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黄西来及其他
汤一笑
本文在《经方》微信版20210316发表 再修改版在经方论坛发表
一种草药最初的发现应用，最可能的发生地就是在其主要生长分布区，所以麻黄使用的文化原点可能就是西域一带干旱的荒漠区或沙漠区。是什么机缘导致人类应用麻黄草？麻黄果（实为成熟的麻黄花）虽然能吃，但它不含麻黄碱，大概跟麻黄草入药关系不大。古人发现麻黄草的药性，可能跟麻黄草也是牧草有关，春季干旱缺草时，骆驼等牲畜会采食麻黄，吃多了会出现或重或轻的中毒现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远古游牧民族使用麻黄草做燃料时发现了麻黄的麻醉和迷幻作用。从而将其应用到宗教和治疗方面。
以目前为止出土并发表的医学简帛看，汉医学方剂泛用麻黄应是在东汉开始的，西汉时期基本不见用麻黄。以我个人的感觉，桂姜系统的方剂应属于南方医学系统，或者说是长江流域医学系统。而麻黄甘草系统的方剂则属于西部医学系统，麻黄或许是西部医学系统的标志性药物。
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植物药标本应是新疆罗布沙漠小河墓地出土的3800 年前的大量麻黄枝。
麻黄名字的由来，一直令人费解。《本草纲目》云“诸名殊不可解，其味麻，其色黄，未审然否？”实际上麻黄不黄，陶弘景云“立秋采茎，阴干令青”（有网友说麻黄草秋冬季节确实是枯黄草色）。贮存中受潮，麻黄才为黄色。麻黄为六陈之一，久陈难免受潮，大概因此有麻黄之称。又有人云“茎如麻杆，根为黄色，故名麻黄”。麻黄根不是黄色的，而是表面红棕色或灰棕色的。春夏未成熟的麻黄花倒是黄色的（雌花成熟为红色），所以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认为麻黄大概是因花色而名。
麻黄异名“龙沙”， 三国魏人张揖《广雅》：“龙沙，麻黄也”。以麻黄释龙沙，本草学家尚志钧先生据此认为，“龙沙”的名称应早于麻黄，应是汉代的本草整理者将“龙沙”降为异名，更以常见的“麻黄”为主名。《中国历史大辞典》释“龙沙”为西域白龙堆沙漠。古代往来西域和内地，多要经龙沙，因而龙沙成了西域的地名标志之一。《汉书·西域传》载，“楼兰国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水经注》说在罗布泊东北即白龙堆沙漠。实际白龙堆为雅丹地貌，为罗布泊三大雅丹群之一，位于罗布泊东北部，是一片盐碱砾质土台群，色呈灰白色，绵亘近百公里，故名“白龙”，汉代的西域丝绸之路分南道北道，白龙堆是南道的重要道口，西出阳关后就要穿过白龙堆，然后又分道两路，一向西南至楼兰或向西至营盘尉犁，一向北翻过库鲁克塔格山达吐鲁番。所以也可以说，穿过龙沙道口，就是进入西域了。
楼兰古城遗址 、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等皆处于罗布泊以西孔雀河（库姆河）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的夹角地区的罗布沙漠中，此地区墓葬考古发掘都发现奇特的墓葬麻黄的现象，考察各地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墓葬麻黄应是罗布泊地区古代土著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此地古人视麻黄为某种特殊物：死者入土，或将研碎的麻黄枝盛放于裹尸布外的口袋内，或将碎麻黄枝盛入随葬的木杯中。或将麻黄直接缝在斗篷上的小包内，或直接散放在墓主身上和木棺中。小河墓地随葬麻黄数量要多于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的葬式，棺如倒扣小船，无底，牛皮包裹，揭开牛皮棺木通体红色。棺前竖立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男根或女阴立木、棺尾插立细棍。男性死者棺木前部的立柱为桨形，大小不一，其上涂黑，柄部涂红；女性死者棺木前部的立柱基本呈多棱形、上粗下细，高度一般在1.3～1.5米左右，上部涂红，缠以毛绳多扎。部分墓葬在墓穴的最前端还再竖一根高约３或５米的涂红粗胡杨木柱，多呈7棱、9棱或11棱状，木柱露出地表部分涂红，成为醒目的墓葬标志物。有些木柱顶端还悬挂着涂红牛头。这些粗木柱根部放置着一把芦苇、一把骆驼刺、一把麻黄，或者是一把甘草。草束中夹着芦苇秆和羊腿骨，旁边放一只草篓，草篓内通常有麦粒黍粒等。墓地沙山高出地表约8米，2500平方米，整个墓地如同插满红色筷子的馒头。当年初次考古小河墓地的贝格曼称之为“死神的立柱殿堂”。
考古学家认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同属于小河文化。据碳十四测定，两地年代大约都为公元前2000——1500年间，据今约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前，小河墓地或更早些，正对应中土的夏朝时期。其人群在此地历经五百年，又t突然消失，不知所踪，留下风沙肆虐的荒原和墓地。一千六百年后这里又变成了绿洲，又有一群人来到这里定居，把这里叫做楼兰。
