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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名及“原卷子”外形考证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 罗鸿声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张海洲转抄本与张大昌“追记本”均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因为书名有一“诀”字,故有人认为陶弘景为文亦喜用“诀”字,该书应与陶氏有关。如张永文等认为:陶弘景为齐梁问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儒家,其著作喜用“诀”字命名,陶弘景以“诀”字命名的著作有《集药诀》、《登真隐诀》及《药总诀》等,观此书内容,其文字风格及道教思想,确与陶弘景相近。
下面我们来分析此书名的涵义,“辅行”一词出自《孟子》一书,《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赵岐注:“辅,副使也。”故“辅行”即辅助正使行事的副使,亦有辅佐之意。《战国策·秦策二》:“甘茂对曰:‘请之魏 ,约伐韩。’王令向寿辅行。” 高诱注:“辅,副介也。”《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 周公辅行。” 《说文》:“诀,诀别也。一曰法也。”在此处,诀当法解,辅行诀即一种辅佐方法。唐代释湛然著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止观,乃佛教修行法门之一。“止”为梵文(奢摩他)的意译,意为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观”为梵文(毗钵舍那)的意译,意为在“止”的基础上发生智慧,辨清事理。佛教主张通过“止观”即可“悟”到“性空”而成佛。《止观辅行传弘诀》书名之意为辅佐止观传弘的方法,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看,是用药补泻脏腑来辅助修道的,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名并不明确,按其字面的意思只是“辅助方法脏腑用药法要”或“脏腑用药法要的辅助方法”,既不能反映“用药补泻脏腑来辅助修道”之意,于文理不通顺,以陶弘景的文学素养,绝不会有此不伦不类的书名,因而,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所撰,值得怀疑。
近来钱超尘先生等借张大昌的名义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收集了21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汇集成《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出版。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对于改名之事,钱超尘在《〈辅行诀〉抄本寻踪》一文中作了说明:“《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 ,曾被称为‘《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对于书名,笔者基于实际考察发现《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全文皆论五脏证治,基本不涉六腑证治。今得张大昌亲笔注释本,书题亦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这就证明该卷子的正确书名当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而非《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其后钱超尘先生在《〈辅行诀〉抄本访求记》(载《<</span>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作了进一步解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之名称,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均称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为人习知,今改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理由如下:①《辅行诀》一书的内容以论述五脏证治为主,很少论及六腑证治;②张大昌先生授徒时多用‘五脏用药法要’之名,有王子旭先生珍藏张大昌1974年同名手录本存世。③《辅行诀》张偓南别集本为‘陶弘景先生五脏法要别集’,而不称‘脏腑法要别集’。④张大昌先生所撰《辅行诀》注释本用《<</span>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略述》书名;⑤《辅行诀》赵俊欣抄本、孙伯果抄本皆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 法要’。⑥张大昌亲笔所抄《沾沾堂三世书珍·五脏补汤别本集》书名中亦强调‘五脏’二字。据此,本文集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但为了保存各抄本的原始面貌,有的抄本原名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录入时一仍其旧,不做更动。这一点务请读者注意。”
上述钱超尘先生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一,张海洲转抄本与张大昌“追记本”均题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张海洲转抄本是抄自王子旭1964年抄本,而王子旭抄是抄自所谓“敦煌原卷子”,张海洲与王子旭都有书面证明材料,言之凿凿。张大昌“追记本”也是用此名,张大昌自称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非常熟悉,因此,他对此书的名字是不会记错的。而钱超尘先生并未见过《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所谓“原卷子”,书也不是钱超尘先生写的,钱超尘先生是不能仅凭内容随意更改书名的。正是该书书名与内容的不符,显露了这本书的作伪痕迹。第二,虽然张大昌授徒时多用“五脏用药法要”之名,但授徒时所用名称不一定是正式名称,很多是授课者惯用的名称,是不能作为更改书名的依据的。而且王子旭所藏张大昌1974年手录本的名称是《陶隐居五藏用药法要》,晚于张海洲转抄本与张大昌“追记本”,与张偓南别集本及张大昌亲笔所抄《沾沾堂三世书珍·五脏补汤别本集》一样,其内容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差别很大,绝不能等同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因此,这三本书也是不能作为更名依据的。就好比《伤寒论》为宋臣所定名,其后许多医家均对《伤寒论》阐释一样,你不能说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是张仲景的《伤寒论》。第三,张大昌亲笔注释本书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据钱超尘先生《<</span>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介绍:“该本封面题《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述略》,原著:隐居陶弘景,张唯静释注。封底有:‘转抄于公元一九八三年三月。《<</span>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述略》是张大昌先生释注本。张大昌健在时,弟子多次要求张老对《辅行诀》一书进行注释,以便弟子学习和应用。1979年张大昌先生注释完毕后将注释本亲手交予刘德兴先生保存和学习。1983年2月,刘德兴赴北京中医学院深造学习,威县人民医院石金铸书记请求借读,后丢失,仅存中医科高尚忠大夫的转抄本。高尚忠大夫将转抄本交给刘德兴大夫珍藏。’”此本是1979年所注释,而张海洲转抄本,张大昌追记本较此本为早,即刘德兴本人1975所抄本、衣之镖1976年本、张大昌抄本残卷(1977年前)均作《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忽视早期多种抄本名称,而仅以一个后期抄本名称来改名,是不够严谨的。此外,赵俊欣抄本来历不明、孙伯果抄本亦为后期(1976年)抄本,其书名均不足为凭。
