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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药器及其他
一、概说
现在的储药器一般就是玻璃瓶、塑料瓶、塑料袋等，这是西式的现代的，而中国传统的储药器多种多样，但主流无疑就是陶器、瓷器。
考古学者近时认为，中国陶器最早应是南方地区的作为食物采集者的远古人类最先发明制造的，湖南省玉蟾岩山洞中出土的陶片，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是约距今18000年，这大概也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陶片。原始瓷器从陶器发展而来。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最早见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东汉出现青釉瓷器，至南北朝时青瓷已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主要器皿，而古老的制陶业则开始呈现衰落局面。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隋唐时代，瓷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高度成熟，其时以青瓷、白瓷两大单色釉瓷为主，南青北白。宋代的瓷器制造业则高度繁荣，行销世界。明代以前中国的瓷器以素瓷（无装饰纹，以色彩纯净度的高低为优劣标准的瓷器）为主。明代以后以彩绘瓷为主要流行的瓷器。
早期的本草书很少提到药材的储藏，《本经集注》只略提到独活、人参因易蛀，“宜密器藏之”或“ 纳新器中密封头”。《 新修本草》也基本一样，多了条猪肪“内新瓦器中，埋亥地百日，主方家用之。”
唐代孙真人专门讨论过药物的存储，《备急千金要方》[ 卷一诸论.论药藏第九]：“……凡药皆不欲数数晒曝，多见风日，气力即薄歇，宜熟知之。诸药未即用者，俟天大晴时，于烈日中曝，令大干，以新瓦器贮之，泥头密封，须用开取，即急封之，勿令中风湿之气，虽经年亦如新也。其丸散以瓷器贮，密蜡封之，勿令泄气，则三十年不坏。诸杏仁及子等药，瓦器贮之，则鼠不能得之也。凡贮药法，皆须去地三四尺，则土湿之气不中也。”一般的干药材、种子类用“新瓦器贮”，就是用新的陶罐储藏，用泥密封，这种干药材的储藏法，为装藏的方便，估计也是碎化了的药材，否则一个陶罐装不了多少东西；成药丸散的储藏要求高些，用瓷器贮，密蜡密封。当时未见提到放置“干燥剂”。唐代《外台》、《千金》中含有不少此类史料，那些药酒、膏、面药之类也是用瓷、瓦器储藏的。
宋代药业发达，所制储药瓷器也多精美。当时各大名窑都有烧制装药用的瓷瓶和瓷坛。当时可能比较流行用素白瓷器为储药器。
瓷盒出现在唐代，多为日用品及妇女化妆品用合，也作药合，如白居易诗：“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膏药）。”瓷盒器型以圆为主，宋代各瓷窑均烧造，以景德镇影青制品为佳。
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于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了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取代而逐渐走向衰退，清末时青花一度中兴，终无法延续昔日的盛势。大概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药店的药瓶、药坛也多为青花瓷，青花白地的瓷器，素雅整洁，赏心悦目，更加彰显药店的品质，这种极具传统特色的药器直到近现代才逐渐被现代包装容器所取代。在医药博物馆，看到最多的明清药瓶也是这类青花瓷瓶。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书前插图中有一副清代彩绘北京药铺图，图中有柜台、药斗（饮片斗架）外还有一个瓶柜。柜上所放瓷瓶、瓷罐就是青花瓷和白瓷。另一幅是欧洲中世纪药铺图，货架上也是很多罐、瓶、大合，其中就有很多大口青花罐，可能也是中国厂家按外商要求生产外销的。过去药店销售的成药一般不多，只是一些常用药和自家的几种招牌丸散，用青花有盖瓷罐装盛，多放在百眼橱的顶排，因“神仙难辨丸散”，为免出错。所以必须在罐外贴标签，或瓷罐口系红布条，布条上用小楷标注药名。
据一些老药工的回忆，20世纪初，中药店库房中存储药材，用的是大大小小的“梗灰坛”，大的齐腿高，小的如农家腌菜坛子。“梗灰”是苏州人对“生石灰”的称呼。药店用它来做干燥剂，使药物在干燥环境中不霉变。石灰每年要换一次，要请临时工帮忙。贵重药材则另外密室内铁箱大锁保存，开箱权只有经理一人才有。参见余垠《苏州城里的“老药铺”》。
古代药材的防潮、防虫、防霉、防挥发的措施，常体现在一些细贵药材的储藏上，《本草经集注》曰：“人参易蛀，唯纳新器中密封，可经年不坏”。到了唐代萧炳《四声本草》说：“人参频见风日，则易蛀。惟用盛过麻油瓦罐泡净焙干，入华阴细辛，与参相间，收之密封，可留经年。一法∶用淋过灶灰，晒干，罐收亦可。”到了明清本草书，人参储藏还是这样的方法。香料的储藏也比较讲究，如龙脑香的储藏，《新修本草》说：“龙脑香合糯米炭、相思子贮之，则不耗” 。李时珍说：“或言以鸡毛、相思子，同入小瓷罐密收之佳”。《本草原始》言“以灯草、杉木炭养之更良，不耗。”其他保护药材方法还有谷糠掩埋、放置炒米、放置干燥茶叶等方式。
尽管中国的原始玻璃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但由于中国漆器、瓷器制造技术的发达，并且中国传统铅钡玻璃脆、弱、不适骤冷骤热的特性。清代以前，我国传统玻璃器的制造虽一直存在，但从未大盛过。清代由于外来技术的影响以及帝王的偏好，玻璃器才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制作奇丽精巧、色彩绚烂，数量多，工艺高超、复杂，成为中国古代玻璃工艺的鼎盛期。但从考古材料看，中国古代国产的瓶、罐类密封型实用玻璃容器很少出土，出土的这类容器多是进口货，就算玻璃器制作鼎盛期的清代，最突出的也是观赏器。虽然西方吹制法北魏时已经传入，也出土了不少北魏到唐宋时代吹制的国产玻璃瓶、罐，但多非实用器，如唐代出土的国产玻璃瓶很多是佛教舍利瓶。出土的宋代国产玻璃瓶更多些，而且多是传统独特器型葫芦瓶及其变形（葫芦器型国外罕见）。但这类宋瓶也多出土在寺庙塔基或地宫，也不像是实用器（玻璃是佛教七宝之一）。而当时阿拉伯商人已经多用玻璃瓶、罐装盛进口药物，《宋 史•外国•大食》载：“至道元年(995 年)，其国(大食)舶主蒲押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戎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偏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座……。”宋后清前，国产玻璃容器也没能发展起来，有学者认为这跟宋代景德镇开始大量生产 “薄如纸，声如磐”的影青瓷器（青白瓷）有些关系。
