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怎么写出来的，仲景为什么以这样的体例写？

经方医学

　　有人说，《伤寒论》是一本救误之书；有人说，《伤寒论》是本医案，是仲景自己医案的如实记录；我说，《伤寒论》是一本医论，以“伤寒”一病与其它病的联系、鉴别、治疗等为例来讲解医学，让人籍以此书而知医。他是想让人知道医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并让人学会使用此一核心来治疗疾病。
　　医学的核心是什么？是“辩证施治”。用现代话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仲景自己的话说，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他是怎么写出这本书的呢？
　　他是在积累很多前人的医书、经验及自己丰富临床实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以寻找能治所有疾病的共同规律，并最终找到了这个规律，经过认真思考后，以最合适的方式写成了这本书。
　　仲景及其以前的医生临床治病，所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症状，脉的症状、舌的症状、病人的好恶等等，机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症状，体内发生了哪些病理变化呢？医生开始思考、假设。思考的结果，最终上升到了“病机”这一理论高度上。根据“病机”分析的结果进行治疗，开始的时候，无非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高者越之，低者下之，实者攻之，虚者补之”等等。随着经验的增多，医生发现，“不同的症状可以反映出相同的病机，同一病机又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但其治疗，总不离“谨守病机”一条，只要抓住它，就可以治万病。
　　但是他们发现，病机很多，不利于掌握、言传与学习。就开始对各种病机进行分类，他们发现，病机虽多，但不外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的偏胜偏衰，使用药物纠正之可矣，但对此，仲景没有说明，而是以“六经病”这一不完全等同于《内经》之“六经”的概念提了出来，因为所有的病机都不出于六经病之下，从而提纲挈领，易于教、学。
　　内容是“六经病”统摄下的各种各样的“病机”，怎么清晰而具体的表达出来呢？怎么把“病机”及相应病机下的治法展现出来呢？他先把六经病大框框画好后，在每一经病下面就开始列一个个的病机了。病机是医者大脑中的主观判断，靠分析各种症状得来，虽然同一病机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但又不得不以症状来说明病机，说以仲景就以症状来谈。他是在列好病机的基础上，来假设此病机所表现的个别症状，然后再针对此病机谈治法。就这样，一条一条的把病机及病机后面的假设症状，分门别类地填充于“六经病”之下，如此条理清晰，便于写作与学习。
　　可以说，临床治病是先有症状（包括脉、舌等信息）后分析病机，辩证治之；仲景是先列病机，再假设症状，随证治之。
　　《伤寒论》是这样写出来的。
　　仲景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写作体例呢？
　　后世医家之书，大多“以症分型”（如发热分出很多证型），比如感冒，分为风热型、风寒型，等等，然后就是治则与治法。无非是风寒感冒、辛温解表，风热感冒、辛凉解表，等等。具体什么样的风温感冒用什么样的辛凉性药物来解其表，则不十分严格。后人这种以症分型，然后就是治疗的做法，看起来简单直接而快捷，不需要照顾太多方面的内容，为什么仲景没有使用这种“据症分型”式的写作体例呢？仲景为什么不给后人“做现成饭”呢？
　　因为没法写，因为这不符合中医的精髓“辩证施治”。
　　虽然“据症分型”也是辩证的结果，但所分之型必然不完全。因为，同一症状可由各种不同的病机所致，种类之多，言之不尽。举例来说，病人是风寒感冒，一般情况下当辛温解表，可用麻黄汤，但是，当病人有风寒感冒同时又有头项强痛时，麻黄汤就不太适宜，葛根汤就比较适应。如果外寒很重，又有里热之烦燥呢？可用大青龙汤进行加减。外寒内饮呢，用小青龙汤。这都不外是辛温解表的法子。但是，病人看似风寒感冒，但是有小便不利这一特殊症状，这个时候再单纯的用辛温解表的法子不行了，当利小便，有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机会。其它的相关内容就更多了，比如合病、并病的问题，外感内伤的问题，等等，方面很多了，复杂至极，真是一言难尽。就这一感冒，就有各种各样的病机，用分型的办法只能列举出最常见的证型，不可能把所有病机全部列举出来。其它任何疾病，皆是如此，如果每一个病都这种分型，别说一本《伤寒杂病论》，就是用360G的硬盘装这样一部包括所有疾病证型的电子版书籍都装不下，就算能写完，也能装得下，后人又有多少精力可以读完呢？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写书呢？至于《内经》“病机十九条”，只是概言之，到临床上还得详细分析、具体论治。
　　以“据证分型”，没法写，写不完，也不符合临床实际。所以，不能采用“据症分型”的形式来写，只能以“病机统症”、以“六经统病机”的形式来写。
　　仲景为什么不进行“病因辩证”？以病因的形式展开论述呢？同一病因，引起的症状与病机，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都有差异。后世说“由感知受”，说明病因是推断得来，而仲景是“结果导向”，不管哪种病因导致的，你现什么“脉证”我就用什么法儿治，所以说《伤寒论》每一篇都是“××病脉证并治”，用“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的，我只知道你怎么走的”来形容虽然不太准确，但也能反映出一点儿意思来（实际上，有辨病因“浮者为风，大者为虚”是也）。所以，他也不以病因为体例来写。
　　由于同一病机可出现各种不同的症状，仲景不可能完全说完，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关键时候，他的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如《伤寒论》第125条“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这里他特别提出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来鉴别蓄水证与蓄血证，这是很关键。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这里，他并没具体说明五苓散与茯苓甘草汤的全部症状，但就在关键一点“渴不与渴”上进行二者之间的鉴别，很重要。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但就是这关键时候的一点，就成了航海中的灯塔，就成了黒夜中的亮光，总能在医者无所适从时，指明方向。
　　仲景以这样的体列写，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让读者不知不觉的进入他的思维习惯，慢慢的养成“辩证”的看病习惯，这有点儿类似传销中的“洗脑”。当读者精究仲景书无数遍后，就会在头脑中不知不觉的形成“辩证施治”的思维习惯，这正是仲景想要让我们知道的，这就上道儿了！而后世书，大多都是“现成饭”，学起来不需要照顾太多内容，临床上见到风寒感冒证型，给予辛温解表即可，确实简单易学，但学到的只是一招一式，永远学不到真正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精神，证型一旦发生变化，学者便无从下手。这种学法也能学成，但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属于佛教“渐悟”一派，不是禅宗“顿悟”法门。现代很多名中医亦是“渐悟”而来，其精神可佳，其法不可从。更有甚者，当了一辈子中医，退休后也只是知道中医辨证施治之说，并不会具体的运用“随证治之”之理。我称这样的中医，搞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中医。这种不读仲景书，只读“以症分型”的医生，病人与书上描述有出入而医者不查，依然按方抓药，轻者药不对证而无效，重者逆治犯禁，不但病不愈，还可随手杀人。
　　仲景这样写，还有另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考验学医者的意志并培养其细心的习惯，因为这两品性，对为医者来说，太重要了，无此两品性者，必是庸医。学习者意志不坚、心又不细，就读不懂此书，便有畏难情绪，便会放弃医生一途，人间也少了一个杀手。而后世书，作者出发点都是济世救人，都给学者“做现成饭”，学习者没有经过“辩证施治”的特殊训练，临床按方抓药，药与证难合，治疗效果不好甚至有害，从这说来，后世书正是培养庸医的教课书。但如果精究完仲景书，再研后世书，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伤寒论》确实不好学，大枣这一平常之物，就有用10枚、12枚、30枚之异；有姜枣同用、草枣同用、用姜不用枣、用草不用枣之异，个种原由极其复杂，非深究不可，绝非浅尝者可得也。大枣这一药食同源之物尚且如此，那些虎狼之药更何堪之？以仲景原序言之“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夜雨十年灯

