐本草》说人参“今潞州、平州（今河北卢龙一带）、泽州、易州、檀州、箕州（仪州或辽州）、幽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北宋初《太平寰宇记》记载土产人参的州郡亦沿太行山脉一线分布，计有14处：并州、泽州、辽州、潞州、威胜军、洺州、定州、瀛州、莫州、易州、幽州、蓟州、妫州、檀州。从山西、河北至北京、辽东。

      人参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么难以异地种养，这种起源于第三纪古热带山区的古老孑遗植物无疑具有广阔的地域适应性。我国人参除东北三省为主产区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省区如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贵州、广西、广东、新疆等20多个地区的山区半山区都曾有引种，也相继栽培成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KUN )有编号为KUN_560434的人参标本，这是1929年9月8日在新疆采集的标本。新疆当年也产人参？不知是否对人参属喜马拉雅参的误判？如今新疆木垒县山区也有参场种植人参，质量比东北的还好。参见沙砚勤《药草芳菲》。

      云南丽江、宣威如今都有人参种植。“丽江人参”（产玉龙县）如今也很有名气，丽江有长江以南最大的人参基地。

      广西植物研究所陈家庸、黄正福等于1972年在广西东北部资源县宝顶药材场进行了六年的人参引种试验，获得成功。试验结论是，“人参在桂北地区能正常生长，开花结实，繁殖后代。植株长势、产量、质量与东北产地相仿。”（其人参总皂苷含量3.75%，略低于东北产，桂北低海拔地区栽培应采取越夏措施。）参见陈家庸、黄正福《珍稀濒危植物引种保存的初步研究》《广西植物》，1988年02期；

      广西植物研究所的王韵秋又有《广西引种人参品质鉴定及其土壤的一般特性研究》一文，此文指出，桂北山区种养的人参，从药效成分鉴定来看，人参的总皂苷和单体皂苷（与东北人参）完全相同，则引种人参的遗传特征并没有改变。从参根形态、药效含量，则云南丽江参要比湘（金佛山）、桂参要好一些。其结论认为，在低纬度、高海拔的南方多云雾山区，亦完全适合人参的生长发育。文见《广西植物》，1981年第一卷第八期。

     董维光在《中药处方用量为什么越来越大》中提到，“如广东地区引种的人参，生长期不足两年，却比东北生长三年以上的园参个头还大”。可见广东也曾引种人参成功，不过质量低劣而已。董文见《山东中医杂志》1983年第二期。还有资料说湖南引种的东北人参也是粗大但质量差。可见南方不是难种人参，南方山林下栽培人参，一般情况下可能还长得更快，只不过人类认为其质量不好而已。参见刘希里《从植物的引种驯化谈中草药》《中医药学报》，1981年03期。

      贵州种植西洋参是没有问题的，袁崇文、刘佩杰有《贵州引种西洋参初获成功》，见《植物杂志》1982年4期。武孔云有《威宁县种植人参可行性的理论探讨》（贵州农业科学 1989年第六期），综合分析了贵州威宁县海拔、土壤、气候环境等因素，认为在威宁县凉山和半凉山地区引种人参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曾有报道，在贵州宽阔水自然保护区（绥阳县、黄枧和宽阔县三区交界处）曾引种人参获得成功。

      据黔东南信息港报道， 2011年8月27日贵州省东南部雷山县居民余先生在海拔1400多米的雷公山麓发现一群疑是野山参的植物，并挖掘出6株，经黔东南民族医药研究所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认为是野山参，年龄都在数十年以上。我从其网络图片上看，此植物为人参属植物是无疑的，直立型地下茎，形态也不似三七，很可能就是人参或人参属的新物种。不知有没有专业植物学研究者去深入追究这种植物？希望新闻报道不会导致这一物种的灭绝。
（注：绥阳县与雷山县相距约200公里）。