在记录片《我所经历的罗布荒原2》中，科考人员在一些雅丹台地上，先后发现了约10处小河人的居址遗迹，推测小河人用磨制石器砍修红柳枝条，在半地穴的基础上搭建圆形帐篷式简易支撑结构，再在框架四周围覆芦苇帘子形成草房子，挂上以菖蒲叶编织的门帘。他们居住在淡水水泽湿地附近的雅丹台地上，头戴尖顶羊毛毡帽，身上裹着长而宽绰的毛织斗篷，束腰衣，脚踏皮毛短靴，手上提着精美的提梁草编小蒌，放养着牛羊和骆驼，会用发酵乳制作奶酪。他们驾着独木舟在湖泊上捕鱼，用镶着涉禽飞羽的芦竿箭狩猎，也种植小麦、粟等为食。在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小河人或许用木杯子饮用压制的麻黄草汁。
考古检测确认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的多具干尸的头发中均含有麻黄碱等物质，表明他们应是长期摄入麻黄。麻黄杆是没有什么香甜味的，成为食品的可能性不大（可作牧草），麻黄雌球花的肉质苞片秋季成熟时红艳妩媚、饱满多汁、甜腻脆嫩，营养丰富，俗称“麻黄果”，可食用（去种子），但其并不含麻黄碱。传说“麻黄果”可“促进眼睛复明”，不知此说出自何处？怀疑是与大麻的药用混淆了，在古埃及文献（约公元前1700年）中，大麻最早的药用价值为磨碎后用于治疗眼部疾病。小河人很可能用麻黄草作宗教迷幻兴奋剂或药物使用。考古科研人员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例比较典型的接受了颅骨环钻手术的女性个体，这具女性人骨年龄在40岁-45岁之间，头部有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圆形钻孔（左侧出土后破损），钻孔断面光滑圆钝，有明显的愈合痕迹。说明此例手术还是成功的，此类手术显然需要麻醉剂配合，从侧面反映了小河人能够熟练的使用迷醉药物（麻黄含有一定量的四氢大麻酚，可为麻醉）。在吐鲁番苏贝希三号墓地（战国 公元前5—3世纪）M3干尸身上，腰间佩带的皮口袋中有两种药品，疑似麻黄粉末和雄黄（惜未检测），胸腹部有三处马鬃状细线缝合的伤口（未愈合，手术失败），考古学者推测麻黄粉或是止痛药或麻醉药。三千五百多年前的罗布泊地区可能是应用麻黄甘草的文化原点地区。小河墓地中有草编器、木器，但完全没有发现陶器，发现有青铜，但仅作饰物，那么他们是如何饮食的？他们如何摄入麻黄？压汁？嚼食？煮食？还是熏吸？
新疆地区出现的考古文化中，宗教上有使用迷幻兴奋剂的传统。如2003年洋海一号墓地M90出土的木盆和草篓内，盛放有大麻籽和大麻叶碎片，同墓中还出土有箜篌，确定墓主为男性萨满，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770—前480年。基因检测表明这些大麻为栽培型大麻。洋海墓葬同样发现腹部手术和头颅环钻手术个体；2013—2014年吐鲁番加依墓地M213中出土了13株保存完好的大麻植株，均整齐摆放在墓主身上，墓主身份同样为萨满巫师，距今约2900—2700年。药物不是麻黄而是大麻，或许是萨满巫师后来发现大麻的迷幻效果更强，或者洋海人群是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迁徙人群。公元前3000年左右，早期东欧Yamnaya先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药用大麻的人群（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附近），从考古发现看，整个欧亚草原上史前文化人群多有使用植物迷幻药的风俗，主流是大麻，麻黄大概只是配角。
基本同期的中亚地区也有使用麻黄、大麻致幻的文化现象，即饮用苏麻（苏玛、苏摩）之类，对于原始的苏麻具体是何种植物所制备，国际史学界原本传统性的解释一般是“麻黄属”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中亚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茂芙地区发现了皮曼克文化马吉亚那遗址，发掘出一座巨大的圣火神庙。该神庙由两部分构成：公众礼拜用的会堂和祭师专用的密室。在一间密室里，出土了三个底部有干燥物质残渣的陶碗，经检测发现残渣中含有大麻和麻黄类植物的化学成份，这被认为是圣水呼玛（苏玛或苏麻）的实物遗存。在皮曼克文化的另二处遗址里，也出土了专为制备呼玛饮料设计的陶器，并在一个陶罐底部的残渣中，化验出麻黄类物质和罂粟的花粉孢子。可见制备呼玛的植物起码有罂粟、大麻和麻黄这三种的新鲜植株，显然是迷幻通神剂。在调制呼玛时，至少有二种以上的植物浆汁搭配使用。相关出土的器具表明其制作是在石钵里压榨新鲜药物的浆汁，过滤，然后配置。此皮曼克文化马吉亚那遗址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是前苏联测定，为公元前1900年至1700年；二是苏联崩溃后，美国考古学者的测定，为公元前2400至公元前2200年。年代大约与小河墓地年代相当或稍早。一般认为圣火崇拜和饮用呼玛（苏玛、苏麻、苏摩）是伊朗系和印度系古雅利安人文化的共同特征，但目前仍无法确定皮曼克文化的主人就是雅利安人（欧罗巴人种）。
