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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不是名噪北京的四大名医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而是比他们略晚而确实术精德高、口碑载道的名医,当之无愧的名医。所有内容都是我的亲历眼见,一点耳食之言都没有。下面请各位赏耳听我道来。
一,与中医儿科圣手周慕新的四世医缘
我刚记事时,就不断听母亲念叨:“你这条小命是周慕新救的,要不是周大夫的几副药,你未准能活到今天。”原来我父亲是琉璃厂的一个殷实的新书商,我又是独子,父母爱若珍宝。我三岁前患麻疹憋住出不来,高烧不退,垂垂病危,四处请医,都不见效,急得父母不知怎么好。朋友介绍去找周慕新。有病乱投医,赶紧去了。人家只用了三四副药,把我的疹子先从前后心、继而四肢、最后是脸上,分层次地“表”出来,豁然而愈,我拣回了一条命。那时没有麻疹疫苗,小孩出疹子是个生死关口。
这个话听多了,就使我对这位神奇的医生伯伯产生了极大好感;而他给我看病时,因为我小,一点记忆也没有。从此,我和妹妹们有急重病,都去找周慕新。
周大夫的医寓在灯市口内务部街,我家在琉璃厂,相隔很远。遇有孩子高烧急病天又寒冷,就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去。那时出租汽车按时间收费,一小时内就是去个颐和园来回,也是那么多钱;可是车等着同等收费。汽车还是老式方匣子有倒座的那种,车厢宽大。冬天路静人稀,车开得很快,一会就到了。即使是给妹妹看病,我也要跟着去。一来有汽车坐,那时是非常稀罕的,二来我对这位救我一命的周伯伯及其神奇医术,充满好奇。
周大夫比父亲年青些,那时不到四十岁,高身量,皮肤白皙,冬天总是剪裁合体的宝蓝或黑春绸面的棉或皮袍,利落精神。因已较熟,他也知我是家中独苗,就不是我看病,只要我跟着来了,他也要给我把把脉,对父母亲说:“这孩子脾虚体弱,不要给他吃大鱼大肉。那不是爱孩子而是害孩子:不好消化,容易上火生痰。小孩得病,大多从停食着凉而起。我的孩子三岁前不给吃肉,最多吃一点肉汤拌饭。”事隔70年,言犹在耳。
后来我们大了,病少了,去的就少了。10年后姐姐有了孩子,生大病有时还去找周慕新。总是母亲抱着外孙亲自出马,又接续上中断近10年的医缘。周伯伯见母亲,笑着说:“怎么,胡太太,抱外孙子啦?”他还记得我,问母亲:金兆上中学了吗?功课身体怎么样?之后外甥们有病必要时都去找周爷爷。
周慕新,北京人,生于1902年,幼从学李秀生先生,医药兼工。20岁被选入逊清太医院任医助,两年钻研,医术大进。20年代20岁出头就自立门户挂牌行医,名噪京城。他的医术高超,好多儿童的疑难险症到他手里真是药到病除。曾两度与我为邻的已故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其子小时长时间腹泻脱肛,协和医院束手无策,主张肛门手术,那要留后遗症:括约肌失去弹性。后我建议他找周慕新试试,几张方子就豁然痊愈。在周慕新成书的验方汇编中有一段记述:1936年北平基督教会总干事崔宪祥博士的爱女崔英奇,3岁得麻疹并发肺炎,十分严重,协和医院治疗无效(那时磺胺类药物还没问世),孩子抽风昏迷病危。保姆不忍心,大胆建议请周大夫看看,因为崔博士是不信中医的。结果三四副药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使美国医生称奇:“想不到中国的苦咖啡能治好重病。”此事发生在救我几乎同时,崔的病要比我严重。现在治病的方子还有。
中医自己开业、医药分家是传统,周慕新在内务部街中间路南的医寓中一住几十年,每天清晨就开门应诊,因为小孩得病忍耐性差,常常闹一整夜,大人着急上火,早开诊可早抓药早吃,对孩子大人都好。他住的原是个三合院,后来又把紧靠他家的史家胡同的一所房子买过来,两个院子打通,宽绰象样多了。他的病人越来越多,建国后他每天就挂50个号,要半夜去排队。每个号1元,相当一斤半猪肉或看一场李少春的京剧,一般人都能承受。他从清晨忙到午后,收入50元,一个月1000多元,与马连良等京剧名伶差不多,是社会上历来的比价。