明代是中国玻璃器分化、玻璃瓶转型的关键时期。受社会需求和外来影响，玻璃药瓶开始生产，但当时的药瓶，仍保留着珠宝玉器的仿制倾向，具有精巧的造型与铭文，不仅是贵重的容器，且是值得炫耀、可供把玩的工艺品。清代早中期制造的玻璃药瓶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高档药瓶当时应该是装盛丹药等高级药物的，使用完毕后有些还被用做鼻烟壶使用。今天明清的高档玻璃药瓶同样成为了珍贵的文物，价高难得，是古董收藏的新宠。赝品已随之出现。传统著名药铺使用玻璃瓶包装商品也不晚，故宫药材、药具库中有一玻璃瓶麝香，上面的原始标签表明是同仁堂1925年送来的，瓶子可能已经是西法生产的了。
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陈存仁先生到中立国瑞士避战乱，发现苏黎世有不少中药店，与中药饮片不同，店内出售的各种中药，都是装在玻璃瓶中的药末。当时瑞士还有生产这类药粉的厂家。
我国近代的玻璃工业则始于19世纪末，清光绪八年(1882年),英商平和洋行与唐茂枝等在上海合办中国玻璃公司,于次年9月制造出“荷兰水瓶” 供应市场。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玻璃生产企业，1892年张弼士在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所使用的酒瓶应该就是这家生产的，筹办时他担心酒瓶问题，盛宣怀说：“上海有玻璃厂，无虑也”。1882年上海还有华兴玻璃公司公开招股15万两，也是合资公司。1903年，张謇与许鼎霖等人筹办了宿迁耀徐玻璃有限公司，1906年公司投产，主要生产平板玻璃和器皿。同年，官私合营的博山玻璃公司也投产平板玻璃。这些近代玻璃企业所使用的设备、技术都是西式的，与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艺没什么关系了。
如今中成药的包装玻璃瓶还常见，如水剂、膏剂、油剂等，粤港澳及海外华人，有用药油的习惯，家庭多备有些驱风油、活络油、红花油之类玻璃瓶药油，药油是中西合璧，生产厂家多为港澳、南洋或德国、瑞士的。此地又有一种参茸海味店或干货店，也出售各种滋补生药材、以及各种常用煲汤药材，货架货品盛放清一色使用敞口大玻璃瓶。取其透明能见药材的本色和质量。这类店对一些补药或药食两用药材的销量在本地远大于一般的药店。
和西药一样，中成药包装现在更多的使用了塑料瓶（袋）、铁合、纸盒等，瓷器就基本绝迹了。中成药丸散装在西式科技产品的玻璃瓶、塑料瓶里，我想这或许也正是中医在现代医学环境中的隐喻象征吧？
陶瓷和玻璃可以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象征物。一个用泥，一个用沙，都是人类脚下之物。中国人发明了高超的陶瓷制造技术，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深入研究和发展玻璃制造技术，造玻璃也不特别追求纯净透明，更尚内敛温润的玉质感。而西方人却有动力去深入研究和发展玻璃的各种制造技术，最终追求纯净透明的玻璃在现代科学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有科技文化史学者，见微知著，以对玻璃的研究利用为考察点，试图解释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和命运。论断没有玻璃就没有现代文明。这样过于简单夸张的论证当然会受到严谨学者的批判。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还是有相当道理的。望远镜、显微镜、耐酸碱且透明的试管烧杯烧瓶（没这些就没有现代化学）、光学玻璃、半导体、芯片、光纤，玻璃伴西方科技一路向前。硬而锋利的玻璃我们一直以为是固体，而2008年，科学家发现玻璃的本质不是固体，而是特殊的“玻璃态”，可被看作是粘度极大的液体。这大大出乎一般人的常识，也意味着对玻璃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和发展。中国传统的陶瓷材料，现代科技介入研究后，日后是否也能有一些划时代的发现和发展？以上题外话，却不免有感而发。
中国非主流的传统储药器多种多样，皮、布囊、葫芦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锡器、铁器、铜器、料器（玻璃器）、角质器、竹木器、象牙器等历代文物都曾出现过，不过不多见。其中金银、玉石、象牙等奢华容器储藏药物多是富贵人家或炼丹士所能用，此风大概源于西汉丹家李少君之流认为“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观念。
二、历史碎片中浮现的那些储药器
中国人以葫芦为容器历史悠久，葫芦称为瓠、匏和壶，光从名称就可推测其远古应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7000年前的葫芦。有文化学者甚至认为人类早期栽培葫芦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获取日用容器。更有学者推测，葫芦可能与中国陶器的产生有关（葫芦胎模制陶术）。葫芦作为容器具有易得、耐用、密封性好，轻便、形状大小可控制等优点。