茂芙是卡拉库姆大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座落在穆加浦河三角洲上，南傍伊朗和阿富汗边界的崇山峻岭，东临阿姆河（《元史》称乌浒河；《史记大宛列传》称妫水）。这块绿洲位於丝绸之路上，是东西和南北交通的交叉点。从百度地图粗略测距，茂芙地区距新疆罗布泊大约2200公里左右，中间还隔着帕米尔高原，离中土就更为遥远。新疆地区因为河西走廊的存在，与中原的交流更方便。
几百年之后，大约公元前14至公元前10世纪之间。琐罗亚斯德在相同的阿姆河流域创立了拜火教，他在世的时候曾贬斥呼玛这种迷幻药汁，但习俗难改，在他死后，呼玛渐成为此教圣水。拜火教显然与早其几百年的同样具有圣火崇拜和饮用呼玛的皮曼克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在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拜火教在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中近东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马其顿帝国时期被压制了约400年），可以说它是古代波斯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拜火教最重要的献祭仪式，即是在圣火前诵经，同时向诸神祭献呼玛（即向圣火淋洒呼玛），当然参与献祭的教士和信众也要依次饮用呼玛（苏麻）。据说呼玛液是从不变质腐败的（麻黄等含防腐物质）。在拜火教神话里，呼玛一词也是上帝诸子之一，正是酒神和医药之神。
拜火教后世也传入中土，一般认为是在西晋未年，传导者是中亚的粟特人商队（“粟特”在粟特语中意为“燃烧的”）。从汉代与西域的大规模交流来看，传入可能更早。拜火教徒在中土过世，其墓葬包含有宗教的信息。2000年，西安市北郊发掘了一座北周墓（579年），墓主安伽来自中亚安国，死前为同州地区粟特人移民的政教首领（萨保）。安伽墓门门额上画有一座在莲花三驼座上的圣火坛，两侧亦各有一位戴着口罩（防污染圣火）的人首鸟身祭师。类似的形象在多处多地的拜火教徒葬具上发现。对于此种圣火坛旁人首鸟身的祭师形象，考之古拜火教中所无（一般是戴帽戴口罩男性手持巴尔萨姆枝的形象），此何人何意？学界争议纷纷难有定论。以我看，此即为拜火教呼玛神，其形象是拜火教文化与中土文化杂交的结果。拜火教有圣火圣水，在宗教仪式中，都由祭师管理或配制，圣水即是迷幻药剂。在一些墓葬画像石中也能看到司火祭师身前还有很多配制器具和药草。呼玛一词，即是神、圣水、祭司三指。呼玛神是上帝诸子之一，也是医药之神。中土工匠塑造他的形象借用了中土神医扁鹊鸟身人首的形象。中土神祗，与植物相关的句芒也是“鸟身人面，乘两龙”（即句龙，一阴一阳），他是草木神和春神，辅佐东方上帝青帝太皞。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几个早期王级大墓出土有四件彩陶礼器龙盘，图案为似蛇的卷曲蟠龙口中衔草或小枝，何驽先生认为小草或是可通神的麻黄草。冯时先生则认为此图即上古“句芒”，句龙芒草图。龙身鱼鳞纹为阴，管地管水管草木，应为当时的社神形象，古典文献上讲夏代的社是句龙（蟠曲如句）。如果陶寺遗址发现的龙盘中蟠龙衔的真是麻黄草，那就很有意思了，西部社神（药神）形象是龙衔药草，东部的医神的形象是鸟身人首持针（或砭）。
约三千八百年前罗布泊地区的土著文化与遥远的四千年前的皮曼克文化会不会有文化关系呢？这个不敢说无。据DNA检测，罗布泊地区的小河人并不是纯粹的欧罗巴人种，而是混血人，他们的父系来自西方欧罗巴人种，而母系则来自东方；年代越早，蒙古人种越多，年代越晚，欧罗巴人种的比例就增加了。小河墓地最核心的老祖宗的头骸就具有明显的东方人特征，她是小河部落最早期的居民中地位最高的人，下葬时最为隆重，死后被反反复复地祭祀。基因检测显示，墓葬中的亚洲人群主要来自中国北方和贝加尔湖地区（也含有西亚人群的遗传基因），西欧人群主要来自欧洲。一般认为小麦起源于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小河墓地出土的小麦是比较特殊的无壳六倍体小麦（裸小麦），而古墓沟墓地出土的小麦是四倍体圆锥小麦。新疆最早发现的黄牛也集中在小河墓地，从DNA检测分析和骨骼测量数据看，更接近欧洲黄牛。以上的状况显示了当时此地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区。两地同作为东西方交流通道上的交通要地，上古时期即存在东西文化交流。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000年前小河人应用麻黄的文化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还是在当地自创？因为更早些的皮曼克文化马吉亚那遗址中发现麻黄的宗教应用，所以存在西来的可能，但独重麻黄的史前文化目前来看只有小河文化。