在“左”的眼光下,对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医就看不顺眼,自己开业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改造。方法之一就是把一些名中医请入大医院。周慕新进了北京市中医医院儿科,定为5级,每月将近200元。收入大减,却因三年困难,物资极度匮乏,5级好歹算高知,有定量肉、蛋、油特供,聊胜于无。到60年代,一些老中医已届退休年龄,可工龄不够难办退休,就又允许他们回家继续开业,周大夫又恢复了每天看50个病孩、收入50元的生活。老百姓可高兴:排半宵队,准能看上;在大医院,竟是特殊任务,不一定看得上。
中医开业问题是某些人的心病。“文革”一起,开业的名老中医立时成了横扫对象。1967年初冬一个下午,我骑车经过内务部街,见一位高身量的老人在扫街,扫一会站住锤锤腰。啊,是周慕新伯伯!听说他受了不少折磨,抄家挨打占房子不在话下。但当时我也不敢停车打招呼。
后来我遇到了麻烦:小女体弱感冒不断,儿童医院让割扁桃腺,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从五七干校请假回来,夫妻商议,无奈打算接受手术。可母亲坚决反对她唯一又钟爱的孙女挨这一刀,要亲自去找周慕新,晚上悄悄去,凭几十年老面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给孩子瞧瞧。我说,周伯伯正在受罪,别给他添麻烦,我去打听打听。这时已是“九一三”之后,各方面已经放松些了,让周大夫在南小街红医站半天门诊,上午还要劳动扫街。1972年夏天,我们祖孙三人去了,两大间屋子里坐满了人,真有从从门头沟赶来的。一会进来一位老人,是周伯伯,样儿够惨的:上身一件露胳膊的旧白布汗溻,下身一条刚过膝的旧白布裤子,光脚布鞋,露着脚指头,手中提着一个铝饭盒,不知是没吃午饭,还是把晚饭带来了。往日名医的儒雅潇洒风度毫无,不知道的准以为他是个街上拣破烂的穷老头。大家围上来,他一个一个瞧,又现出一代名医的雍容风度。到我们,母亲打招呼:“周大夫,您好。还认识我吗?琉璃厂姓胡。”他抬起头,脸上露出偶遇熟友的喜悦:“认识,您是胡……”突然停住无言。往日他一直称家母“胡太太”,今天怎么叫?这“太太”二字若出口,会惹出很大麻烦。母亲也意识到,忙把我推过去:“这是金兆,这是他闺女。快叫周爷爷!”彼此都从容了些,转谈到病,号了脉,说:“这孩子和她爷爷、爸爸一样,是火体爱生内热。根本用不着手术。我给开个方子,吃两副;平时没病,一个月吃一副,不让内热起来,就没事了。”一副药才几角钱,药也很平常,效果果然如此。
后来听说他突然被开着一辆大红旗的解放军接走,给久病治不好的叶剑英的孙女看,几副药就好了。叶帅对其医术十分佩服,又知道他还在受罪,立即干预让北京市革委会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到鼓楼中医医院工作,调整了房子,后转到家附近的东四人民医院,求治者依然盈门。
一代中医儿科圣手周慕新在1979年走完了他77岁的人生旅程。他为孩子服务了一生,却为此遭了大罪。有个回民古玩商之女杨宝英,立志从医,跟在周慕新身边苦学,有所得。她要求不高。当个每月37元的小大夫,能给人看病就行。大概因为出身关系,就是不成。“文革”中,她冒着风险救助受苦难的师尊夫妇。后来她去了香港,再回来参加广交会,不仅备受热情接待,连她的医术也被大加吹嘘,说她是“香港当世名医”。杨女士对此只能苦笑而无可奈何——“我还是我,不过外面转了一圈,当初我想当个37元的小大夫都不行,一转眼,我又成为当世名医了,这叫什么事?!”我家与周慕新伯伯,从家父到我再到小女,是三代医缘。周伯伯的长公子志诚大哥,自幼随父学医,毕业于天津医大,是北京中医医院的内科专家,儿科家传亦精。我的外孙女也是体弱多病,志诚大哥曾以六味地黄为底方,加以调整配丸药,给五岁小孙女滋阴补气健脾生津,去低烧开胃口复其健康。到此,我家与周慕新父子医缘已历四世70年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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