葫芦也是传统的储药器，《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葫芦）于肆头，及市累，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可明日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人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有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虽是神仙故事，确是折射现实，老翁的葫芦应该是药壶。此市井悬壶卖药的汉代老翁后世称为“壶公”， 成语“悬壶济世”由此而来，葫芦也成为了中医药的标志符号之一，古代“神农采药图”中，神农就身带葫芦。后世的药铺常在外挂葫芦为行业标志。古时行走江湖的铃医和术士也常爱以葫芦装盛丸散等药物，有点江湖道具的意味。葫芦瓶造型是中国工艺容器经久不衰的传统特色造型之一，古代的瓷药瓶也常常特意做成葫芦状的。
现臧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绢画《眼药酸》，描绘了宋元杂剧中一个诙谐剧目的两个角色。其中一人斜背着绘有大眼睛的大药袋，身子前后还挂满绘有眼睛的圆形幌子；这是一个江湖眼科郎中的戏剧形象，他这身打扮反映了当时一个眼科郎中的行头。而他身上挂满的绘有眼睛的圆形幌子应该就是葫芦的形象。戏剧表演时未必使用真葫芦，但现实中，当时的江湖眼科郎中应该就是身上挂满绘有眼睛的的葫芦药瓶四处推销的。明清两代的小葫芦瓷瓶，带盖的多是药瓶、道士的丹药瓶或外科丹药瓶。现代有瓷器收藏家就专门收藏历代各式葫芦瓶。
1973至1974年，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西台”一墓葬中出土了一枚装在精美漆器盒里的石镰。另外，遗址还出土了30余枚桃仁、桃核、郁李仁和枣核等，以桃仁为主，较为完整，皆剥掉硬壳后储存，据说出土时是用陶罐分装的。
在安徽蚌埠双墩1号墓（春秋中、晚期）中，考古工作者从一个陪葬铜奁中发现有黄色块状物，经有关专家化学分析,发现该残留物是“蜂蜡和动物油的混合物”,推断其可能为古代外敷创伤药。另外，此墓葬还出土14件彩绘陶器（已压碎，修复），其中7件有明显的中药气味，经中药材行家鉴定，它们是用来装盛中药材的，并且是每件陶器各装一种中药材，陶器不是用来加工药材的。具体是什么药材只能大略推测，无法确定。周昱君等人用气相色谱‐质谱法联用方法，对照现代药材和古代陶片，对出土彩绘陶器的残留物进行科学分析，试图确认药材基原，结果未能成功。但无疑是一次有益的科学尝试。参见周昱君《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出土彩陶器有机残留物初步研究》。
（注：铜奁，古代放梳妆用具、食物的盒子，圆形、直壁、有盖、器腹较深，盛行于汉代。）
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古城遗址出土一套较完整的治疗箭伤所用的青铜和陶品医药器具：青铜箭头、青铜针、青铜夹子、青铜药匙、装粉剂的陶药罐各一件。药罐小口大腹，里外上釉，罐高6厘米，罐围18厘米，底部宽3厘米，口部宽2厘米，重80克。罐腹中部铭有一孔，推测平日用木塞扎孔，治疗箭伤者伤口部位时取开木塞用手抖动药罐均匀洒粉药。
历史上最著名的储药器大概就是秦王侍医夏无且的药囊了。当图穷匕现，荆轲拔刀奋起环柱追击秦王的历史瞬间，夏无且掷出的药囊也许改变了历史，也成就了一个千年传颂的慷慨悲歌故事。刺客杀人，医生救死，也许正是历史的宿命。不知夏无且的药囊是皮或布，是何形制？一个布袋子？是佩在腰、肘或搭肩？或许类似于马王堆出土的香囊？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四件比较完整的丝质香囊，出土时都装有香料药材，一个装花椒、一个装茅香根茎；另两个装茅香、辛夷等。最大一个通长50厘米，领长30厘米，囊长20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2厘米，其形状类似现代袜子，不过是直的。腰部有用于封口、佩带的系带。其他三个形制相同而稍小。陪葬品中还有盛放茅香的两个竹笥（竹编的方形盛器）。
所谓“香囊”之类，古代遗址或墓葬出土的也不少。后世多以为只是取其香气以悦人。实际原始的时候，将植物性、动物性、矿物性（如宝石）的药物戴在身上，应该是取其气味、色彩以辟邪或增强人体的“活力素”。佩带疗法在民间或少数民族医药中如今还广泛存在，这种辟邪或治疗的方法就是最原始的“服”药法，即《山海经》中经常提到的“服之”。日本医学史家宗田一（1921 －1996年）在《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中，曾论述了“吃”与“服”这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汉字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后世所谓的吞服药物称为“服药”，其用词就是从原始的“服之”（佩带疗法）演变而来的。近代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不知何人，不过早在1947年范行准先生《中华医学史 七 医学与杂术》中就论说：“佩者，服也，今饮药犹称服药，仍其旧称，而昧其原意矣。”
在出土秦汉简帛医方中，也可窥见当时储药器之一斑。西汉马王堆简帛医方中就见到有皮革或布包裹、筒装、瓦器装。如：
《五十二病方 诸伤》：“……壹冶药，足治病（一次制作的药物要足够）。药已冶（已经制作好的药粉），裹以缯臧（藏）（用丝织品包裹收藏）。”
《五十二病方 癃病》：……“毒堇，阴干，取叶、实并冶，裹以韦（皮袋）臧（藏），用，取之。岁更取（每年重新采集）○”
《五十二病方 白处》中有一方用鸟蛋、甘盐等药物装在一个容器内制成外涂胶剂，容器用四层布和泥密封，“……冥（幂）以布，盖以□，县（悬）之阴燥所。十岁以前药乃干（用布密封瓦罐，悬挂阴凉干燥处，一般要存放十年药才干）。”可惜缺文，无法知道是哪种容器。估计是陶器。
马王堆《养生方》：
“一曰：八月取毚（菟）纑（芦）实（菟丝子）阴干，干，析（剥开）取其米（取其种子），冶，以韦（皮革）裹。”
“车戋（前）□□□者，以布橐（口袋）若盛。为欲用之，即食□之。”
马王堆《杂疗方》：
“内加：取桂、姜、椒、蕉（皂）荚等，皆冶，并合。以谷汁丸之，以榆□抟之，大如□□□，臧（藏）筒中，勿令歇（泄）。”