      福建戴云山区于1979年引种试种西洋参，具体在戴云山脉西侧海拔1256米的九仙山和西北侧海拔1000米的高峰山，获得成功。参见陈裕《西洋参在南方栽培的技术要点》，《亚热带植物科学》1986年第02期。

      陶弘景曾说人参茅山之“近山亦有，作之不好”。其所说的人参或本是指桔梗科四叶沙参之类的植物，前面已经讨论过。史料中，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江南有人参，北宋983年成书的《太平御览》卷991载：“《庐山记》曰：山中药多人参。”那么此《庐山记》非北宋陈舜俞（?～1075年）的《庐山记》，而应是东晋释慧远（(334—416年）所作《庐山记》，慧远为当时南方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净土宗的始祖，隐居江西庐山30余年。《梁书•处士传》记载，阮孝绪（479-536年）曾在钟山（南京东郊）觅人参为母合药治病。庐山和钟山的人参不知是否五加科人参。现代江西庐山药物试验场不论是引种人参还是西洋参都获成功。谢宗万《中药品种论述》人参文中，曾提到南京一带有将山土瓜（野豇豆，豆科）根称作“朝鲜人参”或“红皮党”的。

      网络博客“深山绿客”有《绍兴旧事（27）人参与冬虫夏草》一文，其中提到，“二战以前，绍兴也发现过一支野山参。产地不在什么深山冷岙，而是在市区大名鼎鼎的古越龙山上，这里有战国时期的越国王宫的遗址。越王句践曾在此卧薪尝胆。有人竟在这山上找到一支野生人参，被命名为“越王参”。 后来，无数的人上山找人参。你想这么一座小小的龙山，绍兴城里的人一群一群的上山去找，还不把山上的每寸土地都找遍了，哪有什么人参的影子呀。只落下了个话头，让老人们津津乐道。绿客孩提时代，听好多老人讲过。”这很可能真是五加科人参，毕竟当时那么轰动的一件奇事，大概有文化人或医药人士参与。

      越南人参是已知生长在最南端的人参，已处热带地区。经研究化验，越南人参的皂甙组成以达玛烷型为主，与人参的皂甙类成分以及药理活化都非常相似，属于人参属比较古老的类型，是人参的近缘种。我国的云南南部也有分布。

      直立型根茎类群的人参属植物，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分布区狭小和间断分布的特点，其在人类的采挖下野生种容易灭绝。因此不排除古代的“上党人参”是人参属未知但却已灭绝的一种。所以不要总是以东北人参的植物特性来考察古代上党人参，也许它是另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人参属植物。

      人参在山西的原始森林的林下自然生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能生长并不能肯定古代就一定有这种植物。山西原始森林若能发现野生人参种群才最有说服力。人参属植物大叶三七（珠子参、竹节参）如今在太行山脉、伏牛山脉是有分布的，不知到明代以前的古人见了这种三桠五叶（小叶3—5）的人参属植物会视为什么？

                           （未完待续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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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真是有心人，占有这么多资料。
学习。收藏。

汤一笑

补充：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KUN )有编号为KUN_560434的人参标本，这是1929年9月8日在新疆采集的标本。新疆当年也产人参？不知是否对人参属喜马拉雅参的误判？如今新疆木垒县山区也有参场种植人参，质量比东北的还好。参见沙砚勤《药草芳菲》。

汤一笑

继续修改补充一些资料

夜雨十年灯

罗列一大堆东西，德克萨斯神枪手
你只是说明了人参本就是很多地方山区可以种植（广东海南也可以种植哈密瓜而且还很甜你也许不知道吧），没必要去特别炒作
但是主题五加科人参与党参没体现出来
而且你爱在长文中混淆概念，说越南是热带，越南的高山地区等同云南，是不是乞力马扎罗雪山顶也是热带气候？这种地理常识连中学生都糊弄不了

xiaozheng

    越南经纬度：102º 08' - 109º 28'
8º 02' - 23º 23' 北
    完全处在热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