从已知的史料来看，汉地医学的麻黄使用可能是西域传来的。其发源地或许就是约3800年前崇拜麻黄的罗布泊地区的土著文化。考古学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墓葬麻黄上，实际上墓葬中也是有甘草随葬的，估计对荒漠地带常见的甜物甘草的使用还更早，他们会不会将麻黄草汁和甘草汁混合饮用？那个时代的罗布泊土著文化存在五百年后忽然消失了，只留下了神秘诡异的墓地。考古研究表明可能是后来环境恶化不宜生存而导致了他们迁徙，他们去了哪里？东西地理大通道中往东还是往西？目前无从得知。在小河墓地以东175公里，有楼兰古城遗址，但它所代表的楼兰文明与小河文明完全不同，没有文化上的承继关系，并比小河文明晚1600年左右。
我国上古史，因为缺乏文字记载，一直都在云里雾里。比如前段时间，河南省洛阳偃师二里头博物馆冠名“夏都”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非议者众。尽管如此，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上古时代，中土与中亚西亚以及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可能远超人们的想像。商代殷墟考古发掘，在其西区发现了大量遗骸，一些人类学家，包括相对权威的威尔斯，认为约有八十具像是黄种人，三十具类似黑种人，还有少数明显具备白种人特征（当然有人认为是商人的奴隶）。殷墟中,还有来自和阗的玉料、阿拉伯半岛的贝、东南亚和日本的龟甲。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配合扶风石陈生产队修水渠，清理召陈西周宫室建筑群遗址乙区内的一组西周大型建筑的部分基址时，发现了两件西周晚期蚌雕人头像。其形象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头戴毛织的尖顶硬高帽（上部似切掉），显然为欧罗巴人种，毫无蒙古人种特征。雕像两侧脸颊部位各刻有一个呈蝌蚪状的阴线纹，一些学者认为类似斯基泰人（塞人）面部的卷云式刺青。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服务于周王室的“胡巫”。但也有学者认为，蚌雕人头像所戴帽子并非是尖顶帽，而是带竖条的平顶周人帽。国之大事在于戎与祀，周人的巫师只能由周人自己担任，头戴周人帽的蚌雕头像只能是生活在周原的周人自己。进而论证应有一支印欧人种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起直至西周晚期一直生活在周原扶风，此为一种别异的观点。《汉书·乌孙传》唐代颜师古注 “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乌孙即是塞种人，周原蚌雕人头像即状类弥猴的塞种人之形象。史载周人源出西戎，周人明确说自己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古羌部族。他们西起代商入主中原后，通周一代，周人又与入侵其西北边境的塞种玁狁（严允）之戎战争不断，西周之亡也与此有关。
郁鬯，周代金文中祭祖和封赏的最高级礼酒，在礼制中地位显赫。但所用郁草为何物自古就有着各种猜测。许慎《说文》：“鬯，以秬鬯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周礼·春官 郁人》东汉郑司农注云：“郁，草名，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郁为草若兰。”何驽先生在《郁鬯琐考》一文中认为郁草可能是具有致幻效果的香草，且可能是麻黄草。但其所论郁草形色皆对不上麻黄，麻黄无叶（退化成膜质鳞叶）实为枝，色也不黄，不香，形也不似兰草。所以感觉何氏此论过于勉强。若兰香草，我觉得倒更可能象茴香菖蒲之类。