在葛洪《神仙传 李少君》中说：“时有文成将军（即李少翁），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文成棺中“竹筒”似乎是装丹药的容器。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一批西汉医药文物，有五色药石（水晶、硫磺、雄黄、赭石、绿松石）、盘高足杯、铜臼和杵、削用过的羚羊角、放于陶罐中的各类中草药以及制作精细的528个小铅丸（丹药？）。还有一个纹饰具的波斯风格的精美银药盒，扁球形，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内有药丸半盒。惜药丸都碳化了，无法化验存放的是什么药物。此物推测是海外舶来品。赵眜去世时年龄大约是40—45岁，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
在巨野红土山西汉昌邑哀王刘髆墓中也出土了一批医药文物：擂石一件、石擂盘一件（出土时盘面有药粉）、铜臼、杵各一件、铜药匙四件；还有一个有盖的覆盘状铜鼎，出土时内有150多粒朱红色药丸，直径零点柒至零点八厘米，每粒约重一克，考古专家化验分析认为，可能是丹药或五石散，鼎内还有朱砂和蚌壳。另有两个铜胎漆器盘，一装药粉（药性不明），一装石英、滑石、文石、方解石、寒水石、蚌壳等药石。昌邑哀王刘髆，汉武帝儿子，公元前88年亡。以铜鼎盛药，那也是贵族才能作到的。
河西简牍是指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居延、玉门、武威等地出土的简牍，多为汉代。这些简牍中有不少关于古代医药的史料。罗振玉《流沙坠简》第13页及释文卷二第44页叶提到“显明药函”， 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烽燧守军必备药品。《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合”。《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橐是口袋的一种，两端不封口，装好物品后两端再行封口，当中留一空挡，方便牲畜载驼。河西简牍中还见“心腹止泻药非物负一算”，此“算”不知何义，或是一个竹合，或是唐代的算幐之类（算幐，方底，又称算袋）。可见汉代戍边军队中常备药品用函、合、橐等装盛保存。
上海医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汉代“丸”字陶药壶。应该是汉代人用来装药丸的储药器。
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蹲坐式辟邪银盖白玉瓶，通高7.7、壶高6.8、宽6厘米。考古学者从形制和所刻图案推测，可能是丹药瓶。
以容器装盛药物为镇墓器属道教文化风尚，汉代墓葬中就经常出现陶质镇墓瓶，瓶上朱书道教风格的镇墓文，瓶内多装盛有丹砂、雄黄、曾青、水晶、磁石、云母、礜石、蚌壳、羊角、人参、襄草、鸡蛋、不知名丸药等物品，即镇墓文所谓之“神药”，“五石”主要用于压镇冢墓，或保佑死者家人和后代长寿富贵无灾。人参等植物药主要用于代替生人受罪；动物类药主要用于压镇和祛除邪魅。汉代“神药”镇墓瓶和朱书镇墓文反映了早期道教的巫医性。参见刘卫鹏《汉代镇墓瓶所见“神药”考》一文。（注：因曹操墓真假问题争论而备受关注的《张叔敬镇墓文》，其中有“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但这件据说是1935年山西修筑同蒲路工地出土的陶缶，因来源、去向不明，也颇受怀疑。因为买地券（镇墓文之类）研究兴起于清代乾嘉时期，造假之风应运而生，赝品不少。）
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收藏有晋代丹丸，为南京象山王丹虎（属王羲之家族 359年亡）墓出土，丹丸直径0.4~0.6厘米,重0.275~0.468克，主要成份为硫化汞。丹丸出土时，存放在一个圆形的漆盒内，共计200余粒，呈朱红色。东晋豪门王氏家族世代崇尚道教，《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说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又精通书道。”王丹虎墓中有丹药恰是印证。
南京市博物馆1998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抢救性发掘了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葬（年代与王丹虎墓相近），其中6号墓（高崧父母高悝夫妇）也出土了红色丹药，丹药摆在墓主人的手边，但出土时由于氧化很快就成了粉末，在右侧手臂附近，还有一个精致小巧的鎏金带盖三足银鼎，鼎内残存少量细碎云母片。（另一说银鼎附近一件残漆盒内发现有丹丸，可能同指墓主手边的丹药）。这两个东晋墓都出土了服食丹药，反映了魏晋时期丹鼎派道教在上层社会的极度盛行 ，服食成风。参见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 》。
唐代之后（青白瓷）
出土的唐代“何家村遗宝”，金银器里就有不少装盛矿物药的大小储药器，制作成盒、罐、鼎等形状，玲珑别致，盖封严密，有些药盒与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药盒形制相同。
保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60种生药材（麝香、犀角、龙骨、肉苁蓉、大黄、甘草、芒硝等），有资料说共是21箱，具体如何储藏不太清楚，但说21箱，应该是储藏在木箱中的。过去一般认为是唐代中药材，但袁俊贤先生在《关于《正倉院药物》122号样品问题》一文中论证说：“对正倉院药物，虽不排除有个别品种来自中国，但不应认定为中国唐代中药。”《正倉院药物》122号样品指人参样品。
出土于杭州的北宋定窑白瓷“尚药局”铭药盒，通高7、口径7.3、底径5厘米，盒身与盒盖均有“尚药局”刻款。盖面阴刻一条龙纹，刀法犀利流畅。是北宋尚药局在定窑的订烧品，其完整器目前仅见两件，一为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一为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这件小小普通白瓷药盒，八百年后成为了国宝级的文物。