说了一大堆，没有落到点子上
张仲景为何要筛选经方？
如同孔子删定尚书？
为何要以方为核心论述？
他的“主之”“可与”什么意思？

arden

以下是我的一点观点，望指正。当我看了孙子兵法时才想通了伤寒论为何物，伤寒论就是一部人体兵法，仲师大理讲太阳病，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死死守住这个国家边界，国家边界一为敌所破就难救了。所说的大枣不同数量，我认为这个就是供应给作战部队的粮草，胃能够为人体作战提供能量。当派出去的部分越多那需要的粮草越多，一定要有合适的比例，如粮草过多就会用过多兵力运输，这样就少了兵作战，粮草少了，士兵就没力气作战。说来说去就是正邪之争的故事。主要看敌人击到那里就用什么方法对付。这就是仲师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就像现在边界有战事，你反而去管理那些小偷。仲师用药非常正准。每次都击敌人都是胸有成竹。败者侥幸也。天人一体的，有时将人和天地对比会想通很多东西。

人生茅台

这一种思考和见解是有意义的，伤寒论高手都是熟读诵读背诵后，逐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悟出更深的道理！

甘草干姜汤

楼主感悟的真好！非常赞同你的意见！

虔心问道

非常有见地，佩服。

简之

楼主有这种想法就已经很不错了

承山

赞同楼主.没有思维方式.伤寒背得再熟也不会用....

临清缘晓天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