从目前的麻黄相关史料来判断，中土医学广泛使用麻黄应该在西汉之后。西汉史游《急就章》（约公元前40年）中所列常用药物是没有麻黄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初）、安徽阜阳（西汉前期）、成都老官山（西汉）、成都天回医简《六十病方》（西汉）等汉墓的简帛中，都未见麻黄的使用。西域《武威汉代医简》（东汉早期）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麻黄治病的考古发掘资料，“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麻黄卅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附子各二分，凡七物 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饮之，良甚，皆愈。伤寒逐风。”恰是一伤寒方。出土张家界的古人堤“治赤穀方”为同期东汉，是目前为止中原地区最早使用麻黄的考古发掘资料。这两方中麻黄的用量超大，有宗教文化的痕迹。古典本草中记载的麻黄产地为西北地区，秦地医家大概最早接受麻黄的使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名医辈出，有医缓、医和、医竘等，史家认为当时有秦派医学，为一大流派。《范子计然》是西汉时书（有说是东汉的），记载有麻黄，云“出汉中、三辅”。
（注：王兴伊先生认为，“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之“鲁氏青”当为西汉时期大月氏国都“蓝氏城”（虑监氏城）的另一音读。“赤穀”为西域乌孙国都城赤穀。此一家之言。）
外伤、皮肤病、消化道不适（包括食物中毒）应是远古人类最早使用药物的领域，所以最古老的药物很多都是与治疗外伤有关的，而在某药物的文化原点区，此药物多保留治疗外伤的功效用途。传统汉医药学认为麻黄味辛、微苦，性温。蒙医药学认为麻黄味苦、涩，性寒。藏医药学认为麻黄味辛、涩，消化后味苦，性凉。维医药学认为，麻黄二级干、一级寒，味微苦、涩。药性与汉医是不同的。主治上，除与中医药用麻黄的发汗、平喘、利水相类之外，蒙藏维传统医药，还多用麻黄止血、愈创伤、清肝热。可见在西域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止血愈创是麻黄的主要功效之一，有原始古风。前述的考古资料中，麻黄疑似还与古人手术麻醉有关。而尚志钧先生辑复的《神农本草经》的麻黄条目中，却是没有外伤治疗信息的。尚先生详细考证认为，《神农本草经》疑是西汉末成帝到平帝间的“本草待诏”者托名之作，时间恰在公元前后（公元前35——公元5年），此前虽有简单《药论》之类，但无《本草经》之名。由药用功效比较可见，西域是应用麻黄的文化传播原点，大概是可信的。治疗伤寒重症的麻黄方出自西域酷寒之地也是符合植物地理、人类史逻辑的。麻黄体质大概就是古代西域民族彪悍男性的体现吧？中土医学接受麻黄后，大概只取其长，对其止血愈创之说并不看重，毕竟中土传统药学中此类传统药物不少。另外，从古典本草透露的信息看，古时药用麻黄常提到色青，这同样可能是早期宗教用青嫩麻黄草压汁的文化痕迹。
西汉末年开始，中国气候开始进入一段上千年的小冰期，气候变寒冷。由此“伤寒”类病症众多，气候也压迫西北部族向东向南频繁行动，都可能导致麻黄类方剂的重视和流行。
东汉承继西汉的积极外交政策，遂使都城洛阳成为中原地区异域文明的熔炉。《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中描绘东汉洛阳城为“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的繁荣大都会，中外商业和文化的交流频繁。王兴伊先生推测麻黄可能是在东汉初年，伴随西域与洛阳间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自西域楼兰传入洛阳的，且可能由西域拜火教徒传入。他还推测“救卒死、客忤死”的“还魂汤”是西域楼兰的传方，有宗教崇拜色彩，而张仲景的“麻黄汤”由此方变化而来。麻黄的药用从西域传来我是赞成的，但说为东汉传入可能就有点晚了。可能在西汉或更早就已经传入。汉初张骞等人出使西域，除联络西域地方势力共同对付匈奴的使命外，收集西域地区的各种情报也是主要任务，当其时医学方剂属于重要的科技情报，当在重点收集的范围。尚志钧先生辑复的《神农本草经》的麻黄条目中，已经有“发表出汗”一句，若尚先生考证无误，则说明西汉后期，麻黄已经应用于伤寒、中风之类外感方剂中了。尚先生认为《神农本草经》疑是西汉末成帝到平帝间的“本草待诏”者托名之作，此时成书收录，说明麻黄用于“发表出汗”应更在此之前。尽管麻黄在西汉或更早已在中土医疗中使用，但麻黄的泛用还是发生在东汉时期（后期？）的可能性较大，这可能与汉代有中央政府向各地区以诏书形式发布重要医学验方的制度有关，即“下少府中常方诏书”。可能还跟西汉末的动乱导致政府典籍和文化、技术扩散有关。