2009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韩城市新城区盘乐村发掘一北宋墓葬M218，发现罕见保存完整的大幅宋代壁画，其中墓室北壁壁画下层整幅表现了北宋医药场景，画面中间应是墓主画像，端坐于木椅上，背靠一屏风，屏风后面的墙上左右各写一首诗。墓主画像左侧有一个方桌，桌面上放置着十四个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其中小葫芦瓷瓶最多（十个），右第一人手举两药材包，大概是布袋，袋上一书“大黄”、一书“白术”。右第二人手持书籍，上写《太平圣惠方》。两人似在研究交流。右第三人双手端黑色木质成药药匣，其中有“朱砂丸”三字。第四人为一女子，执团扇从屏风后走出，半隐半现。在画像右侧为中药炮制场景，共五人，一人在地上用杵臼粉碎药材；一人在旁边持小药筛筛取药末；一女子手捧一碗汤药；一男子端盆从屏风后出来，右臂搭有毛巾；还有一人立在方桌后，双手捧一圆形器具（未明何物），桌子上还有两件方形盒状物。壁画反映墓主可能为北宋后期当地医官。
宋真宗当年以苏合香丸赐近臣，《梦溪笔谈》说的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这里的“榼”大概也是木质药匣的意思。
辽宁省朝阳市北塔曾出土辽代白瓷罐，内有60克中药饮片和30多枚铜钱等物品。其中用肉眼可以辨认出的药材有檀香、肉桂、川穹、儿茶、九节昌蒲、天花粉、荆芥、苍耳子等。
南宋洪迈(1123～1202)的志怪笔记小说《夷坚丙志卷十四 綦叔厚》载：“尚书崇礼登第后．僦马出谒．道过一坊曲（泛指街巷）．适与卖药翁相值（相遇）．药架甚华楚．上列白陶缶（大腹小口，有盖）数十．陈熟药其中．盖新洁饰而出者（药架搬出街边来？）．马惊触之．翁仆地．缶碎者几半．綦下马愧谢……”，宋代所说的“白陶”应该就是白色瓷器，当时应该比较流行用素白瓷器为储药器。宋代所说的“熟药”，应该就是专指丸散膏等修合好的成药，与今天所说的“熟药”意思有所差别。古代除了一些珍贵成药外，还没有象今天那样盛行小包装成药，药铺的成药多是大药瓶、大药坛装盛，顾客购买时适量取出，再用纸张等包裹给顾客带走。一些气味强烈的生药饮片，也需要用密封的坛罐来收藏。
在斯里兰卡的波治那鲁瓦中世纪医院遗址，也出土了12只刻有汉字“李丘”的12世纪（宋代）陶瓷药罐（青瓷？），具考古学者研究分析，这些药罐很可能是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
武当山黄龙洞有五代云霞道人的“天下驰名黄龙洞眼药”广告，推销龙砂虎液、八宝紫金锭等眼药，武当山文管所人员曾在黄龙洞一个小洞穴鸟巢里，发现了数十只形态各异、色调不一、精美小巧的瓷瓶，部分纹有"宝和"（宋朝）、"至大"（元朝）、"大德"（元朝）、"大明"等字样，这批瓷瓶即为宋元明三个朝代的黄龙洞眼药药瓶。
明清以来（青花瓷、彩瓷）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宣德时期的青花药罐（又称状罐），直口，短颈，溜肩，筒腹，圈足上有钮形盖。明清时龙泉窑还生产、出口过模仿伊斯兰陶药罐纹饰的印花青瓷药罐，与不列颠博物馆藏14世纪产于伊朗的陶药罐相似。清康熙时生产的外销瓷药罐还在器壁上描有拉丁文药名。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也收藏有绘制洋人头像的清代方形小药瓶，可能装的是进口洋药。
1983年，桂林靖江温裕王朱履焘与石妃陵墓出土几件明代青花梅瓶，其中在石妃棺床头龛内的万历五爪双龙抢珠带盖梅瓶，瓶丰肩圆、器型挺拔，为石妃室的镇邪物，瓷器专家断其为景德镇官窑民烧，属嘉靖—万历年间典型的断代标准器。此梅瓶内实为乳鼠药酒，高度的桂林三花酒中浸泡着红枣、龙眼、荔枝和3只无毛闭目的乳鼠。这种“乳鼠酒”是广西当地传统药酒，历史悠久，据说这瓶“乳鼠酒”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药酒实物。石妃棺床边龛上还有一件釉不及底的黑釉药罐和一件青花瓷药碗。无独有偶，1980年，靖江王室故世子朱履祥夫人墓中出土的明初哥釉梅瓶中也泡制有槟榔片。
明代晚期,中国尚无专用鼻烟壶,只用废弃的药瓶代替，所以中国早期的鼻烟壶多是一些造型小巧、釉面莹润的青花或斗彩药瓶，称之为“烟瓶”。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收藏有两套清代十二生肖、时辰方形白地广彩小药瓶，其中一套，瓶宽四点三厘米 、高五点三厘米，火柴合大小，正面绘生肖图，背面绘相应的历史故事或戏曲故事，两边分别标明时辰和瓶号，之所以设计如此，主要还是为了提醒顾客的服药时间，这体现了中医因时服药的传统治疗理论。当然也反映了当时广东药商不凡的营销创意。另一套大小相同，图案稍异，生肖动物与故事人物绘合一图，正反两面图案相同，带有木塞。这种十二生肖、时辰成套药瓶，据说全国仅见三套，所以这两套东西成为了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宝级的东西。
2005年南京江宁将军山下明代沐瓒墓（1481年亡）出土有一个嵌宝石金药盒，盒小，却镶嵌了20枚红、绿宝石。这个奢华宝盒大概也是墓主图求长生所用的丹药盒。沐瓒只活了43岁，大概丹药吃多了。
明代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卷十四 国事类•散粥施药》：“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岁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药六千囊。粥则人给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药则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汤方各一纸，银五分，铜钱十五文，共贮绫锦，计价三钱。惠下之心甚矣。”说的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散粥施药之事，其所施药是一个绫锦布袋，内装五种东西：金衣药丸百枚、符篆、汤方各一纸，银五分，铜钱十五文。其他记载说布袋上还有字：“凝道雷轩施”，朱厚熜信道，道号“雷轩”，所以药袋中还有“符篆”。
1974年江苏江阴长泾明代夏颧墓，出土一套医疗器械，包括外科手术刀、铁质小剪刀、铁质和骨质探针、铜质制钗、猪鬃毛药刷、木质药罐二只、细嘴淋洗瓷壶一把、瓷熏罐一只等等，其中的木质药罐出土时还能闻到浓郁的药味。墓葬中木质药罐罕见，因不易保存。这批明代医疗器械现藏江阴博物馆。