更改文献名称是一项非常严肃和谨慎的工作,必须依证据和事实行事,张海洲转抄本是按所谓“原卷子”抄写,“原卷子”又为张大昌所藏达数十年之久,若张海洲转抄本的书名有误,绝不会被张大昌所认可,既然张大昌认可了张海洲转抄本,并且参考张海洲转抄本写出追记本,亦是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名,这就说明此书的名称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无疑。今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最早抄本是张海洲转抄本(1972年春),其次是张大昌追记本(1973年),其后出现的抄本均是在这两个本子的基楚上形成的,在没有其它确凿证据的前提下,绝对不能随便以后出的抄本否定这两个抄本的书名。
关于《辅行诀》“原卷子”外形的考证,对于《辅行诀》“原卷子”外形的描述,有四种说法,一是张大昌自序说“轴书身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是一幅长形茧绸。每行字二十个不等,皆三分楷书,字体很端秀,裱背大红花缎是先祖装璜的。”,二是王雪苔采访他时,他对王雪苔说“原卷子高约一尺,长一丈六七。卷子质地为粗绢,微呈焦黄色,不暗淡,无裂无脏。文字为行书,秀丽工整清劲,无讳笔。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三是王子旭“见到陶弘景书情况”的证明材料,原文:“此书是大约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革命前)南镇村张大昌老师那里拿来,我抄在一个三十二开双折本上,我用的纸料是有白纸和油印用过的反面纸,我是立书写成的,在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抄后不久,就和我的抄本一起送回南镇村。此卷是绢子的,由存放已久,形成的微黄色。背面我记得的是红色,正面光滑。宽尺许,长丈许,上面有三个人的画像,左边是神农,中间是伏羲,右边是龟蛇,左上是太阳,右上是月亮,三人左边是龙,右边是白虎,下边是朱雀,还有云彩。书写公正,字有公分许,黑色并有硃色标字,字有残损,大部完整。并写有《隐居陶弘景撰》,起头我记的是辨肝脏病条文,药方内有的在药名下边用小字标有有应是某种药‘当从’。”落款是“广宗县李怀公社陈庄村赤脚医生王子旭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号”。四是王淑民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的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从四份资料来分析,有三种出自张大昌,一种出自王子旭,现将四份资料“原卷子”的外部特征对比如下:
1、质地为丝织品:①茧绸;②粗绢;③绢子;④绫子。
2、颜色:①焦黄色、不暗淡,无裂无脏。②微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红色。2尺寸:①轴书身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②原卷子高约一尺,长一丈六七。③宽尺许,长丈许④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
3、卷首图像:①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②上面有三个人的画像,左边是神农,中间是伏羲,右边是龟蛇,左上是太阳,右上是月亮,三人左边是龙,右边是白虎,下边是朱雀,还有云彩;③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
4、书写字体:①每行字二十个不等,皆三分楷书,字体很端秀;②文字为行书,秀丽工整清劲,无讳笔;③书写公正,字有公分许,黑色并有硃色标字,字有残损,大部完整。并写有《隐居陶弘景撰》。
综合四种资料,则“原卷子”的外部特征为:书写材料是丝织品,不是纸。高尺许,长丈许。字体为行书或楷书,书写公正,字有公分许,黑色并有硃色标字。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裱背大红花缎。
从“原卷子”的外部特征来看,有两个疑问,一是书写材料及形制;二是其中的“三皇图”。 从现存“藏经洞”所出敦煌文献看,所用材料有绢有纸,抄本或写本均为纸质,而画作则有纸有绢。 “三皇”是传说中的上古三帝王,所指说法不一。《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汉班固《白虎通义·号》:“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 ,又:“《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帝王世纪》所说的三皇是伏羲、神农和黄帝,而将三皇与医药联系的也是《帝王世纪》,将三皇列为名医者,则为南宋张杲的《医说》,但将三皇列为医祖则在金元之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令诸路建立医学(学校)三皇庙,祀伏羲、神农、黄帝”,故元初的何梦桂在“建德路新创三皇庙记”一文中指出:“三皇庙,国朝所祀,以羲、农、黄帝为医家祖也。”(全宋文 第358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市: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150页)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至此,全国普遍建起了医祀三皇庙。从张大昌临摹的“三皇图”可看出,其中的三皇正是是伏羲、神农和黄帝,这与史实不符。《辅行诀》作伪者不知医史,以为将“三皇图”置于卷首更可以反映此书为古物,恰恰是弄巧成拙,露出破绽。正如汤一笑先生在“《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成书时代鉴定”一文所说的:“《辅行诀》卷首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其实就是明清三皇庙先医人物在作者头脑中的意象。此图原本大概是想表示此书犹如“三皇遗文”般的宝贵,但无意中却暴露了其时代背景。单是凭以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辅行诀》原卷子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敦煌藏经洞文本最晚不过公元1002年。”
参考文献:
汤一笑. 《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成书时代鉴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07753b0101bmy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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