相比于张仲景疗伤寒重用麻黄剂，汉末的另一位名气更大的名医华佗却用麻黄不多。华佗伤寒论治有解肌散，方佚，不知用何药物。华佗疗伤寒初起发汗方好用乌、附、朱砂、细辛、椒、姜、术、桂、桔梗之类（这些基本都是出土汉代医学简帛中最常见的药物），药多毒。大寒时节若得汗而不解，可用桂枝汤，而麻黄剂发汗雪煎方（雪水麻黄杏仁大黄）只用于热月伤寒，似乎麻黄不是温药，而是寒凉药，此与西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类似，然热月伤寒，华佗也用乌、附、朱砂、柴胡之类。我注意到华佗发汗雪煎方所用药物皆来自西北，不知是否西来方剂？总之，稍微早些的华佗疗治伤寒不如后辈仲景多用麻黄剂，或者因张仲景另有学派师承，又或张是在前人基础上发扬光大。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有“五方观”：云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出。医学史家大多对此多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但古人写这类文章大概不会完全胡说八道，多少还是有所依据的。此说的出现或许比此文产生的时代更早。古人所谓的“中央”在哪里？古人所谓的“地中”“中国”，最早并不是一个大概的地域名词，而是有具体所指的，上古是依照夏至影长的标准来确立地中，以此来确定都城选址。帝王所居，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周髀算经》记载“地中”为“夏至影长尺六寸”（40厘米），这应是在晋南垣曲盆地观测的数据。此地域或是最初的“中国”所在。《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后来朝代更替，都城变换，“地中”的标准也变了。《周礼》里记载的“地中”夏至影长是1尺5寸，这是在河南登封告成观测到的数据（周公时代所测）。砭石何从东方来？从制作石器的角度看，技术最好的当然是狩猎民族而不会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不需要精细的石器工具），玉器加工制作技术就是石器制作技术的高端代表。目前所知我国的东北地区就是中国玉器制作技术的源头，历史达到上万年，见近年发掘的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再往上追溯，就出国境了（欧亚草原通道）。砭石医疗技术属于外科手术之类，石器时代，狩猎民族不但高度擅长锋锐杀伤性精细石器的加工制作（如石簇），而且无疑是对动物解剖知识最丰富的人群。由这类人群发展出砭石医疗技术是很正常而自然的。灸焫何以从北方来？寒冷地域人群的自然选择，也易理解，《魏书》也曾记录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灸焫的经验，“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传统蒙医火灸医术自古以来都很发达。九针何以从南方来？有学者认为或许跟南方百越民族自古文身的习俗有关，因此擅用针具针法。
毒药何以从西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产金产玉之地），沙石之处（沙漠荒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披毛铺草），其民华食（酥酪膏肉之类）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从其描述的西方，西方显然包括西北风沙荒漠之地，即西域之地。我注意到“陵居”一词，《说文》云“陵，大阜也。”即大土山。过去我以为是指居住高原上。近年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古城遗址（4000年前）、赤峰市敖汉旗城子山山城遗址，都是筑石城于山陵上，意识到“陵居”应是指住在山城上。《说文》：毒，厚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厚药即是毒药。后世一般以药性强烈者为“毒药”。汉医后世医家畏用麻黄，麻黄无疑也属于“毒药”之类。唐代王冰云“能攻其病，则谓之毒药”。对于毒药从西方来，中医界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袁婷等人在《文化区系视野下的“毒药”疗法起源新探》一文中，通过“文化区系”的视角，认为医药始祖炎帝神农出于陕西岐山，为西部古羌之祖。传说中上古操不死之药的昆仑山西王母应是炎帝神农的后裔（塞种人有以女子为王的政治传统），暗示其族医药技术高超，古羌族应是西方一个农耕医药都十分发达的族群，从而推论中土“毒药”疗法应来源西方神农氏古羌族。此论也有一定理据。想到羌族药，最著者应为羌活（独活），其名称就颇有神秘色彩，“久服轻身耐老”，或即是古人以为的西方“不死药”之类？我粗略翻查《神农本草经》之“多毒”之下品药，出陕西、甘肃者有大黄、当归、荛华、狼毒、商陆、皂荚、半夏、防已、徐长卿等。