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种人痘”法常被医学史家论及，尤其是其外传对世界的影响及贡献，尽管对其产生年代观点不一，早的认为唐宋已有，但明清两代这种免疫方法才由江南一带开始广泛传播。早期种痘的好疫苗还是很金贵的，“必须三金，方得一丹苗”。疫苗的储藏，不论是早期用的痘浆、还是后来用的“熟苗”痘痂都要小心妥善保存。因其有传染性且有“保质期”。清代《幼科种痘心法要旨 蓄苗》说：“种痘必资于苗（痘痂），而苗之所可恃者，在气之相通耳。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秽则气不清，腑不洁则气不正，此蓄苗之法，所以不可不慎也。如遇好苗，须贮新瓷瓶内（有的种痘书说“用乌金纸包”再瓶内密封），上以物密覆之，置于洁净之所，清凉之处。其所贮之苗，在春天者，一月之痂可种。冬令严寒，四五十日之痂尚可种。盖寒则气收藏，热则气易泄，故时日有不同也。然于未收苗时，即当先与出痘之家明言其故，使彼乐从，无所疑忌。彼方肯用心收贮，不致稍有贻误也。”用时再将适量痘痂研磨加清水调成泥, 用新棉摊薄片，裹所调痘苗在内，捏成枣核样，以线拴之，塞入鼻孔内，六个时辰后取出。人痘鼻苗法虽在人类防治天花上发挥了巨大贡献，但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偶尔会有种痘变成真天花的事，而且种人痘者痘发期发痘多且具有传染性。正是因为这些缺点，所以当英国人琴纳发明的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后，传统人痘法就很快被牛痘法所取代。
陈存仁先生1970年代的《被忽视的发明：中国早期医药史话》中提到常州和南京天宁寺的陈年芥菜卤，认为这种露天“青霉”发酵后又密封久藏地下的土方药剂是原始“青霉素”。当时这种寺庙施送贫病的菜卤主要用于“肺风痰喘”、“肺痨”等高热病症，因药效好而远近驰名。据说两处天宁寺用于制造陈年芥菜卤的大陶缸多达一千四百只。如今常州天宁寺还是那么风光，南京天宁寺却已毁败（近有信徒发愿重建），不知当年的卤缸尚存否？旧时很多寺庙都制造这种东西，有网友回忆1945～1946年间，自己的父亲得“心肺病”，就是二伯父到东坎某“如来庵”讨得一罐陈年芥菜卤治好的，余药还治好了本村及邻村的几个病人，据说“立竿见影”。《纲目拾遗》中有介绍陈芥菜卤。如今西药也有口服青霉素。陈年芥菜卤中是否真含有天然青霉素或还是有其他未知的有效成分，至今不见有人化验分析。不过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中注意到了江南的红曲，认为红曲是明代的抗生素制剂，指出民间用红曲对鱼肉防腐是抗生素和乳酸的共同作用。红曲入药，传统上主治冷滞赤白痢、跌打损伤等。
陈年芥菜卤这种药物在江南这种地方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江南地域在味觉地理上属于霉鲜地带。传统美食中就很多“臭”、“腐”、“霉”。如毛豆腐、臭鳜鱼、臭卤菜、红曲米，还有传统上的金华毛火腿（火腿也靠霉菌、乳酸菌等发酵，黄山地区至今崇尚一种长绿毛的火腿）。从食物中发现、发展出药物是人类常有的经验。二是明清时代，江南医学繁盛发达。
清末慈禧御用之物中有银质四连药瓶，分装平安散、如意丹、卧龙丹、红灵丹，四瓶以合页相连，瓶盖带药匙。另有玳瑁制八角形母丁香盒、以及装燕窝的漆合。
中医药博物馆里也常能见到一些象牙瓶，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就有不少清朝时期的象牙药瓶，如象牙微刻葫芦药瓶、象牙葫芦药瓶等。
中国收藏最多珍奇药材、药具的地方大概不是各地的医药博物馆，而是故宫博物院的清宫药材、药具库。清宫当年的丸散丹膏锭等成药的储药器无非也是金银锡瓷器之类瓶、罐、盒，外边都帖有书写的药名签。外国进贡的成药包装则玻璃器、锡器常见，如清宫武英殿原有“露房”，存储洋药、花露之类，香药油、药露很多，这些多是玻璃瓶装储。熟药之外，地方官员进贡的道地生药材的包装也极为讲究，费尽心思。如肉桂，存放在长方形的锡盒里，里面放有带孔的板子。由于药材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孔中不断渗出黑色的油；又如库房中原包装的整箱进贡麝香，三层包装，外层是木匣，上贴黄纸封口，中层为硬纸盒，外裱黄印花绸，内层为两个锡盒，包装严密，至今药味极浓。又如橘红，四层包装：最外层木匣，上贴黄条；第二层是锡盒，第三层是油纸；最里层是黄纸包裹的橘红。橘红被裁剪成大小整齐划一的枣核形，几十张一扎黄线捆扎，一合一千片。为了防止橘红之间相互碰撞，还在它们之间填充了棉花。见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一版。（从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的资料看，光绪28年广东巡抚德寿进贡的化州“署内橘红”正是一千片。）
锭子药是清代宫廷生产量最大的御制成药之一，其既可内服又可外用（佩带，制成各种饰品）、既可治疗又可预防、既宫廷自用又大量用于赏赐，主要有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噙化锭、万应锭六种，基本上每年都要在端午节前由御药房和造办处两个机构同时制作（后者主制）。清宫锭子药的包装也考究：先用黄榜纸、白榜纸、西纸等纸包裹，再放在捧盒或糊黄纸的杉木盘子或匣子中。药匣黄纸糊面、红纸糊里。药匣按大小分几种型号。最后，为保持锭子药的整洁， 在盒、盘、匣上还要包裹防尘的毡布。万应锭等小粒锭剂则是玻璃瓶装盛，再入木盒或纸盒的。参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关雪玲《关于清宫锭子药的几个问题》。
如今网上有古董商人在销售陶、瓷、角质、骨质、竹质、牙质、木质等各类古董盛药容器，难辩真伪，但有些实在太假，就连我这个外行凭照片就看出是假货。现实古董市场上，假货应该也很多了。收藏各类中医文物的热潮，据说还是老外先带起来的。
三、瓶瓶罐罐之外
（1）药材制器
以上说的都是储药容器，其实也有用药材做的容器，化州橘红就能做成独特的瓶、罐、盅、盒、烟斗等多种工艺品，我曾在展会上见过，相当精美实用。据说清末，化州橘红工艺品参加法国巴黎工艺品展览曾获银奖。不过现在会做这类工艺品的人很少了，也少有人承继这门技艺，面临失传，医药文物收藏热或许能缓和其困境。化州橘红所做容器其实是可以作为药瓶、药罐的，如药商以其为容器包装橘红相关产品出售，也算是独特的销售创意。
（2）药囊、药袋
秦王侍医夏无且掷向荆轲的药囊，大概不类后世所谓佩带于腰间的小“香囊”之类，因为装盛不了多少东西，而应是一种比较大的背负式的袋子，大概多是布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中，似乎未见有报告这类东西。宋代绢画《眼药酸》中，那个江湖眼科郎中就斜背着一个绘有大眼睛的长方形药袋，就是药囊，形状和今天一般背负的挎肩袋差不多，不过应该是布做的。夏无且的药囊大概也与之相类。过去那些手持一串铜铃行走四方的游方郎中，他们这行把自己身背的药囊就叫“无且囊”，名堂不小。据说佛教的药师佛变化人间的形象，也是身背药囊的医僧形象。
《太平广记》卷49 有一个《陈惠虚》的成仙故事，说求道的陈惠虚晚年病居终南山捧日寺。“一旦暴雨后，有老叟负药囊入寺，大呼曰：“卖大还丹！”绕廊数回。众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虚之门，谓老叟曰：“此叟颇好还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诣之。……”陈惠虚服丹药后病愈且得道飞升。故事反映了唐代人好丹药及江湖术士售卖丹药的情况。
五代时著《海药本草》的 “土波斯”李珣，有个弟弟李玹，史书说他“举止温雅，颇有节行”，原本也是一位香药商人。后来却迷上“金丹延驻”之术，因合和丹药散尽家财，晚年“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似乎变成了一个出世的游方道士。
宋代士人好医药之术，北宋苏东坡也曾身负药囊，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 东坡事实 馈药染翰》：“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江西赣县？），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不知所发是否“圣散子”之类丸药？
台北故宫有宋代李唐的《村医图》（又叫《灸艾图》，立轴，绢本，淡设色）。该图的内容是走方郎中给一老汉背部治疗，一般以为用的是灸法，所以此图又叫《灸艾图》，尽管痈疽在宋代有火灸、外敷疮药的治疗方法，但老汉手、脚、背被三人抓踩按住，如果施灸似乎不需如此大动干戈。仔细观察医生手中所持医具，不像圆形的艾条，而象是一把尾部有圆环的刀具。医生头部右边还露出三件小刀样器物，可能是插在帽沿或夹在耳边，带把手，不象是艾条，所以我觉得此图更象是一幅外科小手术图。分歧在于对老汉背部的两突起红头之物上似有烟气，所以有人认为是艾灸。我的关注点是医生腰部挂着的长方盒形的袋子，这是一个有盖的袋子，从其方挺的程度看，似乎是皮革的。这应该也是一种药囊，可能主要装医疗器具。医生的徒弟也值得注意，他正在打开一张膏药，他身上插着一把长竿扇子（招幌？），上面左侧画着红、黑、红三个圆点，似乎是膏药的标志，扇杆系着一个招幌，上面推测是画着一块膏药。因为地上明显还放着一块挂在竿上的膏药招幌。徒弟身上还挎着一根绳子或布条，上面系着几块画着红、黑、红三个圆点或膏药的布条。这大概是北宋一个外科郎中的的行头。小徒弟身前的地上放的似乎是一个盖着布的提篮（箧？）。这幅画号称国宝，据说几乎每一个医药博物馆都有仿制品展出，但对画的解读似乎还不够清晰。
南宋诗人陆游也是通医药的人，年老时常为民众治病。“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欣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皆以陆为名”（陆游《山村经行因施药》），看来陆游的医术还是相当有水平的，治好过不少危重症。这是陆游80岁时的诗作。诗中的“药囊” 大概是褡裢形制的布口袋。
名医出诊未必自己背负药囊，常有仆人代劳。明末清初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引明代《珊瑚网》的“张复”事迹后，提到：“又临溪有医家仆周英跟其主抱药囊，后遂工医，阖邑敬焉，亦异人也。”这是一个聪明好学的仆人。
现北京故宫还存有两个清宫御药房的明黄布大药袋，上缝有一百多个小药袋，每个小药袋上书写药名，也是一种改良药囊，皇帝出巡时随侍御医可用于携带药材。这种药袋大概是马背民族的传统或变化创造。传统藏医行医，在草原上就是“马背驮药，丸散为主，麂皮做袋，坐地诊脉”。 传统蒙医也是用羊皮或鹿皮缝制成小药口袋，分别装蒙药。32个小药袋为一卷，出诊时装入马褡内，随药包还带有金、银、铜制的量药用匙，药匙分大、中、小三个型号，大号药匙相当于4克，中号相当于2克，小号相当于1克(个别也有o.5克小匙)，取药时按处方规定剂量要求，分别用适当药匙取药配制。此种掌握剂量的方法在锡林郭勒盟延续使用至今。
（3）药笼、药箧、药箱
古人外出行医，有背负药囊的，也有背便携式药箱的。药箱一般小巧玲珑，内藏多层抽屉，用于盛放医用器具及成药、生药。功用类似于今天基层医生或卫生员的出诊药箱。中国古代便携式药箱最早何时出现尚不清楚。
北宋《太平御览》[卷七百四 服用部六 囊]：“ 又曰：（汉）成帝许美人乳，诏使婢严持乳医及药箧至美人所。后诏使严持绿囊书与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授来，置饰室中。’美人苇箧一合，盛所生儿，死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其文提到有“药箧”，但是《汉书》[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孝成赵皇后]中相关内容却是：“诏使严持乳医及五种和药丸三，送（许）美人所。”没有提到“药箧”。 《太平御览》所提“药箧”或是宋人所加，所以尚不能确定汉代医生是否有便携式“药箧”之类的东西。
唐宋时代已有便携式药箱，但多是比较轻便的竹箱，大的称笼，小的称箧、笈。当时多叫药箧、药笈、药笼，不叫“药箱”。
《旧唐书》[卷一百六 列传第五十二 元行冲传]中，元行冲建议狄仁杰（630—700年）留意储备人材，喻之为备药攻病，并自请为一味“药物之末”，仁杰笑曰：“此君正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这是“药笼中物”典故的由来。狄仁杰所谓药笼，就是储藏药物的器具，他表示自己要大收人才，所以说药笼（大箱子），不说药箧（小箱子）。