古人为何独说毒药从西方来？或许古人限于其见识以及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或许真是这样认为的。又或许他的真正意思不是说“毒药”由“西方”人群发明，而仅是表达“西方”人群相较更擅长使用“毒药”治疗疾病，比如桂姜系统的医家可能就会认为麻黄甘草系统的医家更善用“毒药”。在那个时代，他居然知道“西方”人是“陵居”的，这显然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西部史前文化聚落筑巨大石城于山陵，我们现代人也是近些年田野考古才发现的事，属于重大的考古发现，其所呈现的独特文化面貌令许多资深考古学家都深感惊讶，这些西北部史前山城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的游牧文化的特征。
另外，我注意到西汉仓公医案中明确用药的不多，却多是有毒杀虫之药，如病龋齿用苦参汤嗽口杀虫；饮芫华（民间毒鱼草药）杀肚中蛲虫；齐太医错用的毒药半夏丸；以及下药莨锽（莨菪子？）、消石之类，皆为实质毒药。仓公齐人，一般认为是扁鹊学派的代表（齐派医学），汉医学最早所谓的“毒药”，或许真是毒药？从齐派仓公用药看，完全不见南方桂姜方剂系统的痕迹。
古羌曾是西部非常古老的部落集群，可惜没有文字，则其族易散，后来在历史的烽烟中四散消融于各地，如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各个民族，追寻他们的族源，多少都和“古羌”有关。《说文》“羌”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羌”字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常见字型，即上面是一个羊角形，下部是“女”字，一般认为这个字形也是“
姜”字。多数学者认为，羌和姜本义都是羌人，只是性别不同，男羌为羌，女羌为姜，后来作为民族称“羌”，作为姓氏称“姜”。《说文》又云“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姬水和姜水临近，可见黄帝部族和炎帝部族或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两者实际上都属于西羌一类，也可知炎黄部族集团应该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混合体。为什么“姜”字下部是“女”字？或许古羌人具有女性为王的政治传统？（西王母的传说，小河墓地中最核心最尊贵的墓葬为女性，塞种人有以女子为王的政治传统）。
历史学界有一种较为主流的史观：“夷夏东西说”，认为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的关键。一部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东西两大区域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史。先是西部的炎黄集团东进，凭借游牧文化的马战车技术和青铜武器在“涿鹿之战”击败东夷集团蚩尤族，成为天下共主，轩辕氏代神农氏（炎帝）成为黄帝。战后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盟。盟主东西部族轮流坐庄（即尧舜禹禅让制），后来夏启专制改禅让制为世袭制，是为夏朝。后东夷商族兴起，“鸣条之战”灭夏建商；然后又是西部周人崛起，“牧野之战”灭商建周朝。战国中后期，本源于东夷的秦国在西部崛起，最终东进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灭秦之项羽刘邦又起于东部，后刘邦又以西部汉王而得天下。所以司马迁云：“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西方夏部族的图腾是蛇（后演化为龙，陶寺遗址王级大墓出土多个形似蛇的龙盘），东方东夷部族的图腾是玄鸟（即凤），后世龙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直到汉代，北方游牧部族崛起后，中华文明的东西较量才逐渐让位于南北冲突。当然不论是旧“夷夏东西说”，还是近时新式的夷夏东西说在史学界都有不少反对者。另一方面，国内史学界对史前时代“中国”地区与北部欧亚草原各史前文化的交流也研究较少，赵志军先生通过科技考古发现，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距今4500年左右，但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存中，却是以最东部的海岱地区（山东半岛为核心）最多，而不是一般认为的西部一带，所以赵氏认为最早西方小麦的东传，很可能是先从北方的欧亚草原通道南下进入黄河下游的，见赵志军《欧亚草原是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的主干道——考古出土小麦遗存研究》。另外从我国史前玉器的源流的追溯看，很可能也与一万年前的欧亚草原最东部南下通道有关。