唐代苏鹗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第二卷记载：“郑注奸险，左道荧惑人主，为天下侧目。郑镇凤翔日，有草如茵，生于紫金带上。注既心有所图，乃喜谓芝瑞。识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于土，常也；今生于金，是反常也。郑氏之祸将至，其不久矣。注又尝置药箧，药化为青蝇万数飞去。注颇恶之，数日不视事，未逾月而诛焉。”郑注（？---835年）唐后期大臣。郑注本姓鱼，冒为郑，时号“鱼郑”。出身贫寒，相貌丑陋，不能远视，任官以前，靠医卜维生，飘荡于江湖。
五代末宋初人孙光宪（901-968）《北梦琐言》卷第十八[刘皇后笞父]：“……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勖）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刘皇后的儿子）破帽相随，似后（刘皇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岌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这是爱演戏的后唐庄宗取笑刘皇后为了面子连亲父都不认的故事。
（注：蓍囊：装占卜用品的口袋，或说是蓍草制成的蓍筒，可测运气、断吉凶。药箧：小药箱。李继岌，后唐庄宗的第三子，封魏王。）
北宋王安石（1021年－1086年）《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有诗句：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
南宋陆游《新年七十有九》有诗句：“随身一诗囊，副以两药笈”。
元代医生的便携式药箱就叫“药箱”，元代前期纪君祥那出著名的杂剧《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冤报冤》、《赵氏孤儿大报仇》中，原是草泽医人的程婴救赵氏孤儿那段就是背着药箱出场的，赵氏孤儿也是在他药箱中带出去的。虽是戏剧，却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
元末杨维桢有古乐府诗《艾师行，赠黄中子》:“艾师艾师古中黄,肘有《补注明堂方》,笼有歧伯神针之海草,箧有轩辕洪炉之燧光。针窠数穴能起死,一百七十铜人孔窍徒纷庞，三椎之下穴一双,二竖据穴名膏肓,百医精兵攻不得,火攻一策立受降。金汤之固正捣穴,快矢急落如飞蝗，梅花道人铁石肠,昨日二竖犹强梁,明朝道人步食强,风雨晦明知阴阳 (《铁崖先生古乐府》卷 六)。诗歌开始描述了艾师黄中子出诊所带的器物，说他带有《补注明堂方》，药笼里有海岛悬崖所生的艾草（传说是歧伯遗针所化，质量最好），药箧（小箱子）中还有取天火的火镜或火珠（参见此诗原注），这个“药箧”也就是小药箱。
明清两代，医生出诊带药箱在史料和文艺中很常见。药箱实物留存下来的也不少，公私收藏机构都有。上海医史博物馆就藏有清代红木出诊药箱（有提手）及清宫小药柜。北京故宫也有不少设计精巧、携带方便的药箱、药柜，也曾展出过清宫高约60厘米的10层八卦型药柜。清代皇帝出行时，随侍御医由太医院奉旨特派，以药袋、药柜携带药材随驾。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万历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在家具界非常著名，是明代宫廷描金漆器的代表作，其高：94.5cm，宽：78.8cm，纵：57cm。共可盛药140种。每个抽屉的外面绘有泥金标签，尚留有墨笔药品名的字迹。这件器具当然不是背负式或手提式的，应是日常居家所用，但用马车等运输工具外携还是可以的。
（4）对于医药科技考古的期望
2012年美国《考古》杂志评出当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有两个与古代医药有关，一个是科学家通过对尼安德特人牙齿里的钙化斑块所含化学物质的分析，揭示出了47300到50600年前尼安德特人食用药用植物的证据。这项新技术，可用于古人类的食谱研究。另一件是在南非边境洞穴里发现的24000年前有切口的木棍中，发现了人类最早使用毒药（蓖麻子物质）的证据，推测这种木棍用于向箭头涂施毒药。从以上可以看出，欧美考古学分析技术非常先进。中国考古界近几十年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文物的分析研究还很薄弱。从前文可以知道，中国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医药文物，但有很多医药文物似乎没有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当年徐国钧先生用显微分析技术分析鉴定出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碎块、碎片药物，算是开创我国药物科技考古的先河。但这类新式科技考古并没有被广泛应用。跨湖桥遗址出土7000多年前烧裂小陶釜内的“一捆植物茎枝”，一直不明是什么植物，或许并非真的没法检验。古典人参到底是什么植物，本草界也一直都是口水仗，真相难明。如果真如袁俊贤先生《关于<正倉院药物>122号样品（人参）问题》一文所论——日本正仓院的唐代药物并不靠谱，那么最好就是靠国内考古出土实物了。印象中一些汉代墓葬是有“人参”陪葬镇墓的，不知出土时是否有残留物存在？如有，不妨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鉴定，如多几处这种发现和鉴定，真相或许就能明了。近几年比较受关注的明代陈年芥菜卤，所谓的原始“青霉素”，也未见有人检验分析其成分，不知是否真如文献学者推测那样含有抗生素，抑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像。前文曾提到周昱君等人用气相色谱‐质谱法联用方法，对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出土彩陶器有机残留物进行分析，试图确认药材基原，结果虽未成功，但科研精神可嘉。更期望考古学界多一些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多做一些这样的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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