李伯聪先生说中医的学派争鸣始于战国，扁鹊学派是战国秦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所以司马迁说扁鹊为方者宗。我觉得战国时代，中医大略有西部的秦派（黄帝学派）、东部的齐派（扁鹊学派）、南方的楚派（长江流域学派）之分，《汉书·艺文志 方技略》有《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白氏内外经》，或是三派经典？秦太医令李醯使人刺杀扁鹊或也有学派之争的缘故，则当时医学学术大概主要也有东西竞争。扁鹊学派的衰落实由秦一统天下始，秦汉帝国都是定都西部长安，且在学术上也强力“一异说”，而汉朝实由南方楚人势力集团所建，则其官方医学可能集合了南方楚派医学（药物上是桂姜系统为代表）和西部的秦派医学（麻黄甘草系统为代表），西汉末的李柱国整理医籍可能对各派方剂进行了一次官方的分类综合，类似后世官修大型方书。其在药物方剂系统上可能是以楚派医学为核心基础兼收并蓄整理的。另外，我还怀疑重稻米的汤液系统可能属于南方楚派，因为长江流域是最古老的稻作文化区。楚国贵族自称祖先也出自黄帝集团，而西北正是上古黄帝族祖地，则汉代官方医学宗黄帝为医家之祖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其经典名为《黄帝内经》之类（有学者认为，《扁鹊内外经》的内容很可能已经被改编融入到今本《黄帝内经》中去了）。汉之后时代，齐派扁鹊医学则渐衰。如此，若立足中土，神农也罢，黄帝也罢、古羌也罢，都是西来。
东汉时期，陕甘青一带，羌人的力量仍十分强大（千万以上人口）。现代羌人(茂汶地区的羌族 50万人口)只是古羌人后裔的一个极细小分支。我特别注意到羌族人的传统风俗：火崇拜，火坟葬俗，牛崇拜（饿死不吃种子和牛，神农人身牛首），墓葬树立木柱挂牛头，羊图腾、白石崇拜，圣树崇拜等，这些风俗使我想到了小河墓地上成林血红的立柱、挂起的红色牛头、祭祀的羊头、羊毛服装；还联想到欧亚草原上流行的拜火文化、灶神崇拜等文化现象；古羌人显然与之具有我们永远不可明了的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另外，羌人也是山居（陵居），《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是羌族石室建筑。
“毒药”是否西来或难定论，但麻黄药用目前来看当为西来。
附录：
《本草经集注 草木中品.麻黄》（红色为西汉《神农本草经》内容 尚志钧辑复本）：
味苦，温、微温，无毒。主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五脏邪气缓急，风胁痛，治乳余疾，止好唾，通腠理，疏伤寒头疼，解肌，泄邪恶气，消赤黑斑毒。不可多服，令人虚。一名卑相，一名龙沙，一名卑盐。生晋地及河东川谷。立秋采茎，阴干令青。（浓朴为之使，恶辛夷、石韦。）今出青州、彭城、荣阳、中牟者为胜，色青而多沫。蜀中亦有，不好。用之折除节。节止汗故也。先煮一两沸，去上沫，沫令人烦。其根亦止汗。夏月杂粉用之。世用治伤寒，解肌第一。（《大观》卷八，《政和》一九九页）
参考文献：
陈芳、马琳《麻黄的中、蒙、藏及维医药临床应用比较》 - 豆丁网
西乞术《拜火教介绍》
张弛《读饶宗颐《塞种与Soma》》
王兴伊《“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中医药文化》 2018-10-09
王兴伊《两张简牍医方与月氏迁徙及“麻黄”传布考》》，《中医药文化》2020-4-15
《药用麻黄的研究进展》_百度文库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县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新疆文物》1994.2
袁婷《文化区系视野下的“毒药”疗法起源新探》
李祥林《巫新华:试论巴尔萨姆枝的拜火教文化意涵》 - 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
李祥林-《人类学视野中的羌族圣树崇拜与族群生活》
巫新华《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蕴含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元素探析》 - 道客巴巴
网文张老大《扶风西周蚌雕人头像表明周姬是印欧人种》
何驽《郁鬯琐考》 - 道客巴巴
斯维至《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
直心少年《沧海桑田寻常事，考古发现人类四万年前已登上“世界屋脊”》
黄朴民 等《中国的政治地理与历史演进》
[复制链接]
窥视卡
发表于 2021-3-29 20:07:52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发表于 2021-3-30 07:23:08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